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余光中《乡愁》
许多人都有自己的乡愁，我的乡愁则是上海的小弄堂。
我出生在上海，家住在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口的小弄堂里，弄堂口的旁边是霍元甲武馆（后来才知道），
我父母在上海唐拾义药厂上班，那年代，上海很多家庭的父母都是双职工，而父母对儿女的管教一般都采取“放羊”的战术，于是小弄堂成为了孩子们活动的场所，游戏的天地。
在弄堂里，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一起玩耍，男孩子最常见的游戏玩扯铃、斗鸡、打弹子、弹皮弓、滚铁圈、斗蟋蟀、刮香烟牌子、跳山羊、放风筝……，这些道具简单，规则简单的游戏，往往使我乐此不疲。
每天早晨，热闹的小弄堂里炊烟袅袅，飘香着大饼、油条、粢饭、豆浆，大馄饨、小馄饨、葱油饼、春卷、生煎包、小笼包、汤团…的香味，花几分钱就可以吃个饱（当时的大饼、油条是2分钱……），诱人的早餐，至今让人回味无穷，在上海的小弄堂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10岁那年，也就是1960年，我家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为了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上海市政府应广西的请求，决定16家工厂搬迁到广西，我父母工作的唐拾义药厂也在搬迁之例，我家兄弟姐妹共6人，我排行老三，大哥当年要高考，不能来，留在上海，由亲戚照顾，其余5人跟随父母搬迁到桂林。
听说我要随父母去广西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我小学的班主任毛老师亲自组织全班同学为我表演了一场文艺节目，看着班上同学的表演，我感动得哭了起来。
1960年5月2号，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我家坐上了南去的火车，大哥和亲戚来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随着一声火车长鸣,列车徐徐开动，站台上传来了呼喊声、道别声、嘱托声...，而车厢内的人则流泪不止,火车开了很长时间，车厢内仍然还有人在哭，其实，大人们都知道，这一去也许一辈子也不能返还。我当时还小，懵懵懂懂，不懂得感伤，也没有眼泪，一路上看着车窗外面一晃而过的风光……，火车开到江西，四岁的小妹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吵闹着要回家，母亲怎样哄都没用，跟着其它的小孩也哭了，这时我看见同坐火车的阿姨们也在偷偷地抹起眼泪……。
经过两天两夜的火车，我们终于来到了桂林的新家，新厂职工宿舍座落在偏僻而又荒凉的龙船坪荒地上，荒地大多是坟地，满目萧条，
从最繁华的大都市来到当时经济落后的桂林，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我父亲在上海工资很高，每月160元，到了桂林后骤减至90几元，当时国家正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而我们根本不知情（1960年上半年上海粮食、副食品供应还很丰富）,到了桂林就感觉不同了，饥饿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没来多久，真正尝到了挨饿的滋味，
记得刚来桂林时，在食堂吃饭，早上吃的是糠粑粑，吃后拉不出大便，非常痛苦，中、晚餐是二两米一罐，半干半稀的“瓦罐双蒸饭”，一碟蔬菜，沒油没肉，吃下去没多久就饿了。整天就想着吃东西。
为什么全市只有我厂有糠粑粑吃呢？后来听支桂职工后代潘纯正说：“我进厂后才知道，原来我厂生产的乳酸钙要用米糠（细糠）发酵，要上级审批，当时一个办事员多写了一个0字，这才让我们在大饥荒年代稍微好了一点”，在这里，真的要好好感谢那位办事员了。
药厂靠着江边，那时的我很贪玩，天天泡在漓江里游泳，捉鱼摸螺蛳，螺蛳在漓江里最为常见，多得摸都摸不完，
奇怪得很，那时的桂林人不喜欢吃螺蛳，甚至很鄙视吃螺蛳的人，再饿也不会下河去摸螺蛳，可是对于爱吃螺蛳的上海人来说却不管那么多了，于是不少大人小孩到漓江去摸螺蛳，漓江水又清，在水面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螺蛳在水草中觅食，潜入水中一摸就是一把，开始觉得好玩，后来越摸越多，每天都可以摸到半铁桶，那时一个月都吃不到一点肉，有螺蛳吃也很不错，加上我父亲也会煮，放些香料一焖，虽然没有油，也吃得津津有味。
还有钓蚂拐（青蛙）,说起钓蚂拐，那是我的最爱,在竹杆上捆根线,线头上拴个小蚂拐腿做诱饵,沿着河边塘边草丛走，不停地将小蚂拐甩在水边草地里上下扯动，那蚂拐见有抖动，就一口咬住小蚂拐腿不放，于是将它扯过来，装在自做的网兜里，每次我都可以钓到十几二十只蚂拐，勉强够全家吃一歺，
那时的食物不仅少，更缺少蛋白质，许多迁厂来的职工，家属患有严重的营养缺乏症（浮肿病），我家因为吃了这些不起眼的螺蛳、蚂拐，无意中补充了一些营养品（蛋白质）,在困难时期，家里沒有一个人得浮肿病。
为了度过灾荒，不久厂里号召职工开荒种地，生产自救，我印像最深的是，跟着父亲开荒种地，我家对面有个小池塘，塘边杂草丛生，长满了“牛筋草”等根系发达的野草。父亲找到一块约摸5平方米大小的坡地，先把很长的草锄掉后，开始挖了起来，由于长时间没下雨，地面土质坚硬，加上地下草根缠来缠去，要花很大气力才能挖起一小点土来，很快手上就起了小血泡，挖着挖着，渐渐挖不动了，父亲见我力气小，挖不了什么，就叫我用锄头打碎布满了草根的土块。夏天的太阳又毒又辣，加上肚子饿，又饥又渴，全身酸软，一点力气都提不上来，只是不停地喝水，好不容易熬到把这块地挖完。
后来的几天，我们陆续又开垦了几小块荒地，情况都差不多。由于开荒的人多，房前屋后的空地很快被大家抢着开垦完了。
开垦了荒地，种上了红薯、玉米、南瓜等一些早熟的农作物，每天傍晚等父亲下班后，我和姐姐跟着去莱地浇水、松土、施农家肥，挨到秋天，终于吃上了自家种的杂粮、瓜莱。
困难时期，我也挖过野菜，有一种叫荠菜的野菜，除了上海人外，外地人是不吃的（现在荠菜大馄饨、荠菜饺子是上海湾仔码头的品牌，），于是我便提着篮子，拿个铲子，去农村菜地田梗上挖荠菜，农民们见了不解地问：挖这些干什么呀，我不好意思说是自己吃的，扯个谎，说是拿来喂兔子的。
困难时期，我家还养了不少的鸡、鸭和兔子，每当我大哥放暑假回来探亲时（这时大哥己考上了南京炮兵工程学院），杀鸡杀鸭，全家一起开开心心地吃上一些荤菜。
就这样，艰难地熬过了三年的困难时期，期间，我家开荒种地、养鸡养鸭虽然不能做到丰衣足食，但是在肚子吃不饱的情况下，还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唐拾义药厂从上海搬迁到桂林后与当地的药厂合併，更名为桂林制药厂，由于迁厂，带来了大量的机器设备、有经验的技术工人以及科技人才，桂林制药厂一跃成为广西最大的综合化学制药企业，从此广西有了合成和研发西药的能力，填补了广西工业上的空白。
新成立的桂林制药厂一直是桂林市的上缴利润大户，迁厂的当年桂林制药厂产值、利润是桂林厂家中最高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药厂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2004年通过改制更名为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如今已壮大成为国内专门从事化学药物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大型综合性医药企业，产品有片剂、胶囊剂、注射剂、原料药等四大种类200多个品种。
自从2014年起，一直是中国西成药出口的10强企业、2015年（第3名）、2017年（第2名），这也是整个广西唯一一家入选榜单的医药企业。桂林南药发展到今天，从另一个侧面见正了父辈们逝去的青春，他们曾为振兴桂林的医药工业奉献过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
大家都知道，屠呦呦因青蒿素获诺贝尔奖，名动天下，其实，真正助其成功的是桂林南药青蒿琥酯在全世界的应用，对于屠呦呦我一点也不佩服，正是她们这些人，把举全国之力研究出来的，作为一个秘密的军事科研任务“523”成果青蒿素白送给外国人，1977和1979年就迫不及待地在《科学通报》与《化学学报》英文版上发表，由于公布了青蒿素和衍生物的化学结构，同年青蒿素的新分子及其报被美国权威的《化学文摘》收录，被国外抢注了专利。
这也和我国两起重大的泄密事件一样：（1981年9月20日，我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的发射了三颗卫星。在卫星发射后的第三天，某工程师写的几篇论文，全面详细地介绍了三颗卫星的运行轨道、运行无线电遥控频率等技术，暴露了绝对秘密的空间技术细节。其二，杂交水稻技术是我国1979－1985年间的1089项发明奖中唯一的特等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后在杂志上发表了50余篇有关这项成果的论文，造成该项技术成果泄密，同时，使我国也失去了申请专利的条件致使秘密公开化，等于拱手将秘密送给了需要的谍报组织）。
就这样，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名利，加上组织决策失误，把我们国家的国宝青蒿素无私地奉献给了洋人！从此中国沦落成为青蒿素的廉价原料基地，诺华等国际巨头与我国生产青蒿素产品的药厂进行合作，低价购买这些药厂的半成品或成品进行“加工”，换成他们的包装后，成为他们企业的品牌“产品”，以高于数倍或十几倍的价格在世界各地出售。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一顶着“诺贝尔奖”光环的神药都为他人作了嫁衣。非洲当地人甚至并不知道这一救命神药是源自中国制造。在他们看来，能够治愈他们的这种神药，应该是来自英美或者是印度，而不是来自的中国。
也就在1977年这一年，桂林制药厂工程师刘旭(一同来桂支边的工程师)研发成功青蒿琥酯，并取得专利，青蒿琥酯优于青蒿素5倍，而且真正能解决青蒿素水溶性问题，成为治疗重症疟疾的一线用药，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神药却一直藏在桂林秀丽的青山绿水之中，所谓养在深闺人不识。
终于，于2005年通过WHO预认证，掌握了青蒿类药物自主知识产权的桂林南药彻底打破了诺华等国际巨头对青蒿素的专利垄断，2006年注射用青蒿琥酯被世界卫生组织《抗疟疾用药指南》列为抢救重症疟疾和治疗疟疾的第一选择。2010年，世界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向各国建议采用注射用青蒿琥酯取代奎宁治疗重症疟疾，2015年，注射用青蒿琥酯登上法国知名独立药学杂志《处方》的“荣誉榜”，成为第一个进入该榜的中国原创药。
2010年以后，被称为“疟疾克星”的青蒿琥酯横空出世，在全球的抗疟舞台上大展身手，尤其是抢救重症疟疾生命的注射用青蒿琥酯。纵横驰骋全球的抗疟药物市场，并挽救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是国际抗疟领域的力荐产品，
如今，注射用青蒿琥酯已成为WHO推荐的重症疟疾治疗首选用药(美国治疗重症疟疾的一线用药)，在全球包括美国在内的58个国家和地区注册销售，在全球重症疟疾市场占有率90%以上，截至2019年，注射用青蒿琥酯销售已经突破1.4亿支，成功挽救了非洲2400万重症疟疾患者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5岁以下非洲儿童。。
历经28载，终于将一个来自中国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成功推向国际市场，成为青蒿素类抗疟药的全球领导品牌。结束了中国长期处于青蒿素产业链最底层的辛酸史，
在这里，请不要忘记一个曾经为青蒿素的辉煌倾注了毕生，却对自已功名利禄淡泊的支边工程师(科学家)刘旭，这是广西人的骄傲，也是我们支边父辈们的骄傲。
60年的烟云，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支边的父辈们来说,却是一段极不平凡的历程，他们舍弃了上海的优越生活，把一生完全奉献给了桂林，把心血都花费在了振兴桂林医药工业上。如今绝大多数父辈们已辞世，长眠在桂林这块热土上(包括我所敬佩的工程师刘旭)，最为遗憾的是，我父母至死也没回去过日思夜想的上海，他们为了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献出了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
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们这些支边工人的子女从上海来到了桂林，一去就是60年，但却因政策原因，一直不能回上海落户，我们毕竟是响应上海市政府的号召去了广西，是去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呀？这样无情的政策真的让人寒心。
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建国后七十年的时间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经济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短时期内很难消除，而消除这种差异的方式之一，就是人才的流动和奉献精神。可是，支边人员以及家属，在晚年的时候，得到的不是应有的关心和照顾，而是苛刻和冷漠，那么，今后，还有谁愿意去做这种傻事呢？
上海我虽然也回过几次，但老房子拆了，小弄堂没有了，老家在哪里？故乡在那里？小弄堂已成了我永远回不去的梦，成为我梦中思念的乐园。
面对着自己生养之地的上海，却只能洒一把辛酸泪而已。
梦中的故乡
虽然相隔那么久，
难阻我对故乡的思念。
小弄堂的童真游戏，
是我难以忘怀的旧时光。
虽然相隔那么远，
难阻我对故乡的思念。
他乡是故乡
是我永远回不去的地方。
历史总会有人回顾，总会有人将历史展现给后人，把上海唐拾义药厂职工支桂的这段历史告诉人们，是我们上海支桂子女的责任。
梁飞雄
202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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