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川军 第一到第三章

　　第一章 老佛爷下罪己诏，另起炉灶推维新

　　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首府，成都府的督院街，即现在的四川省政府所在地，从明朝开始，就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了，总督衙门就在这条街上，旧时成都人称这里是“官帽儿起串串”的地方！即来往这里的官员，络绎不绝，成串成串的。在1902年的深冬，“官帽儿起串串”的督院街上，阴霾的冬雨季节里，显得特别冷清！现任的大清朝四川总督，爪尔佳.奎俊因镇压“反洋教”不得力，“维新变法”迟迟不能推进，已被清廷撤职调任。官场潜规则的历史传承就是这样，人走茶凉！这一段时间，在督院街的街道上，官帽几也不起串串了！不过今天特别，因为新任总督岑春煊到任，督院街又空前热闹起来。街上的“官帽儿”在冬季的淫雨中又起“串串”了！

　　督院街响起几声震天价响的礼炮声，那些在总督衙门前成堆的地方官儿们，一个个跷着脚，向督院街的街口下马街望去。所谓下马街，即四川省内的文武官员，要参见总督，必须要在下马街骑马的，下马。坐骄的，下骄。步行走过督院街，拜见总督。这是官场礼节，所以，督院街上，官帽儿才会又起“串串”了。三声礼炮一响，新任总督该到了！果不其然，从走马街到督院街的街口处，出现了“迴避”的大牌，在大牌过后，是一队衣甲鲜艳的带刀护卫，在后面才是总督的绿呢大轿。这卸任总督奎俊连忙步出官衙，在霏霏的细雨中，去躬迎新任总督了。在他的身后排着什么布政使、按察史之类副省级之类的官员，按官职大小排了一长串。这可是有规矩的，不能乱插位子。

　　新任总督岑春煊下得轿子，趋步上前，与前任总督奎俊双手一合，行了个九十度的官场礼，说了一些官场上的套话，然后执手步入衙内，自办交接去了。在阶下的官员鱼贯进入，他们要晋见新任上司了。这些繁文缛节，暂且不表。

　　在1902年深冬，大清朝四川总督为什么换人， 这话还得从西元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说起。在当年若大一个北京城，中国的首都，成了八国联军肆虐的乐园。这一重大的国事变故，传到四面封闭的四川成都，除了衙门里的官场震动，大小官员惶惶外，小小老百姓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在省城成都府，这十里锦城，照样笙歌。赌馆妓院，浙江台基，还是门庭若市。对于慈禧老佛爷、光绪皇帝逃到西安，只是在茶楼酒肆，那些吃酒喝茶的人，多了点谈资而已，至于这个事件与自己有多大的关系，他们还是昏昏沉沉，也不愿去探究，总不会来个高鼻子外国皇帝来坐龙庭吧！

　　这四川是天府之国，出产丰富。是当时清朝中期以后的纳税大户。老百姓的日子还算过得去。那些绅粮商家，都是家道富足，穷人长工，也能勉强混个温饱。自民未清初，张宪忠屠川后，大量的外省人，被强制移民到四川，就是史上称的“湖广填四川”，四川才又逐渐恢复了生气。二百多年过去了，四川在各省移民一代代的辛勤开垦下，土地利用精细，人口发展到了几千万，成了清王朝的第一人口大省，这四川已成了一处富庶之地，天府之国的称号，就是那时打出去的。在雍正王朝，税收采用“摊丁入亩”改革，抑制了豪强，四川一度成为清王朝的第一纳税大省。这四面封闭的四川，日子倒也过得平平静静。直到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口岸后，特别是重庆成了对外通商口岸后，各种“洋货”才进入四川这封闭之地。接着，传教士进入四川，修敎堂、发展信徒，对四面封闭的四川，掀起了一阵阵微澜。而正在此时，却在的全川远离省城的地方，“反洋教”风潮，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大浪。据历史记载，反洋教运动，还早于北方义和团两年！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者对四川这个西南的第一个大省，早就总结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1898年反洋教之乱，正好应了这一句箴言。

　　大清王朝，当时实际上的“掌火的”人是慈禧老佛爷，老佛爷携带光绪皇帝逃到西安。在1901年与八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才返回了京城。八国联军入京的禍患是她招惹的！她要不是听信谗言，支持装神弄鬼的义和团，惹动外患，也就没有这回事了。这永远“正确”的老佛爷，还在西安，未起驾回銮就下了“罪己召”！用现在语言来说是作了自我批评。她现在要变法了！当年“戊戌变法”、俗称“百日维新”就是她镇压下去的。甲午受辱后，1894年的戊戌变法是师从日本，要搞“议会制”，要制宪、削去皇权！这老佛爷当然不干！杀了变法“六君子”，把光绪皇帝关起来，结果维新派人物逃的逃、死的死！这闹了好大一阵的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也就没了！

　　这老佛爷看到他的八旗兵、绿营兵、什么湘军、淮军加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在八国联军的机枪大炮下惨败，那些念咒画符喝酒的义和团，看来符咒也挡不住机枪子弹、大炮炮弹，一个个还是血肉模糊地倒在了八国联军的枪炮下。她算明白了、也看到了八国联军的“船坚炮利”，外国的东西还是好啊，要不，大清朝怎么会败得那么惨哟！

　　北有李鸿章、南有张之桐的“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比日本的明治维新变法还要早！中国也在造洋枪洋炮，北洋舰队是亚洲第一的大舰队，怎么就输在了“小日本”手里？这些当年朝贡的外夷岛国小民，甲午之战打败了大清朝，引起了“戍戊变法”，但老佛爷镇压了变法，看来不该呀！你看看，岛国小民日本变法跑在前面去了！这些“岛国小民”居然欺负起大清朝来了！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小日本又成了八国联军一员，伙起那些高鼻子洋人来欺负中国，看来还是变法好呀！

　　当时卫戍京师的武卫军，人数与八国联军兵力差不多，枪炮也不比八国联军的差，全部是从西洋进口的最新式枪炮，还是败在了八国联军面前！看来老式的军队，真的不行了！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败了，装备与八国联军差不多的武卫军也败了，旧的那一套不行了，真得变法了！再不变，大清朝就亡了！

　　老佛爷决心维新变法。当然是另起炉灶。别以为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乱党会变法，我大清王朝的官员们自己也会变！用不着他们，那些康梁乱党，该追捕的，还是要追捕，该杀的还是要杀！那时候，那样做是正确的，这时候，这样做也是正确的！罪己诏嘛，要变法，也要有个说法不是，只是一个“过场”而己，谁敢治“老佛爷”的罪，那他是活到头了，当然，对康梁乱党，也就无平反之说了。

　　老佛爷在西安还未起驾回京，就发了圣旨，要实行全面维新变法了！把当时的大臣中还算有能力、有眼光的张之桐、袁士凯升为“大学士”、军机大臣来掌握中枢。那些希望政治改革的大臣们纷纷上书递“条陈”，用他们有限的认识，这些痛哭流涕的“条陈”，无非是要富国强兵、一切都要依欧美列强的做法，全部搬到中国来。

　　这些变法的“条陈”，杂七杂八堆集如山！这么多的“条陈”，慈禧这老太婆也看不过来呀！不过这老太婆自有主意！且慢，千变万变，不能把大清朝变没了！还是要李鸿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啊！只要对大清朝的统治无害，想怎么变就怎么变。实际上慈禧推行的“新法”比康有为、梁启超的“戌戊变法”范围还要广阔得多，但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老佛爷说了算！

　　接着，老佛爷颁发了一些变法维新的诏旨，实行了很多新政。但这些“诏旨”传到四川成都的督院街的督府衙门，没有一点动静，这里是老派官僚当总督，对老佛爷的变法是不理解，还是有意不执行？一直到1902年，四川总督奎俊还在忙着镇压大规模的“反洋教”起义的事务上！哪里有什么心思来变法啊，这个差当的也是忒差了点吧？

　　这奎俊全名是：爪尔佳．奎俊，一看就知道是满清贵族，清朝满洲正白旗人，当时的京城四大财主之一。其亲侄儿荣禄是清朝末年受慈禧最宠信的大臣！有了这个靠山，一放外任，就是福建延建邵道，三品官，从此以后，一路升迁，做到一省巡抚，即管军管民的一把手。在清光绪二十四年，即一八九八年，到四川当了总督，又升一个台阶，算是一方的封疆大员了！

　　荣禄为什么推荐奎俊到四川，因为四川是个富省，在当时农耕时代，全国各省中，算得上肥得流油。派奎俊去，就是为朝庭收银子的。当然，个人好处大大的！这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的亲叔叔去，当然是最好的了！

　　奎俊很忙！忙于为了朝庭收银子，也要为自己收！当然自己不能全得，还得向荣禄等京官们上贡。这大清朝有一“成例”，地方官向京官行赂，称为“冰敬”，或“炭敬”，即夏季的降温费、冬天的烤火费，这是允许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合法腐败、或者称合法行赂。四川太肥了，除了原来的岁贡例银，即四川核定一年要交清朝庭的额定银子外，还要加征庚子赔款分担的220万两白银，还要征收负担云南、贵州、陕西、青海、甘肃的地方防务军费及行政开支又是几百万两银子！四川当时还要负担以上五省的军政费用，为什么？因为清朝的国库空了，只有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搜刮了！这个奎俊总督忙得不亦乐乎，哪有心思来变法哟！

　　这奎俊，是属于守旧派的官僚，对变法兴趣不大。他是北京城四大财主之一，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在京城中，排名在四以内的富豪，而且是清朝重臣荣禄的亲叔父。钱也有、势也有，可就是把佘栋臣领导的反洋教起义扑灭不下去。

　　俗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冶”！反洋教起义这还真是应了这句话。在北方义和团还未兴起时，在1898年，四川的反洋教起义就开始了，就在这一年，奎俊调任四川总督，直到1900年，清廷除了任命奎俊为四川总督外，又加了一项职务，署理四川将军。省一级的将军一职，是专管八旗兵的。八旗兵是清朝的机动部队，即野战部队。将军与总督是平级，即总督不能过问将军的事。总督也管军，但管的是巡防营，相当于地方部队，相当于现在的武警，维持地方治安的。这奎俊总督兼将军，这在清廷也算是头一份了！有了野战部队指挥权，终于在1900年把佘栋臣镇压下去了。可是，过了不到一年，又死灰复燃，开始还是零星的起义，后来越燃越大，到1902年，这火还未扑灭下去。看来，他被京城的对头参了几本，落了个被解职的下场。不过，这不妨碍他做官，无非另调一个平级的闲职罢了，什么理藩院尚书之类的，而且在1911年清廷垮台前夕，还进入了“庆亲王”的内阁当顾问，当然这是后话了。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这四川“新军”建立，也就是后来的川军，与总督岑春煊首倡变法有关。而后的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都与这个岺春煊有点关系，而且他还是孙中山建立的广州政府国民党政府的七总裁之一！他也介入过四川军阀混战，不得不对这个清未民初，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交待几句。

　　这岑春煊在中国近代史上也算是一个人物，可年青时并不算出类拔萃。其老头子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算是一个封疆大吏了！而他少年时放荡不羁，与当时的高官后代瑞澄、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可见年青时之荒唐！当第一回官，还是用钱捐的！那正是光绪五年，可能又是哪里受灾了！这大清朝是历朝历代绝无仅有的官可以公开用钱买的，而且是国家主持卖官，还真是明码实价，老少无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个官来当！因为清军入关，建立清朝时承诺：永不加赋，即除税收外，不准乱收费。所以有时遇到要急办的事，没有钱，怎么办？才出了“卖官”这个馊主意。

　　不过，清朝卖官，卖的是官位。要想获得实缺，即实权，这得到候补地去等着，傻等当然不行，这得行贿各省的长官，即巡抚、或总督，即第二次买官。第一次是国家收钱，第二次就“嘿嘿”了。这是公开的，皇帝老儿也明白的。

　　老头子岑敏英看这个儿子不思进取，成了著名的京城恶少，这可怎么得了。他听了师爷们的条陈，买个小官，让他有点事做，收收心再说。就捐了个“主事”。他是“高干”子弟，用不着再花钱第二次买官，马上就可以上任，可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小官！不过这岑春煊倒也知耻，这官用钱买的，实在是有点没面子！倒也开始发愤，在光绪十一年中了举人，任候任郎中，官居五品，不过是部院的科长类的办事员。光绪十五年(1989年)老头子岑毓英去世。这封疆大吏去世，后代要给点好处的，岑春煊成了五品京堂候补。候补了三年，补授光禄寺少卿、后来又变为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正卿，相当于最高法院代理院长。从五品升到从三品，管的是正三品的事，这个官也升得有点太快了！不知是他的能力有过人之处，还是老头子的阴庇，反正他是坐着火箭升上去了！但他真正引起光绪皇帝注意的，却是在他升官后在“戍戊变法”期间的表现。

　　戍戊变法期间，这岑春煊与维新派人士打得火热。岑春煊在康有为等人的影响下，也向光绪帝上了不少“变法”条陈，其中一个条陈是对京官、地方官的冗滥官员太多太多，他提出要“务使人历一官，皆有职守之事，不至虚设一位，徒糜厚禄”。这个条陈，光绪皇帝非常赏识。那时，光绪皇帝还管点事，在1898年，岑春煊擢升为广东布政使，相当于管民事的副省长，又升为从二品。

　　不过，他是维新一派，与当时的两广总督老官僚谭钟麟发生矛盾，这个布政使，当了不到三个月，因为有老头子的荫庇，高干子弟出身，谭钟麟不敢把他怎么样！换个地方当官，不过，这一换，换到了一个苦寒之地，改任甘肃按察使，相当于管治安的省法院的院长。

　　不过，还因此成就了他的仕途。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光绪向西逃跑。这岑春煊看准机会，首先率部起兵勤王，保护慈禧逃到了西安。他可立了大功了！被慈禧提升为陕西巡抚，就近保驾。这可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还有监察官员的职责，这可是正省级的方面大员了。

　　这岑春煊是变法的新派人物，调任山西巡抚后筹建了山西大学堂，后调任广东，还未及上任，四川总督奎俊因镇压“反洋教”不力，岑春煊在上任途中调任四川总督，这岑春煊还真有点能力，不但用“剿抚相济”手段迅速扑灭了“反洋教”！除了推行新政外，还选送留日学生，在四川首建警察制度，并严肃吏制，一举查办了三百余名官员，大概四川的县市长换了一茬！在当时人称“官屠”！号称清末“三屠”之一！另两屠是张之桐，称为“士屠”，即严办强豪士绅，袁士凯称为“人屠”，专杀“乱党”，实际是当时山东的义和团。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查办了一千六百个贪官污史，还真是铁腕反腐！可见岑春煊还真是一个实实在在要想改变中国、变法维新的官员。从清廷被推翻的那一天起，岑春煊就站到民主共和一边。是反袁士凯独裁、反北洋军阀的广东政府的七总裁之一，后又与孙中山并立为广东政府二总裁，甚至一度代替孙中山，成为掌控广东政府的总裁，这些都是后话了。

　　要想强国，打赢。当然首先要强军。这清庭变法，当务之急，还是要补弱项。从看到西洋船坚炮利，搞起了洋务运动，有了北洋舰队，还是被打败了！看来军队是不行了！首先得改变军队呀！什么“绿营”、“八旗”兵都不行了，要练就练西洋式新军了！于是，从袁士凯在天津的小站练兵，到四川建立新式陆军十七镇(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师)，也是在“死水微澜”的四川，算是一大变法了！

　　话说这岑春煊来到四川，驻进成都督院街的督府衙门里。迎来送往的忙了一大阵，现在要管正事了。这岑春煊京城恶少的影子早已消失干净，现在他已是主政一方的干练的方面大员了。摆在他面前的是镇压“反洋教”造反，还有他决心要执行的新政。万事开头难呀！

　　不过，他还真有点本事。三下五除二的灭了反洋教运动，并同时推行“新政”。在四川首办警政学校，训练警政人员，并筹办武备学堂、编练新军。配备新式枪炮，学习西洋操法。用原来的巡防营编练了新军四营，成为四川新军的首创。不过，在他调任两广总督时，把这四营新军带走了。

　　这四川的新政，在岑春煊的推动下，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军事维新、学制维新、实业维新、警政维新等等，搞得个热热闹闹，在死水微澜的封闭四川，还真是有了点新气象。那些读书的士大夫们，也言必称维新了。甚至还搞了一些民间团体“协会”之类的，称为民间“法团”！老佛爷又下了一道圣旨，要在四川练一个新军十七镇。（相当于一个师）这岑春煊又调任两广总督，这件大事只有交给下一任了。

　　为什么是新军十七镇？因为老佛爷为了强军，要求每个省要练一镇新式陆军，一共三十六镇，即相当于三十六个师。四川的先给个番号叫十七镇，另外四川还要练一支驻藏混成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支合成旅，步、炮、马、工、辎齐全的一支部队)。要成立一支新军，谁也不懂新军是什么样子！要成军，就要先办学堂！即军官学校。这个学校哪个来当老师呢？没有！看来只有先有老师，后才有学生。老师没有只有派人去学，到哪里去呢？日本，日本最近了！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八国联军也有日本，日本就有现代军事学校。于是，趁着大清朝向日本派第三批留学生，四川省也派出六名留学生。当然，这留学生不是乱选的，也不是能送钱、走后门、官宦子弟之流的，而是正南其北的举人有“功名”之类的，即要有“文凭”而且身体强壮，既无疾病之人！进的是日本士官学校。原来，四川军阀的祖师爷追根溯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还是祖师爷！

　　1902年，有幸被派出的这六人是：胡景伊、周道刚、徐孝刚、张毅、刘鸿逵、刘海清这六人，他们算是川军的初创者了！不过，这六人成大事，即成为一方军阀的还没有！只有胡景伊还被推选为广西都督，不过，他逃了，跑到上海，后来还干了几天四川督军，这些后话，且容慢慢道来。

　　第二章 锡良心大建铁路，陈二奄喜得二进川

　　话说岑春煊大刀阔斧、剿抚相济平息了“反洋教”。执行“新政”有力，开办了警政学堂等各类新式学堂，选送了大批留日学生。算是清朝末年的一方“干员”了。是有功之人，又升了官，四川大省一省的总督，又调任两广总督，现在要管两个省了。接任的，也算是清朝末年的另一个“干员”锡良。

　　这锡良用现在的标准来评判，应当算个“清官”。而且是晚清时代，对改朝换代贡献较大的历史人物，不得不在这里做一交待。

　　锡良是蒙古镶兰旗人，表字清弼，同治十三年中进士。他虽是滿清贵族、但是官位，还不是买的，而是靠自己的本事挣来的。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为官三十七年，以“正直清廉、勤政务实而著称”。这锡良算是从基层起来的，从在山西当知县开始，后任知州、知府等职，在山西为官二十年，一直在州、县摸爬混打。以“廉洁、仁爱、为官认真、作风朴实而受到山西老百姓爱戴与感激”。看来他在山西做了不少好事，在当时那贪腐遍地大清朝末年的官场中，他也算是一个异类了！做官二十年，居然没有升迁，就在山西那个地方转来转去的，看来，他还真不明白官场“潜规则”。如果他不是满清贵族出身，这种官场中的异类可能早就罢官了。直到光绪二十年，才调任山东烟台，总理营务处，管管地方军队巡防营的事情了，相当于管维持治安的武警部队。也相当于是平级调动。不过，从山西那苦寒地方调到沿海繁华地区的烟台，而且是只管军、不管民，也算换了个好差事。

　　人运气来了天王老子也挡不住！他一上任，恰逢当地爆发了大刀会起义，他率领巡防营前去镇压。大刀会被镇压下去了，他算有功之臣。有功就要论功行赏，他这次才得到了升迁。调任湖南省的布政使。相当于一省管民的长官。布政使，属于巡抚或总督的属官。如果巡抚算是正省级的话，那他只能算是副省级了。他干了二十几年，总算从地厅级升了半级，成了副省级官员了。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先是义和团逼近京城，后又来了八国联军。锡良镇压大刀会有一套，因此，命令他带兵进京勤王。等他的兵到了北京，才得知慈禧、光绪皇帝逃出了北京城。他便改道一路在后护驾。因护驾有功，被任命为山西巡抚。这可是一省的一把手！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官员监察，他总算成了正省级。他积极布防、严守后路。多次挫败了八国联军中的法军进犯山西的企图，算得上一个知兵、会带兵的统帅人物了。但他不会看风头，甚至想会集各地勤王兵力，夺回北京城，把八国联军赶出中国去。他的主战言论遭到了朝廷以荣禄为首的主和派弹劾，因为荣禄与八国的和谈正在进行着！慈禧老太婆也怕洋人！锡良此举是干扰了朝廷的主和政策，不识时务，锡良为了此事被解职，他的雄心壮志不能实现，也只有仰天长叹了。

　　但他必定是有贵族的背景，还不至于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他一个没有污绩的能员。贵族嘛，朝中当然有人，几经转圈，不久又任河道总督，算是平调。他确实能干，整顿河道官吏，河道整治做出了成绩，在1902年又任河南巡抚，还要兼管河工，你不是能干吗，就让你多干吧，省长还兼河道工程总管！他还真能干！还是从整顿吏制作手，河南官员们因为贪腐无能者，查办的、撤职的、调离的成百上千。勤政清廉的被提拔重用！使河南全省一度“政纪肃然”起来。他还开公司、开采矿藏、兴办豫省铁路矿局，办起了河南大学堂，聘用德才兼备人才任学校总管、教习等。算得上是新政初期的一个能员。后任热河都统，热河只是一处小省，是大清朝夏都—承德所在地，一处又穷又荒凉的地方。都统，也是一省军民兼治的长官，但要比巡抚、低个半级什么的。锡良不知道是哪一股筋没有抹对，得罪了权贵，又被弄去坐冷板凳！

　　不久因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谁来署理四川，清朝庭，没有找到适当的人选，才又启用了锡良，调任四川总督，担任清朝最大的一个省的总督，他的官位算是又上了一个台阶。

　　自古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锡良走马上任，就想到了修筑川汉铁路，即从武汉到四川境内的铁路。人还未到四川，就向朝廷奏请自办“川汉铁路”。为什么锡良想自办“川汉铁路”，因为1988年英法等国，就提出要求，承办四川境内所有铁路。1901年，法国派人测量了从云南到成都的铁路线，1903年，英法两国四次照会清朝廷外务部，要求强修川汉铁路。这锡良是一个爱国官员，又算一个能员，他认为路权不能让外国人控制，所以提出了自办“川汉铁路”。

　　从武汉坐轮船到了宜昌。宜昌再往上走，有两条路，水路就只有坐木船过三峡、过夔门、到万县，算是进了川了。旱路就是要过大巴山余脉—巫山。但这锡良是一个务实的人，为了实地考察从宜昌到万县的铁路线路，居然采用走陆路进川，翻越巫山，走到万县，可见其务实精神，这真是想干实事，立大志者。一个封疆大史，亲自考察铁路线，可能中国的官员们，还没有出其右者！锡良勘测的宜昌到万县铁路路线，居然与一百一十年后，2015年完工的宜昌到万县的铁路线，几乎重合！这不能不说，锡良还真是一个干实事的官员！

　　不过，这锡良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在当时，完全是一腔爱国热情！无技术、无设备、无资金，甚至对国内有无修铁路的高技术人员的情况下，提出自办“川汉铁路”，这确实有点狂妄。用现代语言来说，没有任何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就奏请自办川汉铁路，这胆子够大的了！近乎于荒唐！不过，清廷正在“维新”，办铁路，这也符合维新呀，而且不用朝庭出银子，由地方自筹资金，以公司化经营建铁路，这是大大的好事呀！大方向又正确。当然照准。这个川汉铁路倒是没有修成，但在筹建川汉铁路过程中，对四川政治、经济各方面影响之大，锡良也始料未及。后来四川的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从这一点来看，锡良是大功一件。但从清王朝来看，他这个川汉铁路的始作俑者，是大清王朝天大的罪人。说得更直接点，他不知不觉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因四川军兴，以致后来的军阀各派混战，都与保路运动有关，其中一部分军队，就是由保路同志军而来。这里不得不啰唆几句。把四川新军的起源及始祖做一番简介。

　　锡良接任四川总督后，除了推行新政、筹办川汉铁路外，还有一件大事，要编练一镇新军。这可把他难住了。岑春煊把训练的四个营的新军，带到广东去了。其实那四个营的“新军”算不上真正的现代陆军，只是从大刀长矛抬枪之类的装备，换成了毛瑟88式步枪，军官还是巡防营的管带，按新式操法练了一阵，换了现代军服，外表是像了。可是锡良手里，连装门面的家底也没有！他又要白手起家了。好在他与袁士凯有点缘分，当年任烟台营务处总办时，袁士凯任山东巡抚，算得上是上下级关系，而且他又是一个“干员”，袁士凯也赏识他。现在要办新军，只有求袁士凯了。

　　这袁士凯在天津小站练新式陆军，在大清朝是头一份。也只有他，才有编练现代陆军的经验和人才。这可是奇货可居。锡良求他帮练一镇新军，这袁士凯满口答应。但这一代枭雄袁士凯，现在又是军机大臣、又是北洋大臣、拱卫京师、位高权重，手里已经有了几个镇的新军。各方大员都要看他脸色了，有权就有钱，除了军权、军费外还掌控直隶省的经济，还有不少走门子的孝进。说他日进斗金一点不过分，不过蛇大孔也大，开支也大！要当官，当大官，奉行只进不出，那你这个官也就当到头了，他也得各方打点、收买亲信、延揽干才，这些都要钱！再说还有十几房姨太太，儿女成群，这开支也大。锡良要求帮练一镇陆军，好事呀！他也是属于无利不起早的家伙，什么故旧、老部属、干员，要练兵嘛，就得给钱，而一张口就是一年一百六十万银子的协饷。这四川虽然是天府之国，除了承担每年220万两银子的庚子赔款外，还要负担云南、贵州、甘肃、青海等五省的行政经费，就去掉了约四百万兩，还有规定上交朝廷的税银，这袁士凯又要一百六十万两，这实在有点承担不起。付了一年的费用，没听见水响！这锡良不干了。但老佛爷的圣旨不能不执行，后几经转圈，又念其故旧，袁士凯才同意派一会练兵之人，来协助练一镇新式陆军。但袁士凯自有算盘，把四川这新练陆军十七镇，用亲信去掌控，纳入他的北洋体系。

　　袁士凯派出的是什么人？此人姓陈名宧，字二奄，他与四川还真有点牵扯。此人湖北安陆县人氏。毕业于湖北武备学堂。当年袁士凯小站练兵，湖广总督张之桐听了大笑：“练兵，何足道哉，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你袁慰庭练兵，我就练将。”所以袁士凯小站练兵之始，张之桐即开办湖北武备学堂，并聘请了德国名将法勒根为总教习。相当总教官。这法勒根是何人，是德皇威廉二世的陆军大臣。

　　法勒根将军，这个西方名将，带了一批德国陆军精英军官来当教官。湖北武备学堂的中国学生，也算是得到了西方现代陆军的真传。陈宧天资聪颖，又愿意下功夫，算是里面的高材生了。法勒根将军也认为，此人今后有中国军界，他必定是一个人物。法勒根将军也没有想到，陈宧的仕途，并非一凡风顺。

　　这陈宧毕业时成绩优异，但张之桐已调入北京当军机大臣，湖北又没有新军，毕业了，即失业。巡防营，那种旧式军队，用不上他这种人才，旗营也不会用汉人，没有张之桐的庇护，这些有了现代陆军本事的毕业生。无用武之地，只有四散，各自去找出路。

　　陈宧是拔贡，还有一条路，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他不得不捡起丢了几年的四书五经，备考，进京会试，以谋取一个出身。可能是成天泡在现代科技文化当中，对那些所谓搏得一出身的“经济”文章，有点陌生，或有点反感吧。在1998年进京会试，考试落第。他正好有一个远房叔祖陈学棻任工部尚书，这可是部长级人物。他看到陈宧是一个人才，还通德文，由他通关系，进入国子监南学深造，等候来年再考。正好遇上戌戊变法，百日维新后，他又进入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就读，如果从北京大学的历史算起，他算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学生了。1900年经叔祖陈学棻推荐，在清朝重臣荣禄管的武卫军里任稽查长，这是他第一次从军。因为他办事勤勉能干，不久被荣禄任命为武卫军管带。相当于营长，总算是个带兵官了。

　　陈宧上任后，立即对本营官兵，按德国陆军的方法进行训练，编制。武卫军不缺新式枪炮，他又深得荣禄信任，他要什么装备，只要武卫军有的，都给他，他这个营，不但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而且装备精良。

　　当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他带了本营官兵五百多人坚守北京朝阳门。这是当时北京城清军抵抗最激烈的一处！清朝末年的武卫军，约二万人，战斗人员一万六千多人，是装备西洋枪炮最好的一支队伍。在1899年6月27日，武卫军编练完成。其装备的枪炮与八国联军并无代差，而且武卫军人数与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人数差不多，结果被一打就散。陈宧能坚持在朝阳门抵抗，实属异类。进攻朝阳门的主力，是日本军队，日本军队在中国，还是第一次遇上了这么顽强的抵抗，日本军队死伤惨重，死伤人数超过了三百人，居然没有攻破朝阳门，如果不是北京其它城门被攻破，陈宧这个营，可能还会守下去。北京城破，又无援军，不得不突围，而且还是由正面突出重围，他这个营，居然没有被打散，在当时的清末军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日本陆军在朝阳门，第一次受到了中国军队的侮辱，可见，陈宧确实是一个军事人才。

　　他身负枪伤几处，但他运气好，都没打中要害，还能走能跑。朝阳门没有被八国联军的机枪大炮攻破，但八国联军从其它地方进入北京，他只有带着剩下的人死战突围，一直冲出了西直门，全营只剩下八十五人。此时他的运气来了，在奔逃的途中拾得被遗弃的兵饷十三万七千两白银。这可能是押送银两的官兵被八国联军冲散，八国联军忙着进攻京城，而没有顾及。这陈宧当时年青，血气方刚，还有一腔报效国家的气概，他并没有贪这项巨款，而是押着这些饷银到保定营务处，把这些饷银全部上交已撤到保定的荣禄！这使荣禄大惊！这大清朝末年，已经形成了无官不贪的地步，陈宧能如此“廉洁奉公、洁身自好”！陈宧这一壮举，给他树立了做人品牌。1901年叔祖陈学棻逝世，扶灵柩回湖北安陆，退出了荣禄的武卫军。由于有个好名声，后经人介绍，才投在袁士凯名下当管带，即相当于营长。打了一场硬仗，转了一圈，官也沒升，还是一个小营长！

　　小站练兵初创，军官们来自各方巡防营，巡防营松松垮垮之风也带了进来。一次，袁士凯突然视查各营，发现曹锟、王占元等营，稀松垮垮，打不起精神、操练形同儿戏。而只有陈宧带的“虎威营”却整整齐齐、操练严肃认真，有一股子虎气。这袁士凯从头看到尾，都是一丝不苟、前后一致。袁士凯感到，这陈宧真是一个将才矣。从此以后，陈宧得到袁士凯重用，成为袁士凯的亲信。要把四川新军第十七镇抓在手里，当然要信得过的干才去呀，陈宧，成了不二的人选。

　　这陈宧被袁士凯选派进川，协助练出新军十七镇。他当然高兴呀！说起来这是他第二次进入四川了。第一次进川是什么时候？那是1886年，他才十七岁。他的叔父在湖北沙市，办了一船干鱼进四川去卖。他年青贪玩，也要随船进四川去看看。船过三峡，到了夔府，厘金局的“卡员”(相当于收税的)上得船来，几个拿着空心铁钎子在装干鱼的口袋上乱凿乱插。口袋被凿烂不少。他的叔父是行商，这种场合见多了。只是低三下四地赔着笑脸说好话。最后，除了按章交纳厘金外，还塞了十多两银子的包袱，才算平安无事放行。

　　这陈宧看了这些“卡员”们好不威风，还拿这么多外快！这十多两银子在当时不是小数，那些帮长工的一年也就是几串铜钱，加起来也不过相当于一两把银子的工钱。就这么一会就收入这么多，令陈宧好生羡慕！

　　“要是老天保佑，有朝一日我也能当上个卡员什么的，也就大发了！”陈宧感叹地对叔父说。

　　“伢呀！‘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要想当卡员，只有好好读书啊。书读好了，岂止卡员，比卡员大的官还多的是！伢呀，展劲啊，我们陈家还没有人戴过顶子啊”叔父的一席话，惊醒梦中人。从此以后，他发愤读书，中了拔贡。什么是拔贡，就是秀才中最优秀的，送学校深造读书，每月还有六两银子的饷银，一直到中了进士当官为止。别小看这六两银子，可以小康养五、六口之家了。当年一个长工一年也不过就有一两银子的收入，只管读书，一年有七十二两银子收入的铁杆庄稼，当一个优秀秀才还真是划算！有的终身拔贡未得进士，到老都有这笔银子，大清朝还有这等好事！？

　　不过这陈宧从拔贡进了湖北经心书院深造，算是娇骄者，高才生了。湖北办武备学堂，按规定只有举人、贡生、秀才才能进入。陈宧以拔贡身份考入了武备学堂。从武备学堂毕业后，按他的级别，相当于清朝的七品官了，比那些还不上品的“卡员”小吏，可是大多了，是正南其北的官老爷了！但这还只是官衔，而不是实授官位，作不了数的。

　　陈二奄二进川，这已不是卖干鱼的陈二奄了！船到万县，县令马上用大红帖子请锡制军(制军是总督的别称)的贵客到县衙摆筵招待。当时也有了电报，得知他是总督锡良，请进四川来练新军的，又加上在他荣禄手下任职时的“清誉”，县令是恭敬有加，临别还送“程仪”(红包)，当然远远不止“卡员”们，收那十几两银子了，那可是一张五百两的银票！船到重庆，巴县的县令亲到码头迎接，坐上大轿风风光光抬进巴县衙门。那些“卡员”们，也只有在人群中垫起脚尖远远地看看的份！这陈宧从陆路到成都，坐在大轿里悠悠然好不舒服，“逢州”过县，地方官们迎来送往，礼数殷勤，一路上吃好喝好，“程仪”收入颇丰！有多少，不知道。这当官的好处，他算是享受到了。从此以后，陈二奄也就渐渐地“入俗”了。官场惯例，可以把一个还有“清誉”的官员，轻轻一拉，就下水了。

　　到了成都，锡良马上接见。这陈宧也算个人物。湖北武备学堂出身，是德国名将法勒根的高徒，又是拔贡，进了国子监的南学，又在现代学堂京师大学堂就读了两年。当过武卫军管带、与八国联军血战过，又是小站新军虎威营管带！谈起新式陆军，当然是一套一套的。把总督锡良，说得是浑身开窍，真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当即委陈宧为四川常备军帮统，相当于省军区副司令！负责清理四川营务处的营产。不足一月，把全部营产，清理得清清楚楚，而且做到了涓滴归公！又加上他押十三万六千两白银到保定的事迹，锡良对他更加信任。正好统制陈文善丁艰(清朝规定，父或母去世，在职官员必须回乡守孝三年，称为丁艰)辞职回乡，陈宧被锡良任命为常备军統制，即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了。

　　第三章 如鱼得水练新军 盆满缽满到云贵

　　话说陈宧受到总督锡良的重用，当了四川常备军的统带，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还负筹办武备学堂，真是官运亨通，如鱼得水。

　　其实，在四川武备学堂正式开办前，前任总督岑春煊，因迫切需要新军的人才，在1902年初，办了一个四川武备学堂的速成班。当时，大清王朝的心真大！要求全国要练成三十六镇新军，即三十六支新式陆军师！除北洋已练成的三镇外，每个省还要编练一镇，小省也要练成一个“协”，即一个旅。四川是当时中国的特大省，即第一大省，要求编练“三镇”新式陆军。岑春煊手里一个编练陆军的人才也没有！除了选送胡景伊等六人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外，也办起了一个武备学堂的速成班。

　　这个“速成班”确实有点寒酸！草创之时，没有懂现代陆军的教师，更没有现代陆军的军事教材！岑春煊找来文人徐子休，也是个饱学之士，当然指的是国学，编了一本《中国古代名将事略》作为教材，训练采用《德国步兵操典》。后来，还是袁士凯找来了四个日本军官，担任速成班的教官，这才有了点现代军事学校的样子了。

　　其中，日本军官西园，任战术教官，教授班、排、连、营攻防战术。宫崎任骑兵、炮兵专业教官，蔡田任步兵科教官，伊东任日文教官。这四个日本军官，是四川陆军的启蒙者。到1903年，四川武备学堂校舍建好了，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把速成班并入，是武备学堂第一期学生。

　　但因为1903年，日俄战争爆发，这几个日本军官应招回国参战，本应1903年底毕业的胡景伊、周道刚等六人，只有提前半年回国，担任了武备学堂教官。

　　到了1903下半年，胡景伊等六人回国，这些在日本一年半只学成了初级陆军的六人，回到四川，可成了宝贝。现在四川总督锡良、布政使沈秉堃，向清廷奏请开办四川武备学堂。清廷很快回复。于是，这六人成了四川武备学堂的首任教官。这胡景伊、周道刚、徐孝刚、张毅、刘鸿逵、徐海清这六人都是“举人”老爷出身，国学底子深厚，又学了新式的西洋军事，既算是弃文从武，更符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佛爷标准！他们当教官，是不二的人选。其中的胡景伊，这个重庆巴县制盐业大佬家出身的举人胡景伊，在六人中出类抜萃，成了提调，即相当于今天的教务主任、或称总教官。而学堂监督为陈宧，相当于校长。这当然是总督锡良早就选定的。这陈宧是又管军、又练兵，可以说是权势极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这陈宧办事，是特别认真，会当差，所以，锡良对他特别信任。在武卫军时，聂士成是武卫军的头目，但各营管带、哨官、队官，来源于各营务处，即原来的绿营、旗营等。这些行伍出身的人，没有什么文化，在早已腐败到极点的清末军队里混了一身恶 了弄钱、克扣军饷、吃喝嫖赌外，拿着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也不会打仗。或者说根本就不会指挥现代战争。一打就散！这陈宧有在湖北武备学堂的经历，深知选军官，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很快的学会现代战争。因此，他向锡良上了一道条陈，规定了严格的招生条件。锡良一看，正合他意。因为，锡良也是“正途”出身，对于那些识字不多的武夫，也认为不适合当新式军官，当然是照准。

　　武备学堂校址在成都市内北校场，即旧时阅兵、点兵、训练、比武的地方。学生第一批招收100名，当然不能招收白丁，即文盲，招收的人，年龄35岁以下，只限于举人、贡生、秀才、监生，身体健全，有中学底子，文字通顺之人。即要会写文章，这可是要经过笔试的。那时可能还不兴“走后门”一说，全部是硬考进来的。陈宧是拔贡出身，又是湖北武备学堂毕业，还进过国子监南学、又是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国学底子深厚，又有现在科学知识，从当时的水平来看，是学贯中西之人，亲自把关，无后门可走。看来，锡良认为，袁慰庭够交情，派来了一个务实能干，真正懂得现代军事的人。武备学堂招生，真是中兴之举。这武备学堂就算办起来了。

　　这陈宧在办武备学堂时，亲力亲为、极为勤勉，为四川的新军创立，贡献极大。而且与这批回国的日本士官生，相处相当融洽，团结这五人（徐海清回国的病故），把这武备学堂办得有声有色，锡良对此极为满意。

　　武备学堂的第一批一百多名学生，都是文人出身，也算是弃文习武。但教他们的教官，也只是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了短短的一年半。日本士官学校只是培养军士，初级军官的，教官也不过学了点陆军的初级指挥知识，无非是立正、列队。体能训练、打枪刺杀、班排进攻之类。不过，这些举人老爷文化底子好，学了日本话，会看日本书，日本翻译的西方军事著作他们当然能看懂，并且心领神会。教出来的学生当当下级军官还是没有问题的。学习半年后，又选出了其中优秀的六名举人、秀才老爷进日本士官学校。这六人中，有周骏、伊昌衡、刘存厚、丁幕韩、杨效周、赵元梓等六人。这些人都算是川军中的先辈，其中伊昌衡、刘存厚，周骏，在四川军阀初期都是重量级人物。尤其是刘存厚，川军混战的全过程，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这几位大佬级人物，自会一一道来。

　　到了1904年下半年，又招收了批武备生一百余名、武备学堂学生达到了三百名了！又选送了陈勋等四名留日。到了1906年，又选送了王陵基等四名留日，算是第四批了。这王陵基也是川军的一个人物，容后再表。

　　要组建一个“镇”(师)的近代陆军，相当于是白手起家。按当时的编制，“镇”以下为“协”(相当于旅)，协以下为“标”(相当于团)，“标”以下为营、营以下为“队”(相当于连)，“队”以下为“哨”(相当于排)，排以下为棚(相当于班)，这需要几百名军官及上千名军士！要想建立一个完整的“镇”，如果按部就班的来，不知要到什么时刻才能完成。因此，军官只能“速成”！在1904年，第一批武备学堂学生就毕业了！这比当年“黄辅”军官学校的学制还要长半年。速成学堂看来也是照样能出将军大帅什么的。

　　这毕业的一百多武备生干什么呢？当军官手下无兵呀！他们也有事干了，在1905年，开始招收弁目(军士，班长类)了，进行组队训练。有了军官、没有军士，士兵就无法管理！别小看军士，这可是兵头将尾，没有他们，军队就是一盘散沙。招收这些弁目，也是有要求的，招收的是“文学优良、年龄身体合格的青年知识分子”，实际上当时能达到这个文化要求的，就是“童生”了，即相当于从私塾学堂念过人之初、四书五经、小学、大学中庸之类八股文章，会开篇写文章，还未考取秀才之类的。小学，并非现在的小学，而是学生读书之初必学之课。内容包括“说文解字”、“音韵学”、“训诂”，即字词解释。这门课是古文之基础，小学不通，一辈子也学不通。可见是基础之基础。

　　这些人，也就是还没有任何文凭的读书人。当然也要经过文化考试合格才能进来，这可不是能开后门的。第一次招收的川西、川北各府县的，在成都地区就招收了二百余名，这二百余名编为弁目第一营，管带(营长)是胡景伊，即四川第一批留日学生中的骄娇者，武备首任教务主任。在川北招收了五百余名，编为第二、第三营，营长刘鸿逵、张毅，这两个也是四川的首批留日学生，武备学堂的第一任教官。而下面的队官、哨官、全部由武备学堂第一期学生担任。

　　但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一百多人，加上未毕业的共三百人，还不够一个“镇”的军官员额，清朝廷又下了一道圣旨，要求由四川另组建一支“混成协”，即步、炮、马、辎重(后勤)齐全的一个旅，军官严重不足！只有在三个弁目队中提调三百余名，成立了一个军官讲习班，后来更名为“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当然还是由陈宧来办。编为三个步兵队、一个炮兵队，由胡景伊、周道刚任监督、队官、分队官、教官由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这个“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出来的学生，可不简单，在四川军阀混战中是一个大派系，最后成了名义上统一四川的军事集团。刘湘，这个最终“统一”四川的最大军阀，就是出在这“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在1907年四川成立第三十三混成协时，就把未毕业的“速成生”抽调了几批去充任下级军官。

　　为了使一镇、一协的军官、军士能满员，在1907年又在资阳、内江、永川等各府县招收了四百名弁目。原来三个弁目营中，选调军官剩下的，又成立了一个骑炮弁目队，在训练中没有期满的一、二期弁目，调到新成立的六十五标去任军士、即当班头去了。

　　但中国的事情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清王朝的军事维新虽然规定严格，但旧势力也是无孔不入的。清王朝旧军队八旗兵、绿营兵，早就腐败不堪，但这是清王朝的统治支柱，在“中学为体”，这个“体”中，这一部分人，自有其代言人。那些官员向总督锡良进言，这编练新军，也不能忘了为清王朝看家护院的奴才们，新军建立后，八旗兵、绿营就处于被裁撤的下场，为了对没有出路的旧武职官员找出路，成立了一个“官弁”学堂，专门招收什么千总、把总、守备之类的武官！但这些武官老爷们不买账，担任实职的基本不来，担任实职好啊，除了该得的俸禄钱粮外，还能大量吃“空饷”！这在清朝中后期，也不是什么秘密了，上下皆知！每年秋季练兵点校，临时在外面抓些地痞、流氓、农民来充数，稍微训练一下，过了点校，那些人领点赏钱，该干嘛干嘛。守备老爷又可以吃一年的空饷了。至于点校，也只是个“过场”，只要把点校及周围的人搞定，昏昏然就过去了。谁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只要“老佛爷”不知道就行了。这样的肥缺谁愿意放弃，来进什么“官弁”学堂读书。

　　没有办法！开办“官弁”学堂已上报朝廷备案，生也招不到，这学堂怎么办呀？总督锡良，是真的愁住了！办新军、办学堂要钱，朝廷拨的银子又不够。这总督是一省大拿，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还是布政使沈秉堃，相当于副省长，想了个办法：武备学堂招生要求严格，一些有钱的富家子弟因是纨绔子弟，硬考考不进来，又不兴后门！布政使献上了一招，“捐”！这一来可以弄些钱来办“新政”，又可以招到“官弁”学堂的学生，办它一期，把朝廷糊弄过去。自己还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这一箭三鵰的好事，何乐而不为！清朝官是可以公开用钱买的，称为“捐官”，这一次实职的不来，到是临时捐了些武备之类官职的来了。这些“捐官”们，捐了个武职出身，就可以堂而皇之进入“官弁”学堂了。清朝的“捐官”是买不到实职的，只能是“候补”，要得到实职，就还要花钱。第一次买官的钱进了国库，明码实价，公买公卖。但要获得实职，还要第二次花钱，这第二次花钱当然就进入私人腰包了！当然，掌握实职官位的大官，得大头，还有引荐的、中间人、门包，即守门的都要有孝敬，所以，那些捐官们一旦放了实职，就拼命的刮地皮！要把成本收回来，还要大赚一笔。那已不是做官了，而是一笔生意。不过，这次好不容易捐了百十人，终于办起了“官弁”学堂。到毕业时还不到一百人，看来那些富家子当兵，这笔生意不好做，太苦，中途就放弃了。但这不足百人的毕业生，他们庆幸的是，没有花第二次钱，还蒙到了官职，虽然是下级军官，油水不大，但总算是实职。但这个“官弁”学堂的学生，在以后的军阀混战中，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作为，混了几年，各自回去当起“乡贤”去了。这只是四川新军建立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朝廷又下旨，要迅速成立新军十七镇，但当时军官、士官不够。总督锡良决定，先成立新军十七镇第三十三协。陈宧想，这新军也要控制在自己手里，老袁派他到四川，就是要把这新军十七镇纳入北洋体系的，这可不能放脱了！不管怎样，都要抓在自己的手里。

　　“制军大人，这成立三十三协，管带以上的职务，不能由武备生担任，他们学期太短，还得历练。日本士官生还得担任办学之职，管带以上职务，由常备军中抽调为妥。”陈宧向锡良进言。

　　“二奄，三十三协的组建，就全委托你了。”锡良对陈宧是绝对信任，如此清廉勤勉之人，当然是信得过的。而且常备军中，陈宧从北洋系，挑了一些人过来，当然是袁士凯的意思。要掌控陆军十七镇，当然要有自己的人。这些人经过小站练兵，也算是具有现代陆军技能之人了。

　　陈二奄为什么要排挤留日生及武备生？因为他要为袁士凯控制新军十七镇，把十七镇纳入北洋体系。陈二奄正好把从北洋系带过来的、常备军的亲信，担任了第三十三混成协中管带以上的中高级职务，毕业的武备生只能量才担任队官、哨官，即连、排长。顺理成章，陈二奄就成了三十三协的协统。这也为后来川籍军官造反，策动兵变，赶走了外籍军官埋下了伏笔。

　　清王朝为了扩建新军，要各省办陆军小学，招收十几岁的有国学基础，能写文章的人。这陈宧又成了四川陆军小学堂的总办。他又是练军、又是办学，与后来四川各路军阀都有关系。军阀中的有名人物伊昌衡、周骏、刘存厚、邓锡候、田颂尧、刘湘、杨森、王陵基、刘文辉等都算是他的学生。有人推陈宧为四川军阀的始祖，还真是一点不假。

　　这陈二奄必定年青，又是位高权重，开始还勤勉办差、励精图治。官场是个大染缸，久而久之，难免落入俗套。又有一些“有心”之人捧场、拉拢。成都，旧时称为锦官城，是十里繁华之地！灯红酒绿，一来二去，耐不住寂寞，也就顺势下了水。维新新政，总督锡良锐意革新，也打不破清朝末年腐朽之势。当时的成都府是“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天半入云”！陈二奄公务之余，也难免陷入了花天酒地！那些趋炎附势之徒，总有办法拉官员下水，再说他二进川时就尝了当官的甜头，一拉就下水了，吃花酒，现在叫“有偿陪侍”，从这开始，就陷入了狂嫖滥赌。锦官城的妓院比比皆是，最高级的“浙江台基”里的“清官人”要是能嫖到，花费巨大。所谓“清官人”，即从小培养训练，吹拉弹唱、诗词歌赋无一不会，她们名义上是卖艺不卖身，但遇到大的金主，钱用足了，才可以上身。因为这种“台基”，相当于高级妓院，全是浙江人开的，所以称为“浙江台基”。这是一门长线生意，即“钓大鱼”的生意！在旧时的成都，也算是一大景观了！据说，那种红透了的“清官人”，没有十万两银子，难以上身。难怪现在的浙江人这么会弄钱，那时，浙江人的生意头脑就如此超前了。

　　以陈宧的地位，他也不会常去那些 的妓院，一些“有心”之人，自会拉他去附庸风雅，有人会为他开钱，渐渐地，浙江台基也是他常去的地方了。至于有没有“上过身”，无从考证，小子也不能乱说，反正银子花起来如流水。

　　到了1907年，这陈宧到四川已是四年之久了。锡良调任云贵总督，当然舍不得丟下陈宧这个能员，邀请他一起去。这陈宧感到有点麻烦了！这一阵狂嫖滥赌、胡乱花销，已亏空了陆军小学的款项三万多两，这移交难办了！平常陪他嫖赌的好友钟颖，也是清军中常备军的一个头目，被陈宧拉入三十三混成协当标统，即团长，当然是他的亲信。什么是铁哥们，用现在的话来说，“一起下过乡、扛过枪、嫖过娼的”，那才算。这钟颖是满洲贵族，家里相当有钱，为哥们挡事，还能升迁，何乐而不为呢？

　　“二哥只管放心与锡大人走，前途要紧。区区三万两算个啥，犯什么愁，哥们包了，至于路上的费用，哥们另送一笔银子！既是铁哥们，就要患难相助！你哥子发达了，兄弟还要靠你提携呢。”钟颖拍着胸脯说。

　　“钟老弟，能在我危难之时，救我之急，是真君子矣！没说的，这三十三混成协由你来带，陆军小学总办也一并交与你。”这还真是投桃报李！

　　钟颖，算给他解了大难，这铁哥们当然要极力相助。他在锡良的面前，竭力推荐钟颖接应三十三协协统及陆军小学总办，锡良见是如此忠心、清廉、能干的陈二奄推荐，当然照准。这样,他的贪腐就掩盖了过去。

　　陈宧要走，常备军中、绿营中一些有心人，明白他不但是锡制军的红人，还有北洋背景，与当朝权贵荣禄又有旧，又是如此精干，估计陈宧今后，前途无量，为了今后有所依附，当然要送出丰厚的程仪！陈宧收了一大把银票，真是盆满钵滿的离开了四川，这是陈二奄二进川。

　　陈宧从四川带去的人中，有刘存厚、刘成勋、张毅、乔毅夫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是四川军阀混战中的厉害角色，容后再表。

　　这钟颖后来统帅一支混成协进驻西藏拉萨，对巩固边防，制止西藏分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算是对中华民族有贡献之人！人，是有多面性的。并非一坏，就坏到底。所谓好人、坏人这种简单、脑残、区分人的方法，现在还在盛行，真是可悲！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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