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乐坛黄金十年
作者:Channel V 李卫
引子：民歌运动
六十年代的台湾乐坛由于版权法的不健全，很多唱片公司可以随意翻版国外的唱片，真正投资本土音乐的人在当时少之又少。60年代初，台湾当局全面禁止并管制台语歌谣，使得本土音乐发展归于停滞的边缘。年轻一代已日益习惯于聆听外来旋律，本土文化的印记已经渐渐在外来文化面前磨灭殆尽。60年代末期，台湾乐坛上涌现了一批具有划时代影响的词曲创作者，最为著名的当属庄奴与左宏元。他们对于本土原创作品的关注与努力，在当时倍受音乐界的瞩目。本土创作上的起步，带动了一批歌手的发展，姚苏蓉、邓丽君、凤飞飞、甄妮、崔苔菁都是当年风光一时的歌手。此外像当时集创作演唱于一身的刘家昌更是备受歌迷们的喜爱。《云河》、《月满西楼》、《爱的路上千万里》均是当时深植人心的佳作。
虽然本土创作有了起色，但国语歌在形式上依旧无所突破。灯红酒绿、浪子心声、酒廊怨妇仍然是当时创作的主题。所以在无奈之余，70年代初乐坛上依旧流行翻唱西洋歌曲风，像黄露仪（黄莺莺）、苏芮均是当年翻唱中的佼佼者。1976年的冬天，归台的青年画家李双泽在一次演唱会上，向观众席上投掷可口可乐，并激愤地喊出“唱自己的歌”。很多的人以此作为台湾民歌运动的开端。同年，一个叫杨弦的年轻人以其对音乐的独特见解，在国语乐坛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的作品在词方面，大量采用了当年颇受欢迎的现代诗人余光中的诗作。为了能更突出作品的现代感，杨弦借鉴了大量的西洋乐器在作品中，并在音乐上打破了以往国语作品陈旧的刻板主题，使得作品更加简单平实、朗朗上口，融汇出一种全新的台湾国语民谣形式。这些作品当时通过在各大民歌餐厅演唱，深受歌迷们的喜爱。1976年，杨弦、胡德夫、李双泽三人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新作发布会。会上所推出的几首新作均被收录于杨弦的首张专缉《中国现代民歌集》中，这张专缉也正式标志着台湾民歌运动的开端。由于当年台湾当局所实行的“戒严令”，任何新鲜事物必然会受到来自保守势力的束缚与责难。专缉推出后，虽然受到了歌迷们的肯定，但同时也受到了许多音乐保守人士的指责，在社会上引起了空前的争论风潮。当时各大报刊乃至学校纷纷举办各项活动，来讨论这种被杨弦标榜为“中国现代民歌”的音乐风潮。甚至有人指出：“这种歌既不中国也不现代，更不是民歌。”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对原有音乐的创新。对于这场七十年代中期的音乐风潮而言，杨弦是一个开始，在他的影响下有更多的对音乐抱有责任感的青年，纷纷投身于民歌的创作中，涌现出了侯德健、罗大佑、叶佳修等一大批极为出色的音乐人。
真正使得民歌在社会大众中蔚然成风的，恐怕还要归功于1977年 — 1980年所举办的四届金韵奖民歌大赛。1977年新格唱片举办的第一届金韵奖青年歌谣大赛在台北诞生，从而使得更多的年轻人得以参与到流行音乐的改造中，加之新格公司所推出的的一系列金韵奖合缉，迅速扩大了民歌运动的波及面。愈演愈烈的民歌创作风，在当时的校园中尤为突出：“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抱着吉它轻声弹唱”，成为七十年代末台湾校园中的一个缩影。《再别康桥》、《雨中即景》、《阿美、阿美》、《兰花草》、《南屏晚钟》等歌曲，都曾在校园中风靡一时。
新格是民歌运动中最为著名的唱片公司。七十年代初，当一般唱片业者并未意识到民歌已日渐成为一种音乐发展方向时，新格是首家通过商业方式包装、发行、宣传民歌的唱片公司。齐豫1978年参加金韵奖大赛，立即被新格招至旗下。1979年推出的首张专缉《橄榄树》，在当时，齐豫得天独厚的嗓音，独特的诠释方式，均表现出与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专缉的制作人李泰祥亦是流行乐坛上的“独树一帜”，他与齐豫的合作，在民歌时代创造出一派全新的唯美艺术派曲风发展方向。1980年，李建复在新格旗下所推出的专缉《龙的传人》，把新格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顶峰。1979年底，由于中美建交，加之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得台湾政府急切地想寻找一种方式来安抚社会上一片紧张的气氛。1979年底，当时著名的词曲作者侯德建创作出了歌曲《龙的传人》，当他在演唱会上首次发表这首作品时，就受到了乐迷和官方极大的重视。所以，歌曲自“降生”那一刻起就被镀造了一个政治的光环，从而形成了由官方一手操办的流行风潮。一时之间，各大传媒争相播放，甚至“中影”都拿它作电影主题曲。但不久后，随着歌曲作者侯德建的“叛逃”，作品旋即被通牒为禁歌。除了上面提到的齐豫、李建复的作品外，包美圣、杨耀东、王海玲、王梦麟、施孝荣、郑怡、马宜中、王新莲、木吉他合唱团等歌手，均在民歌运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海山唱片在民歌运动中的作用虽然远不如新格强大，但它在那个时代中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海山派最为重要的人物就是由他们一手捧红的女歌手蔡琴。早在专缉《出塞曲》推出前，她的作品《恰似你的温柔》就早已在乐坛上深植人心。《出塞曲》中，一曲由刘家昌创作的《庭院深深》，更是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充分确立了她在流行乐坛上的重要地位。海山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在民歌时代极为著名的创作型歌手叶佳修，由他词、曲、主唱的首张专缉《叶佳修》，在民歌时代首开了流行乐坛全能派歌手的先河。作品中，他以往所标榜的“乡村风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赤足走在田埂上》、《思念总在分手后》、《乡间的小路》等作品均在歌迷中广为传唱。此外，海山所推出的合缉《民谣风》也在当时具有强烈的影响力。
当时，除了上述的新格与海山外，以歌林为代表的一批小型公司也纷纷致力于民歌歌手的发掘。歌林捧红的凤飞飞，芮河推出的陈淑桦，宝丽金的刘文正、统一的黄仲昆、王振敬股份公司的费玉清，以及陈芬兰等都在民歌时代有着极大的影响。
七十年代，台湾的台语乐坛出现了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歌手 — 陈达。他致力于台湾传统歌谣的发掘，突出作品的乡土气息，并把现代民歌的机制引入到台语作品中。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由他创作的一曲《思想起》。但这种风气无疑与乐坛的流行趋势相去甚远，因而并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陈达在七十年代曾两次去台北，第一次树立了他文化标本的地位，第二次却被当作浪人关进了游民收容所。
第一章：1981年的崛起
1981年，伦敦《欧洲金融杂志》报道：八年来，台湾省在全世界八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中，经济成就名列第一。经济的腾飞，加之乐坛在短短数年间极度地膨胀，加大了台湾国语乐坛竞争机制和商业运作的发展。
现代民歌经历了七年的发展后，在日趋成熟的同时，也不难发觉它所面临的困境。单一的音乐路线，无疑在此时为民歌敲响了警钟。对于新一代的民歌继承者而言，他们更希望通过自身的尝试来扭转这一现状。在这一行列中最为令人难忘的就是由李寿全、苏来、靳铁章、许乃胜、蔡琴、李建复所组建的“天水乐集”工作室，“天水乐集”在台湾乐坛上首开了音乐工作室的先河。尽管事实上“天水乐集”仅推出了两张作品（李建复《柴拉回汗》；李建复、蔡琴《一千个春天》）即宣布解散。但这两张作品却可堪称是民歌时代末期力挽狂澜的经典之作。
1981年，齐豫在沉寂一年多后转投到了拍谱唱片旗下，推出了个人的第二张专缉《你是我所有的回忆》。齐豫在声音的处理上，更趋于成熟与细腻，被当时乐坛一致评价为台湾的“JohnBeaz”。金韵奖合唱中以一曲《归人沙城》而走红的施孝荣，81年推出了首张专缉《施孝荣》。专缉中一曲《拜访春天》，首次进行了山地音乐节奏的尝试，而专缉中另一首作品《中华之爱》在当年更是好评如潮，年底一举夺得了金鼎奖最佳作词、作曲及演唱三项大奖。81年，杨芳仪、徐晓菁共同推出的《听泉》专缉，则在民歌的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这种二重唱的表现形式在当时的乐坛相对少见，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并直接影响着八十年代的“百合二重唱”、“南方二重唱”等女生重唱组合的发展。
进入八十年代，面对时代飞速前行的脚步，民歌的发展已远离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与此同时，段钟潭与段钟沂以原滚石杂志为基础，开办了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代表新生代唱片业者的滚石以一系列极具现代流行意识的专缉作品，预示着一个即将来临的新音乐时代。民歌时代极具影响力的歌手张艾嘉在转投滚石旗下后，由当时初出茅庐的罗大佑担任制作人，推出了《童年》专缉。虽然专缉中大部分作品依旧沿袭了民歌的曲式，但像《大家一起来》、《小天使》、《春望》等作品均以极富现代韵味的编曲、录音手法，给人以完全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外滚石推出的陶大伟、孙越《朋友歌》专缉，虽然从表现上看是一张“玩票”形式的作品，但在音乐中他们却大胆吸取了The beatles的曲风，并唱出了“洋烟不比长寿，清茶胜过酒”（注：“长寿”为台湾生产的一种香烟）这一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话题。这些作品无疑与民歌憧憬式的表达有着明显的区别，为国语音乐的发展拓宽了视野。
1981年，台语音乐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震动。四月十一日，台语乐坛极富色彩的歌手陈达因车祸不治身亡。一个拯救文化流失的“陈达时代”就此宣告结束。但陈达却无可否认地影响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台语音乐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与此同时，作为新人的沈为程以首张台语专缉《心事谁人知》，在乐坛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作品在乐坛上首开了台语歌多语化多元化尝试的先河，开启了台语音乐商业化的先声。自沈文程后陆续有洪荣宏、陈明章、江蕙投身于台语音乐的发展中，从而确立了台语音乐在台湾音乐市场上应有的地位。
第二章：1982年 — 黑色侵袭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社会的阴暗面也开始暴露于人们的眼前。粉饰太平的作品已无法再引起新生代歌迷的共鸣，大部分青年重新开始沉迷于西洋摇滚乃至古典音乐之中。西洋音乐自60年代后，再度成为了乐迷们的宠儿。恐怕在那个时代没有谁比罗大佑更令我们怀念的了。罗大佑毕业于台湾“中华医学院”，早在学生阶段就显示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但他的首张专缉《之乎者也》却是在连接遭唱片公司拒绝后才得以在82年面世。专缉摆脱了以往民歌作品风花雪月的刻板语言，以现实社会中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为题材，开创了批判写实作品的先河。在音乐上，他大量运用了西洋摇滚的表现形式，从而引发了国语乐坛最具意义的音乐革命。为了寻求音乐的整体感觉，他甚至能为一个音色的处理，而远赴日本完成。同时，罗大佑在专缉中对民歌的现状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乎，所谓民歌者，不过如此也……”。专缉的推出，扭转了许多人对于国语音乐的既定印象，并立刻引起了乐坛空前的关注。
民歌时代著名的词曲作者邱晨，早在81年就曾提出“唱国语歌的合唱团，将带动今后中国流行歌，走向更精致的层面”，并在当时组建了台湾乐坛上首支乐队——“丘丘合唱团”。邱晨试图以自己的作词、作曲，搭配乐队其他成员的演奏、演唱加以表现，使合唱团成为一个完整的音乐创作单元。“丘丘合唱团”西洋电声乐器的演奏，突破了以往民歌轻柔的风格，是介于民歌与摇滚两大风潮之间的过渡型音乐。1982年，乐队推出了首张专辑《就在今夜》。乐曲强劲的节奏，加之女主唱娃娃动感的表现，均给乐迷们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丘丘合唱团”在接下来推出《陌生的人》、《摇摇摇》后，1984年因乐队其他人入伍而宣告解散。在“丘丘合唱团”的带动下，先后涌现出了“BOSS”、“印象”等乐队团体。这其中“印象”乐队所推出的《摆开烦恼》、《路》、《空中火焰》三张专辑，均代表了当时乐队热潮中的经典之作。而这些乐团中也先后涌现出了徐德昌、王豫民、纽大可、翁孝良等一大批音乐人。除以上这些团体外，木吉它合唱团也是当年被注目的一支民谣组合。木吉它合唱团成立于民歌热潮中，乐团由陈永裕、李宗盛、江学明、陈秀男、郑文魁等人组成。1980年，他们在《金韵奖纪念专辑》中以一曲《散场电影》而广受好评，但直到82年的1月，他们才真正推出了首张专辑《木吉它重唱专辑》，作品中清纯、质朴的曲风，代表了校园民歌的最高水准，在当时无疑成为为数不多的受欢迎的民谣作品之一，但就在专辑推出后不久，他们便因入伍服役而宣告散伙。
在台湾歌者虽然众多，但一听就能辨认的声音并不多，潘越月就是其中之一。1982年，她凭借《天天天蓝》专辑，迅速成为乐坛上倍受瞩目的一员。其实，早在1981年，她的首张专辑《再见离别》就有着相当不错的成绩，而《天天天蓝》专辑更是创造了十几万张的惊人销量。作品中的古典韵味，加之她清亮、宽广的嗓音，充分表现出当时那种琼瑶、三毛式的浪漫情怀，并一举获得了当年金马奖最佳制作（李寿全）、最佳演唱（潘越云）、最佳编曲（陈志远）三项大奖，被誉为民歌后期的隽永之作。
第三章：1983年 — 黑色狂潮
1983年11月20日，52%的台湾人用影片《浩劫后》来恐吓自己。其实号称人类最理性的错误又岂只是原子弹而已？与此同时，台湾乐坛也经历了自己的一次黑色狂潮。
1983年6月，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在台播出，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台湾女性由此开始审视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此时，有着15年歌龄的苏芮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搭错车》。专辑中，苏芮打破了以往女歌手苍白软弱、无病呻吟的既定形象，一身黑衣，将西洋音乐中的演唱激情充分地融入到国语作品中，那种源自肺腑的呐喊所创造出的震撼力，不仅在女歌手中绝无仅有，在当时整个流行音乐界中亦属先驱。
罗大佑是导演这场“黑色风暴”的另一位主要人物。其实早在他的首张专辑《之乎者也》中，他就已把这种音乐发展方向遇见性地呈现给了乐坛，只是这种势头在83年来得更为迅猛而已。在筹划《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的时候，由于上一张的成功，使得歌迷对《未来的主人翁》抱有了极大的期望。而这张堪称罗大佑音乐里程中最为精致的一张作品，也正是在这种种期待与压力下“出炉”的。罗大佑通过对特定物象的描写，刻画出一幕幕经过敏锐观察剖析后的台湾社会现状。作品在内容上较之以往来得更为犀利与尖锐。
综观83年乐坛上民歌阵营中成功的歌手，强烈的个性化声音成为成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崛起于民歌时代的郑怡，虽然那首《月琴》早已深受人们的喜爱，但直到83年推出《小雨来得正是时候》，她那纯净而又略带民谣味的声音才真正传遍了大街小巷，在这张作品中网罗了活跃于现今乐坛，而当年才崭露头角的多位创作者，如李宗盛、小虫、郑华娟等，尤其是小虫创作的《小雨来得正是时候》将郑怡声音清亮剔透的特色展露无遗。沉寂多年的邓丽君也凭借着《淡淡幽情》专辑，赢得了不少乐迷们的喝彩。专辑题材以中国古典诗词为主，由刘家昌、梁弘志、谭建常、黄霑、陈扬等人配以音乐。邓丽君那细细柔柔的嗓音，用来詮释这样中国风味的小品式歌曲，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第四章：1984年 — 动荡后的蜕变
1983年，罗大佑和苏芮领导的“黑色狂潮”把整个乐坛“闹”得沸沸扬扬。1984年，他们的转变也着实令人们吃惊不小。由于罗大佑前两张作品中饱含的极其浓厚的社会责任感，早已被歌迷们定位为批判歌手。因此，当84年的《家》专辑一面世，立刻引起了歌迷们的一片哗然，人们争论最多的就是他风格的“温馨化”。在专辑推出后不久，罗大佑离开了这个被他称之为“家”的地方 — 台湾。而当他再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已经是四年之后了。因此《家》专辑可以算是罗大佑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宣告着前期的黑色狂潮告一段落。黑色时代另一位重要人物苏芮在84年推出了第二张国语专辑《蓦然回首》，由于上一张作品的成功，使得苏芮已然成为乐坛共同的期待，期望她能为国语流行歌曲打开新的局面。作品大胆地抛弃了以往成功的框架，尝试着以不同的曲式及不同的音域来展现苏芮更多样的面貌。《蓦然回首》专辑完善了苏芮的多元化音乐主题，与罗大佑的《家》专辑相比，苏芮的转型获得了歌迷们更多的掌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残留在人们心中的女性温柔的既定印象。
早在60年代及80年代，台湾年轻人已深受西洋音乐的影响，但真正在国语歌曲中加入摇滚曲风，面对广大以旋律化作品为主的听众群，歌手们却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80年代初，罗大佑、苏芮都曾潜移默化地在作品中融入摇滚曲风，但“摇滚”对歌迷而言却依然是个陌生的字眼。1984年乐坛新人薛岳推出了他的首张专辑《摇滚舞台》。作品在乐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这场波动所带来的市场承受力却是极为有限的。在当时，一般人对于“摇滚”两字的陌生及却步远比好奇来得大。
虽然民歌运动已渐渐进入到了发展的末途，但我们依旧无法否认诸多民谣歌手的努力。他们正努力地以自己的执着来维系民歌的衣钵。这其中最令人称道的作品莫过于蔡琴的专辑《此情可待》。在这张作品中，身为飞碟唱片老板的吴楚楚亲自为其写歌，并担任唱片制作人。《最后一夜》、《读你》、《麻油菜籽》等作品，充分展现了蔡琴那低沉而忧雅的声音特质。专辑在音乐上并没有单纯地承袭民歌曲风，而是适量地融入了流行曲式。这一微妙的变化，无疑成功地缔造了蔡琴自《出塞曲》后事业的另一个巅峰。与蔡琴一样，在作品中讲求艺术气息的齐豫，在沉寂了两年后转投到了滚石旗下，而此时原来与他合作的著名制作人李泰祥亦在此时成立了“泰祥音乐工作室”。1984年，他们再度联手，推出了齐豫的第四张专辑《有一个人》。与《此情可待》相比，齐豫的这张作品更富有艺术色彩。
此外，1984年排行榜机制首度步入了台湾音乐界。这无疑为竞争中的国语音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第五章：1985年 — 明天会更好？！
1985年随着台湾当局深入打击“竹联帮”等黑社会组织的“一清专案”的开始而揭开了序幕。同年四月，联合国宣布：现今全世界寸有五万枚核弹头。本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当属这种能把自己家园毁灭几十次的“自杀式武器”，面对这一切的一切，凡人又该做些什么呢？
自1949年5月起，台湾当局颁布“戒严令”中对于文化的种种限制，就长期无情地扼杀着流行音乐中的自由创作之风，无形中铸就了早期国语歌曲在形式上的刻板表现。1985年10月25日，适值“台湾光复4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时刻，李寿全、罗大佑、张艾嘉自发组织，汇集了台湾、香港、新、马等地区的六十余位流行歌手，共同演唱了一首呼唤民众的公益性作品《明天会更好》。这其中包括齐豫、李宗盛、苏芮、黄莺莺、童安格、周华健、费玉清、潘越云、蔡琴、文章、巫启贤、蓝心眉、甄妮、娃娃、郑怡、杨林、齐秦、张清芳、王芷蕾、李碧华、林慧萍、江蕙、陈淑桦等当时著名的歌手。作品推出后在华人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就在作品所宣扬的和平与关爱在社会大众中渐入人心时，这次义举却最终变成了被政客们所利用的宣传手段。年终，在台湾“大选”中，国民党公然地利用歌曲，打出了“要一个更好的明天”的旗号，不知情的人们，自然为歌曲贴上了政治歌曲的标签，虽然“明天会更好”是一次集体自发组织的义举，但最终所有“被政治利诱”的指责均落在了远在美国的曲作者罗大佑的头上。就这样，一场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感人的一幕，不得不在欺骗与被欺骗的种种困惑中草草收场。
虽然从“明天会更好”事件以及当时台湾乐坛的送审制度中，人们不难发现当时国语乐坛的恶劣环境，但依旧有一批极富创造力的年轻人执着于此。当时的“红蚂蚁合唱团”这个名字绝对不能令后世淡忘。虽然早在1982年，台湾乐坛上就出现了“丘丘合唱团”，但那仅是由邱晨一手包办的乐队，台湾音乐史上首支集体创作的乐队当属“红蚂蚁”。乐队由沈兴远、罗宏武、黎旭瀛、魏茂煌、钟兴民五人于83年在高雄地区组建。乐队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欧美的布鲁斯曲风，带有浓重的学院气息。1985年2月和10月，他们在喜玛拉雅唱片旗下分别推出了《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作品。《爱情酿的酒》、《最后的约定》均成为了他们极具代表性的曲目，而《躑躅》、《奔走》、《终曲》三首作品的编曲甚至连当时许多流行音乐界的行家也均对其赞不绝口。虽然“红蚂蚁”试图以他们的创新精神来改变国语音乐的表现形式，但由于与主流市场的差距，而且当时整个乐坛的“生态环境”并不适宜这样“超前”的乐团生存，乐队不得不在86年3月，在高雄以一场“最后的约定”演唱会为自己划上了句号。
1985年，齐秦以“狼”的姿态出现在乐坛，印发了国语乐坛最为巨大的一次音乐革命。其实早在四年前，他的首张专辑《再见溜溜的她》即给乐迷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年少的判逆，桀骜不训的个性，对于当时许多希望有独立见解，又得不到他人承认的“新人类”而言，所缺少的正是像齐秦这样离经叛道的英雄。
85年，薛岳推出了第二张专辑《天阶》。作品在表达方面凭添了些许修饰，也因此在进入大众耳朵那一刻顺滑了许多。专辑中，薛岳首次担任自己专辑的制作人，因此作品表现出浓郁的个人情感色彩。《机场》、《失去联络》、《天阶》等均是他早期十分经典的代表曲目。
正当“红蚂蚁”、薛岳、齐秦一群人将摇滚在国语乐坛上以各自不同的形式搞得沸沸扬扬之时，罗大佑这位“叛逆先人”却于3月9日匆匆离开了台湾这片土地。好在远行前，他依旧留给了乐迷们一丝安慰，推出了一张现场专辑《青春舞曲》。该专辑是台湾乐坛上首张现场录音作品，收录了他1983年和1984年岁末演唱会上表演的11首歌曲。其实早在《家》专辑推出前，罗大佑即有推出现场专辑的计划，而且是推出双专辑。但直到临行前，这些计划依旧被一拖再拖，终于只有这张《青春舞曲》呈现在人们眼前。
李寿全与李泰祥无疑是民歌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制作人，但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出版个人专辑却还是破天荒第一回。1985年，李寿全的专辑《未来的未来》，是以电影《超级市民》原声带的名义推出的。整张专辑仅有两首歌和两首音乐，此举无论对李寿全还是当时的国语乐坛均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李寿全将这部由万仁执导的影片所引出的概念，在音乐中充分加以发挥，真实地传达出都市生活中的种种困惑。而对于李泰祥而言，其实早在齐豫的专辑中即有与其合唱的经验。1985年，在苦苦筹划一年之后，李泰祥推出了生平唯一一张演唱专辑《错误》。《错误》、《黑店》、《牧羊女》、《边界酒店》、《雨丝》等作品在保持了他一贯的古典韵味和弦乐表现外，更加突出了作品的人文气息，融会出一种与主流形式截然不同的艺术情怀。
1985年，三毛、齐豫、潘越云合作推出了三毛个人传记式专辑《回声》。整张作品词的部分由三毛一人包办，从不愉快的童年、羞涩的初恋、深挚的真情、绝望的悲痛到心境的释放。如此大的时空跨度，如此多的不同心境，均使得演唱者在诠释起来更为困难。但齐豫与潘越云凭借着各自对音乐的悟性，使得不同时空的心境均得以在音乐中精确呈现。而同时，专辑充分具备了“概念性专辑”的表现形式，是流行与艺术完善结合的一个完美产物。
除此以外，在85年的乐坛上，张清芳《激情过后》、潘越云《世间女子》、文章《古月照今尘》、姜育恒《但愿长醉》、童安格《想你》、张艾嘉《忙与盲》、苏芮《跟着感觉走》、王芷蕾《台北的天空》等专辑作品也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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