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故里——我记忆中的赤峰五中街

　　一条已不复存在的老街承载着过去的岁月，镌刻着已流逝的斑驳时光。

　　赤峰五中街长不过两公里，有一寺，一庙，回汉杂居。那里有过我的家，我的姥姥家，本家哥哥家。巷口有爸爸开的清真饭店，巷尾有我读书的小学。从一岁住进去，三十多年里，几乎每天往返于这条街巷上，行走中我渐渐长大，直到我自己也有了娃儿。在那里有我的快乐，也有我的痛。 那里是属于我的永远的“软红香土”。

　　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它不在了。

　　我驻足在记忆的闸口，开始一点一滴地捡拾……

　　作者四岁照

　　一张市井生活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四合院门口坐着怀抱着孩子的女人，行走在街上的是忙碌的挣钱养家的男人，其间还夹杂卖小日用品的货郎，磨剪子戗菜刀的工匠，及卖糖葫芦、卖冰棍的小生意人。在胡同的拐角处有一群孩子在玩耍嬉闹。聚在一起的几个妇女低声地说着私房话，不时地会传出她们放荡的笑声。隐约还可以听到院落中的胡琴声和家长打孩子的叫骂及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嚎。一种熟悉的味道飘然而至，那是吊炉烧饼的芝麻香味儿和刚出炉的熏鸡的五味香气。猛然间一个走街串巷的女人从画面中凸现出来，从这家门出来又走进了另一家的门，这是生活中永远都不能缺少的喜欢关注别人的摇唇鼓舌之人，有了她们，便有了“传说”，便有了“故事”。现代科技可以使“清明上河图”变成动感的图片，还是远没有我们人头脑的想象力这样的立体、鲜活、生动。

　　五 中 街 的 胡 同

　　相对于二中街和三中街，五中街没有那么多的商铺和商号，到后来就只剩下一家由白姓人经营的“祥顺旅馆”了。胡同特别的多倒是这道街的一个特点。

　　南北两侧的胡同是连接六道街和四道街的通道，这些通道的密集让居住在五中街任何一个位置的人都可以方便地往来于这三条主要的街道中间。

　　南面由东向西依次是腊阳胡同、苏家胡同、车家胡同、洋井胡同、白家胡同、剪子胡同、屈家胡同、鸭子河胡同；北面由东向西依次是财神庙胡同、辘轳把胡同、亚细亚胡同。

　　洋井胡同

　　白家胡同

　　屈家胡同

　　财神庙胡同

　　五中街是赤峰回族人的集聚地，他们和许多汉族人一样，早年也是从山东迁徙过来的。定居在五道街的回族又相对集中在鸭子河胡同、白家胡同和洋井胡同。与其它地区的穆斯林相比，赤峰的穆斯林相貌上或多或少地还显示着阿拉伯人的血统：泛黄的头发，高挺的鼻梁，深陷的眼窝，成年男性脸上浓密的连鬓胡须，在回汉杂居的街道里非常容易地就能把他们区分出来。而在用来交流的语言方面同化的成分要更多些了，只是在某些句式和字的发音语调上还坚持着他们回族自己的特点。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回族人见面的问候语不是“吃了吗？”而是用“干嘛（ma去声）去？”来打招呼。特别的方式和语调，表达着穆斯林之间才有的那种亲密感。经常看到戴着白色无沿小圆帽的回族男人，戴着盖头的回族女人那时就不多见了。一成不变的是，作为伊斯兰教的教徒，这里的回族都严格地恪守着教规。

　　有关鸭子河胡同的记忆里只剩下了一座孤立的院落：黑大门，两进院，院内石头铺路，很是气派。院内住着回族中的旺族。这家的掌门人便是赤峰街的社会名流李云祥，此人仪表堂堂，高贵儒雅。由于经常出入场面，穿着得体考究。早年的他，亲眼目睹赤峰平民教育的现状：读书求学门少栏高，他便极尽所能，兴学办校，以实现自强图存的抱负。赤峰第一所完全小学就是李云祥创办的。直到后来日本人进入赤峰后，强制推行奴化教育，要求学校里必须设置日语课。遭到他的坚决抵制。在不得志的时候，他索性弃教从商。正是这样的经历，被后来人赞誉为“抗日志士和新文化的传播者”。

　　赤峰有了“回教协会”以后，李云祥被推举为会长，他被熟知的人冠以的称呼也由最初的“李先生”变成了“李会长”。他生前还是昭乌达盟政协常委。

　　李会长崇尚文化、注重教育，在这方面也影响到他的后人，在李氏家族人中大多数都从事了教育工作。

　　回族中还不乏多才多艺者。赤峰街活跃着一支业余的文艺队伍，其中骨干都是五道街的回回，他们既擅歌又擅舞。每逢传统节日，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演出和他们办的秧歌队。这中间有一推小车的“丑”，活跃、搞笑，他叫张文学；特别吸引人眼球的帅小伙叫李朝发；总是被安排在最前头的两个出众的姑娘，一个叫李淑兰，一个叫李哲芝。当年朝气蓬勃的一群年轻人，现在一打听，都已作古，想必已经过去了很久的时间了。

　　街道居委会主任李哲芝当年表演“小放牛”

　　位靠街道东口的苏家胡同原本是一大院，这里住着在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从山东登州府苏家屯逃荒过来的苏姓一家人。1933年，赤峰沦陷以后，原电厂被“满洲电力株式会社”接管，日本人要扩建电厂，强行征用了苏家的半个院子。后来还剩下半个院子的通道就成了胡同。胡同的另一侧住的是回族中的韩姓大户。苏、韩两家分住在胡同的东西两侧，邻居多年。他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信仰和风俗习惯，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和睦相处。从最初的每天见面，问候寒暄，到后来的随意不拘，畅叙家常，最终他们成为了非常亲近的两家人。很能代表他们之间关系的是对于两家的长辈和同辈间的长者，晚辈们都有着共同的称呼，“二伯”是大家的“二伯”，“三叔”也是大家的“三叔”。两家每逢红白喜事，他们都会按着对方的习俗，悉尽礼数。好多年里他们每天就是在这丈尺之间出出进进，相遇相逢，一起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也赋予这个胡同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晨光胡同。

　　苏家胡同

　　苏家是有着四大支几十口人的大家庭，我的母亲就是这苏家的大姑奶奶，于是苏家胡同对于我也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母亲的奶奶四十几岁就守寡，她以她精明、强势的个性确立了她在苏家的家长权威。她的四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四个姥爷从经济上支撑着这个大家，在自家前院门房还开了一家皮铺，专门加工皮鞭马鞍之类的东西。四个姥爷或多或少地都读了点私塾，没有什么特别体面的职业，四兄弟却有着不乏诗意而又儒雅的名字，依次分占“芳、蕙、兰、英”四字。他们膝下共有九个后生，这九个舅舅中，大舅是苏家唯一一个既有“名”，又有“号”的人，他读的书也是最多的，走的“路”也是最长的，解放后曾在镇政府就职。他见多识广，最重要是他人缘口碑皆好，为人心宽量大，厚道通达，这让他不仅在家族中拥有很高的威望，也让他成了五中街的名人，倍受街巷里人的尊重。大舅作为社会贤达和文化人，左邻右舍凡有代笔之事，纷争调解之事，每求必应。大舅晚年赋闲在家，每周都有朋友相约而至。他们既是大舅的“麻友”，也是他的食客。这些多年的故旧，都是赤峰街的知名文化人。大舅在七十八岁那年因病去世了，正好赶在五中街改造之前，苏家四大支所有的成员几乎都回来了，包括已出嫁的姑奶奶们和姑娘们。出殡的场面很壮观，围观的街坊也来了很多。有人在议论：“看看人家苏老大，死了还这么风光，光孝子贤孙就跪了半趟街！”随着大舅的离世，苏家大院的围墙也在旧街改造中被打开，苏家人四散而去。

　　剪子胡同的得名，源于它的形状：胡同在中间的位置上分了岔。这个胡同在我的记忆里，充满着诡异的色彩。每次路过，特别是夜晚经过这里，都会让人汗毛直竖。倒不是因为那把“剪刀”有魔力。在我只有几岁的时候，姥姥带我一起经过那儿，姥姥莫名地给我讲起了“鬼”。她说，剪子胡同有鬼，那鬼有白魔和黑魔，白天出来的是白魔，黑天出来的是黑魔。她特别强调，走到这里不能回头看，白魔和黑魔一直跟着你，当你看到它，你就会被它魔住，被定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从那以后再经过那里我从不敢回头，直到现在我都不去怀疑那是假的。目不识丁的姥姥，没有故事讲给我们这些孩子们听，我就把姥姥说鬼权当老人家讲给我的故事，虽有些恐怖但也附带着亲情与儿时的美好。我深怕因为我的质疑而把这美好也一起带走。后来常听人讲“人在做，天在看”，而在我心中远比这更早就有了一种警示：人在走，鬼在看。年幼时就形成的这种警觉一直伴随在我的人生路上。每每下意识地约束和检点自己行为的动机和力量也许就来源于此。

　　剪子胡同

　　历数这些胡同，有因形状得名，有因住户姓氏得名，明显带有乡俗俚语的特点，唯有这亚细亚胡同的名字会带给人有关异域的遐想。据说在伪满时期胡同北口有一家专门经营批发英商亚细亚洋行的元宝牌煤油的公司，此胡同便以亚细亚为名。

　　在我这般年纪人的记忆中，只有无关乎煤油公司的亚细亚胡同。小时候走进这个胡同是因为年关陪母亲去磨面。这胡同里面有张家磨坊。开磨坊的家里有一妇人，有一智障女，有一驴，有一磨。张家磨坊让我至今不忘，源于我多了一次特别的经历。那次与母亲和表姐三人一起去磨面，偏巧拉磨的驴不中用，母亲决定让我和表姐去推，没推两圈，我便向母亲告急，我说“我不行了，眩晕、恶心！”母亲半信半疑。她说：“娇气！一会儿就好了！”问题是过了一会儿，我吐了。表姐便取笑我：以前只听说过有人晕车，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不仅晕车，还晕电影，还晕磨！以后再去张家磨坊，母亲一定要叫上表姐，而我总会在心里为那头驴祷告。

　　亚细亚胡同

　　五 中 街 的 院 落

　　五中街南北两侧大都是几经改造的大杂院和单位的家属院，如五金公司大院、糖业烟酒公司大院、法院家属院、京剧团家属院等。

　　我家住的院落是这趟街上为数不多的老式四合院：黄大门，有门洞，影壁墙也是有的，只是后来嫌碍事给拆了。一条由石头铺就的小道直通正房我家的门口。院子里一共住着陈、刘、宋、辛四姓人家，其他三姓人分住在另外两间正房和西厢房中。院内的东侧中间有一口井，角落有一公厕。

　　8号院是作者住过的院子，9号院是清真女寺。

　　这个院落在更多的时候演绎的是女人和孩子们的世界。父亲每天早出晚归，隔壁的刘叔因经济问题好多年羁押在监，宋叔是水利工程师，大多数时间工作在乡下，辛叔性格内向木讷，在家不主事，在外不多事。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母亲和三个婶婶想当然是这台“戏”的主角，每天由她们奏响这锅碗瓢盆交响曲。四家共有孩子同辈的八个，隔辈的还有三个。在孩子们中除了后来住进来的四哥，我长其他的孩子们许多。平日，大人们只管孩子们的吃饱穿暖。作为孩子们的大姐我会为大人们分担许多：给男孩子洗脸，给女孩子梳头；带他们一起上学，领着他们做游戏，教他们唱歌，给他们读故事；冬天带他们堆雪人，夏天为他们洗澡。一种责任的自然形成，一是来自大人们的信任，二是来自作为独生女我对手足之情的向往。只要我在家里我的身前身后总围着这些异姓的弟弟和妹妹。我自然也很受用被他们呼来唤去的这种依附。

　　院子本来就不大，后来又增建了鸡舍、鸭舍，人活动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特别是到了炎热的夏季，所有的门窗都打开以后几乎不再有各家的私密空间。从各个房间里传出来的声音，散发出来的气味，映射出来的灯光，不仅让你知道另外几家人一日三餐吃的什么，也让你或多或少地知道他们在经历着什么。没有太多私密的几家人，感情上也自然近了许多，甚至还有了共同的分担与分享。文革的大串联让我和家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断了联系，那个春节，全院的人过得都没有心情。婶婶们还告诉我，我不在家的那段时间，只要她们见到外地来赤峰的学生，她们便会想到我。于是会给外地来的学生以特别的关照和帮助，以这样的方式为行走在串联路上的我以平安祈祷和祝福。

　　我读初二的那个暑假，一天，弟弟妹妹们跑到我的跟前告诉我：

　　“大姐，外面有个人找你！”

　　“什么人？是男的还是女的？”我问他们。

　　“是个小子！”小弟抢先回答。

　　我随他们一起来到大门外，来找我的是我同班的一个男同学，平时我和他没有任何交往，只知道他已被破格征兵入伍，近几日就要和其他新兵一起开赴呼市。我看到他手中拿着东西，女孩的敏感让我意识到后面将要发生什么，既恐怖又害羞，没等他说话，我就跑回去了。紧接着妹妹弟弟们也尾随我进了屋。

　　“大姐，这是那个小子让我们给你的！”

　　“谁让你们收他的东西的？送回去！”我气急败坏地训斥他们。

　　“他已经走了！”稍大一点的妹妹胆怯地告诉我。

　　不谙世事的弟弟妹妹们，不顾我的感受，竟翻看起那些东西来。

　　“这是个本子！”

　　“这不是写信用的纸吗？”

　　“大姐你看！邮票！好多好多的邮票！”

　　“你们看！本子里还夹着照片呢！”他们有如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我不愿意弟弟妹妹知道更多的细节，无奈将东西拿到自己的手中，舒缓了一下心情，叮嘱他们：“这件事你们谁都不要说，好吗？”，他们都认真地点了头。可是他们一走进自家的门，便把这事迫不及待地说给了他们的爸爸妈妈 。

　　对于这一厢情愿的“早恋”事件，婶婶们还是给了很多的关注。以后每当再有女同学来找我，婶婶们便会围着人家问东问西：“他们家的兄弟姐妹很多吗？”因为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做别人家的上门女婿。“他妈妈厉害吗？”因为只有善良温和的婆婆才不至于让自家的姑娘嫁过去受气。不一而足，婶婶们和妈妈一起为我这位头大姑娘的未来担忧着操心着。

　　五中街位置示意图

　　这样的日子让我们会忽略彼此的姓氏，像一家人那样不设防而又随便。当然也有例外，每年的大年初一，几家人都要非常正式地赶在头一拨儿拜年祝福。梳洗更换新衣是不能少的，见面的鞠躬作揖也是不能少的，拜年的吉祥话那就更不能少了！即使是两小时之前彼此才分的手。这是不是就是当今年轻人热衷的“仪式感”呢！

　　父亲过世后，诸多不得已的原因，我搬离了故居与老屋。又过了一些年，母亲也离开了我。再一打听同院的长辈们只剩下了宋婶儿，她也年过九十。我迫不及待地找到她的电话号码，多次尝试终于拨通。当宋婶儿听清了打电话的人是我，从电话的那一头传出她沙哑哽咽的声音;“孩子，你在哪儿？”仅此一句，便让我潸然泪下。

　　五中街25号院被称为张家大院，它的前身是有名的“玉记货庄”所在地，后来整个院子二十一间房被张家买下，直到1956年赤峰进行房产改造，政府给拥有二十几口人的张家留下了其中的五间房，其余房子都由非张姓人居住着，而大院并未因此而改姓。

　　出入这个大院的有一位中年人，他个头不高，温和敦厚，一向不苟言笑。洁身自好让他终生不嗜烟酒，只酷爱品茶。此人爱干净也是出了名的，家中常备一布掸子，出门入户，必用此物清洁着身衣服，久而久之，积习成常。这便是赤峰寄卖业的名人“张牌儿”。

　　张牌儿是张家之后，大名张忠奇，生于1918年。小时候在王逸伦从教的接官亭学校就读国高。还在十四、五岁这样一个并没有完全成熟的年龄，就步入社会，开始了他的买卖生涯。当时他主要经营的是火烟、菜籽及日杂用品。1955年，他和他的买卖同样经历了公私合营，他以入股的方式加入了赤峰县信托贸易公司旗下的“委托商店”，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直到退休。

　　委托商店（寄卖商店），是指那些接受顾客委托，代顾客出售旧货的商店。而委托出售的旧货几乎无所不包：有普通的日用品，也有贵重商品，当然，也不乏文物古玩。在委托代售前首先要鉴质地、辨真伪、断年代、定产地，最后评价值。张牌儿，就是这个寄卖商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一的“掌眼人”。

　　回族群众经商和居住区

　　文物鉴定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职业，不仅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有丰富的经验，甚至还需要一点儿特殊的感觉和灵性，看一眼，摸两把，听一听，便能道出其中的奥妙和玄机，这不是谁都能胜任的。说起来张牌儿也是“半路出家”，成就了他的“不可替代”这应归功于他超强的自学能力和记忆力。在委托代售的旧货中，钟表占了很大的比例，经张牌儿过眼的仅手表就不下百种。为了掌握这些手表，特别是进口表的产地、名气、特点及价值，他翻阅了大量的书籍，走访了当地有名的修表技师，最终练就他观表面识标记，转把的看磨损，听声音探机芯这一系列的过硬本领。张牌儿已年过六十，还虚心地向年轻人学读英文。同事们还折服于张牌儿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某人带着自家的“宝物”来到寄卖店，张牌儿一过眼，便说：这东西在十几年前来这儿寄卖过，并差徒弟找来某年某月的台账，一看果然有此物的登记。社会上流传着张牌儿非凡眼力的段子：有人到寄卖店卖旧自行车，张牌儿走上去，前一脚，后一脚，出口断这自行车卖六十元，卖者不服到别处去卖，六十一元他都卖不出来。

　　张牌儿在赤峰寄卖行业拥有权威的影响力，这一方面取决于他精专的业务能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他端正的人品和良好的职业操守。他张口叫出旳价，不仅标志着物品的价值，更操控着买卖交易的公平，因此，他从不让个人的感情介入而成全其中一方不合理的要求。有时还会给不懂行情的物主一些比较负责的建议：“你带来的是件好东西，现在出手不是最好时机，如果不是急等用钱，最好放一些时日。”文革以后。收藏业又兴盛起来，天津口岸不时有人来赤峰寄卖店收购瓷器，几次交易下来，这些前来收购的老客，索性给张牌儿留下一笔钱，并把交易过程的所有决定权一并交付与他。张牌儿毋庸置疑的眼力与判断力及他厚道守信的为人，赢得了行业里人的信任。对于张牌儿，很多人有过困惑：他识货，懂行情，有机会，可他为什么没利用这得天独厚的优势搞点个人收藏呢！也许他不想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留下任何瑕疵吧！有买有卖，钱来钱往，张牌儿厕身其间，却甘愿守着自己的清贫。每月43.5元的工资他挣了十几年。

　　赤峰的老人只要提起寄卖店，那就一定会想到张牌儿。

　　清 真 饭 馆

　　也许是一种因缘，让本是汉族血统的父亲在五中街西口开了一家在当地很有名的清真饭馆，这个饭馆最初的铺号叫“林合园”。规模不大，名气不小。钱没赚多少，朋友交不少。光顾这里的食客大都是回族人，他们是父亲的左邻右舍，也有慕名而来的远道朋友，父亲还在这里接待了许多来自家乡的东北人。往来之中不乏三教九流。既然是清真饭馆，几任上灶、跑堂的都是回族人，清真饭馆的名菜“溜胸口”、扒肉条、锅包肉的口碑就是他们创造的。如今尚在的回族老人一提起林合园，提起清真馆的名菜，如数家珍，津津乐道。“出了长城，往北走，进了赤峰，去哪里寻吃的？自然是清真饭馆呀！”这也许是老赤峰人的一句笑谈，足见他们对清真饭馆印象之深刻。他们仍能记起跑堂的李哲忠，后厨马景富。父亲与这些人共事多年，也建立了一种共生共存的情感。文革时父亲被揪斗，仍然在一个单位工作的老伙计没有一个对他们曾经的“老板”、当下的“上级”落井下石的，有的只是牵挂和痛惜。饭馆中父亲有一个姓毛的回族徒弟，文革中父亲走了，多年以后，这位徒弟特意把年迈的母亲接到他的家中，他亲自下厨，做了几个他的拿手菜给母亲品尝。母亲回来以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到底是不一样！”我暗自思忖：母亲是在说毛哥做的菜与众不同呢？还是说这师徒关系非同一般呢？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

　　走出饭馆的主顾便又回到邻里邻居的关系。五道街的回回多数以加工本民族传统食品，如烧鸡、羊头肉、羊杂、油炒面、烧饼等作为自己的生计之道。回族每到斋月都要炸馓子、炸油香，我家总能收到他们赠送的这些稀罕物。“远水不解近渴，远亲不如近邻”，父亲远离家乡只身一人来到赤峰，却找到了如鱼得水的感觉。

　　父亲健在时，我家是拒食大肉的，以这样的“洁净”表示对回族朋友的尊重，也为了与回族朋友来往时免去戒备。这不回不汉的背景还让新婚的丈夫对我的民族身份产生了质疑：“听说你是回族？”我笑着回应“现在才来确认这个问题，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1955年公私合营后，清真饭馆也像其它的私人企业一样，由国家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了。父亲也有了新的身份——赤峰饮食服务公司副经理。他一个方面为整个行业的业务管理尽着自己的微薄之力，另一方面也自觉地实现着由一个“小业主”到自食其力劳动者的改造。

　　清真饭馆的铺号一直都有，只要原来的老伙计还有一人在，就觉得老清真人的家还在，饭馆的老味道还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清真饭馆再一次迁址到火花路，老铺号终于在历史的进程中被取缔，成了后来的“跃进食堂”。不过仍然保留着伊斯兰教的饮食习惯——至真至清。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赤峰饮食服务公司在机构改革中也取消了，还在等待“澄清问题”的父亲的工资发放成了问题。最后一个口头通知告诉我们，今后父亲的工资要到跃进食堂去领。时隔近四十年，以这样的方式，父亲又重新回到当初走向社会的起点，似乎有点儿宿命的味道儿。

　　清 真 女 寺

　　赤峰的清真女寺没有南寺和北寺的名气大，也不具有这两寺的规模与设置。一扇普通黑大门把它深藏在五中街路北9号院内。而8号院就是我家住的四合院，与女寺只有一墙之隔。

　　多数情况下女寺都是大门紧闭，第一次得以窥视，才发现里面还有一道门。这两道大门屏蔽了所有异教徒的视线。如此森严，更加激起墙那边我的好奇心。终有一日，因为父亲想喝更干净的水，让我走进了女寺的大门。我们住的院内，有一口挖掘的井，因为在里面发现了脏物，心理上就很难再接纳这个井的水。在回族朋友那里，到底是父亲面子大，已记不起最后经由谁出的面进行了通融，父亲告诉我可以去女寺打水，因为女寺里有“洋井”。

　　神秘的肃穆之地，让人平添了几分敬畏。我轻轻地叩响了那扇门，不见动静，待了好久都不见有人来。我不得不加重了敲门的力量，这力量也驱赶着自己心里的忐忑，终于听到脚步声。随着“吱”的一声，门慢慢地被打开：我不得不低下头来看这位开门人，不知是先天还是后天患病所致，瘦小的她身体严重佝偻，从她费劲抬起的脸上我分明看到她非汉族血统的相貌特征，马上让我联想到外国童话故事中某个老妇人的形象。见到我挑着一副水桶，看寺人没有特别的表情，也没有特别的问话，便放我进去，并用手指了指洋井所在的地方。抬头望去，不大的院子竟长了半人高的草。这里的荒芜幽静与一墙之外的嘈杂喧闹瞬间颠覆了我的真实感，叫人难以想象。最多不超过十间的房屋和普通住房没什么两样，正房是诵经的地方，而西厢房是洗浴室。之前父亲有叮嘱，不能破坏人家的规矩或添更多的麻烦。没见过世面的我每次去担水，都会刻意地做出夸张的表现：深深地低着头进去，再深深地低着头出来，因为我实在搞不清楚，此时在寺内除了看寺人，是否还有其他的人？我进入这里是否被监视？这小院令人突兀的环境和奇特的看寺人，让我在短短的时间内仿佛经历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结束了去女寺取水的日子，还会想起深居在女寺中的那个老妇人，除了对她孤苦无依的一种恻隐之情，还会萌生出许多的疑问：她从哪里来？除了女寺她还有家吗？怎么没听说她有家人？

　　神秘的女寺逐渐被公开，始于第一道门与第二道门之间的墙坍塌了一段，也无人去修。这样在8号院内的人随时都可以看见女穆斯林出出进进。除了斋日，每当要参加本教人的红白喜事，她们都要到寺里来净身。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让女寺打开了最后一道门。为了不玷污这个圣洁的宗教之地，人们首先想到在这里办成一个幼儿园。再后来，一群普通的居民住了进去，不过搬进去住的都是回族人家。

　　从此，赤峰再无女寺，那个神秘的看寺人也不知去了哪里。

　　财 神 庙 小 学

　　五中街的东头、苏家胡同的对面有一所小学，五十年代就叫“财神庙小学”，后来改称“第四完小”。小学的前身自然就是财神庙了。据有关材料记载，财神庙始建于公元1747年，最早叫洪福寺。在赤峰史上这座寺庙相对于赤峰其它的寺庙无论从建筑规模、整体设计、奢华程度，还是细节工艺上都堪称赤峰之最。财神庙初建时的盛况，对于它面世二百年后才出生的我，很难通过想象去恢复。但是，在财神庙读书六年，还是留下了属于我自己的故事。

　　财神庙大戏楼

　　从财神庙出来的学生，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被当地人戏称“财神庙的和尚”。出于一种虚荣，我从不主动与别人讲起我在这里读的小学，生怕别人会认为从这里出来的学生与财神庙一样的“乡土”。但在离开它的六十多年里，学校的钟声却常常在我的心中敲响……

　　那个大钟吊挂在侧殿的一旁，钟形很大，敲击后会发出空灵清远的声音，扣动着人的心弦，以致常常让我在是庙还是校的确认中恍惚。钟出古刹，超然世外，一种愿望让我一直认为这就是寺庙钟鼓楼上的那口钟。校工每天在规定时间去敲钟，极具穿透力的钟声，回荡在整个街道。这声音不仅是一种行动的号令，时常会带我进入一种灵异的境界 。无疑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钟声更多的与我最基本的需要和最朴素的情感息息相关 。当饥肠辘辘学习兴趣全无，当想到没有结局的课间游戏，急盼下课之时，钟声响起，会让我兴奋异常；如果钟声响在我刚出家门的那一刻，定会令我急促和慌张。时隔多年后，心中再次响起那钟声时，竟然还弥漫着“疏钟清月殿，幽梵静花台” 一般的禅意和神韵。

　　寺庙的广场顺理成章地成了学校的操场，面积之大可以满足学校里所有需要场地的活动的需要。让当地政府也拥有这里使用权的是因为在广场上坐南朝北有一大戏楼。这戏楼初建是用在祭祀或结社时办庙会、祭神唱戏用的。它与一般的古戏楼比，起基很高，台面也大。戏楼前有演出用的戏台，后有化妆室，顶部为歇山式九脊建筑，可谓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戏楼正中高悬一巨匾，上书“作如是观”四个楷体大字，据说是乾隆皇帝所题。到后来，这里成了哈达街最主要的公共集会场所之一。在这里召开过声援抗美援朝的大会，土地改革斗地主、镇压反革命的集会，就连赤峰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会也是在这个广场戏楼上召开的。

　　出于保护和管理的考虑，学校是不允许学生随便上戏楼的，但还是有许多男学生躲过老师的视线到戏台上去耍。一向守规矩的我，也耐不住好奇，又不想让我的“劣迹”被别人知晓，就一个人偷偷地爬上去了。仅此一次，我便再也不想光顾那个地方了。脚一踏上戏台后面，化妆间的木质楼板会发出空空的响声，附近有人亲眼目睹了戏台拆扒的过程，戏台下面埋着十几口直径一米多的大缸。显然这是为造成音波重叠，产生振动共鸣，达到扩音效果而专门设计的。黑暗中会放大一个人对某些可怕与危险的想象，覆罩在灰尘下的有关鬼神的壁画带给人的尘封感，也让人觉得这里曾有过什么或发生过什么。尽快逃离此地的想法就来自站在戏台中央的那一刻。站在底下看戏楼与站在戏楼上看下面感觉很是不一样：这戏楼好高呀！最重要的有了一种被“暴露”、被“展示”的局促。胆小怯懦的我自认为这一切被所有的人都看到了。

　　终于有一天，我还是堂而皇之地再一次登上了这戏台。

　　财神庙

　　1957年，我10岁，上三年级。这一年的10月4日，发生了让全世界瞩目的一件大事：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帕特尼克1号”进入太空。学校就以这个事件为内容组织编排了独幕快板剧，指定我在剧中扮演嫦娥。首次演出很获好评。又恰逢当年赤峰市组织文艺汇演，我们学校的节目被教育系统选中，演出地点就在财神庙戏楼。很巧的是，父亲所在的业余京剧团在当天也有演出剧目。

　　演出之前，父亲剧团的同事特意为我化妆更衣。如此看重、喜欢我的大人们只为证明一件事：他们把化好妆的我带到父亲跟前，对他说：“你看这扮相，这姑娘就是一个演戏的坯子。”一旁的我分明看到父亲一脸的不爽。一向惧怕父亲，父亲的反应犹如在我的心头扔了一块大石头，我不知出现了什么问题，何以让父亲如此的不快？难道还是出自他对女儿学戏的反对，以致不愿意我参加与之有关的一切活动？

　　我和父亲同台演出的消息，在财神庙对过的苏家大院里奔走相告，姥姥家无论老少几乎全员出动。

　　“玉兔”一声“嫦娥姑娘”的呼唤，我带着我的心事移步到了台中央。我听到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中一些人狂喊着我的名字，我知道那是我表姐妹们的“恶作剧”。此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竟忘记了指导老师的一再叮嘱：上得台来，要首先亮相！好在几句不多的台词我还记得，说完之后，人便出离剧情，煎熬着直到演出结束。

　　第二天，再次见到我的“至亲至爱”们，她们群起而攻之，以非同一般的力度，打击着表妹在她们眼中的“高傲”：“打扮得倒是很漂亮，怎么没让人家看到你的脸就回去了？”“你爸爸一嗓儿，站在院里都能听得见；怎么我们站在台下都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呀？”我好强脸皮薄，人小心胸也窄，着实有些招架不住，最后还是用好吃的封住了她们的嘴。至今让我忘不了这点糗事的仍然是她们。

　　父亲最忌讳的事情时隔不久便再次发生，这件事来自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每逢假期，学校都要安排高年级的学生轮流到校做值日生。在轮到我值日的那天，一进校门就发现在办公室门口已集聚了好多的学生，走近一打听才知这些同学是来参加内蒙古军区文工团招生面试的。作为一个无关的学生，更多的就无从得知了。就在我好奇地打量着这些前来应试同学们的时候，发现大家一起把目光投向了远处，我随着也望过去：一个头戴无檐军帽，身着绿色军装的年轻女军人迎面走过来，她面容姣好靓丽，身材窈窕修长，身后两条过腰的发辫随着她的走动而飘摆……一种似曾相识让我在记忆中开始了迅速地搜寻，我终于想起来了，我悄悄地对旁边的同学说：“她就是与王心刚主演过《牧人之子》的那个演员葛根塔娜！”听到我讲这句话的同学一脸的茫然。这位长得像仙女一般的女导演就像风一样在我的眼前飘过去了。

　　当时年轻的孩子，虽不像如今的粉丝对明星那样狂热地追捧，但对他们的好奇和神秘感还是有的。我也学着其他同学的样子，站在石台上扒着窗子向办公室里看：面试的同学鱼贯而入，几乎没有一个同学在导演面前停留超过一分钟的。失望的塔娜导演在无意扫过窗子时，我发现她面向老师，用手指了指我。老师出来了，拉住我的手走进了办公室，把我推到了塔娜导演面前。

　　“你几岁了？”

　　“我十三了。”我报的是虚岁。

　　“喜欢跳舞吗？”

　　“她经常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协助这次面试工作的老师代我回答。

　　“家里兄妹几个？”

　　“她是独生女，到外地恐怕有点问题。”又是老师替我回答。

　　“我也是独生女。”

　　接下来塔娜导演向我简单地讲述了她自己从军从艺的经历，可我只听清并记住了：她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就到了部队，部队生活很艰苦、很紧张，但也很快乐。初进部队的头四年是不允许探家的。

　　最后塔娜导演问我：

　　“你爸爸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一直恍如在梦中的我突然被惊醒了！我觉得自己闯了大祸。

　　“导演问你话呢！回答！”一旁的老师不耐烦了。我仍然不吭声。

　　“告诉导演你爸爸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老师厉声督促，我吓哭了。

　　就在这时，母亲出现了。从她还没来得及解掉的围裙，就能知道她来得是如何的匆忙。母亲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起我就往家走。原来给她通风报信的同学对她说的是“从内蒙来的一个军人要把你们家孩子带走！”

　　塔娜导演最终还是联系上了父亲。我相信父亲的领导身份，场面上人的开明，都会让他委婉地拒绝塔娜导演的。父亲和母亲背着我议论这件事时，我无意听到了父亲的一句话：“翅膀还没硬，就要飞了！”

　　问题是事情到此并未结束，不久的一天，父亲从外面回来，拿出了两张票，同时对母亲说“条件好的女孩子有的是，这蒙古女导演偏偏喜欢上我们的孩子！”回头又对我说“内蒙军区文工团出国演出回来在赤峰停留一天，在红旗剧场演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塔娜导演打发人送来两张票，还说中间休息时可以去见她。你去吧！如果见到她，就说我有工作脱不开身。”尽管我还搞不清楚父亲的真实想法，出于我自己的喜好，我还是去看了演出，葛根塔娜在剧中扮演春妮。中间休息我没有去见她。我和塔娜导演、和艺术就这样了结了缘分。

　　自始至终我非常清楚，在极力反对我从军从艺这件事上，我的班主任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以对自己得意门生高度的责任感，冒着政治上的风险给过父亲建议：对于你的孩子，继续读书，考上好的大学 ，才是最好的出路。可他明明知道，宣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封建教育思想会遭到批判的。

　　1967年我高中毕业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看到我受家庭的牵连前途无望时，父母发出这样感慨：早知有今日，不如当初放她走了！我会相信这话吗？父母自己会相信这话吗？即使他们早早就想到会有今天的变故。

　　同院刘家四哥的遭遇还让我知道财神庙与这座城市一起经历了战争。四哥长我四岁，也是在财神庙读的小学。男孩子淘气，喜欢鼓捣一些小玩意儿。课间他和他的同伴们在操场上追逐玩耍。一颗战争遗留下来的子弹在操场沙土中封存多年后被四哥发现了，他如获至宝，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小伙伴们问他可以做什么用？他说磨一个孔儿可以做哨子。于是他找来一块砖，拿出铁杵磨针的工夫，在小伙伴们的围观下认真地磨了起来，不知他磨了多久，突然的一声巨响，子弹爆炸了……

　　四哥磨子弾的那只手被炸去了三根手指，一个阳光帅气的小伙从此变成了残疾人。小学毕业后，他没有再继续他的学业，早早地学了点谋生手艺，成年后便找了一个农村的媳妇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最普通的日子。

　　财神庙作为一处古建筑，战争并没有让它遭受重创，文革期间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建筑主体尚在，但人们对所谓“美好生活的追求”却让这座庙宇以及它昔日的辉煌一起烟消云散。

　　庙被平了，承载它的五中街也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灯红酒绿的步行街。所有的印记都被雄踞在这里的高楼大厦踏在了脚下，曾经的宁静、单纯、温馨、快乐也都湮没在一片繁华之中……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

　　好在有一份记忆留在了心中。

　　部分照片由张海鹏提供

　　作者简介

　　陈书华，生于1947年。退休前系赤峰学院心理学副教授，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

　　本文为原创须经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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