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雅俗共舞－－－－-金庸PK高阳

我历来就为我的出身地颇为得意，它以人间天堂闻名于世.是历代文人墨客们寄怀思古，解幽发梦的好对象，这其中有很多闻名天下的大文人，而文学女神也不独独钟情于那些四处飘泼的风流古人，对土生土长的现代才子也是倍爱有加，而金庸与高阳可说是文学女神眼中现代白马王子,他毫无羞涩地将彩球抛到了二位身上，金庸接的是红的使人晕目的民间乡俗彩球，而高阳收的却是绣满了龙鳳图案尽显宫廷气派的皇家彩球,由于二者收到彩球的色泽不同，使得他们在大众的青睐程度也不尽相同，当然二者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本文试图通过对二者客观的比较，这种比较决不是像武林高手间的比武要判个生死高下，也绝不是为了揭人私短，以满足大众对名人们的窥私欲望只是能让更多喜欢他们的朋友们，能从他们的个人经历及个性,来了解与其作品的内在联系东西。

　　一.具有显赫家世的故乡游子：

　　 凡是喜欢金大侠小说的朋友们差不多都知道，金庸是浙江海宁人，毗邻具有天下奇观之称的钱江潮畔，因此金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的就是从此开始演绎的,在查家的词堂上悬挂着“自南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出自以十大武功著称的乾隆皇帝的手笔，而查家就是其中只一的巨族。在查家族中较为著名的有查慎行和查嗣庭二人，查慎行受业与黄宗羲，康熙四十二年进士出身，官至翰林院编修，供职于南书院，是清著名的词人，其中《鹿鼎记》的回目就是他其中的诗作之一。

　　 雍正四年查嗣庭在主持江西乡试出时,出了三道题,其中之一就是有雍正去头之说的“维民所止”之题，皇上听说有人要去他的头，那当然不乐意了，只好先下手为强，砍了查嗣庭的脑袋，查慎行也受到了牵连被押解到京。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曾任江苏丹阳县令，在光绪十七年的“丹阳教案”中，由于办案时与朝庭发生异议，只好辞官回到老家，至此查家开始衰败没落。金庸的小说《连城诀》的故事，就是以他祖父辞官带回来的长工的身世为背景题材的。至从慈西垂帘清朝政府以日渐衰败，到得光绪年间政局更加混乱，

　　 金庸的父亲查区卿知道朝中没有靠山做官也少有前途，何况自己的才俊与先祖们相比也相去甚远，于是就选择了经商之途，开过丝行也开过钱庄，但并未获得成功，就在这个时候金庸出身了，那时1924年正是群龙割距军阀混战的年代，也是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

　　 虽然很多人也听说过高阳的名字，但绝对不可能像熟悉金庸一样了解高阳的出身，金家虽有出自乾隆自手的牌匾，但高阳家的牌匾却有过之无不及，高家共有五块牌匾，嘉庆亲赐的有“七子登科”“榜眼及第”“传胪”“五世同堂”四块，慈禧所授的“福寿龙虎”一块，牌匾的多少可以看出圣眷胜隆高低，但也不是绝对的，一定要说高的家族比金的家族地位更高也并不确且，在高阳家族中的牌匾更多的是对其文采和家族品德的褒奖，高家的匾主要集中在嘉庆以后.

　　 清朝从嘉庆开始就出现了衰落，褒奖和货币一样时局越混乱贬值就越厉害,而且在高阳家族中的有轰动之人并不如金家多，在高阳家族中比较有名的是伯祖许乃普，嘉庆拔贡一甲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礼部尚书，兵部尚书之职。从有限资料上看到高阳的家族在政治上并未见有任何大的其动荡,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二个家族的不同秉性，至此造成了二人在为人处事方式和作品风格的迥然不同。

　　 高阳比金庸大二岁，但出身的时代背景却完全相同，1922年高阳出生在浙江杭州毗邻胡庆余堂不远的横河桥，高阳最著名的小说《胡雪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高阳原名许儒鸿，排行第四，太平军起义时，许家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他的父亲在管理家族财产时，为了平衡各家的关系操劳过度，在高阳幼年时就去世了。

　　 二.战火中游历少年背井离乡走天涯：

　　 金庸出生时虽以家道败落，但仍有地600亩，有上百户农民租种，因此在解放后被政府划为地主，家人也遭到了镇压，1984年获得海宁政府的平反，因此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金对共产党政府并无好感，在少年时阅遍家中的藏书，当然很多东西还无法理解，但已为他日后他的写作打下了很深的文字功地，这个时候他也迷上了侠义小说，除了中国古代的侠义小说，也有包括西方的侠通俗小说，而对大仲马的小说又特别钟爱。13岁那年在嘉兴中学发表了自己第一本书，《给投考初中者》是本类似于我们现在见到的升学指南类的书，而出书的动机完全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由此可见金从小就具有很强的经济意识，这就不难理解他日后成为大富商的原因了。由于当时战火纷纷时局的动乱，在浙江的很多学校合并成为了联合学校，为了躲避战火学校只好频繁的迁移于余杭，临安，丽水，杭州之间。像所有少年一样金也有好出风头反叛的个性，在联合高中时他因为写了讽刺训导主任的文章《爱丽丝漫游记》，而被学校开除，或许这就是多数少年人对侠义精神的片面理解吧，后来有人问起此事,金笑也说那只是少年人的意气用事，与侠义精神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金少年时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外交官，因此在他结束四处流动的的中学生活后，报考了重庆的中央政治学院主修国际法，因为此学院毕业的学生一般都会被外派，去任各国的使节。要成为一个外交官必须留意时事新闻，这样就和新闻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不久就被迫离开了中央学院，关于离开的原因有二种说法，其一投诉国民党学生殴打左派学生，其二在1944年逃避“十万学生十万兵”兵役，有人认为这是金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但我觉得这有人为拔高金形象之嫌，而我觉得更像是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而选择了逃避兵役。

　　 金失学后来到了其表兄任馆长的图书馆，（其表兄蒋复璁后任台北市博物馆馆长），也就无需为生计担忧了。二十一岁那年进入了衢洲的《东南时报》当了个小编辑，小小的的《东南时报》当然无法容纳具有外交家理想的金，不久又去了《时与潮》任主编，没多久又考上了《大公报》电讯翻译，金一直没有放弃当外交官的梦想，这时他还在东关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1948年被派往香港《大公报》，金或许没有想到此次远行花花世界，会成为他未来人生的重转折点。

　　 高阳从小是由其姐姐许儒珍照顾带大的，少年时的高阳和金一样，也是在迷乱的战火中四处游历中长大，有一次姐姐清扫自家的牌匾时，颇有志气的小高阳对姐姐说，我要比他们更有出息。在初中生时高阳迷上了鸳鸯蝴蝶派小说，这对他后来小说风格的形成有了很大的影响.

　　 1942年高阳瞒着家人偷偷的报考了笕桥航空军官学校，或许这也是少年人的自我表现的可爱之出吧，因为当时的空军正是一个极为受宠的新兴职业，如同前几年的it业，虽然是文职但毕竟是铁饭碗，毕业后就无须为生计问题操心了，当时正处战乱时期，找工作作要比现在的大学应届生还难很多.

　　 由于战局的迅速变化，在金庸离开衢洲闯香江的那一年，笕桥航空军官学校也迁往了台湾冈山，这时已以军人身份在《之江日报》任记者的高阳，在1948年的春季也接到了军队开往台湾的通知书。 家人们虽然很是开明，都知道好男儿有志在四方的道理，但没想到这一别，会给高阳带来了整整四十年的思乡离愁之苦。这一年虽然令人遗憾地多了二个年少的故乡游子，但在十多年后的华语文坛上却令人庆幸地多了一对耀眼的双子星。

　　 三.商业社会催生了二颗华语文坛的双子星:

　　 在金来到香港的第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正式成立了,但也使金彻底破灭了成为一个外交官的梦想,1949年经朋友邀请来到北京,见到了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虽然当时新政府非常需要人才,但由于金的家庭出身和其没有进步的政治身份,而自己的思想又是香港方式的因此要进入政府外部门显然不太可能,于是金只好扫兴地又回到了香港这个花花世界.

　　 由于讨厌《大公报》的左派立场，也说明了金对当时共产党政府的言行并不赞同，也许是对自己无法进入共产党政府的无意识的反抗，回到香港的金这时进入了新兴产业，在《新晚报》下午茶栏目，以林欢和姚馥来的笔撰写影评，这说明了金具有追赶适应潮流的本能，这段时间金还与人合作导演了《少女怀春》和《王老虎抢亲》，其中《王老虎抢亲》取材与浙江的越剧中折子戏，因此在江南放映时还引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金庸第一次回大陆时在上海还特意播放了此片，只是将笔名林欢改成了金庸。

　　 由于一场偶然的拳师比武，触发了香港报界的敏感的商业神经，自此拉开了武学小说的新帷幕，1955开始查良镛以金庸的笔名在《商报》连载《书剑恩仇录》，从此进入江湖一发不可收拾，直至登上了武林盟主的宝座，很多人认为其笔名金庸来自其名“镛”字的分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但我不太赞同此观点，我觉得这显然寓含着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意思，体现了金对自己的才能的自负，当然像金这样内功的人显然不会向别人说明这一点，巨大的成功证明了金自负理由存在的准确性。

　　 高阳来到台湾后不久，就在后来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的王叔铭办公室，担任了机要秘书助理一职，由于王叔铭把空军学校当成了自己的黄埔军校，最终与蒋经国决裂而被罢免，而高阳也从此中看到了官场的险恶，而自己文弱的文人性格显然无法适应变化莫测的仕途生活，而这段丰富的官场生涯，可以说为其在以后小说中对清朝和民国官场逼真的写实描写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1960年以空军的上尉的名义退役，凭其丰富老道的文字功底，进入了当时台湾发行量最大《中华时报》后来又升任主编。虽然那几年中高阳也写了些都市小说，但那显然不是他的所长，也和金一样消遣性的大众影评，都没有获得大的反响。直到1964年台湾和大陆的战争形势处于相对的缓和状态，于是经济也进入了成长阶段，高阳在《联合时报》推出《李娃》的连载小说，才一举成名好评如潮，从此高阳进入了他柳暗花明的历史小说好境地，开拓了以考据为前提演义为辅助的历史小说新形式。

　　 四.不同步的名声、经济、婚姻：

　　 1959年已有很大声名的金已不甘为人作嫁衣了,于是从老东家那里挖了二个人办起了属于自己的报子,取名《明报》显然有世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事古人生道理，同样也希望办报明理的经营宗旨和希望报纸前途光明的好口彩。

　　 报纸最初的发行并不太理想，全靠金的〈神雕侠侣〉苦苦支撑，凡是读过此小说的很多人都觉得，故事中的小龙女复活是一大败笔，少了很多令人回味无穷的地方，金后来也承认这一点，但为了刚刚成立的报纸他不敢让这个许多人眼中的梦中情人死去，随着小龙女的复活明报〉也渐渐有了人气。最终金庸以〈明报〉为根据地，把他的事业发展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集团化企业，除了他的武侠小说在他创业时的功不可没外，主要还是依靠金的过人的经商才能，及中国人勤俭、耐老的传统精神.

　　 其中有个小故事颇能说明这一点,在最困难的时候金每天下午只和其太太共享一杯咖啡.或许因为是受到了香港这个经济社会的熏陶,金在理财方面可说是绝对精明的,始终把企业盈利作为自己办报的宗旨,这一点远胜于现在那些读过mba只懂得烧钱的网络精英ceo们,这可以从倪匡、亦舒等作家关于多次要求增加稿费的事情中，而金始终坚持不加，金和所有的老板一样对其下属极宁舍小气，这也使得为他工作的很多人材，跟他不久后都又离开了他，这其中有他从其他地方费力挖过来的也有与他一起创业的，胡菊人、林之木、黄扬烈、王世瑜的离开，金虽百般挽留仍无拘于事，应该说他们的离开对金都造成不小的损失。因此可以说金在小说中创造的，那些视钱财如粪土的侠客英雄形象，与现实生活中以经商为职业的金觉不可相提并论.

　　 关于金的婚姻情感这方面，各种版本都有涉及，但所披露的内容有一定的出入，资料也相当有限，在金离开大陆前往香港任职之前，金庸与当时他所编辑来稿的某作者的姐姐结了婚，杜研秋是位传统的大家闺秀小姐，在金前往香港一年后也来到香港，但由于无法适应当地的生活就回到了内地，不久就与金结束了这段短暂的婚姻。在金的创业过程中金的第二任妻子，朱玫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在金最困难的时候朱玫曾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但朱玫的命运只能像那些只有帮夫名的女子一样，等到《明报》一站稳脚跟，金就移情别恋了，从朱玫身边夺走金庸的女性叫林乐怡，看到这女孩名字的时候我下意识的想起了那个叫娄嘉怡的，（电视剧《让爱做主》的女主角林乐怡在认识金庸时才16岁，是个酒店的侍酒女郞，这位飞上高枝的侍酒女郎一直陪伴金到现在。金这位在小说中把爱演绎的让很多少男少女如痴如醉的大侠，在现实生活中也只能落了才子皆风流的俗套故事。除了这三次婚姻外，金在作编导时还追求过，当时轰红极一时女星夏梦，但由于地位的差距终一无所获，只好将这片痴情寄托黄蓉、小龙女、王语嫣身上，这些女子的一频一笑无不透着那位叫夏梦女星的影子，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看她的影片，看我说的是否在理。

　　 高阳的成名要比金晚了差不多有十年，70年代初《慈禧全传》《胡雪岩》的问世，使高在台湾成为了一个家户俞晓的人物，和金一样有他连载小说的报纸也成市民争相抢购的对象，有高阳小说的报纸顷刻洛阳纸贵之势，这在媒体充分泛滥的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从内地高小说的版本来看，高阳的小说进入大陆的时间要比金庸的还早，但远没有金来的幸运一来就成了当时内地文化娱乐沙漠的抢手货，直到商海大潮席卷神州大地的九十年代，人们为了能从高阳的《胡雪岩》中学到，这位红顶商人如何巧施妙计摆平那些官老爷厚黑学手段，才掀起了全国人民学习高阳著作的热潮。

　　 高阳虽然在文学上取得了不逊与金庸的成就，但在理财方面高和金相比幼稚的像个小学生，从高的小说来看他应该是极其熟悉人生险恶，及钱财的重要性，而且可以说高也经过了台湾社会商业经济发展过程的洗礼，但始终没有学会如何利用自己的长处聚才之术，有时简直让人怀疑高小说中那些聚财有道的人物会出自他的手中，可见人如其文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但他和金有一点非常相似，创作的动力都，是因为来自经济原因，只不过金是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而高是为了还清自己源源不断的债务.

　　 高阳在四十岁以前一直独生生活，使他养成了挥金如土的习惯，或许也是对那些清流风骨前辈的热爱，使他的生活一直处在重重债务之中，他的稿费每每超前预制，高阳自己生前就说过稿债犹如印子钱般催着他。或许由于高的不善理财，也可能是高的风花雪月的名士风范，四十岁前的高阳在感情方面一直寄托在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里，是当时台湾最大的夜总会的坐上宾，辛苦赚来的稿费源源不断地流向，那里坐台小姐们精巧的小包包里。同样高也曾经追求过台湾的一位影星，为了她高不仅自己买了辆高级轿车，也送了这位影星一辆一模一样的车，但最终还是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从这点可以看出金在感情方面要比高来的理智的多，金对夏梦相见不如怀念的意境，要比高这种飞娥扑红般的爱情更符合现代人的观念。

　　 1971年已经人到中年的高阳迎娶了他一身中唯一的新娘，比他小20岁的郝天侠小姐，从其名字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这应该是位具有豪侠之气的巾帼女子，否则也无法忍受高的名士习惯，但现实毕竟是残酷的，没多久高的巨大的债务问题，使得这位小姐不仅贴了自己的所有的私房钱，而且连老本也陪了进去，于是只好选择了分手，高阳把自己未来200万的版税给了这位郝小姐，算是了断了这段情债公案。直到有一天遇见了丧居在台北开饭店的吴菊芬，他们虽然没有结婚但高在这位能干的厨娘身上找到了自己情感的归属，贤惠的吴菊芬一直陪伴了高走完了人身的旅程，这段戏剧化的情感却非常符合高守旧而传统的个性，这在高的小说中我们时时可以找到。

　　 五.虚幻和虚构现实和存在:

　　金的小说以天马行孔般的思绪,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虚幻的武侠天地，但我以为任何虚幻的东西都是以现实存在的事物和人为蓝本的，在金的小说中有几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和事件。杨过是金迷们颇为追捧的其中最主要一个，但我觉得却是一个很失败的人物。杨过从一个具有强力反叛意识的青年，最终却成了个仅供人瞻仰的神雕大侠，完全脱离了整个的人物本性,但其中恰恰反映了金在那段创业时期的个人理想.不管是杨的少年流浪和对社会规则的反叛，都可以说与金在战火中的童年和青年时的被赶出学校的经历，可谓是极其吻合，而杨最终回归社会主流阶层，却是金个人在创业时期的理想主义的真实展现。

　　发生在六十年代末期的难民潮事件，是金成功的一个偶然事件当大量的难民同时涌入香港，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管理混乱，而大都数港人因为其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对这些难民保持着同情的态度，而只有金在刚刚创立的《明报》上对其抨击，一边为难民们送些小物资一面督促政府驱赶难民，这种一软一硬的炒作手法引起了当时很多人的反感，也是被后人指责为为善的一面。

　　当韦小宝出现在金的小说中以后引起了读者很大的震动，这个人物完全脱离了原有的武侠小说正面人物的形象，但我认为这恰巧是经过商海险途沉浮，金的个人理想主义的破灭，是对社会入世的深刻认识，很多人认为金是个极其虚伪的人，但又无法说穿其中的道理，因此终是只有些乏力而空洞的讥讽。首先金是个地地道道的商人，唯利是图是其天然本性，其次才是个作家，而作家的创作却是来自与现实生活的经历，但很多喜欢金的读者却神化了金的个人行为思想，其实这正是金不愿意看到的一面，这在金的《笑傲江湖》中有深刻的破析。

　　在《鹿鼎记》中金的政治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初的射雕系列中金是个完全的民族主义者，郭靖是类似与岳飞一样高大的民间民族英雄，到了《鹿鼎记》这种民族思想完全消失了，代之于的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的政治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非常吻合金在香港回归担任基本法起草案时的情况，当时很多港人认为金出卖了港人的利益，然而金作为以国家政治利益为先的思想，已经不可能将港人原有的政治民主形式当作国内政治来看待了，这毕竟是二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

　　金的小说受到了大仲马很大的程度的影响，将故事置于历史事件中的这种方式是大仲马所开创，而金的很多小说情节都是直接对西方某些通俗小说的中国化的改造，《连城诀》与《基度山伯爵》，《鹿鼎记》中的胡逸之对陈圆圆的感情和《巴利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天龙八部》中的方丈和叶二娘就与《红字》如出一撤。说到与叶二娘通奸的得道高僧这个情节，不知道是不是隐藏着金的长子自杀这一事件的联系，由于有限的资料无法确认其长子自杀的时间，所以不敢妄加评论。

　　 当金庸以历史的舞台做为布景，大肆演绎他的武侠神话时，高阳却用他浓厚的考古功底，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源远流长的历史话卷。在金的小说中历史只是为了增加其武侠世界真实可读性的一个幌子，而在高的小说中历史就是小说的本身，真实的人物生活每每有使人身临其境之感，仿佛你已回到了那个时代，对于他们的语言习俗政治文化倍感亲切。

　　 高阳对清历史的小说虽然也存在着虚构的成份，但又极其真实可信，因为他没有超出历史的真实，所有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完全符合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上至皇亲下达小民，每一个人都是栩栩如生，冷静客观的描写使小说处于高度的真实感，这完全需要极其深厚的学识功底，即使那些虚构的成分只是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

　　高的小说也受到其它类型的文学作品的影响，高少年时不同与金的是迷上了张恨水之类的鸳鸯蝴蝶派，所以说他的小说中时时会出现鸳鸯蝴蝶派的影子，但他不是为言情而言情，所有的言情都有很深的用意。

　　 在《慈禧全传》中清军名将郭松焘即将与捻军展开激战前夕，郭送焘为一个为生计所迫流落的乡间出卖肉体为生的女子，在经过一夜的露水夫妻后决定为其赎身，这段看似闲笔的诉说，正是写出了一个身在残酷战场，一个普通人对生活的心 态，也从反面烘托出了战争的残酷和未知的激烈。同样在这部小说中描写在慈禧死后，因袁世凯告密而使变革失败，他的处境岌岌可危，欲隆皇后设法为抱光绪被囚禁之仇，这时插入了袁派其长子，为其几个姨太太和女儿寻找家庭教师，在袁定克寻找家庭教师的过程中，那女教师对其长子却暗生情素。这一言情闲笔的插入充分体现了袁在那时的身份和威望与，与其后来仓皇出逃天津的狼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加了小说跌荡起伏的戏剧效果。而高阳生活中后来与台北的一个厨娘的爱情故事，实在很符合高的鸳鸯蝴蝶情结。

　　 高在生活中轻财任侠的个性，也在其小说中有充分的展现，除了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那些清流风骨高节外，对一个世人皆以为沾满铜臭未的商人，也写的不落凡俗。在《胡雪岩》中胡雪岩的政治靠山左中堂死后，那些政敌就开始清算与左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在胡的家被抄之时有人劝其夹带些细软出去，被其断然拒绝，一个充满豪气的大丈夫生生的跃在纸上。

　　 高在小说中对捻军和太平天国这些义军很是不满，他们除了以反清的名义想实现自己皇上梦，还给国家带来很大的战乱，他们的本身并没有从根本人改变中国人的命运，同时给现实中的高阳的家庭也带来了灾难。而高阳对孙中山却是极为崇拜因为孙是第一个以国民的民意，不以自己为皇的革命家面貌出现的政治人物，为开创一个新中华作出了毕生的贡献。

　　 不管是虚幻还是虚构只要是有现实和存在的合理性，都会让人有所回味，金在《鹿鼎记》后的封笔，只留下个隐士商人，还有让人久久难忘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高在爬完泰山后的辞世，只留下那八十四部巨著，还有那不知到何时才能靠版税还清的巨大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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