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板——纽约（连载ing）

01

虽然“9#8226;11”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纽约下城街头也充斥着忙忙碌碌的人们，可是熙熙攘攘的人流仍无法冲淡笼罩着纽约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我从N线地铁下来，横过康乃尔大街，穿过几条小巷，又走进了纽约中国城这家叫“昔日再来”的中餐馆，坐在每次都坐的同一个座位上—我通常都来得早，所以总能坐在这个位子上。据说这家以沪菜为主的餐馆内部装修完全照搬老板祖上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经营的餐馆，服务员的制服也按老店当年的样式裁制，招牌菜也全按当年老店的工艺制作。故“昔日再来”并非徒有其名。

　　自打法学院毕业后，在有名的百年老店切斯汀菲尔德律师事务所当律师以来，晚上九十点钟下班是家常便饭，但我尽量做到每星期有一天（一般是星期四或星期五）五点左右离开办公室，轻松一下，在这家地道的上海餐馆喝几杯黄酒，吃两三样小菜、一笼小笼包，然后到百老汇看场戏，或是到AMC看场电影，或是去图书馆翻翻闲书。

　　为了这点儿奢侈，往往我不得不在头一天工作到深夜，或是把周末加

　　班的时间拉长。“来啦，曹先生。”女服务员阿昆热情地招呼我。“哎，你好，阿昆姐。” 我是这里的常客，与店里的男女跑堂都已经熟识，尤其是阿

　　昆，我喜欢坐的那个座位刚好由她负责接待，每次都在她这儿点菜、饮酒、进餐、结账、付款、留小费，互道“多谢”、“再会”。阿昆是个长相伶俐又和善的杭州女人，看不出她比我大还是比我小，但看得出她已经过了三十。店里人都喊她“阿昆姐”，我也就跟着叫“阿昆姐”。

　　“今天有黄瓜了，曹先生。”

　　“噢，是吗？太好了。脆皮黄瓜、肴肉。”

　　“其他照旧？”

　　“不，今天特别饿，小笼包多加一笼吧。”

　　“有数。一笼南翔一笼蟹粉。”

　　脆皮黄瓜和镇江肴肉都是我在这里比较常吃的小菜。这里的小菜做得非常地道。可自打元旦以来不知是那种嫩黄瓜太贵还是供菜商断了货源，脆皮黄瓜一直没有。赶巧今天货又接上了。阿昆姐端来一壶热茶：“酒、菜一会儿就好。”“不忙，谢谢。”因为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过于匆忙，忘了随手抄一份儿平时没时间看的《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时报》，所以现在只好干坐着喝茶，心里不自觉地计算起这几天完成了多少收费小时。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家家都是高级血汗工厂。几乎所有的律师事务所都要求associates —非合伙人律师—每年工作两千到两千四百个“收费小时”，也就是可以向客户收费的小时。自然，业务进修和行政琐事上花的时间是不能计入收费小时的。如果把这些时间算在内，一个律师一年至少要工作三千多小时。一年一共只有五十二个星期，工作三千多小时意味着他们平均每星期至少工作六十小时。一年当中谁还不得请几天病假、事假？对不起，病假、事假随便休，但收费小时不能少。在这种压力下，律师们个个都被逼成了工作狂，律师事务所夜里永远有人加点、周末永远有人加班。

　　2001年不知怎么就过去了，2002年一晃也“掐了头”。我心里思忖着这时间都是如何过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共八千七百六十小时。工作占了三千小时；每天刷牙、洗澡、刮胡子、吹头发、系领带再快也要半小时，一年就是一百八十三小时；一天三顿饭的时间加在一起至少一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小时；每天上下班乘车、走路的时间加在一起要两个半小时，一年总共是九百来小时；每天睡觉六小时，一年两千一百小时。这些时间总共要六千六百多小时，占了一年的四分之三多，真正能自己支配的时间连四分之一也不到。我暗自叹息了一声“长恨此身非我有”。

　　我坐在桌前抿着茶，任自己“胡思乱想”。人一辈子有多少小时？我问自己。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大概是因为总是琢磨“收费小时”，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出现在脑海里。我粗粗一算，一个人即使活一百岁，他一生不过八十七万六千小时。这么少？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拿出笔在餐巾纸上又算了两三遍，最后不得不承认先前心算的结果是对的：人活一百岁，不过八十七万多小时！而如果你只能活七八十岁（七八十岁不算短寿哟！），那你这辈子可能连七十万小时也没有！我心头一时间出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沮丧。这种沮丧我迄今有过两次。一次是三十年前我五六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说所有的人都得死，第二次就是今晚在“昔日再来”老店里心绪随意游荡时发现人生一世不过七八十万小时。

　　我想笑。人们整天拼命地干，梦想着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这百万、千万、亿万的单位不外乎美元、英镑、法郎、人民币……可谁敢以小时为单位？一百万小时就是一百一十四年。自打人类被创造以来，总共有多少万、多少亿的人来人去，可有几个人在世上逛过一百一十四年？

　　“酒来了，曹先生。”阿昆姐手里端着一个托盘，盘子里两碟小菜、一个酒盅、一个杯子大小的竹筒。竹筒里面盛着热水，水里暖着一小瓷壶“花雕”。阿昆姐说着已把里面放了话梅的酒盅放在桌上，酒盅照例已经在微波炉里烤得很烫，这样酒倒进去不会很快就冷。阿昆姐每次都是先放酒杯，再放酒壶、小菜，然后把酒盅斟满，临走时说句“慢用”。

　　阿昆姐刚刚放下酒盅就有人过来小声说：“阿昆姐，你老公来长途了，可能有急事。”

　　“我自己来吧，阿昆姐，你快去接电话吧。”我说。

　　我帮着阿昆姐三两下就把盘子上的东西放在了桌上，这才发现盘子上还放着一张信纸大小的图片。阿昆姐把它也放在了桌上。我一眼就认出这是上个星期在这里的那个秦小姐拿着的那张图片，是张黑白照片的复制品。

　　秦小姐也是这里的常客，也和阿昆姐很熟。她总是坐在我对面角

　　落的那张桌子上。我的前女友奥利维娅还对我夸过她漂亮，不过我没太在意。我不知与秦小姐见过多少次，有时在这里迎面碰上也互相点头微笑表示打招呼，但我们从来没说过话，也不知彼此姓名，直到上星期我才知道她姓秦。

　　那天恰好赶上这里少有的忙碌，秦小姐来得并不算晚，可店里居然一张空桌子也没了，而且还有人在排队等位子。我听到阿昆姐说：“没问题，曹先生很好说话。”又听到秦小姐跟在她后头说：“千万别麻烦人家。”这时阿昆姐不顾秦小姐阻拦已来到我身边对我说：“曹先生，这是秦小姐。”

　　我赶忙说：“见过，就是没有机会认识。”

　　阿昆姐说：“那正好认识一下。曹先生，今天店里特别忙，座位都没有了。不介意秦小姐坐在你这里吧？就算你们俩是一起的，要不然她还得排队等位。我们店允许对老客人特殊优待。”

　　我嘴里说着“不介意”，心里却想，对着一个不认识的女士张着嘴吃东西多不雅、多别扭。我说话的同时秦小姐不住地说不用麻烦，她买个外卖回去就好

　　了。阿昆姐说大冷天阳春面买回去全凉了。我说我已经吃好了，桌子就让给秦小姐。阿昆姐和秦小姐同时说那可不行，可我已经站起来穿上了风衣。

　　阿昆姐看着我没吃完的熏鱼和两个包子说：“那我给你打个包。”我

　　说：“不用了，电影院不让带。”秦小姐说：“曹先生，这让我多过意不去！”“噢，没事儿，您千万不要在意。这样正好，省得我在这里磨

　　蹭。晚安。”说完我把二十块钱放在桌子上正要走，发现秦小姐手上

　　拿着的皮夹上有张图片—就是现在看到的这张。那上面是个月亮，

　　景色很漂亮。

　　“这月色很美哟。”我说。

　　“嗯！这是张1902年的照片的复制品。一百年了，这月亮算是老月亮了。”秦小姐莞尔一笑。

　　现在我坐在这里仔细地欣赏着这张1902年照片的复制品。它照的是明月、湖光和树影。那一定是个明亮、幽静的夜晚。

　　1902年的天和2002年的天大概一样的蓝，我在想。1902年的月亮应该也和2002年的月亮一样的美、一样的迷人。天永远不老。人说天上一日，地上一年，这话很对。说天上一瞬，地上一年，这话也对。说天上一瞬，地上十年、地上百年、千年、万年，都对。因为天是无限的，而地上的众生则是有限的！在数学上，任何有限的量，不管多大，除以无限得出的商都一样—趋于零！人生不过几个十年，即使按照现代科学的新说法，人的寿命最长也不过一百五十年。而一百五十年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人的生命要掐头去尾才是真正有意识、有意义的生命。生命者，须臾哉！

　　“这张图片是秦小姐留下来让我送给你的。”阿昆姐这时已经接完了电话，“对了，你今天的酒也是秦小姐送的。她上次很过意不去。”

　　“哇，秦小姐太客气了，这怎么担待得起？”

　　“人家秦小姐做事周到，很讲礼数。再说一壶酒也不贵，你喝就是了。”

　　阿昆姐转身招待其他客人去了。她的身影一闪开，贴在墙上的那张20世纪30年代的香皂广告就映入我的眼帘。这是用来烘托这家餐

　　馆“昔日再来”主题的旧招贴，那上边是两个身穿旗袍、头发微卷的女人。她们一个手拿扇子，一个怀抱琵琶。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佳丽绝对堪称中国的现代古典，那种韵味即使在这张广告上的两个女子身上都烙得那么分明。我想，这两个拿扇子、弹琵琶的女人现在何处？这风韵现在何处？我对自己摇了摇头。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离骚》中的这几句只言片语我最近常常琢磨。人生当中最宝贵、也最难保持的便是“状态”：女人的风韵，男人的风度；强者的自信，智者的泰然……都是状态。一种状态，尤其是一种最佳状态，能持续多久呢？想着那几句《离骚》，脑子里又出现了《屈子行吟图》。一会儿，那宛若身负千钧的屈原渐渐在我脑子里变成了风流倜傥的贾宝玉，而这风流倜傥的贾宝玉又变成了看破红尘的飘逸僧人。空门与汨罗江同样可以给人的某种生存方式画上句号。宝玉与屈原是否有共同的生命体验？宝玉与屈原抑或殊途同归？宝玉最大的哀伤在哪里？我总觉得不在于失去林黛玉。

　　走出“昔日再来”，打开手机看看有没有留言和短信。屏幕上显示齐鲛腾今天打了五次电话，没有留言，不过他发了一条短信：“明天降温，多穿衣服。”

　　我看到这条短信，心里一阵不耐烦，干脆关了手机，免得接到他

　　的电话听他絮叨。老朋友齐鲛腾这两年变得越来越婆婆妈妈。看完话剧《下午》，到家快夜里十二点了。风衣还没有脱下来电

　　话就响了。我接起电话：“喂。”“喜鱼呀，是我，老齐。”“老齐。”“喜鱼，我给你发的短信看到了吧。明天特别冷，你那件风衣太

　　薄不顶事。得穿件羽绒服或者大衣什么的。”“哎呀，知道啦！你怎么这么啰唆？”“为你好！你们事务所整天逼命一样，你病得起吗？”“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快成我齐大叔—不—你快成我

　　齐大婶儿了。”“你看你这小子真不识好赖人。”“好啦，你是好人，行了吧。你干什么呢？”我问。“我还能干什么，准备下次考试呗。等我拿到CAS （Casualty Actuarial Society,意外事故精算师协会）会员的资格，我也早给‘烤’成干了。”

　　02

　　齐鲛腾—老齐，是我大学同学，和我住一个宿舍。当年我和老齐关系很不错，算是个相当好的朋友，但不是至交。做学生的时候太理想化，总得是情投意合、志趣相投的人才成为挚友。可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才算明白还有比情投意合更能联系两个人的纽带，那就是缘分。我和老齐毕业后联系不多，我来美国前也没和他打招呼，可在成田机场换乘东京到洛杉矶的飞机时，我旁边的位子上竟然是老齐！而且他和我上美国的同一个大学同一个系！我们又成了同学，又成了室友。远在异国他乡有个大学时同宿舍的同学做伴儿，那种亲近自不必言。来美国后这十多年风风雨雨、苦苦甜甜我们是一同度过的，都分享了对方的喜讯、乐事，都分担了对方的痛苦、烦恼和忧愁，成了“铁哥们儿”。

　　老齐上中学的时候，同学就喊他“老齐”。上大学时他不知和谁说了一句“叫我‘老齐’”，这“老齐”就一直被沿用到现在。老齐逗人笑的本事实属一流。他是那种能把任何人、任何事、任何新闻、旧闻信手拈来变成笑料的人；是那种逗得别人捧腹大笑自己还不笑的

　　人。而且有些话要是出自别人之口肯定听起来味如嚼蜡，可经过老齐的嘴一涮就变成了催笑瓦斯。不知老齐身体有什么特殊的化学元素居然让他有这种功能。老齐能把毫不相干的事扯到一块儿让它们产生幽默效果，用今天的话说，他会“恶搞”。

　　教男生体育课的谢老师是个特别温厚的人，没有一个同学不喜欢他（多年后谢老师来美国看他女儿的时候，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同学都邀请他来做客。谢老师三个月跑了美国十四个城市，得亏他有副好身子骨）。不过我们也“欺负”老实的谢老师。十七八岁的大学生不过是些比男孩子大又比真正男子汉小的愣头小伙子，顽皮秉性尚未脱尽。上体育课的时候，谢老师先让大家跑步热身，我和老齐几个人总是故意使劲跺脚，四五十个男生很快跟着一起跺。谢老师便操着他那胶东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像唱一样地对大家说“别跺脚”。他越说，我们跺得就越厉害，逗谢老师多“唱”几句“别跺脚”。但一下课，大家也就把这“别跺脚”忘了。那年十一月七日学校给大家放苏联国庆红场阅兵的实况录像。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即莫斯科时间上午九点，国庆典礼开始。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我们一句听不懂，只听懂了苏联受检阅士兵高呼的“乌拉”。不一会儿，阅兵式开始了，雄壮的场面把大家吸引得结结实实。电视屏幕上身着海军蓝色军大衣、头戴大壳帽、脚穿高筒皮靴的士官生组成的第一个方阵迈着正步从列宁墓前“刷、刷”走过的时候，几百人的小礼堂里鸦雀无声。这时老齐学着谢老师的胶东口音喊了一句：“别跺脚！”屏幕上士官生们雄壮而有节奏的步伐立即被礼堂里的“哈哈哈哈”淹没 ……

　　上文学史课时，寇副教授对杜甫推崇备至，用了“诗圣”、“现实主义”、“爱国主义”还嫌不够，居然说杜甫就是唐代的鲁

　　迅。老齐实在听不下去，嘟囔了一句“行了，别乱扣帽子啦”。他的音量控制得恰到好处：全教室的人除了寇老师以外谁都听见了。寇老师又愤怒又摸不着头脑地问了不下十遍“笑什么笑”都没人理他，大家只顾笑……

　　北京植树节的时候全体男生到十三陵山上植树一星期。为了避开下午的暴热，我们每天早上五点出发，走一小时到山上，六点左右开工，中午收工，下午休息养精蓄锐。可这些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们下午谁也不睡觉，挎上灌满凉水的军用水壶就徒步去吊古，一星期把方圆几十里地的明代十三个皇帝的陵墓全看遍了。晚上大家下围棋、打牌外加聊天说笑话，折腾到十来点才睡。因此早上四点半除了可怜的班长苏问谷不得不起来以外全都赖着不动。苏问谷连打带骂带央告，总算把全班人马弄了起来。可上路时大家个个都迷迷糊糊无精打采，肩上的铁锹扛个七扭八歪，队伍更是走得像条不紧不慢向前爬的懒龙。快到山顶时天蒙蒙亮了，远处太阳也冒出了脑门，苏问谷同学不知是想逗大家笑还是实在不能忍受这种沉闷，清了一下嗓子学着某个电影演员的声音酸声酸气地说：“啊！天亮啦！”却没有一个人理会他，没有一个人笑。这时老齐接了茬：“我说你高兴什么？天亮又怎么了？你以为天亮了男女就可以去一个厕所了吗？”老齐这一句话石破天惊，针砭俗耳。这支散兵游勇般的队伍立时引吭长笑、士气大振、精神倍增—谁都不困了 ……

　　这就是老齐。

　　不过这还不够，老齐还有个缺德的嗜好，他爱给别人取外号。我们班男生除了老齐以外都有外号，所有的外号几乎都是老齐取的。老齐取外号很有水准，贴切又上口，传播性强。

　　我们班孟鼎琛有个毛病，他的脑袋总爱左右匀速摇动。上课时他的头会随着讲台上的老师左右摇动；大家聊天时他一边听着别人说话，一边匀速摇头；他自己思考问题或是闲着发愣的时候头也是左右匀速摇动。老齐送他个外号叫“电扇”。不出一礼拜这个外号就“扇”得男生、女生都知道了。不过这外号也有正面效果，孟鼎琛这个毛病他父母说了他十几年都没改过来，这回他下决心“痛改前非”，坐着的时候总把头放在两只手上固定，不让它摇。到毕业的时候虽然外号仍在，但他这“摇头病”彻底治好了。

　　班长苏问谷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最佩服的人。问谷动笔有文采、讲话有口才，洞察力极高，而且做事一板一眼，胆大心细。现在回忆起来方觉得问谷貌似书生，实乃枭雄。当年他虽然老成持重，却又不失冒险精神和年轻人调皮的特性。三年级上学期全校劳动，我们班被分到图书馆搬书。我们几个男生都看见了那套裹着“不外借”牛皮纸条的线装《金瓶梅》。据说这套书是清末的版本，在本校经历了数次战乱和“文革”的洗礼大难不死完好无缺，是图书馆的几件镇馆宝物之一。那时《金瓶梅》尚属禁书，我们虽然看着它看得心里发痒，但只是发痒而已，没起其他的念头。但是苏问谷居然冒着被开除的危险把那套书“偷”了出来。问谷本想当晚和我共享此书，第二天再将其悄悄放回原处。问谷小声告诉我，他观察了一整天，发现图书馆员根本没注意那套书，书上除了那可以随时拿下再套上的“不外借”牛皮纸圈外，并无其他保卫措施。问谷后来总用这件事作比方阐明他的信条：要有所得就得有行动，就得冒险！但是风险要计算好，冒险要值得。也许正是这种性格决定了问谷后来成了商界的大家。

　　我和问谷本计划晚上在自修教室的角落读那套难得的《金瓶梅》，不想计划不知怎样被阎老西儿发现又告密给老齐。老齐不留神又把风声走漏给全宿舍。最后我和问谷不得不交出《金瓶梅》“共产”。先是十几个脑袋攒在一起看。老齐说这样不行，谁也没法看，不如大家轮流念，其他人听。大家一致同意。我们通宵未睡，挑“重点”把书中的精彩章节通读了一遍，其中的经典词语至今不忘。第二天一早，苏问谷在大家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书放回原处，大家心中一块石头落地。苏问谷一宿没睡加上精神高度紧张又突然松弛，一下子大脑对手脚指挥不灵，一脚绊在书库的梯子上，脚肿了好高。老齐从校医院弄来松节油帮问谷擦了脚还做了按摩。他一边忙乎一边说逗笑的话。又是“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又是“虎口拔牙”、“龙潭借宝”对问谷一通夸赞，后来又说“读书人偷书为窃不为偷”，说问谷只是扭了脚，比起“窃”书被人打断腿的孔乙己走运多了。问谷就这么着被扣上了“孔乙己”的大号，又称“老孔”。

　　老齐封我的外号是“二棒”，简称“老二”。我本来担心老齐会在我名字的“鱼”字上做文章，怕被打成“臭鱼”之类。不过老齐没走这条路线。我那时非常瘦，一米八的身高，体重才一百一十来斤，典型的“细高挑”。那天上文学史课寇老师讲起了《包身工》，讲到夏衍先生形容那些可怜的童工个个瘦得像“芦柴棒”的时候，老齐冲我挤眼。我没领会也没在意。可没两天我居然就得了“芦柴棒”的美称。后来这外号不知怎的又演变为“大棒”。

　　班上的哈尔滨人徐功达身高足有一米八五，篮球打得棒，人长得帅气。他打篮球的时候总是引得不少女生看他。我们到颐和园昆明湖滑冰的时候又领略了人家徐功达冰上的功夫。从小就在冰上玩的徐功达见了冰就像鱼见了水一般自如。我们其他人大多数颤颤悠悠，少数人也不过是前滑后滑。可徐功达却活脱脱一个冰上王子，腾挪跳跃煞是好看。老齐笨手笨脚、踉踉跄跄地滑了没几步便在冰上摔了一跤，疼得半天走不了路，更别提滑冰了。他坐在树底下点了一根“长乐”牌香烟，一边抽一边看徐功达冰上逞豪。看着看着就想到徐功达是哈尔滨人，从哈尔滨想到了东北的森林白雪，想到了曲波的《林海雪原》，想到了书中的杨子荣、少剑波、栾平、座山雕等正面反面人物…… 渐渐地，林海雪原的白雪变成了老齐肚子里的坏水，那坏水一晃便晃出了一个不出三天就班喻系晓的“许大马棒”。甚至有人以为徐功达姓许，喊他“许功达”。我们当面也罢，背后也罢，经常简称他为“老许”。

　　徐功达被加冕为“许大马棒”的附带效果是我被“降级”。我本以为徐功达已经从我手中“接棒”，人们不会再喊我“大棒”了。不想老齐并没那么手软，不到几天我就成了“二棒”，大家或者干脆叫我“老二”。

　　我们大伙既是老齐的受害者同时又是老齐的帮凶：谁都怕被老齐取外号，可老齐一给别人取外号大家却一定会响应，就像被传染一样。我们也都想给老齐取个外号报复他，我们给他取过“齐脚疼”、“齐矫情”、“齐老外”等，但都终因牵强而迅速自灭。老齐笑我们水平低，讽刺我们说“没那个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儿。能给咱哥们儿取外号的人可惜没考上咱们这所名牌大学”。

　　我们于是想法子“整”老齐：我曾藏过老齐的眼镜；孟鼎琛去上课的路上假装和老齐打招呼，拍了他后背一下，老齐的黑皮夹克的背面便贴上一帖宽大地写着“谁爱我？谁来爱我？”的白色伤湿止疼膏；苏问谷给过老齐一根里面放了一个小炮的烟—细心的苏问谷特地等老齐戴着眼镜的时候给他这根“夹心”烟，怕崩着他的眼。那天晚上老齐手指头上夹着那根烟在教室里一边踱步一边和苏问谷高谈阔论，胆大心细的苏问谷应付着老齐，却不动声色地与他保持距离以避开小炮的冲击波范围，同时距离又不大，老齐一旦摘眼镜，苏问谷就会立即打掉他手上的烟解除这场恶作剧：毕竟是百年大计，安全第一，哪怕是对“恶贯满盈”的老齐。我们其他人则在教室外边等着听响。我兴奋、紧张得直想上厕所。就听教室里“啪”的一声脆响，然后是两三个女生的尖叫，下边就是谭醒梅怒斥老齐：“齐鲛腾，你怎么在教室放炮呀？”老齐也不答话，追着边跑边笑的苏问谷从教室里跑了出来，手指上还夹着被炸得只剩下过滤嘴的烟。看到我们几个人在外边笑，老齐明白了一切，嘴里说着“你们这帮小子玩笑开得太大了”。他机械地把这句话说了好几遍，被惊得发白的脸才恢复了血色。然后他就和我们一块儿笑，好像他根本不是这场恶作剧的受害者一样。老齐笑完又说：“你们得再给我一根烟吧？”我赶紧给老齐递上一根“牡丹”。老齐把那根烟上下捏了又捏确认没有“第二炮”才把烟点着。从此捏烟成了老齐的习惯，抽烟前，哪怕是他自己买的烟刚开包，他也不自觉地把烟上下捏一遍才点燃。

　　老齐最大的优点就是厚道。你跟他开玩笑、对他恶作剧不管多过分他都不恼，还跟着你一起笑。

　　我和老齐都喜欢数学。那时高等数学是经济系的必修课，但深度当然不及数学系的水准。我和老齐就到数学系听课，才觉得过瘾。我俩被纽约州立大学经济系录取并拿到全额奖学金和我们俩的数学背景很有关系。

　　我和老齐上的纽约州立大学在纽约州首府阿尔伯尼。我俩租了个一室一厅的公寓住下。开始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双脚，到哪去都靠走路。后来才知道经常有要毕业的学生卖各种物品，非常便宜。我和老齐每人花了十五美元各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美国吃的东西很便宜，但我和老齐还是拣最便宜的买—毕竟我们每人每年只有不到一万两千美元的奖学金。

　　不少中国学生到了美国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美国人念不好中国人的名字，特别是普通话里有些元音和辅音英语里没有，比方我的名字“喜鱼”，英语里就没有相同的音，美国人读我的名字就像说“石油”。

　　老齐的“鲛腾”的二字虽说也不好念，但老齐有办法，他索性就用自己名字的汉语拼音字头 J 和T。“JT”，叫起来很响，对美国人又方便。我问老齐我这名字有没有办法处理一下，“石油”听着太别扭。老齐又冒坏水，“那你就学我叫‘XY’得了。”老齐一边说一边乐。

　　“不过这‘XY’听起来不那么顺口呀。”我还没明白老齐笑的

　　原因。“那不要紧。虽然不顺口但能让你生儿子。”“老齐你又来了，怎么和儿子又扯上了？”老齐嘿嘿一笑：“XY是男性染色体的符号。”最后我和很多中国学生一样，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乔治”。转年老齐在国内的妻子拿到签证，很快就要千里寻夫和老齐团聚

　　了。老齐对我说：“眼看就要有家眷了，这一个月才千把块钱的日子没法过。得赶紧想办法尽快离开学校。”老齐和我想到了一块儿。打开学头一个月我就觉得这样下去前途实在太昏暗、太可怕。在国内时我们为了拿奖学金才报的博士班。到美国后一打听才知道从完成学分、写论文大纲、导师批准大纲、做研究、做文献检索、写论文正文、三个导师通过到最后通过论文答辩戴上博士帽要六到九年时间。博士一般都是在大学任教，而我对教书一点兴趣也没有。老齐也和我一样。读博士的前景对我和老齐来说像条死胡同，决不能钻。

　　我便到系里向秘书苏珊打听我们博士班的人能否在攻读博士的途中也拿个硕士。苏珊说读博士还拿硕士没什么必要，但也没有什么政策不允许这样做，全在我们自己决定。苏珊又说，那样其实也好，万一哪天我们改主意不愿读博士了，还有个硕士。

　　我问以前有没有人中途不愿读了。苏珊笑着说：“当然有啊，我就是一个。”原来她以前就是在我们系读博士的，后来她不愿读了，当了系里的秘书。不过她连硕士也没有拿。当秘书用不着硕士。

　　我心里说，我用得着，我一定得有个美国学位才好找工作。

　　我和老齐在系里上了两年左右就拿了硕士。我们恰好赶上美国移民大赦，找工作没有身份问题。老齐在著名的雷诺兄弟保险公司找到工作，我则在华尔街一家金融公司找了份分析员的工作。

　　虽说有了份工作收入大大提高，人也稍稍站稳了脚，但我们俩都还没有找到自己在美国的目标，都仍旧有一种“混”的感觉。

　　老齐先看好了一条路。他决定去考精算师。美国有两个职业的从业者大概一百年内不会失业：一是护士，二是精算师。这两个职业的专业人士近年来总是供不应求。别看美国的律师、注册会计师满地都是，可精算师却算得是凤毛麟角。获得Casualty Actuarial Society （CAS），即“意外事故精算师协会”会员的资格需要选修诸多课

　　程、通过九级考试并有一定工作经验。这些课程包括数学、统计学、经济、金融以及保险业的专业课程。完成这一“大业”往往要十多年的时间。老齐是个有恒心的人，不怕吃苦不怕时间长。老齐居然还发下了“怕‘十年寒窗’ 就不配做中国读书人”的豪言壮语。

　　我当时赶紧跟他说：“那我先声明我不配做中国的读书人，我可真怕‘十年寒窗’。这词听着就让人后背发紧。”

　　老齐说：“你太让我失望了，我本来还想劝你改行和我一起考呢。两个人一起复习效率高。公司还允许你用一部分工作时间学习，报销很多学习费用。”

　　我对老齐说：“我受不了那苦，你还是自己单练吧。”

　　老齐说干就干。既然需要的时间长，那就越早开始越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这千里之行‘路漫漫其修远兮’，你好自求索吧。”

　　老齐从此没黑没白地读书，一门一门地读、一门一门地考。这几年他天天读、月月读、年年读。

　　我在考虑良久之后决定还是再读个法学学位，一九九四年上了纽约大学法学院。一九九七年初毕业前切斯汀菲尔德事务所的戈登看中了我数学和经济学的背景以及我在华尔街做分析员的工作经历，认为我是做税务律师的理想候选人。我在做了各种权衡之后就在他的旗下做了律师，一干就是四年多。

　　我和老齐都戒了烟。在美国没有抽烟的气氛，抽烟处处受限制，抽烟的人也不受欢迎。

　　我一直是单身，交过一个女朋友但又“吹了”。老齐的太太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孩子还不到三岁他和太太就离婚了。老齐又变成了单身。

　　老齐是我在美国关系最近的人，在我们所里备案的“紧急情况联络人”一栏里我填的是老齐的名字、电话和地址。老齐在公司留的紧急情况联络人同样也是我。

　　老齐这几年老了许多，特别是他的心态老得尤其快，动不动就“都这把岁数了”，“年龄不饶人”，让我听得烦。有一次我干脆对他说：“老齐，你他妈的不许在我面前这么老气横秋的，多烦人！”

　　老齐却说：“我说喜鱼，”（老齐不知什么时候停止喊我外号了。不过我宁愿让他喊我“二棒”、“老二”，也不愿看他这副人到中年相。）老齐的手指着我的嘴说，“你这嘴上的零碎还丢不下？再过几年就四十了，嘴里还不干不净的。你这说话也该找女朋友、结婚、生孩子了，得像个大人样呀。”

　　我简直要火冒三丈：“老齐！你有完没完？四十又怎么啦？四十就得不年轻？四十就非得老婆、孩子、热炕头？你要这么向往中老年世界，以后你少理我。”

　　老齐也不生气，俨然一副不和小孩子一般见识的样子说：“哎！我不理你谁还理你？就你这狗熊脾气谁愿理你？我不理你，那还有谁这么容你欺负？”

　　他越这么说我越觉得他真成“老”齐了，包括他对我这种混顽的容忍都像长者甚至是长辈般的容忍。他比我才大几个月，但他真像个大哥，不，他几乎像个大叔。我真怕他有一天再像个爷爷！唉，老齐呀！

　　03

　　名气大的律师事务所，客户多是有钱的大公司，对账单不特别计较。律师收费计时以十五分钟为单位，即十五分钟以下都算十五分钟，因此可以往收费小时里“掺水”，比如给人家打个电话讲上三五分钟就记十五分钟。（不过水分过大人家也不认账）如果客户斤斤计较，那些还没有熬到合伙人的年轻律师就惨了。不光不能“掺水”，就是实打实的收费小时，如果合伙人认为你的效率不够高，还会主动把收费小时往下砍。比方写一份备忘录你明明干了七小时，但合伙人认为这点活儿应当只用三小时，他会砍掉你四小时（律师们管这叫“吃小时”）。不少小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吃尽了这种苦头。当然，多年的媳妇熬成婆，非合伙人律师升到合伙人的时候也同样剥削那些非合伙人律师。然而，并不是每个律师最终都能“熬”成合伙人的。

　　做合伙人也有做合伙人的难处：你拉不来客户，或者事务所从你的客户身上收费总额少，你的分红就少；你客源不够，做不下去也要走人。而在客源不足的合伙人手下工作的非合伙人律师就更加艰难。

　　我的一个同学就遇到这种情况。他的合伙人手下有他和另外一个从我们法学院下一年毕业的律师。他们的客户都是信息行业的公司。本来生意十分火爆，可最近两年信息行业的泡沫破了，他们的客户倒闭的倒闭欠钱的欠钱，所以手头的业务也像退潮般地骤降。他既要完成规定的收费小时，又要求爷爷告奶奶地到别的合伙人那里找活儿干，简直苦不堪言。直到我的前女友奥利维娅从我们所辞职，我们拉了他一把，向所里推荐他接替奥利维娅，他才出了“苦海”。总之，律师这碗饭不是那么好吃。

　　和我那个必须找活儿干的同学比我的境况算好得多了。税法业务不太受经济波动的影响：经济好了，纳税人赚钱多了自然想着要少缴税，需要找律师想办法；经济不好了，赚钱少了，更想着如何用亏损抵消收入从税务上得到好处从而减少亏损净额，这也需要找律师咨询。除非客户穷到连律师费都付不起的地步，这一行不用太担心生计。我的上司，合伙人戈登，是税法界的名人。由于戈登的名气，我们税务部的大部分客户都在《财富》杂志每年评出的前五百家大公司名单上榜上有名。这些客户不仅出手大方，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按小时计费，而是按“项目”（project）或“交易”（transaction）计费。比方说，客户要求我们就他们某个交易的税务后果出一份法律意见书，我们收费五万美元，按一小时收费二百五十美元计算，这相当于二百小时，但实际上我们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时间。所以做这种项目时我计算收费小时就比较松，戈登审批我工作时间的时候也并不太认真。尽管如此，要完成两千多个收费小时我仍然要起早贪黑地干。

　　难得的美差来了。我要和戈登去财政部开会了。美国颁布税务法规的程序是先由代表税务署的总律师办提出法规草案，然后听取各界

　　的意见，最后形成法规正文实施。整个过程要一两年，甚至几年。这次是企业界的代表和税法界的代表到财政部总律师办发表对几类费用摊销和资本化的法规草案的意见。

　　我们不仅代表本所，还代表几个客户，因此，此行的时间是可以计时收费的。我前几个月早为戈登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意见草案，经戈登审阅后做了几次修改并得到那几家能源公司的同意。

　　平时为了某个案子或某个项目出差总是紧紧张张、食宿不安，人被折腾得疲惫不堪。但这次到华盛顿开会主要是陈述我们的意见，并回答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还可以带回来研究后给财政部书面答复，不需要在酒店里“赶作业”，所以比较轻松。开完会我们转天还要和几个参议员的助手见面为修改一条税法做游说工作。这样的差事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休假。

　　从纽约去华盛顿如果不赶时间，乘火车最方便。乘地铁到城里的纽约中心车站，再从那里上火车直达华盛顿，然后又可以乘地铁到达酒店。这样不在拥挤的交通中往飞机场跋涉，更不用通过繁杂的机场安全检查。

　　本来想在火车上轻松一下，可闲生闲愁。火车一离开纽约，一股难以名状的“想人”的感觉油然而生。想女人。但不是哪个具体的女人。我心中尚无追求的具体目标。单身男人固然都会想女人。我天性浪漫，总觉得恋爱的“瘾”没过够，总憧憬绵绵的卿卿我我。但现在的感觉好像有些不一样。不是渴望恋爱的浪漫，不是渴望成家的俗律，不是渴望肉欲的快感。那是一种渴望被等待，渴望归宿的感觉。我突然非常相信《圣经》所言—女人是上帝用男人一根肋条做的。女人和男人本为一体。男人渴望找到自己那根肋条直到找到为止。

　　我不知道我那根肋条是哪个女人。

　　我和前女友奥利维娅分手并不后悔。我们对生活的期望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合适，所以我们得分手。但现在要暂时离开纽约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有个她那样的女人在惦记我。我不由得想起和奥利维娅缱绻的甜蜜……

　　“Hi, I’’m Olivia Conrad.”（你好，我叫奥利维娅#8226;康拉德。）

　　“Hi, Olivia. George Cao.”（你好，奥利维娅。（我是）乔治#8226;曹。）

　　在纽约大学法学院新生招待会上，她，一个蓝眼睛、棕色头发、皮肤白白的姑娘和我互作自我介绍。我俩都是新生。

　　奥利维娅左手拿着杯啤酒，一边通报着自己的姓名一边把右手向我伸了过来。

　　我在以前的工作和社交中遇到过不少女性，特别是亚裔女性，握手时从不“握”你的手，而只是用平平的手心轻轻“贴”你手一下。不知她们这样做是因为高傲，还是冷漠，还是怕被人“吃豆腐”。跟这种女人握手的时候，你要么感觉自己是对方眼里的二等公民，要么感觉自己是个性骚扰的嫌疑犯，心里十分不舒服。因此我每当同女性握手的时候都非常注意，轻易不主动去“握”对方的手，而是小心翼翼地根据对方手上传来的微妙信息决定自己手的合拢程度和强度。

　　当我把平松的手轻轻地伸给奥利维娅的时候，她先是把右手往右轻轻一摆，然后一个“海底捞月”，“啪”的抄起了我的手。

　　奥利维娅身高将近一米七，她的手特别大，几乎把我的手整个握在她的掌内，而且攥得那么用力，快要把我的手沿着中指叠起来了。接着她又把我的手使劲上下摇了摇。“握手”在英语里就是“摇手”

　　（shake hands），奥利维娅把这个动作做得十分到家。虽然她把我那松弛而缺乏准备的手都有点儿握疼了，但却令我感到她是个特别热情、实在的人，心理距离一下缩短了。

　　“你从哪来？”她问。“我就在纽约，上星期才辞了工作全职读书的。”“不，我是说你最初从哪里来的？英国？香港？”“不，我从中国大陆来，从北京来。”“你怎么有这么重的英国口音？我听不出你是非英语国家来的人。” “我从小听英国的英语教学唱片。”“噢，是吗？真有意思。”我从小就跟着父亲的老朋友、英语教授纪伯伯学英语，每天都坐

　　在那架三十六转的电唱机前听《灵格风》唱片。我非常喜欢那厚重的男中音，不知听了多少遍。每篇课文我都背诵如流。1978年父亲花了一百一十块钱给我买了一架刚刚上市的“砖头”式录音机，我用它听《新概念英语》的第二册，把那九十六个故事背得滚瓜烂熟。然后我对着录音机一篇一篇地背诵《灵格风》、《新概念英语》这两套教学材料的课文，然后再对照原声录音纠正自己的语音语调。等到我自己听不出我和原声录音的区别时又把我的录音拿给纪伯伯，听其指教。就这样我打下了扎扎实实的英语基础。父亲虽然一直狠抓我的英语学习，但报考大学时却坚决反对我报英语专业。“语言只是工具，不要当专业学。”父亲这样告诉我。我于是上了经济系，但英语仍是我的爱好，我从未间断过读和听。到毕业时，虽然我的综合英语能力不及英语系的同学，但论起语音和语调，没人比得了我从小严格训练出的正宗英国语调。这点功夫到了美国让我受益无穷，只要一张嘴，准能引起别人的兴趣。今天奥利维娅问起我的口音我一点不奇怪。同样的问题我不知被问过多少遍了。“你多大了？”她问我。“二十九。”“我二十四。”美国这一代的女孩子很多人不像上一辈人那样忌讳询问和通报年龄。她嘿嘿一笑：“我没真正工作过，只在红十字会做过一年义工。”奥利维娅接着告诉我她毕业于坐落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本科读的是商科。

　　我们又谈到了双方对纽约以及纽大的印象。我告诉她我不喜欢纽大的学生宿舍，又贵又吵，因此我仍旧住在昆士（Queens），即皇后区。她告诉我她也因为同样原因不住学校宿舍，在格林尼治村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离学校很近。她还告诉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她在学校宿舍住了两年，第三年和第四年上半年和男朋友住在帕塞迪纳的一套公寓里。第四年下半年和男朋友分手又和一个女同学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

　　她讲到和男朋友同居又分手时显得十分轻松，毫不尴尬，就像叙述简历一样，让你感到这简直不属于隐私范围。我心想，这要是我的话，我是不会把这种事和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谈的。

　　在法学院的三年里她又交过两个男朋友，其中一个是德国来的留学生。她和这两个人的交往时间都不长。我与奥利维娅在法学院的时候从未发生过恋情，尽管我十分喜欢她的开朗和近乎大咧的大方和爽快。

　　我和奥利维娅经常在百老汇大街和四街相交处附近不期而遇。她在百老汇大街从四街以南向北到四街往西到学校，而我则是在百老汇从北向南到四街，然后同样往西到学校。每次我们碰面便一边聊天一边往学校走。

　　奥利维娅手里总拿着一把折叠伞。她经常说话时无意识地拿那把伞轻轻地敲我的胳膊，宛如给自己说话打拍子。有时她说到兴奋的地方，那伞会像小军鼓的鼓槌一样在我胳膊上连击。一次当我们走到华盛顿广场时我开玩笑对她说：“嘿，奥利维娅，我一直数着，你可用那把笨伞敲了我九十九下了。”

　　她笑了，意识到了自己这个毛病。“是吗？对不起。” 她边说边胡噜我的胳膊。“好了。” 说完她竟又顺手敲了我一下。

　　“一百下！”我冲她做了个鬼脸。我俩一起大笑。

　　我平时除了下大雨的时候一般都懒得打伞，溜着路边房檐紧走几步也就到了。有一天刚好下了毛毛雨，我走着，奥利维娅就在我身后喊：“嘿，乔治，到我这儿来。”

　　我一钻进来，她就把伞交给了我，然后搂住我的腰，又往我身上一倚，我俩就“捆”在一起打着伞往学校走。美国的男女青年礼节性地拉手、拥抱以及在像现在下雨这种情况下的依偎都十分正常，绝非轻佻，不会有任何人看不惯。但我这个在“男女授受不亲”文化场内长大的人对此却不好适应。即使是欢庆节日的时候我也从不主动拥抱女性。倒不是我一定恪守本体文化的戒律，而是我根本想不起来拥抱谁。我只会握手。现在奥利维娅和我贴得那么紧，她的香水味都沁入了我的鼻子，我既感到不自在，又有一种独特的愉快。但这种愉快一出现我赶紧找了个话题和她讲话，以此转移对我们肢体接触的注意力，生怕自己起什么“杂念”，因为那样就不规矩了。转年二月的一天，我一早在法学院门口看到奥利维娅顶着脑门儿上的一块黑走了过来。“你脑门上有黑东西。”我告诉她。“噢，今天是‘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大斋期（Lent）开始。”我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天主教的节日。” “噢。”我其实还是不懂。她又解释说：“我脑门上的黑是抹的用棕榈叶子烧的灰，象征着为罪孽忏悔。”“你生下来就受洗了吧？”我问。“对，我们家世代都信天主教。不过我是那种PAT天主教徒。”“PAT是什么意思？”她想了想说：“解释起来太复杂了。简单地讲，就是那种不特别虔诚，平时不按时去教堂，但教堂发免费东西时却一次不落的教徒。像我头上这棕榈叶子灰就是到教堂白拿的。”她又问：“你信哪个宗教？”“我不信教。”“那你父母呢？”“他们也不信教。我外婆信佛教。”“要不要我带你去教堂？”“噢，谢谢。哪天你带我去看看。” 我只是应付一下她的好

　　意，心里并不愿意去。

　　 “对了，”她从化妆包里拿出一个小塑料盒打开让我看，“这就是棕榈叶的灰，用橄榄油拌过了。”接着她就用中指蘸了一下那油灰，也不问我是否愿意就在我的额头上画了个十字：“找个安静的地方忏悔一下，没坏处。”说完她冲我举起右手，手指上下弯曲了几下示意“拜拜”，那中指上还沾着黑黑的油灰。

　　04

　　我从纽约大学法学院毕业时，班里同学几乎所有人都找到了工作。律师这一行是个“势利眼”行业，你的法律教育出身，即你上的法学院，或者说你的法学教育“商标”，对找工作几乎起决定性的作用。纽大法学院在美国法学院排行榜上总是排在前三四名，而且税法专业又是全美第一，故而纽大法学院的毕业生找工作不难。

　　奥利维娅和我都接受了切斯汀菲尔德事务所的聘书。奥利维娅在所里的公司法部工作。她的上司，合伙人黛比和我的上司，合伙人戈登都是纽大法学院的毕业生。

　　毕业后我们只能稍稍轻松一个星期，然后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律师资格考试复习。事务所替我们支付了考试复习班的所有费用。由于即将在同一个事务所工作，我和奥利维娅在复习班经常坐在一起，下了课也常互相打电话交流各自听到的有关事务所的信息。奥利维娅告诉我说以前一个曾在我们所工作过的律师告诉她黛比凶起来像个母夜叉。奥利维娅说：“要是女人当了律师就注定会变成‘母狗’（bitch，英语里对凶悍女人的蔑称），我情愿去当个化妆品售货员。”

　　我听了直笑。

　　我们俩都是1997年9月上旬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月还好，算我们熟悉工作阶段，不用计算收费小时，但一到第二个月，我俩立刻变成了奴隶，每天除了住所—办公室—住所这两点一线以外没有别的生活。

　　律师资格考试的结果出来了。参加考试的人可以从网上先查看自己是否通过。正式的书面通知要一星期左右。所有参加考试的人这时心都在跳。美国有两个州律师资格考试最难通过，一是加利福尼亚州，另一个就是纽约州。纽大法学院毕业生每年律师资格考试的通过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还是有人通不过。我们的著名学长，1989届毕业生、肯尼迪总统之子小约翰#8226;肯尼迪就有“三进宫”的纪录。

　　考试之后我们谁都怕自己是失败者之一。

　　我手指颤抖着把自己的准考证号打进考试结果网站的“考试人”栏目，然后像跳“蹦极”一般地一闭眼，敲了一下“回车”键。我等了好一会儿，估计结果已经在屏幕上出现时才睁开眼，一看屏幕，顿时提到嗓子眼的心扑通落地，绽开怒放的心花！屏幕上写着：

　　祝贺你！乔治#8226;喜鱼#8226;曹，你通过了纽约州律师资格考试。

　　我不等看完就兴冲冲地跑到奥利维娅的办公室，刚要说“我过了”，看到她脸上一点儿兴奋的表情都没有，赶紧改口说：“考试结果出来了。”

　　 “我知道。”她抬头看了看我，“你过了吗？”

　　我不敢刺激她，说：“不知道，我还没查呢。”

　　“你要查吗？”她问。

　　“要啊，我想知道过了没过。”

　　她把自己的准考证递给了我：“乔治，帮个忙，替我也查一下。

　　我自己实在不敢看。我紧张得都想把自己杀了。”这时我才知道她尚未知道自己考得如何。“好吧。”我说。不出我所料，她也通过了。我特别为她高兴，不过我不想直接告

　　诉她，我想逗逗她。我又来到她的办公室。“看了吗，乔治？”她紧张地低声问道。我不正面回答她的问题，对她说：“你知道，其实再考一次也没

　　什么。”奥利维娅听了这话发呆了好半天才说：“你过了？”“是的，”我说，“我本来觉得你也会通过。”她没说话。我接着说：“我的判断一般不会错。”她没接我的话茬，只是低着头说：“乔治，祝贺你。”“也祝贺你。”我说这话时同样也是低着头。她显然以为我说错了话：“乔治，我知道你不是挖苦我，你是说

　　错话了。”

　　我没说话，一把拉起她来就往我办公室拽。奥利维娅机械地被我拖到了我办公室。我把她按在我的椅子上让她仔细看我电脑的屏幕。那上面是她的考试结果。

　　祝贺你！奥利维娅#8226;康拉德，你通过了纽约州律师资格考试。

　　她两手合十放在胸前，张着嘴自言自语地说了好几遍：“Oh, myGod!”（我的上帝！）

　　我这才逗她说：“祝贺你，康拉德小姐。你现在是个律师了！”

　　她“噌”的站起来，喜悦地狠狠打了我一拳：“George, you sonof a bitch!”（乔治，你这坏蛋！）

　　她说完、打完又紧紧地抱了我一下，然后推开我往自己办公室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喊：“I passed the bar! I passed the bar! I didit.”（我通过资格考试了！我通过资格考试了！我过了！）

　　她回到办公室抓起电话先给家里报了喜，然后就打开通讯录给同学一个一个地拨电话。不一会儿她就到我这里告诉我：“和咱俩比较熟的同学都过了。”她只听说一个人没过，不过我们和那个人几乎没说过话。

　　获得律师资格的兴奋是短暂的。律师资格不过只意味着我们可以作为律师从业，可以继续在这里做工作狂受剥削。

　　我们几乎天天工作到晚上十点多。脑力劳动非常消耗人，我一快到晚上八点的时候肚子准饿，脑子也需要休息。这个时间附近的快餐馆生意都特别好，客人几乎都是这几座大楼里律师事务所和投资银行的年轻白领“夜猫子”。

　　奥利维娅也是这个时候打牙祭，总和我碰上。一来二去索性我们就一道去吃饭。每晚七点四十五不是她来找我就是我去找她。

　　我们常去附近的中餐馆“湖南锅”。那里的菜不像其他中餐馆那样油腻，中国人、美国人都爱吃。美国几乎所有中餐馆的“橘子鸡”，也就是甜酸鸡，都是面向美国人的，和炒饭一样是美国人的最爱，但这家馆子的橘子鸡连我都爱吃。

　　我和奥利维娅一个星期大概在这里吃两次。另外两个我们喜欢的餐馆一个是一家韩国快餐，另一家是意大利快餐。在“湖南锅”我还和奥利维娅学到了两种独特的吃法。这两种吃法大概中国人很难想得出来。一是她总爱往白米饭上浇酱油，二是她往酸辣汤里放芥末酱。我心里总想，那能好吃吗？不过终于有一天我不知为什么也跟着她把那桌上的小酱油壶口朝下在自己的米饭上转了一圈。那个牌子的酱油味道居然和我小时候在天津吃的酱萝卜的味道差不多，洒在大米饭上非常好吃。我于是又学着她往酸辣汤里放了一小勺芥末酱，那汤居然一下子变得别有风味。中餐的吃法被一个美国姑娘无意中发扬光大，看来有中西结合就有突破。

　　有一天我等到将近七点五十奥利维娅还没来找我，就走到她办公室，靠在门框上问她是不是可以下楼吃饭了。

　　她皱着眉头说：“烦死了。这个合并交易怎那么复杂？这些法律文件我就是今晚不睡觉也看不完。”

　　“谁又并谁呀？”我问。这两年美国企业界像得了公司并购的流行病一样，整天讲大鱼吞小鱼、小鱼合起来变大鱼或者小鱼傍着银行吞大鱼，“吞吞吐吐”个不停，让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律师大赚其钱。但这一行里的年轻律师也因此忙得昏天黑地。

　　“你自己看吧。”她随手推过来一堆“合并计划及合同”、“股东利益分析”、“股票价值分析”等文件。

　　 “合并结构图呢？”我问。“在这里。”她拿过了几张合并示意图并把合并过程讲给我听。我看完、听完后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你肯定这图没弄错？”“肯定不会。”奥利维娅十分肯定地说。“奥利维娅，别干了，你干也白干。他们把结构弄错了。”“不会吧？”“当然会。他们这么做，证券法和公司法上可能没问题，但税法

　　上可过不去。你看，他们不该让被并公司并入新建立的这个‘木乃伊公司’，而是应当用‘双木乃伊 ’结构。不然的话，他们所有升值资产都要上增值税。你看他们资产增值那么大，这笔税金还不要了他们的命？他们居然还在说这是无税务后果的合并。”

　　“你肯定？”奥利维娅也吃惊。“我肯定。喏，黛比为什么不先让我们看看？”“她说这个结构用过好多次了，应该没问题，说怕你们现在不能马上做，耽误时间。这个案子时间很紧。她已和戈登打过招呼了，应该在你们那里排了队，她说让我先把公司法这一块做完。”我苦笑着说：“想的倒是很好，可这结构得变，你的工作等于白做。”“我已经做了不少了。”奥利维娅沮丧地说。“你赶紧把问题反映给黛比吧。我做你后盾，我可以给她解释。”奥利维娅直摇头：“不行。”我一下子明白了她担心的问题。她不愿让黛比难堪。公司法律师

　　和税法律师经常暗暗较劲儿，谁也不服谁。他们公司法律师说我们干税法的不过是一帮嘴里往外蹦数字的会计师，还说我们总让他们的交

　　易泡汤。我们却说他们自作聪明，以为自己多棒，最后做出一堆税务责任来。公司法的律师越是瞧不起税法律师就越怕在税务问题上“露怯”，让我们抓住笑柄。

　　现在如果告诉黛比税务部发现了问题她肯定不舒服，弄不好会拿奥利维娅撒气。于是我说：“这样吧，就当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案子，就当你给我提了个假设性问题，我给你发个电子邮件，你转给黛比就行了。”

　　“那太好了。”奥利维娅感激地说。

　　我马上回到办公室给她发了个邮件：

　　奥利维娅，

　　我就你在电话里提的问题又查了税法。没错，你假设的那个合并结构按财政部关于税法第三百六十八条的实施法规，并购在税务上会引发升值资产包括升值股票的增值认定，所有资本增值均应缴税。如果你在具体业务中发现类似问题，请与我联系。谢谢。

　　乔治

　　第二天下午戈登就把我在奥利维娅那里看到的那堆文件扔给了我，并得意地说：“这帮笨蛋，又出错了。你给他们改改，最好和奥利维娅一起同时干，这样节约时间。他们下周三一定要出结果，你们要在下星期一下班前做完，给我留一天时间审阅。”

　　我和奥利维娅忙了整整四天，终于在星期天晚上提前一天做完了案子。

　　我俩星期天一直等到把案子完成，快九点了才去“湖南锅”吃饭。吃完之后我们直接乘地铁回家。我们上了A线地铁。车厢几乎是空的。奥利维娅把头搭在我的肩上无力地说：“我一点儿劲都没了。”我说：“我也是。”然后我伸手搂了搂她。她顺势依偎在我身上。我犹豫了一下没把搂她的手拿开。我很想亲她一下，但没敢。我要下车换N线了。我轻轻推开奥利维娅：“我该下车了，照顾好自己。”她两只手抓住我的右臂没让我站起来。“乔治，”她闭着眼说，“送我回家。”我紧紧搂着她，浑身发热。我不知下边会发生什么事。管它呢，

　　该发生的事就随它发生吧。我们在上城下了车，她一直拉着我的胳膊倚在我身上。到了她的公寓楼门口，我站住了，不知下边如何是好。她把雨伞

　　递给我示意我替她拿一下，然后自己从包里取出钥匙开了大门。她冲我一摆头：“来呀。”她住在三楼的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里。进了屋她打开壁灯和桌上的台灯：“对不起，屋子太乱了。”

　　“不，你的房间很漂亮。”我客气地恭维道。她的房间不能算乱，但可以看得出主人确实没时间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原处。墙上挂着几张画，其中还有一张唐伯虎《嫦娥图》的印刷品。

　　她脱了大衣，从厨房的冰箱里拿出一瓶“海宁根”啤酒给我：“等我一会儿。”我心里很紧张，啤酒到了嘴里也品不出味道。

　　我等了她好久。我猜她大概是在卸妆、换衣服。

　　她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上身只穿了件低胸的紧身T恤衫。

　　我好几年没有碰过一个女人了……

　　从产生感情到肌肤之欢，她的速度太快；而从阴阳初触、云雨交加到坝崩水泄，我的速度又太快。

　　她特别善解人意，一点都没有表现出失望，或者说她把失望掩饰得不露丝毫。她紧贴着我的脸，那只纤细而长大的手轻轻地拍着我沁汗的后背，嘴里低声喊着我的名字：“Oh, George, George, babe, mybabe, my babe（噢，乔治，宝贝，我的宝贝，我的宝贝）.”那声音好像是说：“瞧你呀，瞧你呀，宝贝儿。”

　　我傻乎乎、迷糊糊地说了一声：“I’’m sorry.”

　　奥利维娅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忙着解释说她不是在嘲笑我，就是想笑。笑着笑着她突然一翻身，我一下子便在她身体之下了。她笑着吻我：从眼睛到嘴巴，从脖子到小腹……她的笑声很快越来越小直到变成了呻吟。

　　我又开始冲动。这次觉得那么强劲，那么有根。我再次进入了她。已经卸掉了负担的我像开动一辆新车—启动、换挡、前进、后退、直行、转弯、提速、刹车……一直到奥利维娅气呼不长、眼睁不开、嘴合不上，我仍不想作罢—大概越是没有水的井越经抽。奥利维娅“来了”，“来”得淋漓尽致，不像是为了安慰我装出来的。她两腿中间的那种跳动是无法装出来的，就像男人射精不能装出来一样。

　　奥利维娅无力地拉了拉我的手示意我躺下，然后把头枕在我胸口上，嘴里调皮地喃喃道：“我一直觉得你在全所里举止最文雅，总是ladies first （女士在先）。现在看来你这家伙是个伪君子。你要吃第一口苹果，而且你吃两口才让我吃一口。女士到了你身子下边，你就把‘女士在先’当垃圾丢掉了。” 我一滚身爬了起来，在她右胸的最高最尖处轻轻地咬了一口。她夸张地“噢”了一声，然后顺势搂住我的头。我趴在她的胸上，任她揉搓我的头发、抚摸我的脖子。“我特别喜欢你的身体。”她说。“我的身体怎么让你喜欢？”“你皮肤那么细，还没有毛。你瞧你胳膊上都没有毛，我都嫉妒了。”“你不觉得皮肤太细又没有毛缺乏男人气吗？”“你以为我们女人都喜欢毛茸茸的男人吗？才不呢。你看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多美，大卫在我想象里就没有毛。女人大概和男人不太一样。我们喜欢细腻的美。你看过《花花公子》和《阁楼》吧？”我诚实地“嗯”了一声。说没看过鬼都不会信。“我们女人也喜欢看那些美女。不过男人欣赏的是性，恨不得把那些姑娘从杂志上拉下来操她们。或者就看这些图片手淫。女人不一样。女人也喜欢看美丽的女人，这倒不一定是有同性恋倾向的女人才这样，我刚说过，我们也欣赏美，欣赏线条，就像欣赏模特身上的时装一样，只不过裸体美女身上穿的是上帝赐给她们的美。”

　　“奥利维娅, 你怎么又说‘操’这个字啊？！”我轻轻地戳了她的鼻子一下。

　　英文里的“操”字在非正式场合在很熟悉的朋友、同事间男女都用，大家司空见惯，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不像在中国文化里，女人一旦用这个字肯定会“语惊四座”。不过我还是告诉她，如果她不介意最好避免这个字；听女人说这个字我很别扭，我的家人、我的中国朋友也和我一样。“你爱我吗？”她问。“我当然爱你。要不也不会挑剔你的语言。希望你别介意。”她爽快地说：“好吧，这不是太原则的问题，就依了你吧。不过你不许是个男子主义者。这个字既然男人用，为什么女人不能用？”

　　05

　　大概是来美国久了对美国人的生活已经比较熟悉的原因，我第一次到奥利维娅住处的时候没有对她房间里的任何东西感到好奇。而当奥利维娅第一次到我住处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不同文化背景却一下子那么明显。我的小小世界对于她竟像万花筒一样奇妙。我已经司空见惯了的东西她却十分好奇，问这问那。她先是对我那很少使用的厨房产生兴趣，问我那玻璃罐子里的“石块”是什么。我告诉她那是冰糖，比白砂糖好。

　　她问我为什么冰糖比白砂糖好。我这才发现自己对很多说法从来没去想过，只是人云亦云。我告诉她我也不知道。小时候大人这样说，我也就这样认为了。她又问我花椒怎样用。我说我只知道卤肉和炒菜都可以用花椒，

　　但具体怎么用我也不得而知，我只用它炸花椒油拌面条。她耸了一下肩，好像难以相信这东西还可以配面条。倒是我那根只用过一次的擀面杖她一眼就认出了是擀面用的。她

　　说它和她母亲用的中间有一根轴的擀面杖不太一样。她好奇地翻动着我的音乐光盘，问我最喜欢听的是哪一盘哪一首曲子。

　　我告诉她我最喜欢听的两首曲子不在光盘上。我曾托父亲去买这两首曲子的光盘，父亲在各书店和音像商店转了好久从没有看到过。这两首曲子还是我刚上大学放暑假在家听到天津广播电台播放的时候录在磁带上的，现在还在我手边。我给她放了这两首曲子，那是吴景略先生弹琴、孙裕德先生吹箫的琴箫合奏《渔樵问答》和《梅花三弄》。

　　她问我曲子的作者想表达什么。我说作曲家的作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欣赏者的感觉。我问她听这两首曲子的感觉，她说听不懂；说听起来像吉他，又不像。她问我怎么理解这两首琴箫曲。我说我的中国文化背景太深，受前人对这些曲目的讲解、论评的影响太大，所以我听曲的心态已受污染，不如像她这样白纸一张的心境。她说不对。一点儿背景没有也不行，比如我要是听日本艺伎三弦伴奏的演唱大概同样惘然。然后她说：“你就把传统的解释说给我听，看我能不能懂。”我试了半天，怎么也没办法用英语把“闲静”、“恬淡”、“返璞归真”还有什么“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类的东西传达出去。翻动我的中文书时她说要不是封面上的画，她可能会把书拿倒。她手里拿的恰好是我最喜欢读的《楚辞》。

　　她没让我给她讲《楚辞》。

　　我也无法把自己读《楚辞》的感慨讲给她听。我不相信任何人可以用英语去表达《楚辞》，我甚至不认为用现代汉语可以表达《楚辞》而不失其原义。那种对宇宙神秘的无奈咏叹，那种艺术上的飘逸旷远有一种特殊的艺术密码，埋在特定年月的语言里，而不具传递性；脱离了这种语言，那密码便荡然无存，其艺术魅力自然随之消失。

　　奥利维娅在我的房间里像是一个异物，和我这个房间有一种不和谐，好像和这个房间相互排斥，让我一下子感觉《楚辞》没了味道，没了意义，让我觉得床头那些中国经典没必要再读了。

　　“你的这些书我大概不会看懂了，我这辈子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学汉语了。”

　　“你说得对，我们一生太短了，不可能什么都学。我还曾经选修过拉丁文，上了不到三星期就赶紧退下来了。”我指着那本《庄子》说，“这本书的作者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我用了“bog down” 和“frustrate” 算是把“殆”的意思表达得比较贴切了。

　　她笑着说：“我还选过希腊语呢。现在基本都忘了。我曾经野心勃勃地想看希腊文原版的《伊利亚特》，不过这愿望也是无法实现了。”

　　“那你看过英文版的《伊利亚特》吗？”我问。

　　“看过。上中学的时候，那是规定的必读书。”

　　“你记得哪一句？”

　　“书的内容我还大致记得，但具体诗文一句也不记得了。”

　　 “我记得。只记得一句。”

　　“哪一句？”

　　我把她拉到身边：“我记得第三书快结尾时帕里斯对海伦说的话：‘让我们到床上给自己欢乐吧，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想要你，比我当时抢你的时候还要强烈……’”我们躺在地毯上拥抱着接了吻。《楚辞》、《伊利亚特》变得像是生命河流的淤积物一样令我恨不得它们快被冲走。“我真想抱着你从这屋子飞出去。”我说。“为什么？”她问。“我想在一个只有天地没有围墙的地方跟你做爱。”“那容易。我们带帐篷到野外去露营。不过亲爱的，现在你只要闭上眼睛我们周围就没有围墙。”奥利维娅额头顶着我的额头、鼻子顶着我的鼻子轻声说。我感觉到了她那又细又长的手，一股电流般的东西传遍我的全身……

　　当年夏天，我们真的去露营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优胜美地”（Yosemite）山林里我们轻松地度过了难忘的三天，充分地享受了大自然，也充分地享受了对方的温存。我们盼着第二年再去露营。

　　可我们没等到再去露营这一天就分手了。

　　是一个在很多人看来不算什么问题的事宜折断了我们的关系。用老齐的话讲，我们俩谁稍稍往后让一步也不至于“吹”。但就是这一步，我们俩谁也不肯让。

　　那个星期六我俩加班后我又住在她的公寓。星期天我还没醒奥利维娅就起了床，蹬上我的运动鞋出去跑步了。她手大脚也大，总爱穿我那双十号的运动鞋跑步，说可能是因为我的脚的形状或是我走路的习惯，我穿过的运动鞋她穿上很舒服。

　　她跑步回来时我正在对着镜子刮胡子。

　　我们互道“早安”，她又翘起嘴唇在我的右脸颊上“啄”了一口，然后擦去沾在嘴上的刮胡霜对我说：“乔治，吃早餐时我想和你谈谈。”

　　按美国人的习惯，一个人要是说“想和你谈谈”，一定是有比较严肃的事情。她洗澡的时候我准备了早餐：烤面包片、煎火腿、半生的煎鸡

　　蛋、咖啡、鲜橘汁、冷牛奶和麦片。“谢谢你为我们准备早餐。”她披着刚刚吹过的头发坐在我面前。“乔治，我想和你说，嗬—我们俩对我们的关系都很认真，对吧？”“当然！”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乔治，你会娶我吗？”“会呀，这还用问。”“谢谢。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向我求婚？”我心里确确实实一直觉得她就是我未来的妻子，但我也确确实实没想过什么时候与她开始夫妻的生活。“我没想过，对不起。不过我随时愿意娶你，我很乐意与你一辈子在一起。”我对她说。“谢谢。喏，乔治，我特别想开始一个家庭。”她这是在对我说她很想要孩子。美国人一说“开始一个家庭”就是指生孩子。我长这么大从未有过做父亲的欲望，更不用说有这种准备了。我说：“我们可以结婚，但是不是等一等再要孩子呢?”“乔治，我快三十了。我想要三个或更多的孩子，有可能就要五个。我想在我三十五岁以前完成这件事。”听了她的话，我目瞪口呆，半天不知说什么好。我从未想过做三五个孩子的父亲，那对我来说和让我做职业篮球队教练几乎同样不可思议。我想象那会是什么样的前景：下班进家门一堆孩子有人抱大腿有人骑脖子，还有 “爸爸，爸爸……”的童声伴唱。孩子们的母亲—我可爱的奥利维娅—生了三五个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子：生理上、心理上？我们现在对彼此的感觉那时还会不会有？现在的浪漫还会不会有？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抚养孩子成人的合作伙伴，而在这当中我们同时走向中老年？我听说人一有了孩子就会感到时间过得特别快。还有，养三五个孩子需要多少钱？我们会不会有这么多钱？

　　“乔治，”奥利维娅喊了我一声，“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想要这么多孩子的想法对我有点儿突然。”“对不起，我还以为你听了会很兴奋。我以为到了你这个年龄的男人都很想做爸爸。”她的声音里流露着失望。

　　我摇摇头：“奥利维娅，说实在的，我只爱你，我只在乎你，我们有没有孩子我无所谓。更确切地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觉得只有我们俩更好。”

　　“可我们两个也要往前走啊。人不能总是没有孩子呀。”“奥利维娅，”我打断她说，“三五个孩子，就说三个孩子吧，

　　我们这么忙，怎么有时间照顾啊？”

　　“我在家带孩子呀。三个孩子当然要有个全职的母亲哟。”

　　原来她也有这种想法。美国很多家庭都是妻子在家带孩子并料理家务，美国人甚至把这看做一个职业，叫“家庭制作人（homemaker）”。但是除非丈夫有很高的收入，或者只有一两个孩子，否则这样的家庭往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靠债务支撑一部分家庭开销才能维持美国式的生活。奥利维娅平时花钱非常大手大脚，新款手机、名牌服装、化妆品，还有在纽约上城昂贵的公寓；晚上我们在百老汇看戏每张票都是在二百块钱左右。我单身的时候总是买便宜时间的票，一般也就是五六十块钱。我也从不在剧院喝酒，太贵，划不来。奥利维娅则不然，该享受的时候决不吝惜钱。要不是我们两个人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做法各付各的开销，我真承担不起她这样的消费。陪她一道消费已让我觉得太浪费了。要是我一个人挣钱，有这么个爱花钱的老婆再有三五个孩子，这日子怎么过？

　　“奥利维娅，在咱们事务所能熬到合伙人并不容易，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这一天。你看在我们之前有多少出色的人都离开了。我们要维持这样大的一个家得有个稳定而又像样的收入。”

　　奥利维娅好像很不理解我：“我们的收入会很好啊。你就是拿不到所里合伙人的聘书，随便到其他名气小点的事务所总可以做合伙人的。你看我们所里走的那些人现在不都很出息吗？在切斯汀菲尔德工作的经历能让你很容易在其他地方站住脚。或者你去投资银行做税务，他们工资非常可观。不管怎么说，再过三五年你怎么也能有三十万的年收入，至少也有二十五万。这足够了。许多三个孩子的家庭年收入还不到十万。我们家五个孩子，我父亲当年才挣七万，当然那时的七万要比现在的七万值钱得多，但也顶不了二三十万呀。”

　　她的话的确是事实 ，可这并不能改变我。可能是因为我想要更高的生活质量，也可能是我在异国他乡从来对生活没有过安全感，而安全感又是那么重要。我平时节省下来的钱除了投资以外，还要在银行留够存款以备不测。现在我就是一两年没收入也不至于睡到大街上去。可一个人养这么一大家，按奥利维娅的习惯我们大概存不下什么钱，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可如何是好？

　　“乔治，”她好像看透了我的心事，“我们一有孩子我不会像现在这样花钱的。我现在充分享受生活就是提前补偿今后的辛苦。我不再会疯狂购物，我会一心扑在孩子身上。我有准备过几年辛苦日子。”

　　“那我呢？你还会顾得上我？还会再有精力爱我？”

　　“当然会呀，何况你也会把精力转移到孩子身上的。你不想和儿子在草地上打棒球？不想七月四号晚上扛着女儿去看烟火？”她说得饶有兴趣。

　　我一点儿不想。但不好意思说出来，怕太扫她的兴。“奥利维娅，要有三个孩子我们怎么还脱得开身两个人去旅行、去露营呢？”“喏，找个临时保姆在我们家替我们带几天孩子不就行了？”她好像没什么地方说不过我，但是就是不能让我接受她的宏伟计划。我摇了摇头：“我们能不能结婚以后两三年先不要孩子，你要不愿工作我没意见，然后我们只生一个，至多两个孩子怎么样？”“乔治，你是不是对我没信心？”

　　 “不是。”

　　“你是不是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爱我？”

　　“我爱你爱得不能更爱了。”

　　“那为什么不愿意和我尽快有孩子，有好几个孩子？为什么我的梦想不是你的梦想？”“奥利维娅，这不是一回事。”“不，这是一回事。”那天早上的谈话以奥利维娅说了句“乔治，我希望你能好好想一想”告终。我不能答应她我不想做的事。奥利维娅觉得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话，一定想和她生许多孩子。她认为一个女人想做个母亲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她不理解我为何在这个问题上如此“顽固”。她的想法大概并没有错。我们的感情冷淡了下来。奥利维娅决定和我分手。她从事务所辞了职，准备回到家乡洛杉矶。我感到非常内疚。她是因为我才要离开纽约的。虽然她在洛杉矶有双亲和兄弟姐妹，可工作又要重新在一个新地方开始。她必须参加加利福尼亚的律师资格考试，那是全美最难的律师资格考试。

　　我送给她一个香奈儿（Chanel）皮包。这个皮包她几个月前我俩一起逛商店的时候十分喜欢，最后觉得三千多块钱有点儿不值而放弃。这是她很少觉得太贵的几样东西之一。

　　奥利维娅打开我的告别礼物吃惊地“哇”了一声：“乔治，你真的不用这样……”

　　 “听着，”我说，“你没有买这个包是因为你觉得它不值那价钱，但不是因为你买不起。你知道一个男人如果买不起太太和孩子想要的东西会多难过吗？可我们要是有三个孩子我想我不会有能力像现在这样轻松地给你或孩子买个三五千块钱的东西。”

　　她摇头摇了好久：“乔治，除非你是比尔#8226;盖茨，这世界上总有你买不起的东西的。我不那样看重钱。我并不是非要这么贵的东西。”“奥利维娅，我当然不是指私人飞机，不过，如果我满足不了妻子儿女的要求，哪怕是稍微过分的要求，我会心痛。”她抓住了我的手：“不对。”她使劲摇了摇我的手，我想起了我们多年前第一次在法学院认识时她使劲握我手的情景，心头一阵难以忍受的痛楚。她终于开了口：“乔治，你要是让我留下来，我会的。”我望着她很久才说：“难道那样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她没有说话。我们都明白了对方。我们仍旧没有改变自己原有的想法。

　　老齐为了解除我失恋的痛苦，动员我买房子分散注意力。我一切听从老齐的安排。从找经纪人、到看房、到杀价、到检验房屋都是老齐做的。我只是在各种文件上签了名，付了头款。

　　我和奥利维娅保持着联系。偶尔会打电话或寄电子邮件。“9#8226;11”发生后我的手机刚恢复正常就接到了她的电话。她一直打不进来。听到我一切平安，她松了一口气。此后的几个月我们联系越来越少。

　　06

　　5月份，春夏之交，是去华盛顿最好的季节。我特别喜欢五月的华盛顿。

　　这个城市的主要建筑物都是19世纪许多政府大厦初建时的青灰砖色调，即使新的建筑也刻意选择这种古雅的风格，以保持城市建筑的整体格调。5月的华盛顿空气温暖、爽朗。走在街上，时时可以闻到绿草和新发的树叶散出的香气。条条笔直的街道宽敞、通畅。国会山、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这些象征着华盛顿的名胜让你感到它们只是这座城市的装饰。华盛顿的居民素质普遍较高。这是一座非常富有文化气息的城市。这里有著名的图书馆、剧院和地道的法国餐馆。乔治城大学、美利坚大学就坐落在这里。我特别喜欢早上太阳初升的时候在安静的大街上散步。我能感到一种难得的心旷神怡。

　　戈登每次去华盛顿都要住有名的维乐德酒店 （The Willard），那是政要名流们常光顾的地方，曾有人说在这里比在国会山更容易看到参议员。我则更喜欢郎芳特广场酒店（L’’Enfant Plaza Hotel）。这里交通方便，四通八达，乘电梯下楼到地下通道可以直接乘地铁。早

　　上这里门前开阔而安静，空气清新。对于参加此次总律师办召开的新法规草案评论会来说，这里位置更是得天独厚，会议地点—税务署总律师办大楼—就在隔壁，走路都用不了五分钟。

　　早上我散步回来在前台正要拿一份当天的《金融时报》，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余光里，我不确定是否认对了人，赶紧转过脸仔细一看，没错，肯定是她，就是几个星期以前认识的秦小姐。她已经走到大门前正要出门。我不能在大厅里大声叫喊，只是稍稍提高了一点声音喊了一声：“秦小姐。”

　　这时她已经出了门。我感到有点儿遗憾，又一想如果她也住在这里，那我可以打电话给服务台给她留言。虽然我只知道她的姓，但这应当够了，服务台应当可以根据这个姓找到她。估计这酒店里不会有第二个姓秦的。

　　我于是拿着《金融时报》一边随便浏览，一边朝白色的酒店内专

　　用电话走。“对不起，先生，是您喊我吗？”我听到身后一个女性的声音。我一回头，我们立即认出了对方。秦小姐就站在我面前。她穿了一身紫色：紫色西服上衣、紫色呢

　　子裙子、紫色长袜、紫色半高跟鞋。我这时第一次注意到在她白皙的

　　脸上有几点雀斑对称地在鼻梁两侧。“果真是你呀，曹先生。”她笑着说。“是我。你好，秦小姐。”“你好。”“我刚才喊你还以为你没听见哪。”她一摇头：“我听见了，而且听出好像是你的声音。”

　　 “我声音并不大啊，而且我以前只和你说过几句话，你居然能听

　　出是我？”她抿着嘴笑了笑：“我听力特别好。”秦小姐简单告诉我她在这里参加培训，授课地点就在这家酒店提

　　供的大会议室。她正要到外边走走顺便到一家咖啡店买一杯咖啡，她说那家店的咖啡特别好喝，她不太爱喝酒店为她们上课准备的咖啡。她要在八点钟以前赶回来上课。

　　我问秦小姐晚上有没有安排，她说要和同事一起吃饭，但下午四点钟下课后比较空闲。我估计自己四点半肯定可以回来，就问能否五点钟请她在酒吧随便喝点什么。我说我还欠她一杯酒，她上次送酒给我实在太客气了。秦小姐笑着爽快地答应了，然后就匆匆出门去了。

　　下午五点我们在酒店一层的酒吧见了面。

　　我要了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秦小姐要了一杯千薰黛（Zinfandel）红葡萄酒。我又特地让服务生为秦小姐拿一些蓝奶酪（blue cheese）配她的千薰黛。秦小姐说她更愿意用味道淡的“其达”奶酪（cheddar cheese）。她说我很懂奶酪和酒的搭配，千薰黛一般都是用蓝奶酪配。她问我是不是很爱喝酒。

　　我说我很爱喝酒，但并没有天天或经常喝酒的习惯，也没有瘾。秦小姐说这是多么难掌握的度。“秦小姐是弹钢琴的吧？”我问。她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我们面对面的谈话只有两次，但每次我都注意到你的指甲修得

　　特别短。虽然不是每个女人都修长指甲，但像你这样总是那么短的也

　　很少。”

　　“嗬，你的观察好细。你还注意我什么了？”

　　她的话说得我有些脸红。我没敢说注意到她脸上的雀斑。其实我觉得那雀斑让她显得更漂亮。

　　“没有，没有，我其他的什么也没注意。”我一边说一边看着她，其实我是看她的雀斑。

　　“你是不是也弹钢琴？否则一般人不会想到长指甲按琴键时不方便，还会出噪声。”

　　我点点头：“我只算会弹一点儿，只能哄着自己不去想烦恼的事，但不能弹给别人听。”

　　“你太谦虚了。”她抿了一口服务生刚刚端上来的酒，“哎，给我说说你的琴，我一听到琴就特别爱打听琴的品牌、出厂年月、音色、音质。”

　　“那你会失望的，”我说，“我弹的是雅马哈Clavinova 电子钢琴。这种琴每台都一样，不像机械制音的钢琴那样每台都有自己的特性，像人一样。我买这种钢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它轻便，我一个人就抬得动；二是你可以控制它的音量，甚至可以戴上耳机让它的外接扬声器不发声。像我这种水平的人，让琴弹不响比让琴弹得响更重要。不然邻居会抱怨。”

　　“弹得好邻居也会抱怨。”秦小姐说道，“我曾经有过一个钢琴弹得堪称一流的同学两次因为其他房客抱怨而被房东赶出。就是仙乐你整天弹别人听了也会烦，更何况弹练习曲哪？”

　　我问秦小姐在哪里工作。凑巧她和老齐一样也在保险公司工作，

　　也在一级一级地考精算师。“我本来是学音乐的，”她告诉我，“不过在音乐之外我最喜欢

　　的是数学。我高等数学学得特别好。”“音乐与数学相通。学音乐的人往往数学都很好。”我评论道。秦小姐没说话，好像等着我把刚说过的话继续阐述。于是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音乐和数学都要有灵气才学

　　得会。数学靠一到零这十个数码和若干符号表达以及计算宇宙间的各种复杂关系，而且那么精确，是高境界的哲学；而音乐也是靠几个音阶的组合变化传达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思想和美的境界。没点儿灵气，怎么拿得起这两样东西中的任何一个呢？”

　　“你可真会说话。” 我说：“对不起，我打断你了，你接着说。你刚才说到你本来是学音乐的而且数学也特别好，然后呢？”

　　“你刚才说的话对，搞音乐是需要灵气的。我本来非常想在纽约朱丽亚德音乐学院（Julliard）学习，不过这家音乐学院门槛太高，我的灵气不够，所以没考上。而且音乐本质上是一种高雅的爱好，除非你对一种乐器掌握到顶级水平，很难以它为谋生手段。而一个人，如果不是生来就有一笔财富，他第一需要是谋生。为了生存，我改学精算，考过了五级，还要再考过四级才可能成为CAS的会员，路还长着哪。对了，你知道精算这个行业吧?”

　　“知道呀，威廉#8226;派提（William Petty）和约翰#8226;格朗（JohnGraunt）是精算学科的鼻祖，对不对？”秦小姐又是一惊：“我还是头一次听精算行业以外的人提这两个人的。”

　　我赶紧说：“你千万别以为我是涉猎广泛，我之所以知道这两个人和对精算有所了解是因为我在美国最好的朋友也和你一样在一级一级地考呢。他考了好几年了，应当快熬出来了。哪天你们可以认识一下，交流一下经验。”

　　秦小姐未置可否。

　　“那你一直还弹琴？”我问。

　　“我的钢琴也从专业转为业余。不过我天天弹，这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还居然卖掉了两首自己谱的曲子。这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成就。可惜，我没有一笔足以支持我生存的财富，于是首先要为糊口工作，所以大部分时间花在工作和准备精算考试上，练琴和作曲的时间太少。”

　　“秦小姐，音乐属于天上，精算属于凡间。天上的东西拿下来一点点放在凡间就绰绰有余了。”

　　秦小姐笑着叹了一口气说：“只可惜做精算的人也是凡人，所以也只有耕耘喽。对了，别总叫我‘秦小姐’，叫我的名字。你瞧，我们还没有通报过姓名呢。我叫‘秦折琼’，你叫我‘折琼’或者叫我的英文名字‘Joan’好了。”

　　“那你也叫我的名字，我叫‘曹喜鱼’，叫我‘喜鱼’或‘George’好吧？”

　　“你名字是哪两个字啊？”她好奇地问，一边用手指在桌上写了“曹”字。不过她虽然知道我叫“曹喜鱼”但只知其音不知其义，“喜鱼”两个字写不出来。

　　“你猜猜。”

　　她想了想：“我想应该是‘曹铣愚’。铣床的铣，大智若愚的

　　愚，对不对？”

　　“不对！” 我摇着头说。

　　“那，要不就是洗涤的洗。”

　　我又摇了摇头。

　　“你先别说，让我再猜一次。”

　　“好，再给一次机会。”

　　“嗯，喜欢的喜，渔樵江渚的渔。”

　　我调皮地向她努了一下嘴：“差一点。不，不是差一点，是多了三点儿。”

　　“哦，‘花鸟虫鱼’的‘鱼’呀?”

　　“对了。”

　　“谁给你取的这个名字？”

　　“我父亲。怎么？”

　　“这名字很不错呀。既不附庸风雅又不俗气。而且好听，上口。能告诉我你父亲为什么给你起这么个名字吗？”

　　“你大概会失望。我父亲没你想得那么高雅。据说我刚生下来他抱着我在屋里踱步，琢磨给我取个什么名字。走到他的鱼缸前不知怎的我就不哭了。父亲臆断我是喜欢他的金鱼所以才不哭的。所以他就叫我‘喜鱼’。就这么简单。”

　　她头一歪：“哼，简单才洒脱。孔老夫子给儿子取名‘孔鲤’不就是因为有人送了条鲤鱼吗？也是这么简单。”她看了窗外一眼，又问我，“那你喜欢鱼吗？”

　　“怎么说呢？我并不喜欢金鱼，其实我什么鱼也不喜欢。我只喜欢饭桌上盘子里那烹熟的鱼。清蒸的、红烧的，或者生鱼片我都喜

　　欢。不过我最爱吃的还是红烧黄花鱼和鲫鱼汤。”

　　我刚要告诉她我妹和我弟的名字则是气势磅礴：一个叫喜鲲，一个叫喜鹏。不过他俩都守着老窝不动，懒得展翅“翻动扶摇羊角”，倒是我这条“鱼”辛辛苦苦地往外折腾了九万里。但我突然发现她对我的“烹熟的鱼”的幽默并不以为然，便把话咽下去了。只见她听了我的话什么也没说，只慢慢地长吸了一口气，又几乎让人觉察不到地斜了我一眼。

　　我知道自己这番话倒了她的胃口。我说：“别看你不说话，你的

　　表情已经把你要说的告诉我了。”“我要说什么？”她问。“你要对我说‘你这个侮辱斯文的山野村愚’！对吧？”她被我逗笑了：“冲你这句话我对你的看法改变了。你不是山野

　　村愚。你是个可教的竖子。” 一句话消灭了我们之间的一大段距离。我问她回到纽约后可不可以给她打电话、可不可以一道在“昔日

　　再来”吃饭。她和早上接受我请她下午喝酒一样，爽快地答应了。

　　快到六点半了，秦折琼向我道了谢，我们说定回到纽约一定再见面。然后我结了账，我们离开了酒吧。我回房间，她在大厅等同事一起出去吃晚餐。

　　我走到了电梯口却不由自主地又转头到大厅走向秦折琼。“秦小姐，”我忘了用她的名字。“啊？”秦折琼像期待和提防着什么。“还有句话我想告诉你。”“嗬。”她宛如看电视新闻一样地看着我的脸。

　　 “我，”我很紧张，但还是沉住了气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其实我除了注意到你的指甲修得很短以外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儿别的。我想对你说，你脸上的雀斑迷人极了。”

　　我喘了一口气：“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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