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刚刚毕业的学生借家里的钱都要买房,为什么?因为今年不买,明年会更贵。”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坦言,房价上涨根本是一个货币问题,因为老百姓手中的钱太多了
正当马行长在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大谈房价上涨是因为百姓钱多时,在另一边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则在呼吁开征财产税,并告诉了这样一组数据:2004年,中国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底层的10%的家庭收入只占1.4%,相差32倍,而到2009年,这个差距已扩大到40倍。试想,如果马行长听到这样一些数据,也许该为自己的“百姓钱多论”,作出另外一番诠释了吧?
马行长同时还列出了宝石、古董、名画,以及拉菲红酒的涨价,作为证明房价上涨系因为百姓手中钱太多的证据,可即便是如我中等收入的白领,也连见都没见过这些奢侈品。这些与普通百姓生活根本无缘的东西,怎能用来证明百姓钱太多呢?我也想知道,马行长眼中的“百姓”究竟是指哪一个阶层的群体?如果百姓钱多,那中央政府何必接连出台抑制房价的政策,又何必在各地大兴大建经济适用房呢?如果百姓钱多,又何必心有不甘地成为房奴、卡奴,袋里有钱还怕还不起吗?
温总理今年寄语房地产商,要他们“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是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维护民生。而“百姓钱多论”的提出,无疑是将房价上涨的罪魁祸首直指百姓,这明显就是在混淆视听,转移焦点。因为站在某些金融机构背后的,不是普通收入阶层的百姓,而是那些掌握着社会大部分财富的少数高收入群体,也许只有这些人才能称得上马行长心目中的“百姓”。
当我对“百姓钱多论”愤愤不平时,也为近年来各级政协委员的“雷人”语录而困惑不已。从昆明市政协委员胡开林的“社会贫富差距就是要大”,到北京市政协委员刘毅的“要是买高价黄牛票,还不如直接把票价涨上去”,再到广东省政协委员庄耀的“谁买房谁就能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等等。我不想知道他们为何会发表这样“雷人”的观点,也不想知道他们是如履行“参政议政”职责的,我只想知道他们到底是代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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