一起走过的日子，一起走过的人

　　谢娇兰简介

　　一起走过的日子，一起走过的人

　　谢娇兰

　　当故乡渐行渐远，渐行渐远，终于不再在我的梦境中反复出现。我一度以为我会把她遗忘掉。——题记

　　一

　　时光倒回22年前，或者再靠前些。那时，故乡是我的全部，故乡有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有我的师长同学伙伴，有我留下的一串串美好记忆，一个个熟悉的生活场景……

　　17岁，初中毕业。当得知我要离开家乡去汕头时，既是童年伙伴又是亲密闺友的珍，连续好几个夜晚，跑来看我，说着说着便哭了，她说以后我会不认她这个朋友的，以后我是城市人了，她却是个乡巴佬。我劝着，保证永不变心，劝着的我鼻子也酸了。那是临近农历十五的日子，有淡淡的月，暑热，我们会面就站在外埕的照壁前那棵桑树边……

　　若干年后，照壁前的桑椹树已枝繁叶茂，每年都能摘下一大篓熟得发紫的桑椹，住同一座“下山虎”的小叔有时会专门摘一竹篮送到汕头来，让母亲拿去浸酒。回故乡，我总会到桑树下站一站，有时桑树正挂果，深红间浅红，未成熟的桑椹覆着一层绿的针芒，摸上去硬硬的。通常，桑树只是一味绿着，叶阔如巴掌。是养蚕的上好原料。奇怪每次站在桑树下，我仿佛就通了电，不禁想起珍。

　　这也难怪，十多年的童年生活，我们几乎同穿过一条裙子，比任何朋友都走得勤。因为同岁，小学一年，我们便同班。教我们数学的是珍的父亲，珍父亲文化不高，只做了一年的乡村代课老师，便离校务农。珍却与我一起做了整整五年的同班同学。因住得近，我们几乎每次上下学都一起结伴同行，直到初中，虽不在同一个班上，依然同出同归。生活中，珍与我还是闺中密友。在家里，我排行老大，珍却排小。人是擅于模仿的动物，有哥哥和姐姐的珍思想显然比我成熟，处事也比我老练。那时乡村的女孩子，念书的重要性似乎还次于做一手女红。珍的两个姐姐很早就辍学在家做女红。勾通花、织羊毛，她们是能手，因此家里常常聚集了一大群像她们一样的年轻女子。

　　混迹于她们间的珍，人小鬼大。有时为了抄我作文，竟撕了作业本纸张送我。那时物资稀缺，练习簿不是随意买的，通常算在学费中，开学时由学校统发。正面做作业，背面写练习，第一遍用铅笔写，最后才用铅珠笔或水笔写，直到平整的作业本像布满盲文一样的凹凸感，四边都起毛了折皱了，才弃之。因此我是料想不到珍会以此作贿赂的。珍做女红，却一改做作业时的劣势，有姐姐们依托，她要比我在行得多。取长补短，在这方面我反过来常向她讨教。

　　我当然不懂拿什么去贿赂她，我能做的是，在她面前逞能和为她去冒险。比如爬树摘果实，或用自行车载她上下学。记得有一次在树下做着手工，我们突然垂涎于树上渐已成熟的龙眼。最后决定，由我爬树，珍打掩护，偷龙眼。

　　看守人在最不该出现的节眼上出现了，我心一虚，便摔了下来，雪上加霜又挨了父亲揍。我没哭，珍却哭了，暗下问我伤处痛不痛。

　　珍的二姐与人私奔后，我很正统的父亲坚决反对我与她过密往来。理由是家庭教育缺失。珍的二姐过完16岁生日不久，村里来了一帮走江湖潮剧班。带队的兼男主角，外加一个女主角，七、八个男女搭一台戏。这样的江湖戏班，每年乡里都会来一两个。也不经谁批准，随便盯个空地，扎根竹竿，打上汽灯，便算定了。有时是在村里召集村民开会的场子上，有时则在刚刚收获过的菜地里。他们的到来，给娱乐赤贫的乡民注入了期待和好奇，通常只需在出场前，由主事者向围观村民抱拳施礼，自报家门，说几句诸如“借贵地一用，请各位乡亲父老关照”云云，便可赢取乡民的默许。一般当天来人当夜就走人。赚取的是卖治肚痛药或跌打刀伤药之类物品的微薄利润。

　　珍二姐与人私奔那次，要比上述走江湖的独角戏更具规模，也更有看头。戏班进村后便把地铺打到被借宿村民的家中。住两天，表演三夜。随着戏前敲得海响的铜锣声，看客一夜比一夜多。

　　珍的二姐便是在这情形下，与同来观戏的邻村一位混混私奔的。三个晚上，一名不务正业的男青年，便把16岁少女的芳心掏走了。这是否应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说法，还是闭塞乡村失学少女的可悲结果。对此，珍的父母竟没动肝火，只是托人传话给二女儿让她回来，得到是她心甘情愿，不想回头的表态，无奈不予追究。

　　我的父亲是绝不允许我与出了这样事件的家庭往来的。这使我与珍的交往变得困难起来。父亲的严厉，还是抵制不了一颗渴望向外的童心，以及成长中勃发的情感诉求。从某一方面上说，珍在我童年乃至少年期的心空中占据了相当比重，无论是她家扎堆儿姐妹们万花筒一样往处散发的新鲜事儿，还是同龄人间互相照鉴的情感需要，珍都是我联系密度最高的知情人。我相信，她对我也有着类似的情感依赖。

　　这种情感依赖，直到我进城后，认识了更多的人，才慢慢疏淡。

　　入城不久，每次回乡，我都第一时间去看珍。而她也来汕头找过我几次。那时，我家住杏花桥边，夜晚的霓虹灯把杏花桥点缀成天上的彩虹，碧波荡漾的母亲河韩江从脚下流过。我带珍去韩江边看傍晚市民垂钓的风景，溜达了中山公园，又到刚建成不久的金砂公园，二楼装饰得金碧辉煌的楼榭亭阁间穿棱，到南海横路冰室吃雪糕……那时，我刚参加工作，拿38元的国营工人月薪。这些都是最低的消费。珍显得很兴奋，然而，临别时却又流露出幽幽的伤感，重复当初那句话，说我是城市人了，她却是乡巴佬。这一次，我听后没心酸，却很生气，觉得她不可理喻。最后一次会面就这样不欢而散。

　　好几年，我们的联系变得稀少。珍与恋人去了广州打工。恋爱对象是她哥的朋友，一位为她写过厚厚一本爱情日记的邻村小伙子。珍给我看过他的日记，很纯情很专一。人我在农村时就见过，能开拖拉机，说话声轻轻的，有些腼腆，待人倒是礼貌、厚道。那时他开拖拉机多次帮珍家运载过田间打下来的谷子。开拖拉机，在我们看来是有技术的人了。起初，珍多次给我来信，表达对他的排斥，说不愿一开始就看到结局，前村后寨嫁来娶去，一辈子走不出乡里，井底青蛙。她恨二姐，给家丢脸，给她丢脸。我不知，珍后来是如何转变思想的。她寄自广州的信，开始有了扬眉吐气，信中说她打工之余，夜晚经常与爱人到珠江边散步。广州的珠江要比杏花桥上看的韩江气派多了！我的心咯登一下，掠过些许失落感，不为珠江与韩江的落差，只觉得曾经视同手足亲密无间的珍内心里一直就在与我较劲，而我却懵然不知。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投入于自己小家庭的经营中。面对爱情与家庭，许多女人间的友谊会遁形得无影无踪。

　　再联系时，珍没在广州扎根。他们又回到了家乡，平淡结婚，生儿育女，像家乡祖祖辈辈的女人一样，女持家，男养家。我偶尔回乡，还会去看她。她生了一个女儿间隔期未到又生了第二个女儿，在农村纯两女自觉节育的很少，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为生儿子，珍东躲西藏，像外来黑户一样。有两三年时间，她似乎人间蒸发了，不跟任何人联系。庆幸的是，第三胎，她终于盼来了一个儿子。一度，她家经济很困难。

　　再会面，她不再说我是城市人，她是乡巴佬的话，而是告诉我她家买了一辆二手小货车，丈夫每天天刚亮就开到汕头经济特区排号，问我有朋友需要载货请多关照，他丈夫有传呼机。珍把丈夫的传呼机号码认真的写在她女儿的作业本上，整页撕下给我。像童年抄我作文贿赂我纸张那样。

　　望着她期待的眼光，我有说不出的压力。

　　那时我还在特区一家工厂打工，珍丈夫的小货车就摆在工业区楼下。同他一样在那排号的非法营运车辆约有七八辆。每天进进出出都看到，只要见到我，他都会很主动很大方地逆着人潮迎上来与我打招呼。不知为什么，我竟有点怕遇他，有时便绕道走西梯。偶尔见他的车不在，心里便松了一口气，暗自为他感到欣慰，终于有人点了他。

　　后来我学习、换单位，忘记珍。忘记珍的那些日子，我连同故乡一起忘记。我已很少回故乡，故乡缩小为心中的一枚邮票。关于它的信息，都源自父母回乡捎来的版本，间接如隔靴搔痒。父亲说，屋后一亩见方的鱼塘没了，你记不记得，你们姐弟妹在那游泳、摸鱼，泡到下巴长绿胡须了还不愿起来。父亲又说，先前屋后像龙一样长的竹堤没了，那竹堤曾是我们十八户村的绿色屏障，像客家人的围屋一样，把我们乡里围成一片。父亲还说，那条叫“丁字型”的韩江支流萎缩成一条小沟沟了，以前我们全村人的用水全靠它。你记不记得你那时小小的个子，常架着两只大木桶去“丁字型”挑水，满桶装，半桶回……

　　母亲不说这些，母亲讲谁嫁了谁娶了谁老了谁起楼了。有些我认识，有些我不认识，有些让我大跌眼镜，怀疑听错了，因为我记得我抱过的堂妹在襁褓中那么小，怎么可能就嫁了呢。末了我没忘问起珍。母亲不说她，却说她二姐，说她嫁了又再嫁，前夫追到家里要人，珍的父亲这回顶硬了，说对方拐人，竟敢跑来投网，当心抓去派出所。为了用法律保护自己，珍的二姐二婚时打了结婚证。

　　我紧追着问珍，母亲说不清楚。反问你们不是好姐妹怎么没联系了？

　　对故乡容颜已改的失落，以及丝丝缕缕不舍的牵挂和好奇，使我每每把触手可及的亲历截留在想象中，惟恐一伸手，便把梦境抓破。我把对珍的思念放到梦里，似乎只有梦，才能还原一切，包括童年的乡村，纯真的友情。我与珍的会面截止在她生了男孩子那一年，尽管三个孩子的负担令她焦头烂额，她的口气仍按捺不住昂扬，她认为她已完成了养儿防老的人生重大使命，有理由为只生一个女儿的我担忧。她问我还生吗？我坚决地说不。她嗔怪我的口气让我想起我妈。那时我想我们对话的平台越来越窄了。

　　陌生了的故乡和话不投朵的朋友，成了我不思归的原因。然而，故乡于我，又岂止这些。我的根，我的童年，是怎么也抹不掉的。

　　丁亥年秋，祖母仙逝。我又回到故乡。祖母一生温和厚道，过世时也很安祥，是与人聊着天不知不觉便走了的，享年95岁。送终的亲人排成长龙，内内外外子子孙孙，约100多人。

　　珍知我回乡，按习俗，我们不能见面。当然，朋友间送纸礼表示对对方逝世亲人的哀思是可以的，但我们没有。之前，珍的祖母过世，我也没有，这些被认为繁文缛节省略了的旧俗一旦淡化了，相互的走动也会随之淡化。有时，我也想，农村的一些被认为落后的习俗，如果随着进步都省了，人与人之间因互相走动创造的和谐融洽关系是否也会出现同样的局面？

　　以前，与珍走动最勤时，每年双方祖母生日寿诞，都会盛满一大海碗粉丝猪肉蛋，穿过几条巷，几个门楼送到对方饭桌上。这于双方来说都是一顿难得的佳肴。家乡人只有那些子孙满堂、家庭和美，且做了爷爷奶奶上了60岁的人才做寿，寿宴的象征性主食以一锅“粉丝猪肉蛋”为底线，依各家经济水平高低，丰可添，俭可省。我们做小孩的是无资格请对方的朋友来参加上辈的生日宴的，但多占一海碗“粉丝猪肉蛋”送朋友却被父母所默许。这比过年节的食物互赠还令人难忘。

　　能一起分享对方亲人生日的快乐，却没能分担对方亲人离去的忧伤。童年伙伴到底是人生轨迹上的一个小驿站。

　　我们恢复联系，是祖母过世一年后。珍的电话来得很突然，她问我有没公安系统的朋友，她的毛织厂因“三合一”问题被查处。刚好我的一位朋友是管珍那片区的，问题不太严重，整改一下就没事了。

　　这一次的偶然使我们又走近了。人生有许多偶然，而偶然中又包含着必然，比如一个人的命运与国运，透过珍实实在在的生活变化，让人感受到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的实惠。

　　随着城市的发展扩大，毗邻城市的家乡也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昔日破旧的乡道被修成了通往市区的一条六车道大公路。珍原在乡道边搭建的小工场，在列入城市规划之前，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购地而赚了好几倍。现在她光靠出租场地和办毛织厂还有丈夫的养鸡场，日子过得很滋润。

　　今年清明，我带女儿回家乡扫墓。珍托人传话，回家时路过一定要进她工厂看看。她的工厂就在我回老家必经之路上，门面不小，大概有二亩地吧。之前，多次经过，都没去注意。人生的境遇一改观，人也整个变了。不知是有意，还是有心，珍还藏着我们童年一起照过的相集，不同时期，不同场景拍的照片估有几十张。童年的一幕幕又浮现在心头，很暖心的感觉。说话间，有一位酷似珍的少女端来水果拼盘，很礼貌地请我们吃。那是珍的大女儿，还有二女儿，儿子，仿佛一眨眼工夫，都变成珍当年的模样。珍说当年无条件，也不懂得珍惜学习的机会，落下无文化的遗憾，现在要加倍还在儿女们身上，她为女儿们买了钢琴，雇了当地最好的钢琴老师，儿子则送到市区贵族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每周有专车接送。她不再唉叹自己是乡巴佬了，相反，言谈间，不时流露出做为乡下人的优势，因为乡下人，有田地，有自给的绿色果蔬，有没含三聚氰胺的鸡蛋，还能享受政府家电下乡补贴等惠民政策。从以乡下人为卑，到以乡下人为荣。我想，珍要比鲁迅笔下的闰土幸运得多。是新时代党的政策给了她翻身致富的机会。

　　二

　　丽是我的中学同学，但同班时我们并不怎么走近。这除了我们之间隔着一村，还因他们村几位女同学也同班，有自己的圈子。我家移居汕头不久，珍也到了汕头。寄居在她哥家。她有个嫂子娘家与我家情况相似，半工半农，落实政策后农转非随父入城。她嫂子便带了家眷，也随娘家进了城。

　　丽的哥哥在我们眼里是很能赚钱的能人，完全不用依附丈人家，自己便轻轻松松在市里买了房子，80多平方米，后来又买了对门一套，两套并起来近200多平方米。其时城市还没正式规划建造商品房，虽城中村建筑，此举已令很多人咋舌不已了。

　　珍经常邀请我去她哥家做客，印象最深的是桌上常有自浸的陈年荔枝酒和大盘的春梅里鹅肉。丽的哥嫂很热情，尽管有四个女儿，每个相距一岁，四张嗷嗷待哺的嘴巴，他们似乎依然应付自如。他哥言明不生儿子不罢休，即便生七个八个都要生。丽寄居哥嫂家，白天打工，晚上帮带侄女，经济宽裕，也显得很优越。在汕头，我是她唯一的同学，因此，她向我靠近也是很自然的事。

　　工作之余，我们经常一起结伴游乐园，还拍了不少照。那时拍照一般都是公园里的固定摊档，有自然像，也有合成的，一个人拍成两个人，一个站在景物前，一个飘在云端里，每张五块钱。丽出手很大方，一下子就拍了好几张。

　　九十年代初，汕头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发生了翻来覆去地变化，汕头大学、金海湾大酒店、长荣大厦、礐石飘然亭、龙湖乐园、金凤坛等一批象征性建筑物拔地而起，成为汕头新八景。无论是在外资厂打工的丽，还是在国营单位工作的我，经过这几年，多少积蓄了一点“私房钱”。

　　有一天，丽秘密地告诉我，想不想让钱生钱，比打工省力多了。我问丽有什么好主意？她贴着我耳朵告诉我：“集会”。怎么“集会”呢？丽说“集会”就是每月下一定的注，把钱交给会头，期限可长可短，到时连本带利取，利率高出银行近二十倍。我认识不认识的丽的同事，已有不少人集了会。 有一位叫郁秀的，入了自己的积蓄尚嫌少，又说服父母把银行存的钱取来入了丽哥哥的会。丽自己也参股，丽当时的姿态是“肥水不流别人田”，只有特好的朋友她才央她哥受理，因为入他哥会的都是些生意上发了财的大款，我们这点小钱只会添麻烦。在丽的影响下，我把积蓄的8000多元交给了她，让她帮我安排。说真的，那时并没有强烈的赚钱念头，只有对丽人格的高度信任。

　　半年后，我又追加了5000元，尽管数额不大，但却是我所有的积蓄。我甚至每月的存款单都没跟丽要。

　　丽的哥嫂经常出门，他们不在家时，丽便常呼朋友唤友去她家。我更是常客。丽的房间不大，梳妆台、衣柜也很芜杂。最有印象的是丽指给我看那块不起眼的打地铺床垫，说那要一万块钱，是块多功能保健垫，能减肥、能安神、能健美…… 被侄女尿过一次，嫂子便不要了，嫌有尿味，让给丽。丽没有刻意炫耀什么，但看得出，她很崇拜她哥，把他当坚实的靠背。丽在她哥手下做事的人面前，骄傲得像个公主。那些人都是随他哥从农村到城里来的，帮他哥跑腿收款。围绕在丽单薄瘦小的哥哥身边叫他“大哥”，让人想起黑社会的老大。当时社会集资情况很多，有单位的，也有私人的。像丽的哥哥，尽管银行利率一再攀升，有一家银行还抛出了存款中住房的活动，鼓励市民存款，但都没有这些非法集资的利率更蛊惑人心。

　　不出一年，政府便开始查处社会上的非法集资行为。先知先觉的开始逐一向会头要回存进去的钱，连本带利。起初，会头还能一一兑现承诺的利率。后继便拿不出钱了，拿不出钱的会头总有说法糊弄人，受糊弄的也不知底细，劝说后便回了，但如此往返几次，难免对他的偿还能力表示怀疑。做为丽的朋友，我们是最后一拨沉不住气的。起初，丽一解释，我们就不好意思再提了。后来，丽的解释对我们来说已完全失效，信任度一落千丈。投资较多的郁秀甚至认为她与她哥合伙骗钱。丽千口难辩，当她把我们带到她哥哥面前，让她哥直接面对我们做解释，那一刻，丽竟如决堤的河，禁不住失声哭起来。她哥却以向更大的会头投资，也在追讨中为由继续推。为表示与朋友同一战线，丽毅然搬出了她哥哥家，为朋友与他对抗。开头，被欠钱的同事们还同情丽，指望通过她要回钱。丽的多次努力无获而返，大家为钱着急的心情一天更甚一天，郁秀第一个坐不住了。她以父亲生病急用钱为由，冲破了朋友的最后底线，向丽讨说法。面对5万元，丽几乎崩溃。

　　哥嫂反目，朋友断交。丽性格突然变得很古怪。也许我的付出较少，且碍于老同学面子，怕雪上加霜，只字未提钱的事。丽与我保持着一线联系，但谈话中只要一触及“入会”和“哥哥”的字眼，她便骤时有类似痉挛的反应，然后叫嚷起来，几乎歇斯底里。后来我才听说丽曾被讨债人骗到家，要她打电话让她哥拿钱赎人。类似绑架的方式在丽心里投下深深的阴影。谁又能说清这是谁的错？

　　九十年代初，人们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休闲、娱乐、旅游业也如雨后春笋。生活改善了，女士们爱美之心更加彰显出来。美容业在汕头很红火，丽放弃外资单位的部长职务，走进美容院。为了学到美容技术，她最先便来个亲历行动，把一双很像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女主角“幸子”的单眼皮刮成双眼皮，又把一副平眉剃了纹成弯月型。尽管在大城市这样的美容很普遍，但对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传统潮汕女子，却需要很大的勇气。丽刮双眼皮时昏过去一次，吓着了美容院的师傅。醒过来后她还是坚持做第二只。

　　丽学徒当了二个月，便开始给客户做简单的美容护肤。我介绍了几位女友去她老板店做纹眉。有一次丽跟我耳语，有客户别带到店去，她私下给人做价钱更优惠。丽拼命赚钱，是否如承诺说的，用工资抵还朋友入会欠款？我不得而知。却绝口不跟她提钱的事。

　　在一个临近春节的日子，她还是悄然嫁人了。嫁的是原在她哥楼下看车的保安，郊区人。然而，这一看似下嫁的选择，却改变了丽的命运。

　　与丽重遇，是五年后的事，看上去她活得要比原来滋润。尽管人黑、胖，但眼睛有神，额油亮，脸也红润。像故乡一样，丽夫家的郊区也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地理位置优越，濒海，是很好的水产养殖基地。60年代，那还是一片汪洋海滩，经围海造田运动后成了一片肥沃的湿地，常年有各种鸟类栖息，是鸟的天堂，也是人们看海、踏青、郊游的好地方。丽与丈夫承包了一亩多的鱼塘，专养青蟹，凭借丽丈夫祖辈生为渔民的经验，结合现代农科技术，丽的蟹池收成良好，参加多届青蟹节，都被评为上等之品，蟹价也一再攀升。

　　丽与丈夫赚得了第一桶金后，放开手脚，又承包了10亩地，专门种植番石榴。番石榴也是这里的一大名优品种，这里出产的番石榴肉质松脆，糖份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牌货。与丽番石榴连成一片的还有村里的近百户人家，他们的番石榴园被标上“绿色无公害”水果基地，产品远销东南亚。为适应人们日益追求健康食品的需求，丽还在番石榴园中辟出一片坡地，作为走地鸡饲养场。平时这些走地鸡可以随意在番石榴园中走动觅食，在树上栖息或在果林下打沙坑，让它们快乐成长。甭说，这样的鸡当然要比豢养在机械养鸡场，肉质鲜美得多，也营养得多了。

　　丽跟我介绍这些时，一扫平素皱着川眉的习惯，一脸阳光。她说她原以为自己会从事美容行业，做一个为知性女人修护容颜的美的使者，因为她知道自己成不了知性女人，在外企打工时，常看到那些往来于高层的知识女性，秀外慧中，心里羡慕得恨不能投胎重生。无缘做知性女子，与女性女子亲密接触，心里也是个安慰。没想她哥出的那摊子事，让她的远大愿景全泡了汤。最不堪的是，后来竟如躲债的骗子，惶惶不可终日，她甚至以为自己会疯掉的。

　　嫁掉自己时，她不知爱情为何物。她想自己从农村走出来，目的也是能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白领，得到一份自己想要的爱情。可造化弄人，从农村回到农村是她最不愿意得到的选择，她还是从终点回到起点，嫁给农村人，回到农村。这曾令她觉得很抬不起头。

　　但令丽想不到的是，现代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以前的农村已大不一样。从城市回到农村，让她们夫妻更有踏实感，养蟹、种植果林、养鸡，都是实实在在的事，看着果林开花了，结果了，鸡苗从小鸡长成大鸡，城市人渴望绿色食品投过来的青睐眼光。丽觉得自己的心一点点变自信了，而两个共同劳动着的人，从没感情到生儿育女，同甘共苦，知根知底，根本没什么花花肠子令人可挂心。

　　看着丽一脸满足，我几次话到嘴边，终究还是说出来，郁秀还跟你讨钱吗？丽豪爽地笑了起来，早结还了，不就5万块钱嘛。那时候觉得天大的事。“哦，对了，你的几千块钱我也还你。”丽突然想起了什么，忙说。我说我不是这意思。她说当初想都不敢想有这个偿还能力，现在觉得做人诚信很重要。转而，她脸上掠过一丝黯然，她哥因为欠债太多，差点被债主砍断脚根，根本无法在城市立足，后来抵了房子隐身农村，养猪。人还是脚踏实地做事安稳。多年以后，丽说出了这句肺腑之话。而她，在那场黄粱美梦中不过扮演了一个懵懂的知情者，却受到了几近身心俱焚的深刻教训。如果没有后来发展的机会，我想她这一辈子恐怕再也走不出那一场噩梦。

　　珍与丽都是曾与我走得很近的人，我见证了她们从童年到少年乃至青年期的成长历程，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她们生活的环境或多或少给她们造成某些干扰，最终在她们步入中年时，还是趟上时代的幸福快车，受到了命运之神的格外眷顾，这使我又一次想起了关于国运与命运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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