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程：虚拟村庄的诗意栖居者

刘亮程：虚拟村庄的诗意栖居者

　　——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

　　留白

　　一、“我思故我在”

　　在中国当代文坛，以写诗出道，以散文名家而又自称“农民”的刘亮程的确是个“异类”，对于“一窝蜂朝某个地方飞奔”的我们来说，他那空谷足音般的文字就像一则“脑筋急转弯”，让你不由得为之一怔。有的人在“一怔”之后，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九十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的赞叹（见《一个人的村庄》，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在我看来，这些称誉在概括刘亮程散文的思想与艺术成就方面并无过当之处，但我还是愿意强调一点，即：刘亮程的特出之处与其说是来自文字所传达的思想深度，倒不如说更多地来自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本身。“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这句被反复引用的老话，用来印证刘亮程散文的成功，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不知道“总共只上过五年学”（《只有故土》）的刘亮程是否潜心研读过老庄，但他文字里四处流淌的玄学成分——清虚、静笃、自然、无为、守拙等等——正可见出道家思想的流风余绪。有人把刘亮程的散文称作“乡村哲学”，而一个事实是，乡村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道家哲学的集散地。我们不难给扛着一把铁锨到处转悠的刘亮程找到精神上的远祖和师承：漆园柱下的老庄，采菊东篱的陶潜，以及古往今来的那些特立独行的贤人隐士……诸如此类。幸运的是，刘亮程的乡村情结并没有经历一个庙堂理想破灭之后的放逐过程，因而他的“保持着自己的速度”的姿态才显得本真而纯粹。作为一个写作者，乡土情结很重的刘亮程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和那些“体验生活”的“乡土作家”们划清了界限。

　　我投生到荒凉僻远的黄沙梁，来得如此匆忙，就是为了从头到尾看完一村人漫长一生的寂寞演出。我是唯一的旁观者，我坐在更荒远处。和那些偶尔路过村庄，看到几个生活场景便激动不已，大肆抒怀的人相比，我看到的是一大段岁月。我的眼睛和那些朝路的窗户、颇墙洞、老树窟一起，一动不动，注视着一百年后还会发生的永恒事情。（《冯四》）

　　这和老子在两千多年前所持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的生命立场如出一辙。刘亮程试图说明，在漫无边际的“一生”面前，任何东西都显得无足轻重，包括写作本身。“我喜欢在一个地方长久地生活下去——具体点说，是在一个村庄的一间房子里。”“我一直庆幸自己没有离开这个村庄，没有把时间和精力白白耗费在另一片土地上。……我的生命上抵高天，下达深地。这都是我在一个地方地久天长生活的结果。” （《住多久才算是家》）这种固守一隅、抱残守缺式的生活理想，几乎就是老子“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的隐逸思想的现代版了。以当年那帮背着笔记本到处“采风”的名作家们的眼光看，玩这样的“行为艺术”显然有点不合时宜，而且成本太大。

　　当这种扎下了“根”的体验被善感的心灵品味着，又被细腻得入骨入髓的笔触描画着的时候，那些富有生命元气的文字便显现出一种少见的文学品性和执着的生命精神。我的阅读是从习惯的挑拣开始的，这未尝不是一种挑剔，但最后的结果是：我没有漏掉一篇文、一个字。我自信不是一个对陈词滥调和虚情假意特别“饥渴”的人，但读完全书我真的意犹未尽，而且同时产生相反的念头，就是希望这个叫刘亮程的人到此为止吧，——难道你真的指望还能跳过自己设置的标杆吗？

　　透过文字的背后，刘亮程独特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以及与此相应的价值判断深深吸引了我。在我们这个无主名时代，一个小人物的价值从没有像在《我改变的事物》里表现得那么富有才华。刘亮程写出了“一个胡乱地生活着，找不到值得一干的大事”的平凡人的从容和高贵：或者用一根草绳把一棵长歪的胡杨拉直，从而“改变了两棵树的长势”；或者把一棵树上的麻雀赶到另一棵树上，把一条渠里的水引进另一条渠；甚至还促狭地赶开一头正在交配的黑公羊，让一头急得乱跳的白公羊爬上去，使“本该下黑羊羔的这只母羊，因此只能下只白羊羔”……文中的“我”总在为自己找这些闲事做，并相信自己的每个行为都不同寻常地充满意义：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会很自豪地目睹因为我而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大小事物，在长达一生的时间里，我有意无意地改变了它们，让本来黑的变成白，本来向东的去了西边……而这一切，只有我一个人清楚。

　　与其说这是一种原汁原味的农民的精神境界，倒不如说它是作者在天地之间找到的一种“真人”的情怀。从功利的眼光看，这是一个被前进的时代列车漏载的乡村闲人的精神胜利法；但谁又能说其中没有隐含着一种当代社会稀有紧缺的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认同和自信？想想看，我们这些活在城市的所谓“文明”里的人们，在汲汲于给肉体寻找一个妥贴的物质存放地的同时，可曾用怜爱的目光打量过那日渐枯萎的灵魂，可曾在做着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时，无限感恩地想到“天”、“地”、“人”的交感共振？这里，刘亮程自觉充当了一个荒凉村庄日常生活细节的见证者和代言人，因为他深感那些在“荒凉”中“活着”的人们正患着事实上的“失语症”。——“除了荒凉这唯一的读物，我的目光无处可栖。大地把最艰涩难读的章节留给这群没啥文化的人。”（《黄沙梁》）因为背负着这样的使命，刘亮程摈弃了这个时代的知识人在观照“苍生”时不约而同的“他者”目光，而用陶渊明式“纵浪大化”、“不喜不惧”的达者胸怀打量一个人的“一辈子”。他关注甚至“偷窥”着村里像冯四那样的小人物的生生死死，喜怒哀乐，从中领略生命给予每一个人的同样的尊严和高贵：“天从不为哪个人单独黑一次……谁知道谁过得更实在些呢。”“与一生这个漫长宏大的工程相比，任何事业都显得渺小而无意义。”“接 凡更需要漫长一生的不懈努力。”（《冯四》）“我们干完的事，将是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大的事情。”（《剩下的事情》）

　　正是有了对平凡人生的深刻洞察，刘亮程才会把村民为一根麻绳大打出手，为一只鸡蛋亲戚结仇，甚至牛啃了庄稼的家长里短，与东欧局势和香港回归这些“天下大事”相提并论。跟老子 “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居高临下不同，也和“焦点访谈”的忧国忧民判然有别，刘亮程的视角是平视的，视线的起点来自底层的“弱势群体”（民众），因而我们能在上述那些并不新鲜的类比中，读到某种奇特的反讽效果。荀子说：“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荀子·宥坐》）在栖居于“边缘地带”的刘亮程眼里，世界无所谓大小：“我有一村庄，已经足够了。当这个村庄局限着我的一生时，小小的地球正在局限着整个人类”（《黄沙梁》）。在他看来，意义的大小与结果的好坏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一天一天地迎来一生中的所有日子，又一个个打发走”（《冯四》）。显然，这是个体的生命智慧对心怀天下的国家美学以及日益“地球村”化的现代文明进程的冷眼旁观和含蓄嘲弄。

　　这样，通过对主流价值趋向的低调消解，刘亮程不仅完成了对日渐式微的传统道家精神的扬弃，同时也实现了平民立场的自觉和对功利价值体系的突围。如果那些安详得不能再安详的文字能够对应和注解他的隐逸生活的话，那么，这对于那些满世界找生活、在灯红酒绿里大唱“士不遇赋”的才子才女们，不啻一个莫大的讽刺。

　　二、散文到诗为止

　　然而，刘亮程并不因此就是一个负载沉重思想命题的作家，尽管他的文字具有少见的寓言效果；在我眼里，刘亮程本质上是个艺术家，或者更准确一点说，他是一位诗人。据说，刘亮程曾用很多年的时间写诗，散文只是“回过头来去捡诗歌剩下的东西”（芳芳：《一个人的村庄·跋》）。或许正是这个缘故，他那缓慢得有些粘滞的语速和打磨得锃亮的文字才会缺少一点到处可闻的烟火气，我们才会从那些散文面貌的文字背后，读到——诗。事实上，刘亮程的思维视角、时空意识和自然观，无不打着诗人的烙印。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语概括刘亮程散文的内在品性的话，我觉得，“诗性散文”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里指出，散文中最具个性的一类读来应当像诗，因为它既有诗的抒情因素，用散文来表现，又无须受制于诗的艺术技巧，实际上是诗与散文之间的桥。写过诗的刘亮程，在把诗情倾注在散文的写作上时，那座“桥”真的是明灭可见，呼之欲出。在这部散文集收入的组诗《晒晒黄沙梁的太阳》（24首）里，我们不难发现刘亮程散文与诗歌的某种“互文“关系，而《剩下的事情》、《黄沙梁》、《一块石头》等，实际上就是散文诗。我当然不否认刘亮程写的是散文，尽管有些篇什非常“像诗”；正如我毫不怀疑鲁迅的看似散文的《野草》，本质上都是诗。我想说的只是，当我把刘亮程的这本散文集读完时，诗与散文的界限一下子模糊了。

　　刘亮程对时间、空间和弥漫于其间的生命过程有一种独到的解会。由于这种解会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日复一日的生命状态本身，因而一旦经由感性的文字显现出来，便有了一种厚实的质感和动人的力量。

　　在一个村庄活得久了，你就会感到时间在你身上慢了下来。而在其他事物身上飞快地流逝着。这说明，你已经跟一个地方的时光混熟了。水土、阳光和空气都熟悉了你，知道你是个老实安分的人，多活几十年也没多大害处。不象有些有些人，有些东西，满世界乱跑，让光阴满世界追他们。可能有时他们也偶尔躲过时间，活得年轻而滋润。光阴一旦追上他们就会狠狠报复一顿，从他们身上减去几十岁。事实证明，许多离开村庄跑世界的人，最终都没有跑回来，死在外面了。他们没有赶回来的时间。（《住多久才算是家》）

　　我要说，在现代白话文学中，将时间和生命的冲突写得如此空灵而睿智的文字并不多见。在这些文字的上空，回旋着一种不易觉察的诗意。这里，时间成了一种人格化的生命存在，它似乎活了起来，满世界地追赶着人类，也被人类满世界的追赶。人一旦放慢脚步，时间就“在你身上慢了下来”，而那些“满世界乱跑”的人却“没有赶回来的时间”。这是人类的欲望和时间的“相对论”，而且弥漫着一种无处不在的落寞和苍凉。那么空间呢？空间在和时间的角逐中胜负如何？在《冯四》一文中，刘亮程说：不管冯四在与不在，地上的方桌永远踱着方步朝着某个方向走着，挂在墙上的镰刀永远在收割着一个秋天的麦子，倒挂在屋顶的锄头永远锄着一块禾田里的杂草，斜立屋角的铁锨永远挖着一个黑暗深邃的大坑……

　　谁能说这里没有诗呢？不可捉摸的时间就这样被吸附在日常的事物上，获得了类乎静止的动感与速度，诚所谓“林无静树，川无停流”（语出《世说新语》），这四个“永远”简直是“飞矢不动”的哲学观的变形。海德格尔说：“时间就是其中发生着事件的东西。”时间和空间一样最终都指向一个地方——虚无。如此悲观的表述远不如刘亮程的时空观来得豁达：“不管多大的风，刮平一道田埂也得一百年功夫；人用旧扔掉的一只瓷碗，在土中埋三千年仍纹丝不变；而一根扎入土地的钢筋，带给土地的将是永恒的刺痛。”于是，“永恒”也就成了时间和空间摩擦反应的“化合物”：时间本身也不是无限的。所谓永恒，就是消磨一件事物的时间完了，但这事物还在。时间再没有时间。（《最大的事情》）

　　这种哲理与诗性的糅合成就了刘亮程散文最吸引目光和启发幽思的段落。如果我们细心一点，会发现刘亮程独特的时空视角并非无源之水，庄子在《齐物论》里所说的，“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 可以说正是其思维母本。这一视角认为，时间和空间的长短和大小本身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看它。这倒让我想起西方哲学的一个奇怪的命题——“针尖上到底能站多少个天使？”我觉得，庄子和刘亮程的“笔尖”上都能站上好几个。

　　与上述时空视角相应的，乃是一种“物我合一”的自然观和生态理想，刘亮程散文中最具智慧和亲和力的诗意氛围大多来源于此。在《人畜共居的村庄》那一组散文里，刘亮程仿佛一位“乡村博物学家”，从他最熟捻的生活场景和细节开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和谐、多情而充满诗意的“动物庄园”。只要看看他对那些或大或小的生灵所怀有的那份好奇、恩爱和“通感”（这绝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技巧），便不难体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该有多么快乐。他看得见花的微笑，听得懂鸟的语言，认识哪一片云是自己家的，感叹“我这颗大脑袋，压根不知道蚂蚁那只小脑袋里的事情”，并真诚祝愿“老鼠应该有个好收成”……这些情节如果在“小女人”和“小男人”的散文里出现，自然难免矫情之讥，但在刘亮程的上下文里，却成了一种诗情之所致的必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刘亮程也说：“其实这些活物，都是从人的灵魂里跑出来的。他们没有走远，永远和人呆在一起，让人从这些动物身上看清自己。”（《人畜共居的村庄》）“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都是人的鸣叫。”（《风把人刮歪》）

　　在这样一种“齐物”思想的照射下，孔子只爱人、“不问马”（马在这里实际上是代表了所有生物的符号）的所谓人道精神变得多么强梁和浅薄。在修辞技巧上，刘亮程也为自己开拓了一块足够闪转腾挪的空间。经常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的句子从字里行间“蹦跳”出来：“在大地的怀抱中我比虫子大不了多少。……这些小虫知道世上有刘亮程这条大虫吗？”（《与虫共眠》）“我们是一根缰绳两头的动物，说不上谁牵着谁。”“有时嫉妒地想：驴的那东西或许本来是我的，结果错长在驴身上。要么我的欲望是驴的。我瘦小羸弱的躯体上负载着如此多如此强烈的大欲望，而那雄壮无比的大生命却优哉游哉。”（《通驴性的人》）

　　通过人与物的“置换”和自我矮化，将一向为人所轻视的动植物巧妙放大，使我们不得不换一种视角重新认识世界和生命，这是刘亮程在艺术上获得成功的秘诀。但这一经验并不适用于任何人，它根本上来自于作者生活信念和生命颖悟，用刘亮程自己的话说，这是他施过“人类最本原的底肥”（牛粪）的结果。

　　三、让梦给出现实

　　关于刘亮程散文的诗性因子，上面只能点到为止，因为另一个问题已经跃然纸上，那就是：散文的边界在哪里？我不敢说针对这个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刘亮程已经用他的创作给出了部分答案。但我确实感觉到，刘亮程的散文蕴藏着一种“跨文体写作”的可能性和自觉努力。在他的村庄里，不仅回旋着一种现实中找不到的袅娜的诗意，同时也充满了紧张的对抗：乡村与城市、人与自然、梦境与现实，甚至在文体与文体之间，都能感受到某种力量的争夺和消长。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换一种提法，就是：散文可不可以允许虚构？

　　这样一来，问题的尖锐性就凸显出来。我们的常识是：虚构是小说的专利，散文嘛，只能“实话实说”。这几乎是所谓“现当代文学”的散文创作实绩颁布给文学教科书的一条“戒律”。写“真人真事”一度成为散文的注册标签和身份证明，中小学生的作文本上充满了“有真情实感”之类的俗套评语。问题是，“从来如此，便对么？”叙事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所有的文字叙述行为（包括史书）本质上都是一种“虚构”。况且事实上并非“从来如此”，我国自先秦诸子以来的散文传统并未视虚构杜撰为不可——《庄子》不是通篇都在“天马行空”吗？——倒是对小说作了写实的规定。再换一个角度说，规定和限制真的有用吗？君不见号称“虚构”的小说往往真实地再现了社会和人生的林林总总，而标榜“真情实感”的散文却常常或抹着文化的口红，或戴着人生的假面？“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小说与散文亦可作如是观。我们当代的散文家，大多只写看上去对得起观众的“自我”甚至“超我”，很少涉及“本我”的不堪之处。那一个个“高、大、全”和“真、善、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看似人气健旺，足以孤芳自赏，实则苍白失血，禁不起稍稍仔细些的推敲与审视。难怪人们要了解一个社会和时代人的真实境遇，总是撇开散文，直奔小说。

　　还是来说刘亮程。我觉得，刘亮程的散文既是文体的试验，又是散文寻找自身出路的一次突围。梭罗住了两年半的瓦尔登湖可以在他的年谱中坐实，而刘亮程“地久天长”地栖居的黄沙梁，说穿了乃是一种“虚构”。

　　我给我的诗歌中的这个村庄起了个名字：黄沙梁。（《又是黄沙梁》）当一个诗人给自己居住的地方重新命名时，显然是一个充满文学野心的“预谋”。现在，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又被移植到散文里。无庸置疑，这只是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它的虚拟性在那篇梦幻和诗意交织的同题散文里暴露无遗。如果一个读者仅从“真实性”上对号入座，你会发现刘亮程根本不能自圆其说。这些被分成三辑的文章恰好构筑了他人生的三个站台：乡村（黄沙梁）——城乡结合部（城郊乡的农机管理站）——城市（乌鲁木齐），整个是“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现代演绎。这三个站点不仅暗示了刘亮程对自我生存状况的不断超越，在文本上也存在着一种次第否定的关系，读到他“扛着铁锨进城”时，前面“地久天长”之类就成了无法落实的童话。有的读者甚至为此而大呼上当。

　　然而，这种戴着考据眼光的阅读是不是有点暴殄天物？它正是散文写实的思维定势在作怪。试想，如果刘亮程也按着你的思路走，文坛不过又多了一个平庸的散文家而已。一个艺术家绝不仅仅满足于为现实“照相”，他还必须有一个梦，他毕生的努力也就是为了编织这个美丽的梦，梦里到处都是他的影子，但也只是影子而已。“一个人的村庄”，正是刘亮程苦心经营的一个梦。

　　梦境与现实的冲突在一些追忆童年的文章里凸现无遗。《天边大火》里的“我”失眠在一个“寒冷又恐怖”的冬夜，他惊悸于整个村庄在朝向未来的途中“落到了最后面”，而所有的人竟浑然未觉，蒙头大睡。短短两千字的篇幅大部分用于编织这种亦真亦幻的“童年梦境”，而真正的“童年”则早已在作者有预谋的还原过程中走失了。紧接着，作者让“好像忽然长大了许多”的“我”，拿了盒火柴跑到长满蒿草的野滩去放了一把试图“弄醒村里人”的漫天大火。然而——我不知道呆站了多久，直到后来，火终于熄灭了，夜色又笼罩那片烧黑的荒野，村子还是静静的，没有一个人醒来，没有一条狗吠，没有一只鸡叫……

　　你能说这件事是写实的吗？但你无法否认，刘亮程对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莫名苦闷和形而上思虑的描述，有着另一种“真实”。同样的虚实错综在《偷苞谷的贼》一文里更加强烈，该文与其说是散文，倒不如说是一篇时空失序、情节怪诞的超现实题材的小说。文章开头，作者用小说的写实手法写村里抓住一个偷苞谷的贼，天黑了，杜锁娃的父亲把看贼的任务交给了“我”——刘家老二（这也是刘亮程的真实排行）。由于胆怯，小偷还是被“我”放跑了。出于自责，多日之后“我”鼓足勇气找到杜锁娃的父亲：“那个贼跑掉了。”我说。他扭过头看着我。“偷苞谷的贼。”我又大声说一句。他瞪了我一眼，转身吆喝了一声牛。接着我听他嘟囔着说：“苞谷早收掉了。哪还有苞谷。”我愣在那里。这一段叙述一下子把事件的真实性颠覆了，使读者坠入五里雾中。至于后面的“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近二十年”，以及自己最终还是被“那个人”追上，“他把那条瘸腿扔给我，换上我的一条好腿走了。”这些情节，与刘亮程的“本事”就更是乖离不合了。正如作者自己所言：“随着年岁增长，我越来越分不清曾经的哪些生活场景是现实，哪些是梦。它们糅在了一起。我也不再去仔细分辨。”

　　实与虚、梦与醒就这样水乳交融，构成一个迷离扑朔的文本世界。从读者接受角度讲，在散文中读到这样的小说笔法，无疑是让人兴奋的。这种“写在文体边上”的文字，当然比那些滥情的游记、质木无文却“想象力丰富”的回忆录更具艺术品位和审美价值。

　　在刘亮程的不少散文中，还涉及对性心理的刻画，有时甚至直言性事。如：另一场风中我闻见一群女人成熟的气息，想到一个又一个鲜美女子，在离我很远处长大成熟，然后老去。我闲吊的家什朝着她们，举起放下，鞭长莫及。（《风把人刮歪》）有这种雄心的男人一般都有一根了不起的粗壮阳物，又娶到一房样样能行的好媳妇，有了这些天赐的好条件，他就会像种瓜点豆一般，从大土炕的那头开始，隔一尺种一个儿子，再隔一尺插花地播一个女儿。（《一个人的村庄》）……

　　恕我孤陋寡闻，在时下小说性描写泛滥成灾的形势下，如此现身说“性”的文字在散文里还是第一次遭遇。它因为在一个书写“自我”的文体中大胆切入“本我”所在的“潜意识”领域而显得触目惊心。聪明人会把这种不足为外人道的“真实”巧妙地宣泄在“虚构”的小说里（王小波就把自然的性爱描写得“乐而不淫”），而刘亮程则用散文的“第一人称”，给自古以来患着正人君子“洁癖”的散文装上了一根健康、干净的阳具。

　　这本书的封皮上，刘亮程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个散文家”，这话是否允当姑且不论，不过，在两个世纪擦肩而过的节骨眼儿上，中国当代散文的“细小命运”（朱大可语），的确在这个充满诗意和哲思的村庄里，亮出了它那沉潜多时的“粗大”经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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