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批判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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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一篇好文章——张五常批判

  文章作者:[韩强] 2002-11-29, 18:34:42

  转贴一篇好文章——张五常批判

    张五常简介

  作者:李健

    张五常何许人?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大学金融学院(原经济学院)院长,号称“全球经济学界真正能够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四五个经济学家“之一,“二十世纪好的经济学家“之一,一个可以大骂“最蠢不过马克思“的狂人是也。

    最近半年多来,由于张五常先生自身的造化,社会各界针对张五常先生所谓的“谤誉“多矣。首先声明,本文既不是“谤“,亦不会是“誉“,而将是实实在在的“批判“。这种“批判“当然不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意义的“批判“,而是如台湾李敖所说--“说你是王八蛋,就要证明你为什么是王八蛋,而且必须是王八蛋“。只扣帽子不经证明那是强加,是漫骂。一切都白纸黑字地摆出来,若证明充分,你真是上档次的“狂人“就勇敢明白地承认,别躲在那里装得象没事一样,甚至死赖;如果证明不充分,不对路,你也白纸黑字摆出来反对--是对是错让世人都瞧瞧。

    张五常及其诸多维护者说,对张五常现有的批判大多“无学理之分析,而多人身之攻击“,所以懒得看批判者的东西。实在不明白,张五常们懒得看怎么会知道大都“无学理之分析,而多人身之攻击“(请查阅张五常对夏业良《对“张五常热“的冷思考》一文的调侃)。因此,本人首先告诉张五常:本文的批判将是多方位的,既有学理之分析,也有对张五常是XXX的论证。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改借汪丁丁一句话--“本人以这里的白纸黑字求教天下方家,以厘清天下正邪清浊“。当然,本人深刻地知道,由于诸多原因,真的方家们几乎都会继续保持沉默(如不想自己干净漂亮的羽毛被这“老狂生“弄脏、弄折等等),但这丝毫不影响本人批判张五常的决心,具体原因大家看过之后就会明白。  

    一、对中国市场化改革论功行赏--还轮不到他

    张五常曾在无数的演讲和公开场合吹嘘自己对大陆的市场化改革立下过丰功伟绩,甚至有肉麻的马屁精尊其为中国市场化改革之父,平时桀骜不逊的张五常这时也会害羞地说一句“我自己可没有这样说“。说张五常渴望以“对中国大陆最近这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最有贡献的经济学家之一“名义争名邀功,没有冤枉他,是否如此大家观其书文或查阅其以往言论便可知晓。

    但是,客观地说,在宣扬市场经济思想促进中国市场化改革方面若要论功行赏,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数十位也轮不到他张五常,甚至数五十位估计也轮不到他。--对于中国经济学界迁和中国社会经济制度这三十年来的变迁过程,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认同这种说法。当然,如果严格按张五常拟定的标准--将厉以宁、吴敬琏等一大批人不当作“经济学家“之后(“他是经济学家吗?“--张五常在一次答记者时反问道),五常先生或许可以入列前十名。

    (关于不被张五常认为是“经济学家“的众多大陆经济学家对中国最近二三十年社会经济变革有怎样巨大的贡献,在张先生或许更看不上眼的一个大陆“土鳖“博士论文中以“股份制在中国的艰难发生“为例,有些许说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访问这种蹩脚的“思想促进“不能不让人怀疑你的智力或用心。)

    如果说张五常在上个世纪对中国大陆经济改革没有什么政策建议的话,那是确实是在否定历史。在本人模糊的记忆中,主要有这么两三条,“在国内全面放开物价“、“产权私有化“和“完全放开外汇管制“。“放开物价“和“所有制改革“--这既不是他最早说,也不是他说得最多,更不是他说得最有实际可操作性和“制度变迁的阶段针对性“,只是他以一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和方式说了别人一直在说,一直在默默而卓富成效地在做、在推进的东西。如果张先生对此不服气,我们可以从在中国大陆找对最近这一段经济史比较有研究的二十个人中随便选十人,请教他们一把,让他们打打分,看看这些经济史学家如何认定。我们甚至排除当时在这方面大有贡献者,免得张先生认为人家如他一样喜欢自吹自擂。

    张五常先生不是喜欢放手赌一票吗?那么在上面这个有关张先生清白功绩的大问题上,敢不敢在与鄙人赌一票--看看这群了解历史的人会怎么说。

    张五常先生当时的最惊天动地、最激动人心的另一大主张是在1989年之前就完全放开外汇买卖管制(包括汇率完全放开),让国际资本自由进出。--这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荒谬而危险的。(bbs上有无名氏之言--“张五常这种经济学骗子会最终灭亡中国!如果外汇市场完全放开,那么中国金融系统早在数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就崩溃了“)

    如果说由于张五常自吹是研究“产权“和“价格“理论的双料大师,因而他对中国大陆提出“价格攻关“和“私有化“方面建议还在情理之中的话,在外汇管制(尤其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方面)提出惊天动地的大建议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时至今日,我们都不清楚张五常先生在是否以及怎样完全开放中国外汇市场(包括资本市场)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就拿出了这个石破天惊,并可能对中国最近一二十年的历史走向发生重要影响的“高级建议“来。事实上,在中国大陆,一直有学者在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深入地做着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无论是在理论和实际政策和制度安排两方面的研究,他们摆得上台面的专著和paper就数以十计,数以百计。当然张五常先生已经有三十年不看经济学专著(“他多次对我说,几十年来他根本不去看书,认为现在他人写的文章不值得一读,特别是对不同观点更是不屑一顾。“--易宪容发表于《经济观察报》文章),我们更不能指望他可以有一点耐心,放下他大师级的架子来调研一回,或者哪怕问一问中国大陆研究外汇市场开放方面的土鳖们都在穷捣鼓些什么玩意。而在张五常先生既有的所有著作、随笔、演讲、以及任何公开言论中,关于中国外汇市场开放(甚至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一般意义的外汇市场开放),我们找不到可以摆得上台面的理论或实证分析。那么,我们就要问,张五常关于“中国应在1989年之前就完全放开外汇市场(包括资本市场)“这个石破天惊的超级建议,是如何向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出来的?我们暂且放开何新先生由此怀疑你是“英美间谍“不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自己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研究领域,有什么特长,可以给中国最高领导人什么政策建议。如果一个医生在某一方面或许还行就所有的病都找他。--那是社会和公众的幼稚和愚蠢;如果医生顺水推舟甚至主动献策去医治自己并不擅长的病,那么这个医生的行为是什么?是别有用心,是谋财害命。

    所以,我们如果发现一个成天对人类爱情、婚姻行为做经济学分析且并不研究国家货币政策的高级经济学家,对某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指手画脚,并积极鼓动人家“冒大风险也要搏一把“。我们可以大骂这个人要么是疯子,要么就是“别有用心“要干什么“大事情“。作为可以大骂“最蠢不过马克思“的经济学家,聪明如您一定不会不同意这一点。但是,我们可爱的张五常先生恰恰干了差不多同样的事情。

    张五常1999年又一次《给中国十个经济建议》,其中有5条是关于主张完全开放国门的。看完以下这些建议,如果不告诉你说话人是谁,你绝对不会相信这是一位中立甚至维护中国人利益的顶级经济学家说的话,而会认为它是与中国针锋相对的WTO谈判强手梦寐以求的、在半夜美梦中的喃喃呓语。朋友们,请看看这位好称自己为大师并经常主动给“北京“出谋划策的顶级经济学家如何“喃喃呓语“。以下是张五常十大建议中的五条(原文摘录):

    (三)容许所有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这会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而历史上没见过因为有外币流通而使本土币贬值的。(今天在香港外币大可流通,而在亚洲金融风暴之际,没有谁建议废除外币流通的法例。)

    (四)取消所有外汇管制,让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所有因为汇管而设的--直接或间接的--其他管制都要一起废除。

    (五)容许外资在中国开办任何金融事业。股票经纪行、会计行、招股、集资、放款、投资顾问之类,可放尽放。

    (七)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毒品进口不妨严禁;其他的物品就要学香港。但不要学香港那样重加烟、酒、汽车税。

    (十)不管外汇储备的多或少。只要经济搞得头头是道,外汇储备是可有可无的。有谁提及美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只有像香港、台湾那样的小经济,或那些不成气候的大经济,才要论什么外汇储备的。要记住,一个经济搞得强劲,自己发行的钞票就是储备;搞得一塌糊涂,什么储备也保不了。

    这五条搁在一起真是惊世骇俗、惊天动地之狂啸,特别是第七条--张五常主张中国应当“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稍微有一点理智的看官们,你们能够相信这是一个“顶级经济学家“说的话么?依我看是太“顶级“过头了--老顽童变成了走火入魔的欧阳锋。就是自由经济的典范如美国、欧盟也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这样做相当于什么?是傻瓜到了极点。我们真的不得不由此再一次怀疑说这个话的人的智力或动机。作为一个号称“二十世纪好的经济学家“,难道不知道在完全零关税这个问题上中国大陆跟弹丸之地的香港根本不具可比性么?如果所有“商品完全零关税自由进出“真是什么好东西,那就请张五常去游说给他院长职务的英国人和给他博士学位的美国人这样干吧。看看美国人、英国人会如何对待他,看看他的导师和那几个与他一起成为“世界上真正可以做到解释现象的那四五人“(参看后文)如何“解释“他Steven张。其他尚且不论,单就Steven主张中国“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这一点,我们就完全可以说,在当今地球上,“最蠢不过张五常“。--有一点是现实而无情的:对问题一知半解就到处宣扬自以为是的主张,在局部问题上,与街头卖报老太讲央行货币政策该如何如何是一个层次,甚至还不如。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张五常先生在上个世纪对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建议,以至自鸣得意的丰功伟绩。还有什么呢,本人想不起来了,如果有什么遗漏,或者某一天张先生突然又想起什么功绩来,请一定告诉我,鄙人硬挺也要做一回经济学界的“司马南“--而且只针对您张五常大师。“司马南“是谁?您随便问问一个张五常在大陆的学生或维护者吧,他们都应该知道。

    二、鼓吹“超高速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化“--乱开药方、错误而危险

    在张五常所有对中国现实社会经济开出的许多次“独步单方“和“建议“中,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最快地,最广泛地在经济领域实行彻底的自由市场化“。--我们甚至单从前面张五常1999给出的《给中国十个经济建议》就可以得到这一结论。

    但是,这是“走火入魔“(张五常和薛兆丰骂汪丁丁语)般的偏激和错误。即使在自由主义的“真的顶级大师“哈耶克那里,也非常地强调国家在自由市场中的作用。哈耶克说:“经济活动自由,本意是指法治下的自由,而不是说完全不要政府的行动“。无庸讳言,要论对自由主义、自由市场论述和认识之深刻,张五常与哈耶克等真大师相比,就是还没入门的小学生与大博士之比。就连张五常最崇拜、最常被他用来“扯虎皮当大旗“的弗里德曼也说:“为了我们的自由,政府是必要的“。当然,张五常会争辩说“我可没说过不要政府“。是的,你没有说过不要政府,但是你是一直在强调中国要尽可能多地放弃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放弃到什么程度?(从你所提出的诸多建议看),与俄国和东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远在1989年之前,就鼓动中国最快地(比如说两三年)就完全放开外汇市场(包括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整个一个比前苏东更激进的“休克疗法“。按理,因为“休克疗法“的现实惨败,你应该找个地方躲起来,或找个地缝钻进去才对。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个鼓吹超高速实行超级自由化的人,居然可以一次次象歌星一样跑到大陆来到处夸耀说:你们看,我当时鼓吹的自由市场正在中国逐步落实。张五常,难道你从没有在暗夜里为此哪怕脸红过一次,从没忐忑不安过一回吗?

    听说你玩新制度经济学玩得不错,难道你就不知道,即使是目标制度体系选择无误,变迁路径选择不当和强制变迁速度过快也可能走入制度陷阱或制度死锁中,从而导致制度变迁失效吗?何况你给出的目标制度体系也需要做很大的修正(你考察一下,当今世界有哪几个国家实行你锁描述的那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当然你可以说这些人都很“蠢“--你可以骂马克思很蠢,其他人就更不在话下,就你张五常一个人和你的几个哥们聪明)。而且,“休克疗法“的制度变迁理论本身就存在严重的哲学漏洞--人脑不是电脑,不可能输进去一个指令就可以完全改变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巨大而整体性的社会制度变迁尤其如此,而社会系统群体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直接地决定制度变迁的效果。在一个长期施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搞市场化改革采用“休克疗法“的制度变迁模式,就如同指望非洲原始部落在一年时间里全面施行美国式的民主或施行美国式的公司制度和企业文化一样荒谬不现实。所以张五常们在1989年之前就鼓动中国完全开放经济国门(开放程度比我们在WTO上的承诺还要高很多!例如外汇市场的全面放任自流),他(们)要么是真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舍此还能找到其他解释吗?虽然是“美籍华人“,而且到香港做大学教授和经济学院院长也颇有“故事“,但是我不相信--满头白发、一脸慈祥的老人会加害当时苦难中的中国,你打死我这个小年轻也不相信。

    因此,尊敬的张五常大师,我就不得不怀疑你在制度经济学方面的学术修养。当然,你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产权和契约以及企业(张五常的合约理论主要是为对科斯等人的理论的修正和补充,因此欠缺原创性,张对此表示承认),那些东西都比较静态,而且离您所指手画脚的国家大事还是有相当的距离。这些我们都很可以理解。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乱开药方,关系着当时十几亿中国人是过幸福生活还是过你说的俄罗斯的苦难生活(如你所说,他们现在“苦难得不得不眼看着自己的心爱女儿去陪他们瞧不起的中国农民睡觉“。也亏得当初中国最高领导人因为诸多原因没有听信你的谗言,去搞什么大跃进式的经济超级自由化,否则,就是我们中国大陆人苦难得不得不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儿去陪他们愤恨的人睡觉了)。正因为你搞的这些个事儿,关系重大(以上两者你必居其一,而任何哪一条成立--有意或无意陷中国十几亿人于痛苦的制度陷阱中--都是“罪大恶极“、“罪不可赦“!),所以才有这样那样的一大堆人猛烈地批你,虽然有些人对你的某些批判有时是在乱批判,有些东西本人也颇不以为然,比如对你张狂行为和语言方式的批判,其实只要你讲的东西合情合理,语言再怎么张狂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实际情况是,你的文章和言论,问题多多,错误多多,与十几亿中国人关系重大,而你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张狂。所以大家批判你。本人也批判你。

    三、张五常的“三招两式“都是些什么东西?

    张五常自己说一辈子就靠两招吃饭:(一)广义经济人假定;(二)需求定律(有时你会加一个“机会成本“--连好朋友科斯了不起的“交易成本“也撂到一边去了)。这两招用了四十年,“越学越浅,越看越深,不曾错过。“

    其实要拿经济学的任何三招两式,分析社会经济现象,任何人都可以做,甚至拿其中的一招也可以,比如用你用的“广义经济人假定“,或者你所不屑的“博弈论“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这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你的自由。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三招两式是不是你自己弄出来的,如果不是,要想用几招经济学的ABC解释经济社会现象而获诺奖--那简直是痴人做梦。当然,你如果因为什么其他什么东西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也会为你高兴。有人说会在合约理论方面(你的认同者和你自己都认为你在这方面有极高造诣)。但是这方面已经有人获得过诺奖(还请你去现场说过话呢),而且有不少后来者又似乎高过你,你真正可以拿出来摆上台面说“这是Steven张首创“的重要概念或重要理论都似乎没有,所以,后生我看淡你的后市。当然你可以自己认定自己有,比如“产权“,你曾红口白牙齿地告诉那些你以为对产权理论都是白痴的大陆土鳖们说,是你张五常首次对“产权“进行了定义和解释,并且这种定义以后一直得到后来研究者的一致肯定和使用。你说:

    “产权的定义,是我发明的。有三个含义:使用权要明晰;收入的享受权要明晰;转让权要自由。所谓有转让权,是包括出租在内,所以使用权不是指一定要我自己使用,而是说使用的决定权是我的。我决定给你用,这也是我的权。当你有了这几个权利,这就是明晰产权的定义。“--张五常中山大学讲演录。

    “1969年,我把私有产权的定义写下来,现在大部分私有产权的定义,基本上就是我当时写下来的定义。“

    拉倒吧你,老张,你这是在瞎吹,而且这次是糊弄白痴级的瞎吹。随便翻翻那一本法思想史或法经济学方面的书,都会发现在你张五常出生几百年前到你张五常到美国读博士,一直有人对“权利“、“财产权“(Property Right,简称产权)进行研究,当然,对所谓的“产权“概念也早就又各种各样的定义。怎么可能是你张五常大师首次定义和解释呢?其实,单就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就此打住。所有对你的批判都是在浪费时间。但是你在糊弄公众,糊弄中国经济学界,最重要的是你这样乱吹是为进一步乱开药方做实际不搭界的铺垫--这关系中国社会的诸多大事情,所以决不能再打马虎眼。

    你说你以后的研究者几乎都一致认同你的“产权定义和解释“。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张五常先生眼里只有认同甚至无限崇拜他的人,否则,就是不顾事实的胡说。事实上,“产权“概念的定义和解释一直千奇百怪,大家一直争论不休,张五常写博士论文之前如此,张五常博士论文写完之后,辗转各地并三十年不读书以至到今天公元2002年依旧是这样。是谁认定’产权’已经如张五常所诠释的那样就此厘清了?是他自己。而且张五常对产权的解释本身也问题多多(如果列位看官感兴趣请到读读一位地道土鳖的博士论文中的第一章。张老先生如果上网没有障碍,也隆重有请。),怎么能说自己是产权解释和定义方面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人呢?漫骂不能代替说理,但是此时,对一个在今天可以说“产权定义是我发明的“人,“无耻“二字不是漫骂,而是事实描述。有请对“产权研究史“问题有研究的方家发话,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  

    张五常说自己一辈子就靠两招吃饭:(一)广义经济人假定;(二)需求定律。并用这“三招两式“就把经济学搞得通通透透。--

    “在经济学来说,不同的简单理论,归根究底,来来去去都是两招基本的原理,活学活用,千变万化,可以推出数之不尽的理论来。“

    “上述的两招基本经济原理,香港念经济的中学生都学过,只是功力尚浅,不知道这两招可以用得威力无穷。我曾说过真正的理解,要由浅入深、由深转复杂,再由复杂转深、再转浅,来来回回好几次。“

    需要澄清的是,这“三招两式“没有哪一样是张五常自己的东西,如果真有本事就象新制度经学的真大师那样,用自己首创性使用的东西(如“交易费用“)来分析问题,来解释现象,那才是真本事。其实,用一两样东西解释一切并没有什么希奇,就好象一个拿着放大镜成天到处照的小孩,惊奇地到处嚷嚷--“我真了不起,我可以用放大镜看一切“,其实小家伙也并不能看到、看透一切,比如远红外线,比如孕妇大肚子里的孩子。然而这个小家伙还是要到处瞎嚷嚷:“我多了不起,我只用一招就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小孩子这样嚷嚷不打紧,因为他是小孩,当他长大了就自然明白自己有多荒诞可笑。可张五常你不一样,你张老可是从美国最牛的芝大毕业的经济学博士,而且是可以“赶跑你看不顺眼的成天搞数学经济学、搞哲学经济学的人“的亚洲著名学府的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老天,差点忘记了,您老居然可以是“说’金融不需要数学’的“某著名大学金融学院的院长)。您老实际上就干了与那个光腚小家伙干的差不多同样的事情--从别人那里弄来一个小镜镜子到处照了一通,就乱嚷自己多牛,多了不起,难道不是这样吗?张博士。当然,大家都尊你为经济学界的“老顽童“(顽童就是顽皮的儿童,无所谓的啦),你真当这是尊称呀,如果你真承认自己是老儿童,我们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

    对于“广义经济人“,局外人批判得很多,其实,依照广义经济人假定解释,自虐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人、以及专门干“损人不利己“事情的变态佬、以及象雷锋那种让别人舒服自己才会舒服的菩萨人,等等,都是广义地完全自私、自利的经济人。这只是一种假定,也是一种解释,而且这种假定有很强的合理性,这也确实是经济学的最最基础的前提假定之一。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只是一些反对者反对它(他们想以此批张五常,其实大家搞错了,因为这个假定并不是张五常的,在张之前已经有无数的人这样用了,并作为经济学ABC写进了最基础的教科书,而且作为假定它确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好批判的),我没有看见张五常对这类批判给出什么解释,他在偷着乐。

    关于第二招,所谓的“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的“需求定律“。关于它的争论可就多了。最早发难的是汪丁丁。在汪发难之前,在张五常的许多次演讲中,“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被张五常当着“自然正确、不需证明“的“原理“和“铁律“在使用。并自鸣得意地给出了解释--“在加大考博士口试时,赫舒拉发问:为什么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我答:因为人的行为就是那样。赫氏当时是考理论的代表人,听到我那样答了一句,道:你在理论上下过功夫,我不用再问了。这一问一答后来在加大传为佳话。“(--张五常黑纸白字的原话)。在汪发难并数度交锋过程中,张继续多次强调,需求曲线必须向下,否则,“就什么都可以解释了“。  

    他说:“这里顺便一提:最近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一位教授坚持需求曲线不一定向右下倾斜,指出好些课本说有时是向左下倾斜的。我说若二者皆可,经济解释就不可能错,所以就不可能有经济解释。说来说去那教授也不明白。他不明白科学的假说不是求对,而是求可能错。“

    其间夹着薛兆丰先生(据说号称是张五常的弟子)骂汪丁丁的文章,和张五常的几篇反攻文章以及黄有光的《有没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对薛文这里暂时懒得评说。张五常的几篇文章都是在强调一点:需求曲线不可能向右上(正斜率),这有白纸黑字为据。于是有汪丁丁几篇破釜沉舟的文章,其中一篇是从科学哲学上讲什么是“定律“,什么是“原理“,另外两篇击中要害,商品价格作为以工资为影响变量的函数(这是“经济现象“极强的设定),社会性厂商最大化利润,在一定情况下,对劳动力商品的需求量可以与其价格正向变化。以“请方家澄清,还天下学术之清名“。面对急转直下之形势,张五常大师在演讲中这样回答:

    “你们听我说:第一,需求曲线和需求定律是不一样的,曲线走哪个方向都可以。需求定律呢,也就是说需求曲线一定是向下倾斜,这是第一点。第二,这条需求曲线可不可以向右上升,逻辑上,可以,绝对可以。但是呢,那就不是需求定律了。可不可以往右上升,可以。但是呢,好的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包括弗里德曼,包括阿尔钦,包括科斯,所有二十世纪好的经济学家,知道它逻辑上是可以往上升,但是我们不让它往上升。为什么不让它往上升?因为你假如让它上升,需求定律就不存在。没有需求定律的时候,任何行为都可以解释得到,也就是不能够被事实推翻,也就是说没有了解释的(??)(可能是余地或意义)。换句话说,你让它上升就废除了整个经济学。经济学不能让它上升,就是这么简单。(掌声、笑声)你要让它成立,就没有了经济学,任何一个有分量的学者都会同意我刚才说的话。(掌声)“

    说实话,对张五常这种不要脸的死赖本领,鄙人真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什么说他死不要脸?自己明明白白在汪丁丁发难之前和发难过程中的几十年间一直都在坚持“需求曲线必须向右下“,并一直把它作为“原理“在用--本文列举张五常的原话中就多次把它作为“原理“(如果张大师真不知道什么是“原理“,以及“原理“与“定律“之区别,您老可以请汪丁丁或在中国大陆找一个功课比较好的高中生给您讲讲)。而且面试时别人问为什么“需求曲线必须向右下“?自己曾得意洋洋地回答“因为人的行为就是那样“,还借别人口说自己“在理论上下过功夫“,并“后来在加大传为佳话“,怎么一转眼就不认帐了?而且还拿“需求曲线和需求定律就不是一回事“来搪塞,来抵赖。你可真是死不要脸--如同老顽童周百通把别人的肚子搞大了死不认帐一样地坏。你“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需求定律“--“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明明白白地与“需求曲线向右下走“是完全的一码子事,怎么能在光天化日下指驴为马、死不认帐地说它们是两码事呢?而且你最开始在你的“加大“就是--“赫舒拉发问:为什么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我答:因为人的行为就是那样“。所以,即使我们后退一万步认同你的混帐“两回事论“,你也必须明确向人家汪丁丁承认--“需求曲线不是必须向下,人或厂商的行为有时会出现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大,即需求曲线可以向右上“,而不是左扯一个“加大的佳话“,右扯一个“理论上下过功夫“(现在来看,至少在这一点上,是你们两人都没有在理论上下过功夫,如果整个“加大“都以此为“佳话“,则说明你们整个“加大“都没有在理论上好好下功夫),上扯一个“若二者皆可,经济解释就不可能错,所以就不可能有经济解释。“(--这是什么混话?),下扯一个“所有二十世纪好的经济学家,知道它逻辑上是可以往上升,但是我们不让它往上升。为什么不让它往上升?因为你假如让它上升,需求定律就不存在。“。我跟大家翻译一下,张五常这里的推理是--“(张五常们)不能让需求定律不存在,所以不能让需求曲线向右上走,尽管事实上、逻辑上它可以往右上走;为什么需求定律不能不存在呢?因为要让’经济解释成立’“。张五常,为了要让你的“经济解释“成立,你们几个“二十世纪好的经济学家“就可以让事实上和逻辑上都可以上走的需求曲线,硬生生只能往下走,你这是什么混帐逻辑,这是什么科学素养!你居然还有脸吹自己也是“二十世纪好的经济学家“,看你列举的那几个人物,就只有是你和你那几个可以跟你张五常说几句话的主儿,其他人物都被你“等“没了。所以说,“狭隘“、“偏见“和“坐井观天“是对您老的客观实证,而不是偏激的辱骂。如果他们几个老外真的知道你这样的糟践他们,他们或许会说“Steven张是混帐!“,以使Steven张不会再拿着他们的大名到处招摇撞骗了。而且你居然还在说,“你要让它(需求曲线往右上走)成立,就没有了经济学,任何一个有分量的学者都会同意我刚才说的话。“。--这就是二十世纪好的经济学家说的话?这是否说明--你对汪、黄的文章还是耿耿于怀(只是无力反驳),还在拿出一个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需求曲线如果往上走就没有经济学了“来死赖?那么后生要明白地告诉你,“需求曲线既可往右上走又可往右下走“才是完整正确的经济学,只向右下走的需求曲线的经济学是残缺的、也是错误的经济学。你再死赖是自取其辱,是往自己脸上喷大粪。所以您最好躲起来别再吭声。另外,我估计你也没有看懂汪丁丁那篇核心内容全是数学的最后反击文章(好你个汪丁丁!),这不是损你。其实,那篇文章所用的东西是现在每一个经济系的研究生(硕士和博士)都要学的ABC,如果你不懂下一次到北大随便找一个人帮你讲讲,当然你最好是客气地请汪丁丁他自己讲,他自己写的自己最明白,尤其是其中的经济含义。

    你说“任何一个有分量的学者都会同意“你的“为了经济学,必须要让需求曲线往右下走,而不能右上“观点。后生要告诉你,第一,任何一个同意你这个观点的经济学家都会因此少很多分量,所以他如果真是明白人,就不会赞同你这里的好笑的“逻辑“;第二,你以为你是经济学界的第一大法官?你这句话的同义语是“谁不赞同我张五常的这个观点,谁就没有什么分量“,就不是“二十世纪好的经济学家“。张五常,你想当经济学界当“学阀“也要有一点可以当“学阀“的真本事,至少在你最要命的“需求曲线“问题上,人家汪丁丁就是比你知道得全面一些,正确一些,你得服气。

    当然,有告看热闹的看官:无论需求曲线怎么样,需求函数怎么着,它们都不是张五常自己的东西,别人早就用了差不多上百年了,张五常用可能会出问题的东西(曲线向右上走)写经济散文写得再怎么天花乱坠,他也不可能因此获得诺奖。这是绝对的。经济学院的每一个本科生都知道,我这是在讲一个如“1+1=2“一样再简单不过的大实话。

    有批评者认为--“对于张五常而言,与其说是一个资深学者,不如说是一个狂放不羁、爱’做秀’的明星经济学家“。其实,在我看来,狂放不羁并不是什么罪过,如果有,就一定是狂放不羁后面没有什么东西。说这话可能张先生不服气,那么有什么你就一二三四五一条一条地摆出来,哪些是你的,哪些是你贩卖别人的。不要拿着经济学本科生的入门ABC(经济人假定和一定条件下需求曲线负斜率现象)成天穷摆胡,还瞎吹自己是大师到处装神弄鬼说胡话。

    四、说“金融不需要数学“--这是“胡话“,是“呓语“

    “关于金融方面,应该是不需要数学的,这是制度的问题。制度跟数学没有关系。你看看香港起飞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时银行家、金融家满街都是,没一个懂得数学的。“--张五常原话

    “金融不需要数学“--你说的是那些低级的金融投机者,金融企业家,而不应当是金融学,而且优秀的金融家也一定是懂数学的。全是文字的金融学那只是金融科学中的“自然常识“。所以,您老如果要在金融科学里面混,估计也就在这个层次上--这不是贬你,这是大实话。但你可是亚洲一流大学金融学院的院长,怎么能永远停留在讲“自然常识“水平呢?说“只拿’经济人假设’和’需求曲线向下’就可以搞定金融学,那是胡话,是呓语(借薛兆丰骂汪丁丁语)。说“金融不需要数学“,要么是一点常识都没有的外行,要么就是真的疯子。舍此,没有其他可能。

    如果你不服气,还要认为以至吹嘘自己就是可以拿那三招两式搞定(甚至只解释清楚)金融学的话,后生就输你一万美金。怎么样,敢不敢又赌一回。比如,现在就给您老出一个题目吧。

    你老自吹是研究产权理论的大师,同时又是研究价格理论的大师。依后生理解,交易权也可以成为一种产权。那请问大师,交易权如何定价?最简单也最常见的交易权商品就是“股票指数期货期权“,请张大师给出您的大师级定价方法,并请您指出您所不屑的数理统计者们的方法(如Cox-Ross-Rubinstein定价和Black-Scholes定价)的不足以及改进途径,以及你的定价方法为什么比他们更优越。当然,这有前提,不使用数学。我相信您会。--如果连您成天解释的产权中您最强调的“交易权“的定价都不会,您如何有脸敢号称解释“产权“的大师,敢号称研究“价格理论“的大师?如果今后有哪个玩“股票指数期货期权“的家伙问这样一个“不识时务的问题“,希望张大师您能有刃有余地给他用最简单直白的语言,不用数学就给那个不识趣的小家伙解释清楚--“经济学解释“嘛!哈哈哈,你笑死人了!

    你说“制度跟数学没有关系“。这你又是在瞎讲。制度如何安排才有效、公平(汪丁丁修改为“正义“),其中的内核就是数学,杨小凯等人就是搞这方面研究典型代表。当然,你老一直以为,杨小凯去弄这么“低层次“的问题,实在是可惜--“可是现在的博奕论,我不知道它解释了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啊。那些小年青,像杨小凯这样的人才,搞什么超边际分析,超这超那,是对什么现象超出来啊?他们算是比较好的经济学家了。超来超去,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看来看去也不明白。“而且杨小凯搞得越好你越成功,因为那是你的思想--这差不多是你的原话。你的言下之意是:只有你弄的没有数学支持的制度经济学才是高层次的制度理论。但是,你一向自吹自擂的博士论文其中的主要内核不就是台湾的“田地切块切到一个临界点“以及“分成比例多少刚刚好“--这样最有效吗?(--这都是你自己说的。高小勇还夸它“拿捏关节之精确,主意政策之简洁,令人回味“)。怎么你转眼就不认帐,翻脸说瞎话呢?当然制度安排里面需要的数学并不是你那一点单纯一个边际成本、边际效用分析可以搞定的(边际分析是微积分分析,别人说你没有修过微积分就获得了美国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我不相信)。博弈论很多时候就很有效。我清楚地记得,你最近才说过--博弈论能解释什么东西?!有本事给我老张哪怕解释一个!你说:

    “现在的博弈论,我不知道它解释了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啊!像我的’佃农理论’,是要解释为什么台湾的农产品在管制下产量会增加。我写的关于买戏票的文章,是要解释为什么价格高的座位会先卖完。我写中国的婚姻,为什么女人会缠脚,为什么会有童养媳,这些都是现象。可现在,我看了100篇文章,看完了连一个现象都不存在,这是数学吧?不是经济学风!现在博奕论已经搞了20年了,你告诉我吧,它解释了哪一个现象?给我一个吧,我只需要一个!“--五常原话

    五常大师,如果你在用博弈论解释制度安排方面有障碍,下一次你到北大的时候,可以专门请张维迎(如果张维迎教授太忙懒得理你,你可以向他讨一个他1999年的演讲录音回家慢慢听)或请北大学过博弈论的本科生吃个饭,虚心向小字辈们讨教讨教,让他给你浅浅地讲讲你所鄙夷的博弈论在制度安排中有怎样巨大作用,你就不会这样以癫狂掩饰自己的先天欠缺,进而拿自己的无知当勇敢了。至于你说自己看了100篇(博弈论方面?)文章其中“一个连一个现象都不存在“,这只有两种可能:一、从没有看懂过,二、压根就没有看。不会再有其他情形。

    五、“我看不起参与政治的学者“--自己扇自己耳光

    张五常常常自命清高地说:“参与政治的学者,我看不起!“。但是他却经常动不动就来一个《独步单方》,动不动就来一个《给中国十个经济建议》。在各地的演讲中,动不动就吹嘘自己当年跟最高领导人赵紫阳等人如何亲密接触,如何提各种“搏一搏“式的建议-- “几年来,我写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领导人〕不仅容忍了我的批评,而且还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当一个朋友看待“。

    这是什么来着?记起来了--“既要当XX,又要立牌坊“。这还是什么?这是张五常自己不断往自己的老脸上抽耳光。难道对此还有什么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吗?现在,张五常又要鼓吹“独裁有益中国论““最高层没有大腐化论“。请各位先看《经济学消息报》主编高小勇的精彩文章。

    “张五常认为在中国现有条件下独裁方式搞改革,比用民主方式搞改革好“,这即是说,“事实上,张五常将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引入民主理论、政府理论,以及为此所做的极具洞察力的发挥,正是他过人之处的又一卓绝表现;是一种不断要求增加其科学性的理论,对目前可资利用的事实的又一次试探性出击,主动迎受证伪。依我孤陋寡闻看,张五常这一发挥,让以往西方的民主理论、政府理论或多或少暴露出了其可疑,显露出了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所指出的社会科学学科的’不发达’。张五常这一’经济学帝国主义’式的出击,不是什么’过于自信’,倒是为社会科学谋求了些“发达“和科学。“--高小勇。

    依高小勇的新发现,我们张五常的“在中国现有条件下独裁方式搞改革,比用民主方式搞改革好“(注:这是张五常几乎没有什么论证的主张)的“这一出击“,就“让以往西方的民主理论、政府理论或多或少暴露出了其可疑“,“显露出了不发达“,“并为社会科学谋求了些’发达’和科学。“

    --老天,我们还能对此说什么呢?再怎么推崇一个人也不能这样没有“谱“吧!张五常的主张是否对中国大陆真有长期针对性,如未来五到十年,咱们先且不论。单张五常这种不经论证的主张,就比哪些搞公共选择理论(甚至因此获诺奖)的人更“发达“、更“科学“。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也不相信。

    这里要提醒张五常先生,希望你不会说--“因为中国大陆最近这一二十年独裁,所以社会经济才会有如此巨大的发展“。因为从“事实“到“事实本身“不是论证,“这是以事实解释事实--依照马歇尔的所说,是鲁莽而又无耻的“--(张五常,《佃农理论》)。何况这(中国最近一二十年的巨大发展是因为独裁)也不是事实!中国大陆最近一二十年的高速发展的过程,恰恰也正是社会各个层面上的自由度不断提升的过程和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不断提升的过程,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是睁眼说瞎话,那才是真的如张五常自己所鄙夷的“不懂现实“。请问张五常的维护者们,这种“在中国现有条件下独裁方式搞改革,比用民主方式搞改革好“的主张,如果不是“胡吹乱侃“,是什么?而且我们真的有理由怀疑张的动机或智力,因为连执政党自己都在不断深入地认识到,中国需要不断地提升政治的民主化程度,而且希望民主化程度越高越好(请查阅朱镕基在两会时答记者问。而且我们相信,朱镕基这段话应当确实代表了执政党的主流思想--即执政党也希望不断提升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张五常却跑过来施放如此之厥词。有几种可能:要么是他别有动机说反话,要么是他很蠢,不懂事。这个不懂事又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他自己对这事在学术上没搞清爽,二是他想拍执政党的马,结果没有拍对地方,拍到马腿上了--执政党根本就不会领他这个情(或因为“两难“,或因为人家真的就要不断地推进民主化进程)。从排列组合来看(排列组合是“数学“,张老先生),总共就这几种情况,所以,张五常必居其一,我们还是让张五常他自己去挑选吧。

    对于高小勇在那里替张五常费劲论述的一大堆“中国独裁的好处“,我们就暂且把它晾在一边,以后有机会再说吧。这里借一个大陆“土鳖“博士论文中的两三小段话,算是对高小勇和张五常的“中国独裁改革更好论“的打发。

张五常批判之二

    “大多数时候,我们确实不得不仰仗精英们为我们选择一套尽可能好的目标制度体系和一条尽可能有效的演迁路径。如果这种’仰仗’仅是祈求上天赐天下苍生以’明君’或’大救星’性质,则这样的社会经济系统(如国家、企业)前途是极端不确定的。有效的制度变迁在这类系统中凤毛麟角,有极大的偶然性和幸运性。“

    “因此无论对于政府还是企业而言,如何才能拥有一套有效地淘汰、选择和激励’选择目标制度和演迁路径并且推进制度变迁的主导精英’的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一个经济或社会系统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而言,这套制度远比选择一套有效的具体的业务操作性很强制度体系要重要得多,根本得多。“

    寄希望于明君独裁,等于是对拿国家和民族命运掷骰子。“也是中国一贯重视人治、不重视法治传统的乡愿。但是如果这种害人的思维方式不改变,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中国能够有今天的巨大发展,有很大的历史偶然性和幸运性。

    因想节省公共系统的交易费用而施行“独裁“,往往都是在干捡芝麻丢西瓜的蠢事。这如同为了节省钱不安装消防设备一样荒唐和危险。所以,张五常“独裁改革更好论“这个似实而非的主张事实上是极端危险的。这也是本人为什么要猛批张五常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是一个大问题,极端重要的大问题。

    而张五常放弃实证,并置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李济周等贪官污吏于不顾,凭空说中国“最上层的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五常原话)。这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张五常教授为了“政治“放弃科学实证原则在干溜须拍马的下三烂。有本事你就给出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的确凿证据--“没有发现“不能说成是“没有“。

    回到事情本身,张五常自己常常讲:“参与政治的学者,我看不起!“,那么,我们有请张五常先生,以后最好不要动不动就对“北京“来几条建议或药方,尤其事在他没有在中国大陆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前。更不要做“不做实证就溜须拍马“的勾当。同时也一定有请那些张五常的拥戴者们,请你们将这段话转告张老先生,不要害怕难为情,不然,你们的朋友或导师张五常大师还要不断地继续扇他自己的嘴巴子。

    再回到张五常“瞧不起搞政治的学者“的凛然正气的宏论上。在本人看来,这是张五常狭隘、偏见、不自省和酸葡萄心理在做鬼。理由就拿他引以为自豪的《卖桔者言》开刀:你张五常自己认为是搞价格理论的高手,同时还想从实际的买卖中学到些书本本上没有的东西,于是你去卖桔,搞古董生意,并到处吹嘘卖弄。那么,人家学了一大堆治国安邦的知识,也觉得自己很有些本事,一方面想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同时也想实际去学学书本本上没有的东西,那为什么人家就不可以也去“搞搞政治“呢?道理是一个道理。为什么只许你张五常州官放火,不许人家百姓点灯。人家有什么问题,你也有什么问题。所以,当你伸出一根手指指别人骂的时候,至少也有一根手指指着你自己,除非你只有一根手指。何况你自己不也“不干不净“--那么热衷于“向北京进言“吗?所以,你说你瞧不起那些“搞政治的学者“,你是吃不着葡萄骂葡萄酸。在这一点上,张五常,后生我瞧不起你。我原以为那么狂傲的家伙,一定是敢作敢当之人,没有想到是一个吃不着葡萄骂葡萄酸,而且还要一直不停上着杆子要去讨葡萄吃的小人。你有种就以后不再谈“政事“。但是,我知道--你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六、讨厌数学,贬低数学--自己不行,也不许别人行

    台湾大学熊秉元教授的研究表明:“张五常除博士论文之外,在往后的论述里也几乎只用文字“。这一回,在数学上,我们的张五常大师倒是一直“光明磊落“地承认自己确实是小儿科--“今天经济学的发展大都与真实世界脱了节。好些自以为与真实世界有关的,其实是一些数字游戏。这些我明白。民以食为天,各国政府大量资助学术,似模似样的学术文章,在什么知名学报上发表了几篇就可赢得一个铁饭碗。老实说,要是四十年前经济学像今天的那样,我早已另谋高就了“--五常原话。  

    数学这东西很坏--对它如果不懂不能假装懂。不懂怎么办?不懂就贬。张五常对数学的一贯“狂贬“和嘲讽散见于他诸多的文章著述中,有考证爱好的朋友可以一一去考证--这一丁点也没有冤枉他张大师。例如五常大师最近在天津演讲时居然说“凡是我看不懂的,都没有什么水平“--多么荒谬、多么疯狂的语言!不要说其他领域,就经济学方面文章著述一个人怎么能够都看懂呢?除非他真是“自亚当.斯密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神仙,可惜张五常不是。

    (在深刻反思之后)张五常说:“我要解释世界,用得到的我拿过来用,用不到的我不要用。所以,可以说,我在理论方面是完全没有创建的,但是我希望改良,为真实世界而改良,我花了40年工夫就是做这一点。所以,要跟我谈经济,提起一个现象,我常常都问你们这是什么现象,很多都是讲讲而已,老实讲书本上说的东西我都不相信,我的经验是书本很多东西错得太离谱,每本书都讲价格理论。我个人来看,最出名的讲价格理论的高手,是满分的话,要我以教授来评分,最多只能给他们20、30分,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我认为这些问题一定要自己亲历其境“。

    在看见一大群人都在使用数学甚至因此获得诺奖时,我们的张五常大师非常沮丧,于是他自己以一大堆老人的名义,大吼--

    “经济学的发展在走下坡!十多年前我就这样说。当时持这观点的有布坎南(J.Buchanan)、高斯(R.A.Coase)、雅伦(W.R.Allen)等人;不肯定的有巴赛尔(Y.Barzel)、艾智仁(A.A.Alchian);认为后生可畏的有赫舒拉发(J.Hirshleifer)。今天,这些人都一致同意’走下坡’这个说法。

    但为什么经济学会走下坡呢?这个问题就不容易有一致的答案了。高斯认为今天的后起之秀多用数学,以致没有内容。佛利民也认为数学是用得太过分。艾智仁及巴赛尔认为博弈理论过于普及,而这理论其实有没有可取之处还不知道。贝加(G.Becker)、H.Demsetz等人则认为博弈理论是走错了路,是不应该鼓励的。

    上述对经济学发展起码有所保留或摇头叹息的人中,最年轻的是我,而我是六十三岁了。“

    (翻翻张五常的演讲词,就会发现,差不多没有一次演讲他不设法找一个机会透露他和科斯或弗里德曼(都是诺奖获得者)的特殊关系,他这样做的目的鄙人不得而知)

    张五常大师进而愤愤不平地骂现在的年轻经济学家“不知道什么是经济现象,全是一堆数学“:

    “现在的年青辈经济学家不知道什么是现象,全是一堆数学。但象Arrow,他也是搞数学的。我跟他说玉器市场的事情,他听得津津有味啊,因为他搞Information Cost(信息费用),他觉得玉不切开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老跟着我说:“steven(张五常的英文名),你跟我说。“像他这样一个以数学出名的人,对世事还想多知道一点。年轻辈经济学家整天坐在那个computer((电脑)前,就想知道世界,明白世事,那是不可能的。“

    “真正可以做到解释现象的,全世界数起来也就只有四五个人。所以我跟弗里德曼谈得来就是这个原因,大家一开口就知道对方在讲什么。我是要解释的,他也是要解释的。我跟科斯Alchian(艾智仁)也是要解释的,今天没多少这样的人了!“

    因为不懂数学就糟践别人,说什么“真正可以做到解释现象的,全世界数起来也就只有四五个人。“数一数包括张五常自己和五常认为一贯瞧得上五常的三个人(这里都有点名),就已经有四个人了,还有半个“钻石奖牌“,五常判官,您打算把它留给是谁呢?是溜你须的某位后生?

    其实,鄙人说句公道话,不是“年青辈经济学家不知道什么是现象,全是一堆数学“,而是张大师们自己不懂数学,所以认为他们看不懂的一大堆数学里边有没有经济现象。对于绝大多数文章而言,没有经济意义的数学是不可能在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极少数文章,经济性很少,很勉强,但绝不能因此一竿子打倒所有人)。张五常大师自己不懂数学,甚至一般意义地泛泛地狂贬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这也没有什么,大家也不会说什么,因为现在骂数学的老经济学家多啦--中国大陆也是如此。人家不懂数学已经够可怜的了,我们总不能人家嫉妒一回都不允许吧?但是有时张五常们实在是太过分了,以至到了利用自己的学阀地位“迫害“年轻的、搞“数学经济学“的后生的地步。在人家一再忍让的情况下还大骂“懂深不懂浅“、“走火入魔“(这都是张五常的原话)。逼得那后生说出那通非常到位的话--“只有最简单的头脑在最狂妄的心态刺激下,才会把经济学对哲学和数学基础的关注当做’文化废料’胡批乱骂一通。我们反对数学的滥用,我们更加反对数学的’白卷英雄’对数学的批判。“

    但是,也有对张五常的“经济学工具“功底推崇有加的后生--“其实,对中国经济研究界而言,张五常最重要的并不仅是他谙熟原理工具,’全套美式装备武装到了牙齿’;以及捕捉问题的精准刁钻和白描写意的传神表达,而是他对真实世界如痴如醉的好奇和忠诚。“--源自高小勇文章

    我不知道“全套美式装备武装到了牙齿“是他自己说的还是高小勇给他的奉承(奉承怎么会有引号?)。反正就瞎吹!美国经济学家的诸多武器你张五常会什么?就会写散文--这是事实。科斯也写散文,这就是您总是把科斯挂在嘴边的原因?还是因为科斯在诺奖演讲中狠狠地感谢过您?当然,会写散文也不容易,但你不能说自己“全套美式装备武装到了牙齿“吧。最最重要的是不能见别人会使真的“美式装备“就恨恨的狂叫。您老经常在北大走动,北大的“兼容并包“,我看您老是一点皮毛都没有沾到。

    依本人之愚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层次非常广泛繁杂,各个部分对数学的要求,对逻辑以至哲学素养的要求相差很大。因此,“因为自己懂数学而让学生写文章必须要有模型,要有数学,最好是一大堆人都看不懂“是荒谬的、可笑的--仅有漂亮数学形式而缺乏(或有牵强)经济逻辑的经济学自然是糟糕的经济学;但是,因为自己不懂数学而想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消灭数学,以为用“经济人假定“和“需求曲线向下“写一通经济学散文就可以搞定一切更是荒谬的,也同样是糟糕的经济学,--即使它在某些局部可能表演得很好。当然啦,因为数学不好,所以就只能在数学要求不高的圈子里和层次上打转转,不受局限不行。碰到要用数学的时候怎么办?撒腿就跑呗,并丢下一句--“思想是我发明的,你杨小凯弄吧,弄得越大发我越成功“。--这就是你张五常大师的做派。鲁迅骂阿Q骂了快一百年了,你张五常怎么连一丁点长进都没有?

    与“数学“争论非常相近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学理论“复杂“好还是“简单“好。当然,由于已经认定了“两招“,打死也要坚持下去。张五常大师自然认为“越简单越好“。他说:

    “我们的理论走到深的地方,但能用的一定是很浅的理论。你一定要走回来,世界很复杂,深的理论不可能解释得了,理论越简单越好。所以我现在用来用去的都是大学本科一年级的理论,但我抓得很准,因为我曾经走得很深。走到深处又走回浅处,这样来回几次,用的都是最浅的理论。但现在的年青辈经济学家不是这样,他们惟恐不够深,越搞越深。“

    “复杂理论是不可能解释世界的。世界复杂,你又用复杂理论,天才也搞不成。比如说科斯的理论非常浅,Friedman(弗里德曼)是很浅的嘛,Stigler(斯蒂格勒)是很浅的嘛,Samuelson(萨缪尔森)也很浅,就是Arrow(阿罗)也很淡,这些全是我的朋友,轮到我。我比他们更浅,我对市场的认识比他们的都多。Friedman对于货币的认识比我多,但对于市场的认识我就比他多。几十年了,我就抓着那么一点理论,我就什么现象都可以解释,清清楚楚。所以我跟Friedman很谈得来,我跟他讲我知道的市场现象,他跟我说他知识的货币现象,完全没冲突,一讲就明白了。大家一坐下来,首先就要知道什么现象,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分得很清楚。科学的方法,如何假设,如何抽象,如何解释……都很清楚。“

    对于张五常的上述“高论“,还是那句话:不能因为自己弄不了复杂的,就贬低人家弄复杂理论。经济学中弄复杂理论获诺奖的大有人在,比如博弈论,德布鲁论证的一般均衡系统,证券组合理论等等。当然,对这些东西我们的张五常大师一直都是很不以为然的。依鄙人看,总体说来,不管复杂简单与否,只要是最有效的就是最好的。所以不能笼统地说“越复杂越好“或“越简单越好“。但是,由于世界很复杂,简单的好东西(有效的东西)如张五常所说确实也不多,要用简单几条搞定往往很难(不要说两条,就是五六七八条也很难)。所以,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不得不仰仗比较复杂的东西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越简单越好“比“越复杂越好“错得更多,后者比前者对得更多。例如,多目标动态优化问题,对拥有不确定性权利的效用大小比较问题,等等。你如何不用数学而用两招三式搞定?说到这里,顺便也请教张五常大师一个小小的“静态性“问题:对拥有不确定性权利的效用大小比较问题,通常的做法是比较期望效用的大小,请问它存在什么问题吗?或者更明确一点,人们面对不确定性权利的效用或偏好真的与他真实的偏好或效用相同吗?再进一步,人们面对不确定性权利(如发生在各个收益率水平上的概率分布乱七八糟,没有章法)时,进入效用函数或偏好函数的变量应当如何处理?张大师,请你用你的“三招两式“搞定它。你要真能搞定它,别人不给你发诺奖,后生我组织一帮人向全体中国人募捐也给你发。

    七、张五常自吹首次定义的“私有产权“是个什么东西

    “产权的定义,是我发明的。有三个含义:使用权要明晰;收入的享受权要明晰;转让权要自由。所谓有转让权,是包括出租在内所以使用权不是指一定要我自己使用,而是说使用的决定权是我的。我决定给你用,这也是我的权。当你有了这几个权利,这就是明晰产权的定义。“--张五常在广州演讲的原话。

    关于“发明“一说,本文前面已经有交代:这是老顽童在诓骗听众无知。关于“产权“概念,在经济学界的外国佬们就有无数的版本。列位看官,千万不要被张五常吓唬住(他曾要求批评者去批评他的英文paper,张五常说:“你对张五常的评价,评我的文章,不要评翻译那些,也不要评我乱讲的那些。“--张大师,你还不如直接要求批评者用夹着芝加哥大学口音的地道美国口语与您老人家对话算了。如果按你这个道理,那你就指出汪丁丁最后反驳你的“需求定律“那两篇文章都是些什么意思,对,它对在哪里?错,它错在哪里?别不能输得糊里糊涂的。),我们随便挑一本中文书就可以揭穿张五常“发明产权定义“的自说自话。例如刘伟、李风圣的《产权通论》中部分地列举的一些外国佬各式各样的“产权“定义,就是一轻松有力的照妖镜。这不再多说。

    关于“产权“概念本身,其实,无论这些外国佬以及白发的张五常恣意地将“产权“定义得千奇百怪,是产权就一定是权利,“产权“集合一定包含于“权利“集合。(集合需要跟张老您解释吗?)。所以,不管“产权“是个什么东西,必须(也应当)首先弄清楚什么是“权利“。这里借用一个大陆土鳖博士对权利的部分论述来孝敬张五常老先生(如果您老或其他看官对此感兴趣可以访问前文提到的网站通读论文第一章),同时也是对张五常大师主观臆断的“’产权’必须包含’自由的交易权’“的学术批判。

    权利在本质上都是行为权。任何复杂权利都可以分解还原到许许多多的基原性行为权。我们永远不可能构造出某种“非行为权“的权利。所以从根本上讲,我们拥有权利实质上等同于拥有各种“行为权“--即在某种条件下,可以以某种方式,实施某种行为的权利。

    从语言学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行为动词(非状态动词)后面添加上“权“(权利而非权力),构成各种各样的权利。如说话的权利,走路的权利,沉默的权利,上厕所的权利,骂政府评论国家元首的权利,交换权利的权利,组合权利的权利,优化企业制度体系的权利,写作的权利,自由缔约的权利等等。

    因此,从解构角度而言,任何权利都可以还原到各种各样具体的行为权,除了行为权,我们别无其他。既然任何行为后面我们都可以添加上“权“,由于“交易“本身是一种行为,因此交易本身也能够成为一种权利。交易权甚至可以被转让,并且交易权本身也有交易权问题。交易权的转让在资本市场中的典型例子就是证券交易席位的转让和股票交易帐户的转让(尽管后者不合法),股票期权是另一个“交易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的例子,中国证券市场中曾交易过的股票“配售权“也是一例。中国资本市场中另外一个与“交易权“有关的典型案例是国有股减持。在初始契约中,中国股票市场中的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本来不具备“与公众股同场交易的交易权“--交易本身也是一种权利,因而它们与一般公众股事实上并不是同种商品。但是政府突然有一天要依仗自己拥有国家机器,强制赋予这些“低权“的金融商品以“二级市场交易权“与公众股同场交易,则是政府不守信,是政府对公众股股东权利的违约侵害。

    我们以往一直把关于某种可以交易的权利束本身的“交易权“当作理所当然,视而不见甚至忽略。事实上,在我们所交换的权利束“包袱“中,除了诸多直接的行为权之外,往往也附着了对这些直接行为权利束任意“重组“和“转让“的权利。我们完全可以出售不附着这种对“主权利束“转让的权利。即存在对于权利本身的“交易权“问题。例如在转让一栋别墅通常所谓的“产权“时,卖方可以与买方签订一个补充协议,规定该房产不得再次转让,否则该房产的所有已转让“产权“将无条件收归原卖方所有,或做数倍于转让价格的赔偿。签订这样的协议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可行的。可见,权利的“转让权“可以被剥离,并可以被保留或转让,甚至可以被单独转让。在这里的例子中,房产的卖方可以将保留下来的“房产转让权“再次转让给购房者或他人。对于仅仅被剥离转让权的房产(房屋产权),我们仍然可以把它当作购房者的“产权“或“财产“,甚至被单独剥离出来的“交易权“也是拥有者的“财产“。因此,“产权“或“财产“的语意中并不必包括对该产权束自身的“交易权“,即:被剥夺交易权的权利也可以是所谓的“产权“。

    虽然绝大多数通常所谓的各种“产权“包袱中都隐藏对包袱中其余权利的“转让权“,但如上所述,如果“产权“并不必包括“转让权“,则认定产权必须是可以交易的权利是多余和过分的。虽然产权的定义千奇百怪,但如果“产权“都不必一定安装“交易权“,权利则更是如此。权利本身并非一定要安装“交易权“。

    技术上可交易的权利束,都存在关于基本权利束本身的“交易权“问题。在“全民禁商“的系统里,这种权利被系统强制性剥夺了。权利束的交易权的赋予主体和保障主体一般是社会系统,也可以通过私人及私人的各种可置信威胁或不可置信威胁达到。关于权利束的“交易权“本身的“交易权“问题,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无限叠加下去。如:房产的交易权的交易权的...的交易权。在实际市场活动中,“二阶交易权“即“交易权的交易权“一般就足够了。“高阶交易权“并无多大意义。例如在上例中,房主保留的该房产的“交易权“,是否被系统或双方认可为“可交易“这一问题,可以在补充协议中由房产买卖双方进一步约定:房屋卖方保留的房产的交易权,不能被房屋卖方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拥有;如果房产卖方死亡,该房产的交易权自动归房产当前所有者所有。

    不同权利的可交易性千差万别,可交易性有制度意义的可交易性和技术意义的可交易性。有的权利在技术上和制度意义上都是可以交易的,如股票、外汇所对应的诸多权利。有的权利在技术上交易就是不可行的,如贩卖地球的地核的权利,任何国家的制度也不可能愚蠢到规定交易这类权利的合法性。如果做这样的规定结果也一定是“有行无市“。在技术上,交易成本越高,权利的交易性越弱,反之则异。有些权利的交易在技术上可以是可行的,但在法律意义上则是不允许交易的,例如作为证监会 的诸多权利(非权力),贩卖毒品的权利等等。

    有些学者强调,产权一定要是可交易的,否则便不具有经济学意义。张五常认为,私有产权包括三项权利:私有的使用权,私有的收入享受权和自由的转让权。不允许交易的封建世袭封地和不允许再次转让的“别墅“一方面确实是拥有者的“财产“,另一方面它一点也不缺乏“经济学意义“。类似的情况在现实中到处可见。非交易性权利和非排它性权利的增加一般总会导致权利拥有主体的福利或效用水平的变化,因此,一些不可交易权利或交易性很弱的权利以及非排它性权利应当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这样才可能更完整、深刻和准确地分析人们的福利和效用问题,以至进一步的公平和效率。所以,无论人们对“产权“进行怎样的主观性界定,非产权集合中的权利都应当与产权并列地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和框架中。

    因此,象张五常那样研究“产权“,至少已把技术上和制度或契约上不可交易的权利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而张五常成天强调“私有产权“,又把自己的视野进一步缩小。事实上,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和拥有许多各种公共体(国家、城市、社区、企业、社团、以至家庭)中包含的比较模糊的公共性权利。完全私有性权利的比例并不很大。所以,如果一个人成天在私有产权圈子中打转转,并要据此“解释“社会经济,难免不会一定程度地(学术地)坐井观天、心胸狭隘。

    产权、权利、契约和商品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之一,要研究深刻、到位,必须具有很好的哲学素养。本人没有发现张五常在这些问题上有什么独到的、深刻透彻的论述。其他更深的东西就不必再多说了。单是一个不懂数学而成天说自己搞“产权“和“契约“研究的大师而对前述最基本的问题认识论述不到位并对经济哲学嗤之以鼻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主儿有多少半斤或八两--即便被张五常大师小视的人捣鼓的这些个哲学全都是错误的(毫不客气地说,本人怀疑张五常具有可以批判这些哲学正误失当的能力)。张五常讨厌的并不是某一具体的经济哲学(更不用说科学哲学了),而是其一般,因为它们不对张大师的口味。这不能使我想起另外一个人来--军阀阎锡山,你不能说他笨,但他确实有某种无可挽救的特殊的鲁莽和不可理喻。一个不懂哲学而又要弄最基础问题的“经济学大师“,他根本不会知道自己是在哪个层面上说话,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讲些什么东西,但他会自以为非常清楚明了。所以,要想成为不拿数学研究“产权“和“契约“的经济学大师,张五常还真得好好地、虚心地向类似汪丁丁这号哪怕知道一点哲学的人讨教一下诸如康德哲学之类--这丝毫没有要调侃张五常的意思。这些都是大实话。可惜张五常已经太老了,不可教矣。哲学这东西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弄的。但如果没有比较到位的哲学素养(尤其是科学哲学),而想在研究“商品“、“权利“、“产权“和“契约“方面号称大师,不过是又一次的“痴人说梦话“罢了。

    交代一句,对产权、权利等问题这里只是对张五常自以为是的“产权“概念粗浅一批,更深入全面学术的争论可以在其他场合进行,否则这篇文章就越发难以纸介质化了。而且,它也不是本文最重要的批判目标。所以暂到此为止。

    八、“最劣教授“称号居然可以引以为自豪

    “1991年,在香港大学一些学生所办的’最差教学奖’的评选中,张五常被选为’最劣的教师’。张五常荣登劣座,几乎全香港哗然!“--易宪容《经济观察报》文

    张五常于此这样说--“我是’最佳、最劣、最受欢迎的教授’。最佳是在加州,最劣是在香港。之所以成最劣,是因为:一、从不备课--自己天天为之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二、从不用讲义--写下来的讲义,到讲课时思想有了新的灵感,怎可以墨守成规?三、读物指定之后,从来不依书而教--书中可以读到的,是不需要教师说什么的;四、教经济学,重点不是教经济学本身,而是利用经济学的推理去使学生懂得思考的方法;五、不喜板书,只是坐着谈,在一个题目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学生迟到、早退或缺课,悉听尊便。“

    我们可以从张五常上面的言语中,清楚感受到这位被学生评为“最劣的教师“对自己的教学方式和工作业绩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实际上,什么希奇古怪的教学方式都没有关系,只要至少学生或老师一方(主要是学生)认可你,你都可能有点可取之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象《围城》中三榈大学那位教授那样耍大牌,结果学生不认帐,我们就发现不了可以反以此为荣的理由。这里鄙人不敢妄猜张大教授口头上“不一此为耻“背后是什么样的心理。

    对此,夏业良有过批判文章。张五常到北大时“抱了抱“夏业良。但夏业良仍坚持认为:“如果想要证明后一点的话,恐怕要有劳张五常教授另办一所学校,全部用张式方法训练,如果有朝一日这些学生中能够出现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即便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只要能够出现类似于张五常在经济学界中地位的一批人,就可以证明他的方法是值得普遍推介的。争论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双方力量大小的对比,而是通过事实和时间来证明的,让我们几十年之后再回顾这样的争论,到时自然一清二楚。“

    果真的又要赌一回,鄙人依然不看好自吹“不曾错过“的张五常大师。这是一件小事,也懒得再多说。只说一句:如果张五常实际上自己也觉得自己有错,还要死皮赖脸装酷的话,就与前述几次表演一样性质了。我没有工夫求证张五常教授此后讲课是否还在坚持这种他或许自以为是的教学方法。如果是,不再多说;如果不是,就不知张大教授是此后糟糕,还是此前糟糕了。

    当然,比起前面的诸多大问题而言,这个问题似乎小得无足挂齿,不说也罢。

    九、本文结尾

    懒得再说什么,就等张五常教授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的回话。文字表述可是张大师的强项。不要避重就轻。更不要象应付汪丁丁的发难那样没有一点大家风范,没有一点气节地耍赖皮。否则,就请张五常大师以后讲自己应该讲的话,不要再成天象没脑子似的到处乱说,到处乱讲。

    十、小附及声明

    在本文作者无意中与北大一位老师谈及有张五常这么一个可以将文章标题定为“最蠢不过马克思“并号称自己是“二十世纪好的经济学家“和“四五个可以解释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之一的人时,这位老师对我说,批他,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就事论事“是本文作者什么时候都牢记和尽力遵守的。但本人批判张五常却并不仅因为这一点点理由--具体是什么本文通篇都是说明,相信读者诸君已经看得足够明白。

    事实上,本人无意抹杀几十年前Steven张对制度经济学的一些贡献,也抹杀不了。但是,你不能老拿几十年前的那么一点东西跟现在的年轻人弄的那些东西比,并说自己依然比你们牛(给人家教授“最多打20、30分“),这就好象牛顿骂现在的物理专业的大学一年级学生说“你们搞什么狗屁相对论、量子论,我给你最多打20、30分“一样荒谬可笑。关于你张五常是不是经济学界的“牛顿“,是不是“自亚当.斯密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这个问题,以及现在教价格理论的大学教授在你张大师面前是不是就“最多打20、30分“,本人说了不算,你自己说了也不算。相信大家,相信历史自会有合理、公正之论断。但是你不能因为自己几十年前对经济学有过一些贡献就是把自己当成永远的经济学权威,这如同当初武昌起义开头几枪且尚健在的老人不能说自己比今天的射击高手的枪法还好,更不能对今天的三军布阵、电子战、太空战等现代战争指手划脚一样简单,虽然我们绝不能否定他们曾经的功劳。这些道理,对于一个白发苍苍的经济学老人虽然残酷,但它无从否定。所以,我要承认,排除张五常是否真的别有用心或“好心干坏事“不说,单从学术而言,对这样一位鲁莽的学术老人,我感觉有些悲凉。其实,老人们真的应当好好地摆正自己的心态和位置,对于中国学术界的许多历史巨人尤其如此。而且这并不只针对经济学界。一个“学阀风气“(重年龄、重历史、不重当下学术水平)横行的学术界,是永远不会有生气和前途的。因此,本文在学术批判方面,很大程度是带着驳斥“牛顿要与现在的物理学本科生比物理学水平高低“(科学史方面的贡献根本不用比)的心情进行的。其中的“小比试“,“ 难“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小把戏。如果五常大师以及其他读者或有疑问或以为不当,本人乐意商榷。

    至于本文的遣词造句,本人的原则是--“对付流氓得用流氓的手段“,“对付疯子得用疯子的语言“,在我看来,武昌起义的英雄要与现在的射击高手比枪法,要对三军布阵指手划脚,以及牛顿要骂现在的小年轻捣鼓相对论和量子论,都与疯子和流氓没有什么两样,虽然作为历史的英雄我可以敬重他们以至五常大师。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的批判是基于张五常教授多年的言论文章,因此,如果有“反批判者“就本文所批判张五常的诸多问题本身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又提不出比较充分的反驳理由,而是单纯“批判“(或看不顺眼)本文的行文方式或语音语调这些表面化的东西,本文作者将很可能不予理会。形式是次要的,思想和问题本身才是真,才是重要,装成正统宗师写批判文章本人还没有学会,也羞于学,所以如果本文对张五常教授或其他人有什么得罪,那一定是迫不得已的。同时改借张五常教授的一句话--“若有本事,你就针对本文批判的诸多问题本身做回复“--当然这也针对张五常教授本人。

        上网日期 2002年09月04日

  回复关系:

  转贴一篇好文章——张五常批判 (韩强: 2002-11-29, 18:34:42)53091 B (0/152/2)

  88年到中国让中国休克疗法,那几年中国可吃了不少苦,前一阵顶着诺贝尔光环来了, (维扬: 2002-11-30, 12:00:29)12 B (0/1/0)

  批判的好!对张无常这类经济毒品贩子就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踢踢小右: 2002-11-29, 22:49:57)0 B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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