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 纪 末 的 山 西

　　世 纪 末 的 山 西

　　2002-11-20 21:12:12 老 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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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高悬, 像一面亮闪闪发着无数刺眼银针的魔镜。广袤的黄土高原沟壑起伏一望无际，像一个巨人坦露着黑色疲累衰老的胸膛。阳光在阴霾的云层上折射出些许的红和橙，那是带了灰的红和橙，从遥远的天边铺开浸染过来，看上去便有一种凝重苍茫的感觉。很少植被的大地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烟雾之中，低矮杂乱民居、弯弯曲曲的公路、半山腰一排排的窑洞、方方正正的古城池、晋商大院的飞檐吻兽、土焦炉上排出的滚滚浓烟……一切都显出一种黄土高原特有的古老凝重，只有远处已断流的河谷中残留的水渍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白光。

　　山西中部盆地的晋中地区曾是全国的金融中心，现在如果乘汽车出太原沿大运公路往南，你随处可见冒着浓烟的各种各样的土焦炉，由于烟雾缭绕，空气能见度很低，司机在大白天行驶，经常不得不打开车灯；特别是在灵石一带的汾河湾中，由于烟雾散不出去，终日紫烟氤氲云山雾罩，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从晋中的介休、孝义到临汾地区的洪洞、襄汾等县市，乡镇和个体炼焦厂达一千五百多家，形成了以介休和洪洞为中心的两个焦炭生产之地，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几乎一半。其中大部分是污染严重、质量低下的土焦炉，在汾河沿岸、大运公路两侧，有一段时间几乎达到村村点炉、处处冒烟的地步。

　　山西是我国的煤炭大省，国有重点煤矿共有四十八个生产矿，总核定能力 11997万吨；地方煤矿系统有两局六个煤矿，总核定能力1380万吨；地方国有煤矿近三百个，总核定能力3569万吨；有二轻集体煤矿一百八十多个，乡镇集体煤矿五千多个，个体煤矿四百多个，共六千多个矿点，总生产能力约 16000万吨。而不计其数的非法开采点更是星罗棋布。山西的乡镇企业有六十多万个，从业人员三百余万人，年总产值七百多亿元，大多为投资少见效快的小煤窑小焦碳厂。

　　这在全省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怪兽，数量多得惊人的炼铁炉炼焦炉，都成了一个个固定的污染站，在路上飞驰的运煤车运焦车更是一个个流动污染源。横穿山西南北的大运公路、山西东出口的一零七国道、山西东南出口的三零九国道，运煤运焦车一辆接一辆就象一条条黑色的长龙。建于北魏时期的大同云冈石窟是国内三大石窟之一，是北魏文化的瑰宝，第五窟中央的一尊坐佛高达十七米，仅它的双膝上即可容纳百余人，风格粗犷，艺术雄浑。但多年来由于前面的一零九国道上的运煤车荡起的煤尘，坐佛好像一个个都已披上了黑色的袈纱，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汾河发源于晋西北高原的宁武县，流经大半个山西省，可以说是山西的母亲河，近年来，由于工业污染，汾河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变成了黑河、臭河，甚至成了干河。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八十年代以前，水质能达到一类标准，八十年代初期尚能达到二、三类标准，到了末期水质就经常超过三类标准。据有关部门初步调查，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汾河、涑河等主要支流大量向黄河排放污水造成的。

　　五六十年代有一首歌曲曾唱道“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地依旧是这块地，蓝天碧水的风光却不再有，让人觉得好像那已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传说了。对一个第一次到山西出差的外地人来说，他们对山西最深的印象很可能不是晋祠的隋代彩塑不是街头地摊的灌肠不是太原的迎泽大街，而是灰沉沉污染了的天空。无论什么季节大风一来浑天黑地，穿上白衬衣上街不用一天，领口、袖口就成黑色的了，皮鞋上大大小小的灰尘擦也擦不完,突然下的一场雨就象在下泥浆，地上一个泥斑一个泥斑的。

　　一九九四年是全国创建文明卫生城市的最后一年，连续几年检查都未过关的太原市下了大决心，全体市民都参加了空前的扫除，撒水车唱着铃儿响叮当的乐曲在全市大街小巷中穿行，甚至到了许多常人不去的地方，这种乐曲当时激发了许许多多人的情绪，使我们有一种志在必得的感觉，但检查结果公布的那天成了太原人的5.19奥运之夜。这几年无论是体育竞技还是各种大奖赛，山西都太像一个局外的看客，令有些争强好胜的山西人一次次地失望。文明卫生城市这种评比虽然引不起好多人的兴趣，但它还是给了多少把自己的荣誉同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的人一个深深的失望。

　　但后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生活中还有许多的不公正的话，那次的评比对太原来讲绝对是公正的。据国际卫生组织公布的报告，其全球监测的二百七十二个城市中，污染最为严重的十个城市中，中国占七个，而污染最最严重的城市就是太原市，去年市区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超过国家二级标准一倍半，二氧化硫超过国家二级标准近四倍，降尘超过全国平均值的一倍。你想一想如果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都能评上文明卫生城市的话，还有什么城市评不上！

　　忻州市大气环境质量在全省是最差的城市之一，短短几年时间，两任环保局局长巧立各种名目，将几十万元环保专项资金偷梁换柱购买和抵顶三辆小轿车。昔阳县环保局长吃遍全县三十五家饭店、两年吃掉八万元。清水衙门里的官不清，山西的污染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近一年来，全省二十二名党政官员因违反有关环保法规，分别受到了警告、记过直至撤销职务的行政处分。山西省永济市副市长刘临生、稷山县副县长马卯录，由于对取缔土、小企业不重视，严重失职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因取缔小冶炼行动迟缓、工作不力，泽州县大东沟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同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因为经取缔后的土焦炉死灰复燃，平遥县和静乐县的两名乡长分别受到行政警告和党内警告处分。

　　有人计算过，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小化肥厂在过去的五六年中产生的总的经济效益不足三个亿，但要彻底治理需要上百亿的资金和几十年的时间。山西的环境污染治理费用比它们创造的产值多出多少倍，没有人告诉你，更没有人能说清楚治理这些污染需要多少资金多长时间。

　　在某矿务局的办公大楼的门厅里立着一个离排污达标最后期限还有某某天的牌子，这是一个有职工十多万人的老矿，由于煤炭行业的不景气现在发工资都很困难，听说已有不少的农民轮换工靠拣菜叶度日，如果真有污染问题的话我不知企业有没有这份财力去治理。对于更多的已接近破产的小企业来讲，我们又能抱多大的期望。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作为一个山西人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我们构思下一世纪的宏图大业美好前景的时候，是不是先留一点点时间让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毕竟生于斯长于斯，我们的祖先还在不远的坟茔中无奈地看着我们，而我们的儿女已嗅到了空气中太多的不洁，他们脆弱的肺叶能否长期承受我们留下的这种馈赠？在大讲可持续发展的当今，在“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市场经济下，我们又能否在世纪之交重新打量一下蓬头垢面的我们的母亲，能否哪怕试着轻轻地替她拂去一点点征尘，让她不致于毫无修饰地进入下一世纪的门坎！

　　2

　　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理论去分析也不必去做枯燥乏味的计算，我们只要稍微静下来看看我们的周围，我们便会有太多的感慨和结论。多少年我们一直在跟着感觉走，走得那样随意走得那样没有轻重，象一个不负责任的纨绔子弟。我们从不考虑我们该做的和必须做的以及我们要做成什么样的，我们从不算计我们的利益哪怕九舍零入到个位到十位。

　　山西的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煤炭预测储量九千多亿吨，探明储量近三千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三分之一，素有“煤海”之称。已发现的地下矿种达一百二十多种，其中探明储量的有五十余种。储量居全国第一位的矿产除煤外有铝、耐火粘土、镓矿、铁钒土、沸石、建筑石料用灰岩七种,居全国前十位的矿产还有三十多种。

　　正是由于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以及历史的种种原因，山西现有的一万多个工业企业便主要围绕着煤碳矿产转。把山西建成全国的“能源基地”，一直是山西经济发展提纲挈领的口号，也是山西工业几十年走的一条不归路。这从山西上市的十三家公司中除汾酒外都与煤碳矿产有关可见一斑。山西一九四九年的全省原煤产量是二百六十多万吨，到了一九九五年已达三亿多吨，增幅一百五十倍。其中三分之二的原煤调出省外，占全国原煤调出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山西省目前发电总装机容量为847.5万千瓦，年发电量417.8亿千瓦时，是全国拥有装机百万千瓦以上电厂最多的省份，也是全国向省外输电量最多的省份。全省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六十家外贸企业，煤炭化工冶金是其主要经营业务，山西最受外商青睐的产品就是硅铁、焦炭、玛钢管件。

　　从这点看山西的能源基地的建设无疑是成功的，那么这种成功给山西带来了什么呢？山西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重点优先发展，并没有能够带动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能源和原材料等优势产业飞速发展的同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却不断下降。先让我们看几个数据，一九九八年全年山西全省共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606.7亿元，比上年增加126.6亿元，增长9.1%，。全年全省人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5090元，比上年增加354元，山西人均GDP在全国的排名是第十八位，我们从下面这个略去其它省市数据的表可以看出，山西的人均各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各地区主要人均经济指标（1998年）

　　地区 人均GDP（元/人） 人均投资额(元/人) 人均消费水平(元/人) 人均地方支出(元/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

　　山 西 5090 1210 1985 518 4099 1859

　　全 国 6404 1691 2636 615 5425 216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9) ,第12页，18页，28页，44页，63页，86页。

　　也就是说我们折腾了这么多年“基地”，耗损了那么多的资源、环境污染得那么厉害，我们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八十，而我国在世界的排名是一百零四位。也就是说在世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拿这个数据做比较我们处在靠后的位置，如果考虑到文化教育环境资源等方面最新评价发展水平的因素，我们将处于绝对落后的位置。这几年山西一直被人们列在中西部地区，这绝不仅仅是地域概念，而是一组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充分利用资源优势起步，并不惜走“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的话，那随之而来的结构调整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山西经过几十年来的对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全省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效果在几年里非常有限，后续支柱产业的培育速度缓慢，没有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八五”计划提出的三个基础（农业基础、基础产业、基础设施)、4个重点（挖煤、输电、引水、修路）的发展战略，工业结构继续趋重发展，重工业的比重从77％提高到80％；同时，轻工业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有所加强。

　　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电视机是长虹康佳日立东芝，冰箱是海尔容声长岭， VCD机是新科金正爱多，很少有山西自己企业的产品，也许就是洗衣机有个海棠，从这里山西工业的一角就露了出来，再看一下中央电视台，山西籍企业的广告不能说没有但可以说绝对少，这是一个企业实力的问题，也是企业运作的问题。专家指出国际分工呈金字塔型共有五层，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处在第五层，生产劳动密集型的最终消费品。而山西在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应处在最底层，只提供廉价的原始资源。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能源曾是一个瓶颈，山西的煤曾非常走俏。有个行话叫“煤倒”就是对往外发煤的中间商的称呼，山西的煤倒有多少个没有人能说出来，而靠煤和焦碳发了大财的更没法说得清。当时许多南方人为了山西的煤到处请客送礼，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后，我国的经济进入低谷，煤炭电力开始相对过剩，市场成为买方市场，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终于结出恶果。

　　一九九八年全省完成进出口总额1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2.9%。其中出口总额14.52亿美元，下降11.4%；进口总额2.48亿美元，下降20.8%。外贸易下降的主要原因是：①山西的大宗出口商品均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竟争力不强，国际市场疲软，需求萎缩，价格下跌，出口受阻。②山西对外贸易往来主要集中于东南亚等少数国家，抗风险能力差。这些国家的经济发生波动对山西的影响太大。

　　一九九九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虽然，上半年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8．6％，但在全国来讲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下半年财政收入后劲不足，经济形势难容乐观。”山西省财政厅有关人士日前对该省今后财政收入情况表示担忧。记者倪连存、张铃太原报道说：

　　据统计资料显示：截至6月底，该省财政收入累计完成88．37亿元，为年计划的44．88％，比去年同期增长8．6％，但这是在去年同期财政总收入下降1．1％低基数上的增长，带有一定的恢复性。由于山西在宏观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这将直接影响该省下半年财政预算任务的完成。

　　——畸重的产业结构和典型的资源主导型经济制约着该省经济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影响着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虽然，近年来山西省在调整产业结构上付出很大努力，但仍未能改变以能源材料为主的重型产业结构。1－5月份仅因煤炭产量下降和价格下跌，税收就减少 2亿多元。钢材、化工、机械行业税收同比分别下降15．63％、3．28％、9．45％。传统支柱产业的产销萎缩，新型替代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多，经济结构矛盾突出，这是影响该省经济和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

　　——经济政策取向的调查对现实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带来一定影响。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关井压产”等，从长远看，利于市场的供求平衡及其发展。但在一定时期内使该省煤焦铁等行业的大多数企业压力增大。经测算，仅关井压产一项，山西每年约减少财政收入 7亿元，并相应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约3．8亿元。特别是一些产煤县，如古交、左云、浑源等县受此影响，上半年财政收入下降幅度均在25％以上。

　　我们的不负责任不仅仅没有带给我们预期的发展富裕，还带来了污染带来了经济上的依赖和贸易的不公平。我们付出了我们仅有的，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有资料显示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八年，中国东部与西部省际人均 GDP极端差距由三点八五倍扩大到四点八二倍。这种差距在一段时期内还将拉大。我们的经济增长水平、人民生活质量与先进省市相比，差距已越来越大。虽然说区域经济优势不平衡是绝对的，但长期不平衡不利于国家经济整体、稳步向前发展。造成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消耗能源、消耗资源为主的畸形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给山西的发展带来的恶果，正在影响着山西面向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3

　　一九九八年临近农历新年的时候，朔州市平鲁区医院接连收到了几名危重病人，症状都是呕吐、头疼、瞳孔散大、呼吸困难，还没来得及进入抢救室就死亡了。平鲁区医院是个小医院，症状一样的病人象这样集中死亡以往还是不多见的。这很快引起医生们的警觉，经详细询问死者家属，得知他们都在发病前饮过酒，医生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死亡与饮酒有关。

　　由于马上就要过大年了，正是饮酒的高峰，医务人员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便火速向区政府进行了汇报，平鲁区委、区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已经放假回家的各级干部接到通知后连夜出发，前往乡村街道通知群众，广播电视连续滚动播出，将“一律不得喝散装白酒”的通知传达到了朔州市的千家万户。一起震惊全国的假酒中毒案发生了。

　　突如其来的劫难令朔州人措手不及，一瓶瓶假酒张开了血盆大口，无数条无辜的生命在新年的朔风中被掠走。截至二月五日，朔州市平鲁区、朔城区、大同市灵丘县因饮用有毒白酒住院治疗病人二百二十二人，其中数十人伤残，二十七人经抢救无效死亡，黄土地上堆起的座座新坟昭示着一个个罪恶，纸钱烧出的缕缕青烟述说着孤魂冤鬼的愤怒。

　　事情的起源在三百公里外的文水县，当地农民王青华与其妻武燕萍用三十四吨甲醇加水勾兑成散装白酒五十七吨，一部分出售给个体户王晓东等人。王晓东明知该酒甲醇严重超标，仍将其加进自制的酒中，转手批发给从事个体经营的朔州市杨万才和灵丘县刘世春等人。据后来技术监督局给出的鉴定报告：酒中含的甲醇超国家标准达九百倍之多，这已不仅仅是假酒而是地地道道的毒酒了。

　　假酒事件在全国乃至世界造成极大的影响，惊动了政府最高层人士。而最直接的受害者便是山西白酒业。通过卫星电视，我们看到了全国上上下下的一片喊打声，眼睁睁看着各地纷纷查禁“山西假酒”。全国各地在查禁假酒时，连杏花村汾酒厂的产品也列在查禁或检查范围。杏花村汾酒厂已有一千五百年历史，每年利税达两亿多元，是山西第一大户，遭此打击，库存急剧上升，用户纷纷退货。沪市上的“山西汾酒”股票也在后面的一段时间低迷不振。文水县全县近八十户酒厂全部停产整顿，库存白酒全部封存，共查封散装白酒四千多吨，瓶装白酒七千六百多箱，还封存了一千多万公斤已经装窑准备烧酒的高粱。一个正规酒厂的厂长叹息说，做假酒的真是给我们丢人，也害了我们！

　　朔州假酒案以王青华等六人死刑、武燕萍等四人无期徒刑及其他九名被告人五至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做了结束。对山西来讲此事件折射出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是山西近几年来各种矛盾激化演变的一次暴露。它为山西由于经济发展畸形带来的贫穷作了最详细最真实的描述，把一个赤裸裸的现实的山西呈现给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朔州矿业公司司机赵兴顺腊月二十八晚一人喝了两杯，约有半斤，第二天晚上十点多，发现眼睛看不清东西，身子发软，便急忙赶到医院；医院抢救到年初二下午三点，终告不治死亡。赵兴顺的妻子卢福兰，几年前单位倒闭后失业，如今在一家修表店帮忙，每月挣几十元，一家人全靠赵兴顺的几百元工资生活。眼看泥土掩埋了丈夫，卢福兰只是呆呆地看着，她的脸有点浮肿，留着泪痕。面对痛失亲人的打击，卢福兰和两个孩子早已哭干了眼泪。

　　井坪镇下称沟村的郭守义，由于家里穷，平时喝不起酒，过年才买一点散装酒喝。他与三十六岁的弟弟郭守星在腊月二十八、二十九喝了两次散装酒，二十九下午不行了，双双中毒，家里一直到年初二才借到钱住院，当时没床，放在走道里两天才有床位。弟弟中毒较重，已在年初三上午死去。郭守义家六口人，四个孩子，还有七八十岁的父母，就指望他。弟弟郭守星死后，无钱在太平间存尸，他的嫂子赶来一辆毛驴车，将尸体拉了回去，家里顾不上了，只能顾活人要紧。

　　郭守义的妻子对来访的记者恳求道：“你们一定要报道一下，让外边人知道，我们这些人太可怜了，住院都是借的钱。”

　　无论从本案头号祸首王青华家的简陋的院落、低矮的土墙、粗细不等的木棍编成的栅栏门，还是从住不起院在家里苦熬的农民，都是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贫穷。

　　长期以来山西省城镇居民收入一直偏低，连续多年排在全国后几位。一九九七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 77.6%，与此同时由于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财政增收困难等，停发、欠发职工工资现象大量存在，城镇贫困户增多，贫困程度有所加剧。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在一百元以下的家庭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80元。据官方的数据到一九九七年末，仍有三十二个县、二百四十八个乡镇、一百七十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这部分的人所处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人们的素质也更为低下。

　　朔州冬日苦寒，土地贫瘠，而死人最多的平鲁县，是山西省较为贫困的地区，光秃秃的黄土地在冬日里呈着一种白色，寒风刺骨，崎岖不平的土路就顺着黄土地的沟沟卯卯上上下下。在这次震惊全国的的假酒中毒事件中，受害者都是山卯上下住着的无辜的普通农民，他们生活拮据，只是到了春节才放开大喝，因囊中有限买不起好酒，便买最便宜的散装白酒，一斤散装白酒在当地卖一块二。

　　而在另一方面，文水在山西是比较富裕的地区，文水和朔州，一个在汾河湾，一个在雁门关，人说“欢欢喜喜汾河湾，凄凄惨惨雁门关”。有人曾问有没有文水人喝假酒受害？知情人回答是这几年文水人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已不喝散酒，假酒都卖到贫穷的雁北了。因贫穷而被抑制的消费，为简陋而且赤裸裸的造假提供了机会。贫穷、愚昧和贪婪，是制造有毒假酒的一个毒源。

　　也许此次事件最具黑色幽默的是也就是因为穷才没有出更大的灾难，因为许多人买回酒舍不得喝，要等到新年前一两天才喝，这样早死的人挽救了成千上万的人。

　　4

　　朔州的假酒案对山西白酒市场的影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对山西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负面影响则是无法估量的，这对本来已形象欠佳的山西来讲应是灾难性的。假酒案让全国人民不仅看到山西的贫穷，而更深地感受到了由于穷困而衍生的许多的我们说不清的东西，太原市一位出租司机说“人家还不把山西人当刁民？”真可谓一语中的。

　　从制造销售到饮用都是中国最底层的农民，我们一贯宣传最朴实最憨厚的群体，但对这种夺财害命的事竟做得如此从容如此波澜不惊，把国家严格控制的甲醇成吨地购回来，用最原始的方法把它勾兑成假酒，再经过许许多多的环节销售出去，这要经过多少双手多少双眼，就没有人知道内里的利害？绝对不是，许多人得知有人饮用该酒死亡后，不仅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还继续出售剩余的有毒假酒。这里透射出的是整体道德的极端沦丧，在这里因为贫穷为了金钱，什么都跑到九天云外了。而且大家都在干，整家整村都在干。而且一个省比较富的地区把自己不喝的假酒卖给贫穷的地区，从道德上讲绝对是讲不通的。

　　假酒案不是一件孤立的个案，在我们对山西没有在中央台有更多的产品广告遗憾的时候，假酒给山西作了影响最大的人文广告。不容我们整点自己不容我们看看前面站的是否我们中比较好的，我们就被推到了万人注目的台前。这几年山西发生的许多事，被媒体频频曝光，有句行话讲：找焦点到北京，找问题到山西。山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问题大省，如果用“穷山恶水出刁民”来形容这几年山西大地上发生的事一点都不过分。

　　就是深受假酒案毒害的朔州和不远的忻州地区，很快又以拐卖妇女闻名全国，一部片叫《打拐第一案》讲的就是那里的事，成百上千的妇女被从四川贵州北京骗到这里，途中遭受了不尽的凌辱然后又以极低的价格转给那些深受过假酒毒害的农民手里，面对寒风刺骨的黄土地、面对黑暗零乱的窑洞、面对陌生无表情的男人，她们的痛苦也许比毒酒害死的人更强烈。

　　一九九九年山西又破获建国以来最大的拐卖妇女案，这个重大拐卖妇女团伙成员来自贵州省、重庆市和山西省静乐县，大多文化较低，而且以无业人员和农民为主，在一年间这个拐卖妇女犯罪团伙在昆明市、贵阳市等地疯狂作案，在已查明的二十多起拐卖妇女案中，拐卖妇女达五十七人之多，年龄最小的仅十六岁，这个犯罪团伙分别以四千元至六千元不等的价格卖至山西省忻州、静乐等地。

　　如果说假酒案朔州是受害方的话，似乎拐卖妇女朔州是受益方了。这不单单是一个角色的转换，而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贫穷给我们带来的错综复杂难以解说社会问题。由于穷不得不喝散白酒、不得不花钱买女人作老婆、不得不卖孩子，这就是许多农民的生活写照。而这种贫穷不是一个县一个乡的问题，太行山吕梁山贫瘠的沟沟壑壑里掩藏了多少人们看不见的东西！

　　在山西忻州地区秦城乡有一个全国独特的市场——生孩子卖，当地人并不认为这是犯法的，而是将其当作发家致富的手段。这个位于忻州城东十公里的一个小村子，是一个声名远播的“贩婴村”，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忻州婴儿从这里流落到全国各地。到这里来的陌生人，大部分是来“领养”孩子的。在这里卖孩子就像卖一般的物品，有批发有另售，形成了一种网络。董亮毛原来是个走村串户收购空酒瓶子的，从一九九二年开始专门贩卖婴儿，靠这发了大财，盖起了一幢两层的白色小洋楼。董宅的豪华程度令人吃惊：二层楼房上下各四间，“其屋内装饰丝毫不亚于三星级宾馆的豪华客房”，家具、家电都是高档名牌，家里通讯设施一应俱全，供暖系统是电脑控制的燃油锅炉。有人算了一笔帐：董亮毛的“宫殿”估价至少为五十万元，他每贩卖一名婴儿的“利润”为五千元，由此推算，这座“宫殿”是由一百多名婴儿的命运换来的。

　　人常讲伤天害理，如果这不是伤天害理还有什么是伤天害理。为什么卖孩子？“还不都是因为穷！”忻州地区比较贫困，除了简单的农业收入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经济来源。而这里又人多地少，农民们的生活十分困难。当“孩子”变成了商品之后，他们生孩子的目的也就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所以，当地才有了“年年养大肚，三年万元户”之说。为了钱真是什么都可以干。

　　晋南一带的假药中央台已曝过光，虽然没有象假酒一样出名，但对江苏的任毅讲这就够使他在以后提防所有的山西人了。一则消息曾让瘫痪１２年的任毅激动不已：山西新绛县“创伤截瘫康复医院”院长谢钢虎研究出一种治瘫新药——脊髓神经再生丹。经咨询后，任家寄去２８５７元买药，但服药后毫无起色。任家早已负债累累，任要求退钱，谢钢虎仅同意返还５００元。任毅于是含泪写信投诉到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健康报》将信转给山西新绛县卫生局，该局答复说，该药已通过石家庄市科委的鉴定，因此不属于假药，同时该药也并非百分之百有效。

　　而对山东人孟兆杰兄弟来讲一趟山西之旅可以说是一场恶梦，这场恶梦足以让他们回忆起来胆战心惊。孟兆杰兄弟和他们的两个叔叔到山西找工作，被人骗入榆次市的丰茂砖厂。在这里，他们没有通信自由，没有交谈自由，连上厕所都有打手监管，在皮鞭、木棒下被迫每天工作时间１５小时左右，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残酷毒打。对因承受不了超强度劳动、手脚慢些的民工，或不堪虐待提出离厂要求和逃跑被抓住的民工，他们还用树根、三角带、铁锹把等残酷殴打，有的腿甚至被打瘸。而工资发放随意性很大，不留手续且常常随意克扣。正是靠这种“集中营式的管理方法”，丰茂砖厂生产效益直线上升，几乎比其他同样规模的砖厂高出一倍。费了很大的劲，孟兆杰兄弟才逃了出来，把一份血泪斑斑的控告信递给了山西省委。

　　这分明是希特勒的集中营，我们很难想象当今的中国还有这等去处，也不知孟兆杰兄弟以后敢不敢来山西，但对河南新安县法院的干警来讲来山西不是敢不敢的问题，他们必须来，因为他们在执行任务，但一趟山西之行却使他们有来无回。河南省新安县峪里乡麻峪村村民宋法民等和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东寨村村民吴从礼兄弟因购买双丰号渡船发生经济纠纷。宋法民等人就向新安县法院提起诉讼，新安县法院执行庭庭长赵玉霄带领十几名法院干警强制执行此案，依法扣留在二吴兄弟手中的渡船。在执行过程中，吴从义组织同村村民数十人追打执法人员和船工，干警李杰和刘福勇被打落到寒冷的黄河中，吴从义等人又向水中投掷石块，致使李杰和刘福勇当场死亡。

　　这显然是暴力抗法，对无法无天的人来讲，还有什么事不能干！这一件件频频见于报端的事，很容易给人们一个对山西的印象，现实的山西是很穷，穷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但面对这一切，又不是一个“穷”字可以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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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山西自然条件曾非常优越，是我国北方农业和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山西“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吕梁”，中间的汾水谷地土沃田肥；晋西南地区的西、南两面临河，似乎是被黄河母亲揽在了臂弯里，受到了更多的眷顾。这一地区在远古时期就成为人类优良的栖息地，一辈辈古老的先民在此生活繁衍，创造了璀璨的文明。在芮城的西侯度村发现人类一百八十万年前用火烧烤食物的证据，是迄今所知中国人类用火最早的纪录。

　　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依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秦汉时晋西南一带的河东郡地狭人稠，经济已很发达。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三十三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山西的潞盐、煤铁、丝绸、造纸、制烟、棉织等许多生产都是比较发展的，池盐和铁不但充分满足了当地需要，长期以来还大量运往外地。长治、晋城曾是全国三大丝织专业区之一，与苏杭媲美。

　　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又有长足进步，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进入鼎盛时期，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一八五三年京城有帐局二百六十八家，其中二百一十家是山西商人开的。对蒙贸易最大的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

　　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越长城穿戈壁大沙漠到欧洲腹地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西伯利亚，东起大坂、神户，西到伊犁、喀什噶尔，甚至伊朗，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榆次常家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山西票号商人凭借雄厚的财力，星罗棋布的分支机构，以及素所恪守的信誉，几乎垄断了整个大清帝国的汇兑业和金融市场，在清政府的财政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山西票号一度发展到三十三家四百余处分号，在神户、东京、横滨、大坂、莫斯科、新加坡、加尔各答都开设分支机构。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山西籍的数不胜数，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据说“大盛魁”的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有人算过极盛时期，山西商人的一年的盈利约是而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近三分之一。以三分之一的财力供养十八分之一的地域，聚天下之财养一省之民，山西自然是“海内最富”！

　　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随处可见：甘肃的老西庙、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而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的有：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等等。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可见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

　　晋中历史上商贾云集，为后人留下了一座座风格独特的宅院。祁县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占地面积８７００平方米，共３１３间房屋，外观威严高大， 内部富丽堂皇。

　　面对现实贫穷落后的山西，我们无法想象她曾有过的富裕和辉煌，从书上只言片语的说明，从老人断断续续的故事中，从乔家大院王家大院那些精美的建筑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点点余韵。余秋雨先生曾写一片让山西人引用烂了的文章《抱愧山西》，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长期以来，不少人把山西看成是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这让许多的当代山西人为之自豪，似乎颇有点象阿Q说“祖上曾富过”，但如果我们知道山西实际的衰落是近不到一百年的事时，我们的心是否会变得沉重起来。回首历史曾有的辉煌，并不能给我们今天的贫穷的压力减少什么份量，更不能给我们今天的贫穷落后作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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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六年的夏天，“山西王” 阎锡山的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板垣征四郎到山西拜访他，板垣一不坐飞机二不坐汽车，而是徒步旅行，板垣从当时察哈尔省的蔚县进入山西的代县，对周围的地带作了详细的勘察，阎锡山当时没有在意。后来在日本人侵占山西“大同会战”的时候，板垣率兵从阎锡山认为日军人生地疏不敢冒险的雁门关抄了的他后路，他才后悔不已。阎锡山是个精明人，曾被胡宗南称为“九头鸟”，但最终也没有算过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人。

　　山西商人之所以能够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纵横全国富甲天下，除了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的吃苦精神外，山西人历来巧于经商、精于计算，这种风尚诱导了商业的发展。十九世纪的一位欧洲旅行家曾把山西人称为“中国的犹太人”，认为“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业和大企业精神，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金融机关——山西票号，掌握着全国，支配着金融市场，可以说计算和智能劳动是该省唯一输出的产品。”

　　山西商人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陕西人给山西人一个绰号“九毛九”，如果从正面理解这件事，实在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山西人的精明。现实山西的贫穷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但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产生的粗放的管理所造成的管理层对利益的钝化，从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却使我们心痛不已。

　　一九九九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报道，投资已超过十亿元的山西省太原化学工业集团公司的 TDI项目一九九三年底基本建成后，于一九九六年十月被迫停产，至今未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一九九八年七月太化公司给有关部门打报告，申请这个项目报废。这意味着十亿元资金将要流失。那么该项目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技术问题。此项目引进瑞典诺贝尔公司的技术的关键设备设备存在一些问题，而国内配套部分试车三年都未能达标。其次是设计安排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没有坚持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缺乏统筹指挥。第三是工程实施体制不顺，组织管理混乱。整个项目没有建立严格的技术责任制，也未进行总承包经济核算。

　　TDI是甲苯二异氰酸酯的简称，广泛用于汽车、造船、飞机、电子等领域。目前，国内 TDI产量很小，大部分依赖进口。是一个高科技高回报的好项目，但就是由于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导致了项目的失败。这样，十个亿就泡汤了，这不是几百几千，是十个亿！能养活多少人。太原市一年财政收入不到三十个亿，也就是说三分之一多的财政收入浪费掉了。

　　一九九五年五月，正在运城考察的一位领导连声称赞：“渗灌是个节水的好办法，值得推广。”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响应，并很快被反映到中央有关部门。运城地委、行署迅速作出了部署，要求当年完成渗灌节水任务一百万亩，到本世纪末发展渗灌面积六百万亩。所谓渗灌，是用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细孔的管子将池中的水引出渗入庄稼或果树根部的灌溉方法。当这一纯粹的农业灌溉技术被贴上特定标签后，它的本来面目在瞬间被扭曲了。于是，在迎接“两会”（全省和全国现场会）的口号驱使下，运城地区实施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全民总动员。

　　有关领导还特别提出了“沿路看得见，纵深一条线”的要求，以便于“两会”代表的参观车队经过时，能将星罗棋布的渗灌池尽收眼底。为了形成“沿路看得见”的效果，农民有个离公路太远的果园，他们嫌参观的人看不见不让在那里建。农民只有在公路边上建，建个池子要花好几百块。那些抢建的渗灌池，有相当一部分质量低劣，未经任何防渗处理，池底已长出很深的杂草。有些实在来不及建的，便干脆用干砖摞起来，涂上泥巴，外面抹上一层很薄的水泥。更令人吃惊的是，居然还有半弧形的“池子”——从公路上看过去是一个完整的池子，而另一半却是空的……

　　面对这个配套齐全的渗灌设施，一小时平均要四五十块钱，一个十亩地的果园，灌一次起码要十五个小时，水太贵农民根本用不起。黄河流域是我国的缺水地区，而黄河灌区的农业灌溉浪费极大，有的每亩每年灌溉用水竟达一千立方米，利用率不到百分之四十。渗灌这种技术一般比大水漫灌节水百分之三四十，对于缺水的黄河来说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某些人却为了所谓的政绩，把一件天大的好事变成了一件祸国殃民的闹剧。两三亿元的资金，也不算个小数，也许对我们的后人讲，他们绝对不会明白为什么花那么多钱把水池修半边。

　　诸如此类的事在我们的生活中绝不是一两件，阳泉钢铁厂曾是阳泉不错的企业，但也花两亿多元引进了一套设备，结果先进的设备并没有带来可观的效益。设备由于说不明的原因一直没有正常运转过，而工厂本身几近破产，工人们已很长时间拿不到工资，引进设备的许多部件竟被人们拆下来卖给废品收购站。有句顺口溜说“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阳钢的”，形容阳钢下岗工人，据说以前市面上扛一袋水泥上五楼的工钱是一元，但阳钢下岗工人由于生活峻迫三四毛就干。同样是两三亿元，能养活多少下岗工人。

　　对于这些我们绝不仅仅是骂几句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可以了事的，也许工程里面有许多的文章，但我们不能说没有更多厂长经理在为企业宵衣旰食，一方面是贪赃枉法的狗官为了区区蝇头之利舍国家大众的大义不顾，一方面是更多的没有经济头脑没有责任心的庸才的胡干蛮干，山西人的利益就自然消失在了全国一盘棋的“基地建设”中，消失在了说不明的政绩工程中。我们很少再听到有人在分析我们的利益盈亏，很少再听到代表为山西利益呐喊的声音，在市场经济尔虞我诈的今天，我们实在是一只嗷嗷待宰的愚蠢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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