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这种叙事风格：娓娓道来，处变不惊，一种大气魄的概括总领，还有不时的幽默的智慧闪光。
尤其喜欢最后对改革第一年出生的我们的评价和期望：正当年，与国家共同体味着改革带来的一切改变，有喜有悲，但蓬勃向上，充满希望，对未来满怀信心。
和大家分享。
十三年来对中国影响巨大的十件事
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我回想1990年至2002年的中国，总觉得有点像后一种情况。用长距离大范围的眼光来观察，其格外引人入胜的地方，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于她的平淡从容；不是在于她的追求崇高精神，而是在于她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不是在于她的伟人风范和英雄辈出，而是在于一代新人已经长大，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这个国家的过去，眼睛里面更多的是未来。对变革的期待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进而成为社会的主流。
十三年大脉络
今天回看这13年的中国，有个很充分的理由：这差不多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整个执政过程。之所以要挑出这十件事情来叙述，是因为：第一，都具有相当广泛深刻的背景；第二，都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影响；第三，本身既有历史的价值，独木可见森林，又能承前启后，彼此关联，构成这段历史的大脉络。—本文作者
1990：怀念毛泽东
1990年元旦刚过，北京大学一位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生，成了一次座谈会的中心人物。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他回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有人问：“你怎么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他又回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后来《中流》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邓力群，后者大加赞赏：“这的确是一种很形象、贴切，也相当深刻的回答和解释”，对毛泽东的怀念就此可以“进入宏观的历史层次，上升到了较深的理性思考。”其实3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位研究生的回答是出自毛泽东诗词。对毛泽东诗词倒背如流，在“文革”时曾是一种时髦，男女老少人人都会，后来说得少了，可是怀旧的情绪依然在。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现毛泽东”的人并不少：30年代党的高级领导人在遵义发现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40年代刘少奇在延安发现了毛泽东思想；到了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全中国都发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是80年代，邓小平率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现在那位研究生要说的不是这些，他的出发点是，在经过了7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中国人还没有彻底了解毛泽东的价值，还有必要再“发现”。
其实“发现毛泽东”并不困难——因为它就在大街上。就像宋强和乔边两个人在多年以后说的，1990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热”。电影、书籍、形形色色的座谈会，全都热衷此道，毛 像章卷土重来，一个长相有几分像毛泽东的演员受到观众追捧，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拥向毛泽东的故居韶山。《红太阳》录音带在各个大城市里销售，包装图案上写着“毛泽东颂歌”，正面是天安门，反面是故宫地面的老砖。那上面录着《太阳最红，毛 最亲》、《毛 的著作像太阳》、《敬祝毛 万寿无疆》，总共30首，都是歌颂毛泽东的，当年唱遍了全中国。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公司出版这盘磁带的时候，估计也就能“卖个七八万吧”，结果一个月卖了100万，开创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那个冬天，北京到处回荡着《红太阳》的旋律，其中属李玲玉的《敬爱的毛 》最为嘹亮。
上海《青年报》的编辑觉得此事蹊跷，就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找来一群读者，想问个究竟。编辑问大家，为什么《红太阳》那么热？大家都说，《红太阳》唤起了大家的怀旧情绪，还说中年人不仅是怀念毛泽东，更多的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虽说是“怀旧”，却和旧的不一样。出版者在封面上用很怪的异体字写了“新节奏联唱”，这倒不是虚张声势。歌还是原来的歌，可是全都被改得变了调，旋律明朗，节奏欢快，加上电子音乐。有个叫鸽子的人听了，当即写道：“好像村里的牛车跑上了城里的赛车道。亲切倒是亲切，难免有点滑稽。”
今天回想起来，那一年整个中国都变成了比拼搏杀的战场，这有点像那时美国的“纳斯达克”。不过，太平洋两岸人们关心的事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人关注的焦点不是股票跌宕，不是技术革命，不是个人电脑能不能取代大型机横行天下，甚至就连经济衰退、失业和通货萎缩这些难题也不那么重要。那时候中国人的热情十之八九投向了政治领域。反对自由化、切断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就在共产党内、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些话现在听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反复阐述的“至理名言”。
现在头发灰白、开始秃顶的一代人，那时候正是热血沸腾的青年。现在这些如日中天的职业政治家们，那时候刚刚走进中南海。就像邓小平1989年5月说过的：“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在党的81年历史上，“三代领导集体”的说法堪称杰作。邓小平毕其一生，多实践而少理论，不像毛泽东那样著述等身，但他发明了无数政治概念，像“白猫黑猫”、“一国两制”、“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防止‘左’”，还有“第三代”，全都脍炙人口，其对中国今世和后世的影响力，一点也不次于毛泽东的那些鸿篇巨制。周恩来曾说邓小平“举重若轻”，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三代领导人”的划分则是邓的全部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给后来者留下了异常清晰的逻辑，也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间。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它有时候成为后人继承大统的象征，有时候又成为后人与前人划分界限的依据。所以有些人认为，“第三代”这个词，把毛泽东时代、邓小平自己的时代，和后来的江泽民时代联系起来，同时又区别开了。
如果说“第一代领导集体”是随着他们的去世而结束，那么“第二代领导集体”则是在主动交棒。此前13年，“第二代”在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那么生机勃勃。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了。他曾坚决地给予毛泽东思想以崇高的地位，也同样坚决地拒绝让中国回到70年代以前的老路。毫无疑问，他所受的是经典的共产主义教育，但是他却拥有一种彻底务实的精神。他热心改革，相信改革是使他的国家长治久安的惟一出路。在共产党的老一辈领袖人物中，他几乎是惟一把经济问题置于意识形态纠纷之上的人。他看透了老百姓之所以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这一点在他以前采取的行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对他今后将要采取的行动，也是一个重大的烘托。
如果所谓政治家就是能够极其敏锐地洞悉天下大势，那么这个连毛泽东也打不倒的小个子的确可以算得上一位。基辛格说他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这话并不过分。通过他，全中国的人都发现自己的生活改变了。不过，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是不同的：已经富裕起来的人喜欢邓小平，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怀念毛泽东。这正是那时候中国人的典型心态。
1991：“苏东坡”的冲击
经过1989年那场风波，无论是那些喜欢80年代还是不喜欢80年代的人，现在都希望有一点时间喘口气。西方人却在一夜之间变得空前团结，至少有20个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拒绝邀请中国高级领导人到他们的国家去，还阻止他们的商人和中国做生意，说是“经济制裁”。钱其琛后来拿毛泽东的一句诗来形容当日形势，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然而还有更大的一片“黑云”：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分崩离析。
在90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每一个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又嗟叹不已。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的兄弟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罗马尼亚电视台还播出了齐奥塞斯库在秘密军事法庭受审的场面。这位落难的统治者否认自己下令向群众开枪，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把他处决了。又过了一天，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消息。不过，它被安排在中央电视台当晚新闻节目的最后一条，放在“安康水电站下闸蓄水”、“中法合资家具企业在佳木斯投产”、“机电部评选优秀服务企业”、“科学出版基金会召开会议”、“河南现代艺术大展”、“武汉冰灯会”、“人民银行发行纪念币”这些消息的后面。
社会主义的阵营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要多好年以后才会研究各种因果联系。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本来已经缓和下来的北京城，又紧张起来。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16个字：韬光养晦，冷静思考，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1991年邓小平已不问政事，可在脑子里面总还装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那是他在十年以前说定的，总也挥之不去，现在看看眼前经济局面，不免担心。他警告中央政府的那些官员：“这叫滑坡了”，还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这最后几个字，拿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稀松平常，但在当时那种情形，所有人听了都会心头一震：那时几乎没有人对国务院提倡的“紧日子”表示怀疑。“治理整顿”长了，国家反而会出问题，这一点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可除了邓小平，没有人公开说出。
1991年8月，江淮洪水终于后退，水势仍在缓缓涌动，未肯平息。西北和华北则又无雨，大旱。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在北京说，全国总计受灾农田5亿亩，其中5000万亩绝收。但是这一切给予中国人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万里之外莫斯科发生的事变。
苏联共产党为避免垮台所采取的最后行动发生在8月19日，其间经过异常激烈，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令人厌恶的是，党把生存的希望建立在阴谋的基础上。窃听，秘密录音，封锁电台，把 和总统的六部电话全部切断，让佩带冲锋枪的军人占领要害区域，闯进总统卧室，软禁总统，派出军舰封锁海岸，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向全世界撒下弥天大谎，说总统身体不好，已经没有行为能力，还说自己“采取行动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感情”……这些都是这一事件的典型情节。当日世界各国的评论中，有人说是“政变”，也有人说是“胡闹”，还有人说是一次试图挽狂澜于即倒的“革命行动”。“到底是什么因素直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也想解释这件事，“我再三地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但是那些“铤而走险”的人始终声明，他们是在试图为党夺回权力。
可是莫斯科的民众不信任那些政变者，军队不听他们指挥，中央委员会里也开始有人谴责政变行为。共产党的背叛者叶利钦走上街头，站在坦克上发表支持总统的演说。然后，政变者投降了，让他们的“囚犯”重获自由。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回到克里姆林宫。他对记者们说：“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辞去苏共中央 的职务，然后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
苏共愚蠢行为的失败，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含义，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对世界来说，这可能是第二次大战以来最重大的事件；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42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在那惊心动魄的一周里，中国人的眼睛，没有不往莫斯科那边看的。看到戈尔巴乔夫竟又回到克里姆林宫，有人说：“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损失。”有人要求与苏联决裂；有人提议发动新一轮“九评”。中南海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但却有党的高级官员公开说，这是西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也是苏共内部出了叛徒的缘故，“叛徒就是戈尔巴乔夫”。
那时候有头有脸的理论家是不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也不讲发展，不讲国际化，不讲全球化，不讲世界的多样化。他们说得最起劲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一本叫《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的小册子，也叫“十九条”，用它来统一思想。那里面说，中国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和激烈”，还批评那些“忽视了阶级斗争”的观念“非常有害”。对于亿万3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舆论中的一些东西，的确让他们有“今昔是何年”的感觉。“文革”当然是不可能“再来一次”的，这样做太露骨，也不现实——“怀念毛泽东”毕竟不是“怀念文革”。不过，还是有些新瓶装旧酒的味道。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过街老鼠了，但是可以把“反对和平演变”当作“中心”；批判“改革开放”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可以批判“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说谁谁谁是“走资派还在走”，凡经历过“文革”岁月的人都会笑起来，但如果说“党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就可以理直气壮了。改变了斗争口号的同时，也有必要改变斗争策略。没有人充当“革命派”了，但却出来无数“清理小组”和“清查小组”；没有人再搞“全面专政”了，但必须让几万人“说清楚”自己的政治问题；犯了“错误”的人不再戴高帽子挂大牌子站板凳“做飞机”，但还必须一遍遍地写检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文章，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拐弯抹角地批评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了，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道而行之。还说：“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结果就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这就是“姓社姓资”的争论。
回顾第三代领导迄今为止的执政历史，从1991年的春天到1991年冬天，是他们经历的最严重的也是惟一的一次危机。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大事变，社会都会经历一场争论。中国又缺少西方那种可以让一件有争议的行动长期进行下去的传统，就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这套路无论怎样改革，还是改不掉。1991年年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那片土地上从此有了15个总统，这似乎证明这套路数是正确的。如果说1990年是“毛泽东年”，那么，从1992年开始，历史又回到邓小平手中。
1992春：“邓旋风”
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在1992年1月的南巡，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十三年”。
就像每一次离开京城一样，邓的这次出巡也是在一群地方官员的包围中，但他的本意正是要见见这些人，看看京城以外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所以下车伊始，就走到深圳的大街上。这位88岁的朝气蓬勃的老人，光着脑袋，露着花白稀疏的头发，不穿大衣，话越来越多，带着四川乡音，在城市的喧嚣中微微发颤。陈锡添后来回忆当日印象，说他“和蔼可亲”，“平和地娓娓道来”。可是至少在以下一段话里，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人们所感觉到的就不是和蔼平和，而是咄咄逼人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周围那些人现在心里明镜似的：这老人是冲着1989年、1990和1991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来的。十年以后，一个名叫“过客”的人在互联网上也谈到这件事：“如果没有他，我们还要在黑暗中痛苦很长时间，那不是‘文革’的痛苦，而是在看到现代化的曙光之后又被打瞎的痛苦。”人们把“扶大厦之将倾”和“挽狂澜于既倒”送给他。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的旧居，堂屋正门两侧立柱上，一副用金色大字镌刻而成的楹联，就是这样写的。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大厦倾”、“狂澜倒”的痛苦是不应该重演的，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这种痛苦一样令他们感到厌恶，有如邓小平在深圳说的“老百姓不答应”。
邓小平在1989年冬天退休的时候，显然没想到会有今日之行。他对中南海里新一代领导人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之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那时相信中国已完成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所以才对家人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种真正的平民生活。”然而他的“告别政治”并非没有条件。那几个月他再三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可是他前脚刚一下台，身后就响起一片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都没有用。看来仅仅私下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到他，看到他对中国还有一点用处，看到他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他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既平和又锐利。看到深圳的外资企业，他就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看到大街两边的高楼大厦，他就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听那些地方官员向他报告改革开放，他就说：“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听到有人说“万无一失”，他就不屑地说：“谁敢说那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不那么认为。”到了珠海，看到那一幢幢漂亮的农民住宅，他就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听到珠海市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钦元说了一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就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然后到了上海，又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到了闵行开发区，总经理的汇报超过了预定时间，随行人员怕他太累，催他离开，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还有话要讲。”接着把手一挥：“到本世纪末，浦东和深圳等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
人人都知道他是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即便经过“文革”那样的打击也不思改悔，可是现在看见他不厌其烦地说这些话，一点余地也不留，仍然不免惊讶。然而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呢。他还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随伟人的脚步，乃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没有哪一种力量能长时间地遏止这种欲望。党的领导人在过去岁月中对此必有无数体验，在1992年的春天，也一定会有更加切肤的感受。3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南海决定把邓的主张推向全国。北京的报纸开始深圳的言论，官员们也指示属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显然鼓励了深圳。他们得寸进尺：不仅公布邓的精神，而且公布邓的行动。市委的官员们开始策划拍摄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陈锡添奔回家，胡乱扒了几口饭，就铺开稿纸，挥笔写下后来轰动全国的那篇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
1992夏：为市场经济正名
新任 江泽民顶着狂风暴雨，蹒跚而行，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作出几十个重要决定。现在，也即1992年春天，他已经拿定了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的主意。他打算站出来，既是向邓小平、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 。
1992年6月9日，他在明媚的阳光中来到万寿山脚下，走进那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中央党校，好几百人在等待他。他昂着宽阔的额头，开始了那次后来产生极大影响的演讲。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他不仅跟上了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走得更远：“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对于江泽民的讲话，邓小平不禁赞道：“这件事做得很有分量。”老实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也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相信：从这一天起，共产主义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幽灵。
“多不容易呀！多不容易呀！”史文银这一天在稿纸上写道，“你我鬓发都花白了呀！”龙永图也在发出大致相同的感叹。这个个子不高、戴个黑边眼镜、一副书生模样的“谈判首席代表”，自从1987年开始，就和外国人没完没了地纠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时候还叫关贸总协定)的问题。他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一会儿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会儿说“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说了一年又一年，外国人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不断地问：“你们讲了那么多，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尊敬的中国代表，你们中国是不是准备搞市场经济？”其实这位“中国代表”自己也不明白，只知道“市场经济”是个鸿沟，把中国和世界分割开，有时候他有一点跃跃欲试的感觉，觉得就要跨过去了，比如1987年和1988年，有时候又被无可奈何的情绪笼罩着，觉得那“是不可逾越的”，比如1990年和1991年。多年以后，他有一次回想那些场面，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大家都说我们已经谈判十年了，实际上我们用六年的时间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我们中国是在搞市场经济。”
还有很多人，沉默很长时间了，现在也都开心得像孩子似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有杜润生、于光远、秦川、孙长江、林子力、童大林、马家驹、吴敬琏、吴明瑜、董辅、吴象。那个夏季的某一天，这些人走进东长安街上的国际饭店，站在灯光柔和的会议大厅里，互致问候，拉拉手，拥抱，拍拍头，笑声朗朗。他们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这样笑过了。这一次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做东，请他们来研究一个共产党人从未涉及过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吴明瑜穿一身灰色猎装，像是要让自己更年轻些。于光远兴奋得两眼放光，脸红得连他自己都感到发烫。吴敬琏匆匆中断在美国的访问赶回来，手表上的美国时间还没有拨回来呢。“没有什么比这个市场经济研讨会更重要了。”他说。童大林似乎比吴敬琏还要着急，比于光远还要兴奋，他走进来，一边用手解开上衣纽扣，一边大声说：“终于等到这一天啦！”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最初还有些见仁见智。童大林喜欢说“现代化市场经济”，有人说应该叫“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还有人说“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更好些。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最关键的东西已经有了。吴敬琏说：“将市场经济确定为中国改革的大目标，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他主张大家一起来清理左派理论家造成的严重混乱。此人身材瘦小，嗓音高亢尖利，有个绰号叫“吴市场”，因为他是中国最早为“市场经济”疾呼的人，可是直到这些天，他才真有了言无不尽的感觉。“十年间理论上‘左倾’回潮有两次”。他总结道，一次是1982年到1983年，当时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另一次是90年代最初的两年，批“社会主义改革的市场取向论”。政府的方针绕来绕去，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导致了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许是为了证明吴敬琏所言不虚，于光远当场拿出一张报纸向大家展示，那是1990年12月的，刊登着一篇文章，覆盖了整整一版。他抬起头，用嘲弄的口吻一字一字地念着其中用红笔勾出来的一段：“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这老人宣布“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行将结束”，还说应该赶快建立一所“市场经济学院”。
计划经济的观念、反和平演变的观念、姓“社”姓“资”的观念、外资越多越反动的观念，已经出现瓦解之象。万里那时候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前台的事情已经不再过问，现在也忍不住开口了：“左的干扰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现在这些人都已知道，《解放日报》上所谓“换脑筋”的说法，也不是编辑的发明，而是邓小平说过的话。他们相信，“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1996：实现软着陆
在中南海1993年6月采取行动约束疯狂膨胀的经济之前，把当时中国所有经济问题加在一起，其实只用两句就说完了，一个是“大干快上”；一个是“同床异梦”。
人们普遍认定，199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其实新周期是从1992年启动的。这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12.8%，比1991年高出5个百分点。现金投放从第二季度就发疯一样地膨胀起来，到年底达到36%。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言，土地和股票市场将会吸收大部分新增货币，但是居民消费品对现金的吸收力也突然增强了。
1993年从春天到初夏，中央政府说了无数话，苦口婆心，希望地方官员们能够理解，经济过热会有麻烦。可是直到7月5日全国金融会议召开的时候，不论中南海说什么，地方官员照样我行我素。大家嘴上众口一词地说“维护中央权威”，实则私下的想法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一个报告中严厉批评地方政府自行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连副总理朱镕基也不得不承认，“党的号召力大大下降”。
全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有如昔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意识形态的梦魇。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泻千里，怎么也挡不住。4月份统计局发布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这就再次证明，大多数人都把中南海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在商品市场上，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17%，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40%，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看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开始坐立不安，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是江泽民与朱镕基联手应对经济大局。自从进入中南海以来，朱镕基是第一次真正主持中国经济，而他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20%；重新审查开发区；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如此等等。党的方针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实属罕有，一看就知是出自朱镕基的手笔，但是可以肯定他得到了江泽民的支持。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这还不算，中南海又接连发出七个指示，把国务院的十个督察组派到20个省区(后来又嫌不够，再增加七个省)。“督察”的意思，就是监督和检察，其成员不仅仅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部门，也包括专司人事和党纪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此同时，内外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这种将经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让那些地方的官员不敢放胆胡来。
真正富有“朱镕基品格”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发放出去的贷款都收回来。这位副总理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原来的行长李贵鲜离了职。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朱镕基被银行的大小官员叫做“老板”了。共产党的领袖被属下叫做“老板”，这可是头一回。现在，整天胆战心惊的不光是国务院里的官员了，还有银行的官员。到7月底，就把拆借资金收回来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启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官员们也松了一口气，连连说，“十六点计划的初步成果令人鼓舞。”
可是在1993年结束和1994年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朱镕基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把印钞机器的转速降下来。这位副总理根据下属的报告得出结论，中国最繁忙的机器，要属印钞机，是“一天24小时停人不停机”的。钞票的发行速度创了历史纪录，通货膨胀卷土重来。但是这一次中央政府的办法显然比五年前要聪明许多。他们希望把中国推上“完全用头脑改革的时代”；又说，1994年正是“这种理性改革的第一年”。李鹏总理也说，“出路只有改革”。
改革新政在国务院里一路绿灯。官员们重新活跃起来，纷纷把记者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表明立场，解释政府想要干什么，公众听来听去，好不容易弄明白，中央政府的“改革新政”包括如下方面：企业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
现在大家都说1994年是“改革年”、“攻坚年”和“关键年”。这让百姓多了几分希望，但还不是兴高采烈，因为政府颁行的种种新政，既不是在这一年开始，也没有在这一年结束。在1993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让自己手里的改革和80年代有所区别。当时中央政府的说法，叫做“宏观调控”，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的权力过分膨胀，才能不偏不倚地让两者相融合。“宏观调控”在操作方面的难度之大，令“才自清明志自高”的副总理朱镕基，也颇感头痛。
接下来的1995年里，中国的经济似乎出现转折。江泽民和朱镕基联袂导演的“宏观调控”还未稳操胜券，不过，最紧迫的危险已经过去。城市改革本来已经出现突破的机会，可是看到那么多工人下岗，无所事事，衣食无着，实在叫人心惊胆战，不免又退回来。印钞机器的转速慢了下来，一塌糊涂的银行恢复了秩序，通货膨胀被遏止了，新的麻烦是通货紧缩。城里人用了30多年的粮票被取消了，进城做工的农民不用再背着大米了，商店的货架上什么都有，老百姓买东西也不用排队了。自从50年代以来，“商品短缺”始终缠绕着中国人，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学者们把它叫做“短缺经济”，也叫“卖方市场”，意思是说，卖家是大爷，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没有卖不动的东西。买家是孙子，想买点东西，还得到处求人。政府殚精竭虑40多年，期望能让商店里的东西多起来，就是做不到，可市场经济才出来40个月，情形就变了。政府的统计报告说有600种商品供大于求。朱镕基干脆说，“没有不多的”。人们现在谈论的话题是：卖粮难，卖油难，卖棉花难，卖水果难，卖肉难……真是奇特：“短缺时代”就这么结束了。一个新概念也在这一年中成为学者和官员的话题：买方市场。
到了1996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所有最重要的领导人都已公开表示，中国的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情节：邓小平自从1994年春节在上海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到现在已经十几个月过去了，就再也没有出来过。这让人们都相信，第三代领导人真的依靠自己的智慧主持大局了，而新时代开始得相当不错。
1997：小平走了
1997年2月19日，93岁的邓小平去世。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一遍又一遍，几百个城市里面，哀乐一刻不停，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一列火车正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忽然汽笛长鸣。
24日，星期一，早上9时34分，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载着灵柩，披着黑纱，在警车护卫下，缓缓西行。街两边站满人群，灵车背后，悲声四起，蓝天忽然阴云密布，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有2500米。笔直的一条大道，连个弯也没有。1949年共产党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便拓宽了这条路，普通的百姓老爱说它是“黄泉路”，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喜欢说这是“去和马克思做伴的路”。从那以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这条路上，最早是任弼时，然后是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然后是胡耀邦和陈云，而这时，邓小平也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可是没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为一谈。毛泽东去世时，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弥漫在中国。那时候中国人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领导了那么久，现在谁来领导我们呢？”可现在，老百姓已经没有那种恐惧升起的感觉了，人们似乎挺平静，没有震动，没有抽泣,也没有那么多想入非非。“他走了，总会有人来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这样说着。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整个过程充满了人情味。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作灰烬的伟人。他的亲属、生前友好、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纷纷撒向蓝天，让它们随风飘去，落在海中。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天安门广场上，让后人世世瞻仰；邓小平却让自己葬身大海，从此杳无踪迹。在我们的记忆里，只有他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来，和他同在一个境界中。
几个月后十五大就召开了。邓小平理论成为党的旗帜。不管过去政治思想家们的教导多么宝贵，毕竟每一代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智慧来生活。眼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在经济理论方面的突破，要从市场经济体制向所有制领域延伸。争论再次卷起，还相当激烈。有人不同意把国有制看作“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还说“把公与私抽象对立，其实就是改革前‘一大二公’思想的翻版”。有人针锋相对，说“一些人已经制造并还在继续制造种种思想的和理论的迷雾误导人们。”人们看法不同，是不足为奇的。李锐甚至还为此叫好：“目前不仅是建国以来，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最耐人寻味的是李君如。这位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主张，克服姓“公”姓“私”的问题给我们造成的困惑，还在记者面前把它和“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相提并论，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有些东西的确不同于以往。江泽民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提出了，公有制应当包括更大的范围，不仅是我们传统的认识中所认定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当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提出了，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还提出，非公有经济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当说，这是党中央在正式文件中对我们国家既成的经济理论做出重大修正，进而明确地将改革的矛头指向传统的公有制度。这里面没有一句话因袭前人，纯粹属于“第三代”。
现在回头来看五年前的十四大，那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他身穿灰色中山装，把脚踩在红色地毯上，一边迈步，一边频频致意。七个常委全都跟在他的身后，亦步亦趋。2000多位代表和中央委员全都站在他的面前，掌声不息。他微笑着走了一圈，看看大家，对江泽民说了一句话：“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然后摆一下手，飘然离去。那一天是1992年10月19日，而在场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公开的报道说，他是来“与出席十四大的全体代表见面”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他还希望把江泽民未来道路上所有障碍都搬开，所以才要求所有的老人和他一同离开。他要那次会议取消中央顾问委员会，从此不再设立类似机构。
在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中，在邓小平之后接班，无疑是幸运的。正是邓小平把江泽民从他的同辈人中挑了出来，帮助他拨正航向，搬掉所有的绊脚石，为他排除了形形色色的政治障碍，却又留下了无可估量的政治资源。就从那一天开始，“第三代”无所顾忌地前进了。直到十年以后，江泽民开始为自己的接班人殚精竭虑时，他从他的前辈那里继承过来的政治资源都还没有用尽呢。
2001：进入世界秩序
1998年春天新任总理朱镕基发誓“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返顾，勇往直前”时，这世界与十年前李鹏就任总理的那个时候相比，已有很大变化，与五年后他声明自己无心恋战即将去职的时候，也相去甚远。美国人正在和日本人共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据说还要把台湾包括进去。这个国家由共和党的布什转到民主党的克林顿手上以后，有三次差一点就要对中国“宣战”，不过，不是军事性质的，而是经济性质的，是1993年、1995年和1996年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有如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所说，“三次到了爆发贸易战的边缘”。“战争”没有打起来，但是美国人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阻止中国人举办2000年奥运会，却是招招得逞的。
新总理最在意的事情是经济。一年前，他在这边宣布“软着陆”已经实现，那边就有消息说大事不好——泰国宣布泰铢不再与美元挂钩。接着泰铢大幅贬值，股市一落千丈，银行纷纷倒闭。“分明是一场金融危机嘛”，他这样说。当时中国之外的人还有更悲观的说法呢，说它是一次“金融风暴”。东盟国家的自由贸易机制现在成了疾病传染媒介，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被感染上了，连印度也不能幸免。然后又扩张到太平洋的整个西海岸，把韩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全都扫荡了一遍。到后来，连俄罗斯和南美也受了牵连。在地图上看看这条曲线就会知道，“风暴”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外面绕来绕去，总算没有登陆。中国麻烦也挺多：经济增长率下降，商品零售额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出口下降。不过，她不像周围的国家那么焦头烂额，终于平稳过来了，还信守承诺，不把人民币贬值。
1999年春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似乎到了最后关头。如果以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双边谈判作为这个进程的开端，那么它已经持续了13年。这是国际贸易领域中一场真正的“马拉松”，甚至超过了中国人的抗日战争和美国人的越南战争。有一段时间，谈判看上去有点像一场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它使人想起100多年前李鸿章的谈判，以及从那时以来中国人与日俱增的苦难。就像一些中国人说的，美国人现在是想在谈判桌上拿到他们在战场上没有拿到的东西；也像一些美国人说的，中国人是想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在国际市场上拿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不过，“交战”双方不是兵戎相见，而是唇枪舌剑，而且全都面临着双重压力。美国人一直在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中国人知道不退让也就不能前进，可是国内舆论却坚决主张“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巴尔舍夫斯基面对中国人的顽强抵抗一筹莫展，克林顿嘟嘟囔囔地要她加快谈判进程，可那一边国会大厦里还在吵吵嚷嚷地说她在中国人面前过于软弱。不过，谈判毕竟不是战争，其要旨也不是对抗和压倒对方，而是合作和妥协。种种难题并没有阻止北京和华盛顿的努力。紧张的谈判在这一年里时起时伏。
5月7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悲剧，直到今天还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中国人根据现场的种种证据，认定这是一次蓄意的行动，罪魁就是美国人。针对美国人的愤怒，首先在年轻人中聚集起来，愤怒的学生走上街头。喊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其中很多口号，比如“打倒美帝”，至少已经20年没有人喊了，可那个夜晚又在大学校园里响成一片。
在进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我们曾经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可以归结为善意的破坏，“民族主义”这个词太大了，既清晰又含糊，但是确实没有别的概念可以描述中国人的这种情绪。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想要了解世界的欲望。这个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是以一种急切的心情打开自己眼界的。盖洛普公司就中国人了解世界的途径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把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财富》杂志上，其中说到，有10%的中国人使用过电脑，有14%的人知道因特网。在18岁至29岁的北京人中，有1/3曾到因特网上“冲过浪”。在所有的中国人中，有62%的人见过外国人(这数字连西部贫困农村的居民也包括在内)；有72%的人知道世界杯足球赛；44%的人知道芝加哥公牛队；39%知道美国的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29%知道迈克尔·杰克逊；甚至连帕瓦罗蒂也有12%的知名度；29%的中国人看过西方电影；10%的中国人曾购买过外国音乐的录音带、录像带和光盘；11%的人曾阅读过西方国家的书籍、报刊、杂志；51%的人想出国看看。那些驰名世界的商标，现在也为中国人津津乐道。“中国人正在了解世界。”盖洛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盖洛普在这个秋天说，“中国人了解世界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相当主动的行动。”
夏天还没有结束，两个国家的政治家就冷静下来。9月的最后一周。有45架跨国公司的专机停在上海浦东机场上，黑压压亮晶晶的一大片。好几百个外国公司的老板到这里来参加《财富》论坛，论坛的题目叫做：“中国——未来的50年”。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财富论坛”把中国和世界汇合在一起。到了这一年年底，中国和美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终于达成协议。那个下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斯斯珀林说，他想“为江泽民 、朱镕基总理，克林顿总统鼓一下掌”。接着，签字大厅掌声雷动，大家拥抱，身着盛装的中国姑娘送上香槟。石广生、龙永图、巴尔舍夫斯基、斯珀林，举着高脚酒杯凑在一起，个个满脸笑容，留下足够的时间让记者拍照。
中国通向世界的道路越来越通畅了。又过了一年七个月，中国申奥成功了；又过了五个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大家全都欢欣鼓舞，把2001年当作中国的“成功年”。与成功同样明显的是，中国在经过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巨大变革后，正在与世界潮流合为一路。原来这世界有很多事情是有共同标准的，不分国家、地域、种族、文化、信仰，人人都应遵守。所谓“特殊国情”一说，就像一块遮羞布，越来越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第八件事：分化
为了正确估计第三代领导人的执政结果，我们应该记得，由江泽民初任党的 到2002年秋天他的离任，与邓小平的复出到退休这段时间差不多一样长。邓小平念念不忘的“三步战略”，已经如所期待地完成了前两步。没有第一步，也就没有第二步。
政府宣布国家的经济总量翻了第二番——也就是每十年增加一倍，又说“小康”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标准”有16条，国家统计局说已经实现了13条，普通中国人谁也说不清楚都是些什么，只知道“人均收入达到800美元”。他们还知道70年代后期那种生活艰难、节衣缩食的情况，这时候已经没有了。98%的人家每年赖以维持生活的收入，增加了好几倍，有些人则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凭借这些收入，他们开始在食品市场上挑肥拣瘦，开始吃反季节蔬菜，吃进口水果，开始寻找那个带着一弯水波和一枝嫩芽的绿色食品标签。他们在2001年拿出16371亿元给政府交了税，还花了37595亿元去购买消费品。20年前他们的梦想只在三种牌子的自行车和两种牌子的手表之间徘徊，现在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住房，不再穿带补丁的衣服，不再跑到邻居家里去看黑白电视，也不再到家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每100个家庭中有30台空调、50部电话、80台电冰箱、90台洗衣机、120台彩色电视机。此外，还有4500万互联网用户，还有1.9亿个移动电话，移动电话上有十几种铃声供他们选择。大街上跑的汽车，每10辆中有3辆是私人的。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每8户人家就有一辆轿车。与十多年前相比，出生率下降了7个千分点，老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3岁，孩子的平均身高增加了9厘米。
各种变化继续以惊人的力量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最新职业调查报告除说明其它许多问题外，还表明人的收入差别越来越大。在北京这座城市里，现在被记录在案的职业有264种了。市政府中有个机构名叫“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专司所有这些职业的延续和变化，有一次还向公众澄清了工资指导价。结果证实，2001年所有职业中企业董事长的年薪最高，平均21.1678万元。工人最低，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足两万元，这包括磨工、屠宰工、制帽工、纺织工、印染工、剪裁工、缝纫工、饲养员和垃圾清运工。在最高和最低之间，还有个庞大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厂长、广告和公关经理、研发开发经理、律师、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财务经理、人事经理、销售和营销经理、采购经理、工程部经理、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系统分析员、国际商务人员、证券交易员。一个女孩子如果长得漂亮并且不怕风险，就有机会在民航班机上当服务员，平均年薪6.8288万元。她如果不幸成了一个列车服务员，收入就要少得多，大约3万元，要是做一个汽车售票员，那就不到两万元了。不过，这还算是好的，根据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情况，当时全国城市里的低收入者和中等偏低收入户占66%，这些人加在一起，至少有1.6亿人，这么多人的年收入都不到一万元。但这还不是最低的。在北京，政府规定城市职工最低工资每月435元，2002年又增加了30元，不能再少了，可是即使兑现，一年也只有5580元。至于乡下人，收入就更加可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公报，大约为城里人的1/3，再经副局长邱晓华一解释：减去实物的价值，减去用于生产的投资，减去城里人都有而农民却没有的社会保障，一个农民的货币收入，只有城里人的1/6了。
这一切情况都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有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处的副处长和韧所说，只是“一定时期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客观反映”。事实上，如果可以设计自己的一生，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他们最讨厌的事情莫过于“走极端”，总会有意无意地秉承中国最古老的哲学传统，不偏不倚。他们嘲笑穷人，也妒恨富人。可是分化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而且速度很快。
社会分化一向都是社会变革的结果，又是社会变革的动力，是让人既疯狂又失落、既发奋图强又忧心忡忡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分化是在新世纪里突然加快的，我们到今天也许还没能洞悉其中深意。就像50年代的“自力更生”、60年代的“大一统”、70年代的“继续革命”、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中国的很多潮流在当时总是不能被世人充分理解。但它毕竟出现了，寻常时候隐约不见，一有风吹草动就闹得满城风雨。就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陆学艺说的：“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他在一番精心的研究之后认为，中国社会结构中已经出现十个阶层，又可以根据经济的情况分成上层、中层和底层。
“弱势群体”是个新概念，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承认，都把它当作贫困农民、城市失业和半失业者的代名词。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最有争议的居然不是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而是“中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证明，中间阶层不仅是新出现的，而且还是“扩张最快”的部分，所以中国社会正在“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在诸如深圳这样的城市里，中间阶层已经超过20%。中国人所谓“中间阶层”，类似于西方所谓“中产阶级”。它有可能在今后十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但大多数中国人显然更关心中产者的物质生活，而不是这里面的政治是非。在寻常百姓眼里，一个中产者的标志是拥有自己的住房和自己的轿车，收入除了用于衣食住行之外，每年可以安排远途旅游，有一些纯粹属于精神方面的消费，还有一笔不大不小的积累用于投资。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到中产者的生活中去，就会发现典型的中产者多半住在城市里交通便利、物业发达的街道上，郊外拥有大片草坪的地方已出现一栋栋别墅，但那里人口稀少，都是富人，只是那些排列稠密，造型简练，价格也相对便宜的房屋，吸引了中产者中的上层人物，他们把这叫做“联体别墅”。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一对收入殷实的夫妇带着他们的一个孩子，住在距离他们工作、上学、购物、娱乐都不太远的地方，是最常见的。城市里面的富人区和穷人区还不是那么明显，但却正在形成。人们在购房的时候，既讲究地利、讲究款式，也挑选邻居。收入差不多的人们很自然地成为左邻右舍，但是在院墙的那一边，或者在马路对面，就有可能是破棚旧屋，里面生活着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们。这种咫尺之间的天壤之别，一点都不妨碍中产者在自家房屋里面精心建造起自己的生活方式。
稍有功名加身或者权势在握的人转而谋财，是90年代的一个潮流。经商之风已经蔚为壮观。人们不约而同地用“大海”来描述“市场经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经商称为“下海”。此前很多中国人对商人的看法不一，但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商人联系在一起。此后他们投身商界，有些人已成就大事，另外一些人则一事无成。他们都非等闲之辈，平生目睹中国的无穷变幻，也经历了无数挫折和成功，早就看破红尘，可是90年代的“下海”对于他们价值观念的冲击最大、影响最深。他们不是辞职就是改行，不是当了董事长，就是当了总经理，再不就是公司顾问或者文化个体户，有个文人还成了一个养着60条种狗、180条玩赏狗的养狗场场长。
人们越来越露骨地表示对钱的兴趣。有个市委书记去了趟北欧，一路上感叹不已，回来就对北京的一个记者说，“我明白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了：我们是消灭了有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他们是消灭了无产阶级，都是有产阶级。”90年代初期，中国的确还是“无产者”的天下，“万元户”给人的感觉是个大财主，离自己很遥远。如果你在那时候拥有3000元的年收入，你就超过了大中城市就业者的平均水平；如果是4000元，你就属于10%的高收入者之列了。但是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的“有产者”越来越多，而“无产者”则处处感觉到被漠视。钱不再是万恶之源，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当然也不再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了。有钱人在每一个大城市中都是人们议论的焦点之一，他们是新闻媒体追逐的对象，是广告商瞄准的目标，是大城市里那些高档消费场所中最受尊重的顾客。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党的理论中，他们的地位迅速提高。党现在不仅承认他们的存在，承诺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还把他们视为国家进步的象征。所谓“小康社会”，所谓“共同富裕”，其实就是建设一个中产者的中国，有如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所说，“扩大中间收入者比重”。
2002：创新与接班的大会
在2002年11月8日发表的《中国与世界》一文中，法国作家萨米埃尔·皮萨尔特别提到：“中国已经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的大舞台，这次改革可能来得比人们想像的要快。”他在以前写的一本书中曾把中国说成“超意识形态的社会”，这与很多中国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他现在依然认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并没有让中国人丢掉经商传统。“这种令人生畏的变化不仅仅局限于产品，技术和资本，”皮萨尔写道，“中国目前还在经历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他在语重心长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为即将发生的变革拉开了序幕。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最近十多年来江泽民制定的原则下召开的，只不过，其中所遵循的基本逻辑仍然来自邓小平。这个逻辑很简单：那就是，党的领导地位不容置疑，而且必须加强，当然也应当改善，除此之外，可以尽量地让中国的各种人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人们在江泽民的报告中读到了过去13年的总结，读到这一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五年，本来只需报告本届任内的事情，可是没有人觉得那13年一起说说有什么不好，大家早有某种预感，但只有外国报刊敢于在当时就说出来。《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江泽民的报告看上去像是“告别演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对的。13年前，江泽民意想不到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中。那时如果有人预言13年后的中国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可是今天，全世界的舆论都认为中国比那时更强大了。党的高级官员说，这13年堪称“盛世”。这是把江泽民时代看得比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时代还要辉煌。其实，即将卸任的 已经注意到：党如果真要保持自己的生机，那就必须做一件对她来说匪夷所思的事：理论创新，进而推动政治领域的变化。
让亿万中国人都去攀登发财致富之梯，而将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演变化于无形之中。这是第三代领导人治国的大脉络，也是成功之处。一个来自贫穷闭塞地区的市委书记读完江泽民在“十六大”上的报告，发现“报告中的‘新’字至少有90多处。”他很敏感，实际上这个字的确是2002年冬天中国大局中的焦点，有如《时代》杂志在11月“中国专号”里说的：“中国人仿佛是世界上最不多愁善感的民族，对‘新’的崇拜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实际上十六大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其表面文字更有刺激性，只是其中最富有突破性的部分，被绝大多数媒体小心翼翼地回避了，那正是后来写在党章里的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党的组织本来是以工农为基础的，这可以从她选择“镰刀加锤头”作为自己的旗帜体会出来，也可以在81年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看到。那时候党的纲领是：“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按照这样的旗帜和纲领，资本家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党的敌人或者是产生敌人的土壤。那时候党的确是这样做的，她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把贫困农民当作自己的同盟军。尽管后来知识分子的地位越来越高，但在理论上，他们只有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20世纪60年代初期赫鲁晓夫以直率的断言使全世界共产党人大吃一惊，他认定，苏联共产党正在成为“全民党”。这些话在当时似乎难以置信，即使在今天也还被老一辈共产党人看作是修正主义的经典之作。十多年前东欧共产党组织纷纷瓦解的时候，中国人关心的是制止自己党内的分裂。但是从那以后，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党的组织也在变化。在过去5年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189万人中，有3/4是35岁以下，有4/5受过良好教育。党的组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还有“中产者”，甚至还有“私营企业主”。党员中的工人和农民在50年代曾经占90%，后来占70%，如今却只占45%了，而且这些人的年龄偏大，收入偏少。毫无疑问，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但她如果不想让自己的生命衰老，那就必须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改变自己。2002年冬季会议的最具深意之处，是党在改变自己，把自己的执政基础扩大到工人农民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这种表面模糊实则犀利的含义，至今仍然未被说破，但是，他们超越了长期以来前辈不敢触犯的政治秩序和组织壁垒，浩荡大西洋、阿尔卑斯山和意识形态的屏障，都阻碍不住。
2002年11月7日，基辛格博士告诫世界100多位媒体领导人，不要低估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中所包含的意义，“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变化”。此人在过去30年里38次来到中国，现在以洞悉一切的口吻对他的听众说：“美国人的政策被律师和讼案所操纵，中国人的政策由理念支配。”他说对了。在西方，理论是一种学问，只能被人探讨、改变、丰富，而不能支配人。而在中国，理论一向都是至高无上的，是执政者的一种力量，是使人既热血沸腾又谨小慎微的根源。这里所谓“三个代表”，是指：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新的理念，正在成为共产党81年历史上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事实上在2002年剩下的几个星期里，整个中国都在谈论“三个代表”。与此相应的另外一个理念是“与时俱进”。官员、记者、作家、经商者，以及所有感觉应当与党的步调保持一致的人们，都喜欢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三个代表”。有的时候，这个词往往用得很随意以至失去了本来意义。一个城市的繁荣，一种新技术的推广，一部新电影的上映，一个官员的访贫问苦或者亲耕，一个警察的临危不惧，都有可能被归入“三个代表”之列，只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想到，这个词的某些含义表明，党的领袖对党组织的必须领先于时代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迫切期待。
共产党的确需要用新理论来解释自己的新步骤才行。如前所述，第三代领导人执政以来，已经在党的经济理论上实现两大突破，这就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所有制”的理论。现在，他们要在政治领域前进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江泽民是在2000年早春下决心用“三个代表”来改造党的理论的。这位 自从上任以来，眼看整个中国都在大步前进，心下满意。可是他要是有心让第三代领导集体青史留名，光有国内生产总值和人民丰衣足食就不够了，还须高瞻远瞩地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以便指引后人。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党的80周年纪念日到人民大会堂去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三个代表”，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定下了调子。其中有些话，的确是他的前辈毛泽东和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的。比如他认为，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以往的社会阶层——工农兵和干部，无法把他们包括在里面，他们也是中国的建设者，党不应当再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应当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代表他们的利益，还应把他们当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组织中来。他周围那些人把这次演讲概括为“七一讲话”，把他的思想压缩成“三个代表”，并且解释说这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从后来的情形看，“三个代表”的确是江泽民13年执政思想的精髓所在，他倡导“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这绝非随便说说的。
党在江泽民离任的同时承认了党的理论被改造的事实。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决议，还把《党章》给修改了。江和他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里的大部分同事都退出了，只留下60岁的胡锦涛来主持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新任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表明他的执政思想将与前任一脉相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胡锦涛在一篇可以被看作就职演说的简短讲话中说，“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为我们的前进指明了方向。”
2002年就要结束的时候，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也要给自己的执政历史画上句号了。现在回头去看，这些人都是天助神佑的人物，中国人都说他们运气真好，还说中南海比过去成熟了。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把他们看作时代的代表，真正的奇迹是由亿万对新生活满怀憧憬又干劲十足的老百姓创造的。他们是熟练的工人、朴实的农民、精明的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有些人则是来自西方。中国的资源和中国人的改变现状的欲望，把他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这一点，无论是伟人的权威、领袖的口才、“铁腕宰相”的组织天才，都不能比拟。北京的人们再次提到“继往开来”，这话他们在13年前曾经说起过。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是过去50年来最少伟人色彩的一次党代会，也是过去80年里党的领袖第一次按照正常程序移交权力。在此之前，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是犯了错误中途下台，就是在任内去世。所以我们可以把2002年冬天的会议看作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政治开端，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要比“谁下谁上”这类问题更值得回味。事实上21世纪的中国将不再是伟人的时代，而是普通人的时代。新一代中国人更在乎凡人的事情，宁愿在党的理论体系中寻找那些对自己更有利的变化，然后去造就更多的变化。他们在过去的20多年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很成功。那些在“第三代”执政期间年逾40的人都有体会，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种种弊端的宽容性已经历了极大的考验，有时候简直忍无可忍，但他们毕竟忍耐过来了，今后还将继续忍耐。如果我们把今天中国的问题开列出来，也可以写成一个长长的清单：经济增长放缓、银行呆账问题、失业问题、国有企业问题，农业迄无振作之象、农民不满、腐败猖獗，中西部的落后，而东南沿海那些依靠出让土地支撑高速增长的地区，已经没有多少土地可让了……这张清单可以被看作是新一代领导人前进道路上的“地雷阵”。和13年前比起来，很多地雷被排除了，但也有一些地雷更加危险了。好在中国人总是以乐观豁达的精神来对待他们眼前的麻烦。过去20多年里，很多口号都过时了，不断更换，但有一句是始终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年年难过年年过，办法总比困难多。”
江泽民不再是中央委员了，但仍旧保留了中央军委 的职务，这有点像当年的邓小平。11月15日，他再次来到人民大会堂，率领全体离任常委和全体新任常委，会见全体十六大的代表，这也有点像当年的邓小平。胡锦涛带头为他的话鼓掌，2000多人也跟上来，掌声回荡在人民大会堂，表明“第三代”对这个国家仍然有着的影响力。在过去13年中，每逢那些考验党的意志和国家精神的重大时刻，他们总是聚集在这里。撤消赵紫阳的一切职务、治理整顿、反对和平演变、宣布邓小平南巡谈话为党的指导方针、宣布改变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消顾问委员会、邓小平退休、主持宏观调控、对付通货膨胀、对付通货紧缩、对付自然灾害、对付法轮功、对付腐败、对付亚洲金融风暴、对付东欧社会主义者的蜕变、对付台湾分离主义者的图谋、对付北约轰炸我们的大使馆，对付美国人撞了我们的飞机、两次 、两次修改党章、换了两个 和两个委员长……所有这些都曾在这里加以考虑，当然还曾无数次地起立向老一辈革命者致敬默哀。他们这些人瞻仰过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遗体，在1997年2月24日，他们曾含着无限悲伤，注视着一辆灵车护送邓小平的遗体远去，经过后来建设中华世纪坛的那片土地，向八宝山公墓不灭的火焰走去。而在五年又九个月之后，他们的后继者又走上了时代的前台。
新人就是“时”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当2002年结束的时候，有一件事需要再提，那就是，那些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年里出生的人们，已经25岁了。一个名叫格雷斯的英国记者这样描述这一代中国人：“50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和2000年的儒家教义在他们心里没有什么位置，新生活在每一个领域都是如此丰富，从选择头发的颜色到工作。”
长江后浪推前浪。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无论你怎么说这一代新人：“另类”、“看不懂”、“不三不四”、“堕落的一代”，都能找到理由，可他们仍像一粒粒种子，破土而出。他们生长在东方的土壤中，却崇尚西方人相互交往中的规矩，不管别人做什么，也不希望别人来管他们做什么。他们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不受限制，想做就做，想说就说，想玩就玩。他们觉得好玩的事情，大都包含着刺激与冒险精神：攀岩、登山、蹦极跳、自由滑雪、孤身野营、高速冲浪、击剑和跆拳道、动感强烈的“韩舞”。
让父辈烦恼的是，新一代人不知道过去的事。不知道20年代的“新青年”；不知道30年代的“红小鬼”；不知道40年代的“八路军”；不知道50年代的“建设者”；不知道60年代的“红卫兵”，不知道70年代的“下乡知青”；不知道80年代的“第四代”。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一代，与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关系。他们出生在所有悲剧结束的时候，但是他们还是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人都经历了更多的变化，因为他们是在变化最大的国家中长大的。要论两代人之间生活的差别，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巨大。新一代人无从体会过去的生活，但却无时无刻不在父母身上看到过去的烙印。他们同情父辈的无奈，痛恨父辈的虚伪，冷眼旁观父辈的奋斗，嘲笑父辈的落伍——竟然以为“F4”是美国飞机、以为“IN”是“官印”。他们相信这世界已经改变，将不再属于逆来顺受的人，而是属于独立意志的人；不再属于“两不怕”，而是属于新技术；不再属于权力，而是属于智慧；不再属于老实人，而是属于进取者；不再属于他们的父辈，而是属于他们。爷爷心里装着毛泽东，爸爸心里装着爷爷，而他们心里装的是自己。“最重要的是自己”、“先对自己负责，再想别人”，这些是他们的新宗教。他们不打算像父母那样生活，不打算依靠长官，不打算相信单位，不打算追随权威，世界富豪排行榜上年轻的名字和身边的数字英雄激励着他们。他们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这让他们不得不到家庭之外去寻找同伴。于是他们成为中国几千年来最少家族观念的一代人，他们学会了公共精神，学会了开放的心胸，已经下定决心不再为传统所累，不再为虚名所累，不再为道德所累，他们要靠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有自己特殊的品格，可是追求自我、渴望创造、无拘无束，却是所有时代年轻人的共性。可惜这一代新人不能明白，他们今日的幸运是他们的父母用巨大牺牲换来的。
或许这正是历史家黄仁宇在20年前写的一段话的意思。他认为，中国社会传统与世界潮流的冲突一经展开，则“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改变历史的机缘”。未来中国人面临的考验，将是他们的欲望和创造性在多大程度上冲破古老精神的束缚，同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个社会所容忍。变化将是新世纪的主题，惟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社会思想的背后是人。过去13年里中国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一代新人长大了，他们的眼睛里面完全没有过去，只有未来。他们的父辈在20多年前喜欢说“解放思想”，在今天喜欢说“与时俱进”。但是对于这一代新人来说，这些都是根本用不着说的。
“我们自己就是‘时’啊！”一个年轻人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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