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对史铁生
作者： 贺雄飞 EMAIL:(swswsw@263.net)
近年来，思想随笔在中国大行其道。尤其是远在南国羊城的被称为中国思想界的“三匹野马”之一的林贤治先生颇受关注，三篇文章《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五四之魂》、《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引人注目。谈到近年的散文创作，林先生最为推崇王小波、一平、苇岸、筱敏和刘亮程。林先生的观点我大都赞同，但是我认为他至少遗漏了两个半重要散文家，第一个就是史铁生先生，第二个就是鲍尔吉·原野先生，另半个就是学者朱学勤教授。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幽默、朴素而富有人性，对自然和人生的迷恋和感悟比刘亮程更宽泛，同时又不乏现时关怀。其代表作为散文集《掌心化雪》。朱学勤先生则是国内治思想史的一流学者，其学术论文大异于传统的学院派，不仅思想深刻、逻辑缜密，而且文笔优美，乃至于有“美文”之嫌。他的散文量虽不多，但诸如《小概率事件》、《火车上的记忆》、《平静的坏心情》等等却独树一帜，其文选《书斋里的革命》大受知识界欢迎，故称其为半个散文家。
早些年我只读过铁生的一篇散文《我与地坛》，但印象极深。其时，我在内蒙和北京两地奔波，每一次回内蒙的必修课就是文化沙龙，三五好友同时邀请名媛淑女饮酒读文。钱理群、秦晖、徐友渔、鲍尔吉·原野、朱学勤的文章轮流下酒。《我与地坛》是在草原上蒙古包里由主持“内蒙古新闻联播”的两个主持人轮流读的。“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一字一句敲在人的心坎上，每一个人都禁不住泪流满面。也就因为这篇文章，我执意去拜访铁生。谈到他的写作时，铁生说，“谢谢电脑，没它帮忙，真是要把人累死的。”那种对上苍的每一种赐与都心存感谢的心态感人至深。不便打搅时间太长，我向他索要《务虚笔记》一书，他非常庄重地签上名字，先给我的司机递上一本，然后才递给我一本。临走时，憨憨地一笑，真诚地说：“走好，慢一点”。
我全面阅读铁生的作品，始于他的新著《对话练习》，该书囊括了他所有的散文精品。该书虽没有直面当下的现实，也没有理论和主义的缠绕，但却直逼人生、直逼人性、直逼人的灵魂，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铁生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就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争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很早就认识到，“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惟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尽管他也想到过死，但哲学般的生死观解放了他，让他身残却心智健全，这一点要比芸芸众生虽有健康的体魄却心智并不健康的人可贵得多。在《给盲童朋友》的 中，他说：“我们是朋友，但并不因为我们都是残疾人我们才是朋友，所有健全人其实都是我们的朋友，一切人都应该是朋友。我们除了比别人少两条腿或少一双眼睛之外，除了比别人多一辆轮椅或多一根盲杖之外，再不比别人少什么和多什么，再没有什么特殊于别人的地方，我们不因为残疾就忍受歧视，也不因为残疾去摘取殊荣……我们靠货真价实的工作赢得光荣。当然，我们也不能没有别人的帮助，自尊不意味着拒绝别人的好意……。”谁说这不是一种境界?
正因如此，才焕发出他对生命无比地热爱。他幻想在草地上踱着方步晒太阳，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的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的感觉。他最喜欢的运动是田径和足球，他能随口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多少，是由谁保持的。他说：“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之地的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过程才是生命，两端全是死亡，他敬仰西绪弗斯。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他最痛心的事是：森林消失，草原沙化，河流干涸，海洋污染……因此他才多次呼吁发起一个“百名文化名人拒穿羊绒衫运动”。表现在爱人方面，正好有他在《悼少诚》中淡泊从容的文字为证：“最后听到少诚的声音，是在去年的除夕夜。他打来电话，问我干嘛呢?我说看电视呢。他说好看吗?我说咳，看看呗，你干嘛呢?他说和了一天泥，真冷，这会儿喝点酒。就你一个人?大过年的，吃什么?煮了一锅肉，快熟了……。”
其实，文学、艺术、思想的本质是相通的。在铁生的文字中，表面上对社会现实没有发言，但骨子里同样追求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他说：“世上的紧张空气多是出于瞎操心，由瞎操心再演变为穷干涉。我们尤其要注意：任何以自己的观念干涉别人的行为，都只是一股逆流。”“所有你能遇到的意识形态都是为了去掉你的天性。……很多理论，其出发点未必是为生命的意义而焦虑，甚至可能只是为了话语的权利而争夺。”“旧有的人道主义已约定俗成仅具有这样的内涵：救死扶伤、周贫济困、怜孤恤寡等等。这显然是远远不够。我们所说的极好的人道主义是这样的：不仅关怀人的肉体，更尊重和倡导人的精神自由实现。倘仅将要死的人救活，将身体的伤病医好，却把鲜活的精神晾干或冷冻，或加封上锁牵着她游街，或对她百般强加干涉令其不能自由舒展，这实在是最大的不人道。”这难道不深刻?
对当下的文坛，他同样痛心疾首：“中国文坛的悲哀常在于元帅式的人际征服，作家的危机感多停留在社会层面上，对人本的困境太少觉察。……在我们满心的爱情被‘魔法，镇慑、性爱被它劫掠去越来越广泛地变成商品时，文学经常沦为艺妓的表演!”关于所谓“玩文学”的人，他同样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世上的事，一旦不认真就可怕了。认真是灵魂获取酬劳的惟一途径。小说是关乎灵魂的勾当，一旦失魂落魄，一切‘玩儿玩儿’技法的构想，都与洗肠和导尿的意义无二。”文学的真义在于追求精神自由和宣扬真、善、美，人类最高的理想是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和博爱。
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作家中，能达到铁生这样精神境界的人真可谓凤毛麟角。甚至于连林贤治这样的思想者也仅仅停留在铁生拙朴的文字表面上，岂不悲哉?难怪乎贾平凹式的“腐朽”、王朔式的“反动”和余秋雨式的“矫情”会泛滥成灾。
真是愧对史铁生啊。
(史铁生《对话练习》，时代文艺出版社，定价：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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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狼”共舞
作者：贺雄飞
中国有两个李锐，一个曾经作过毛泽东的秘书，写过《庐山会议实录》等几十部专著，反对过三峡工程，今年已八十七岁高龄仍精神矍铄，俗称老李锐。另一个李锐是山西作家，先后有小说《旧址》、《无风之树》、《厚土》等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尤其是深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先生青睐，与北岛、高行健、莫言等作家并称为“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俗称小李锐。
小李锐平素衣着朴素，深居简出，很少在所谓的文学圈内凑热闹，只与有数的几个朋友交往。他最明显的特征是一撮胡子，有人谑称为“鲁迅式的胡子”。当然，李锐最尊重的作家首推鲁迅先生。因此，鲁迅的思想和行为无疑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乃至于他孤傲、特立独行，拒绝合唱，成为中国作家中真正的“少数”，仿佛一匹孤独的“狼”。每当夜幕降临，他独坐在门前太行山下的大石上，抽着烟沉思时，烟头一闪一闪，恰似狼的“眼睛”……也许真的深得先生真传，也许是唐·吉诃德，无论如何，有思想、有个性的人是可敬的。
他说，鲁迅先生的痛苦是一位清醒者过分清醒的痛苦，他在一片沉睡之中醒过来，看透了那个几乎没有出路的结局棗睡去是黑暗，醒来也还是黑暗。以先生的理性和冷静在看过了太多也看透了太多人间的丑恶之后，在自己的字典里抹去了“相信”这两个字。在一切都不可信，一切都不能信，在每一次的相信之后得到的只有失望和受骗的时候，先生一意孤行地走进了自己的虚无之海；当无所谓相信的时候，也就永远地排除了失望和受骗。可在那个一意孤行的背影上却烧起了绝望的火焰，支持着这燃烧的是先生无以付出的对人的刻骨之爱。他反复咀嚼鲁迅，并承担鲁迅先生留下来的“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他与一般作家另一个大的区别还在于，他既不逃避历史，也不逃避现实，因而永远不会滑向犬儒主义的巢窠，也不会向“歌德派”的阵营投降，尽管他有几个熟人是“新左派”的主将。在《记住历史，记住苦难》一文中，他说：“我们太爱忘记，不是我们不会记忆，不去记忆，而是我们总爱给记忆挂上英雄和理想的花环；总爱用英雄和理想的光彩去涂抹掉苦难的痕迹。在一颗不会记忆苦难的心里，永远不会有理想的种籽生根发芽。在一颗没有刻骨痛苦的心上，也永远留不下理想的铭文。”于是他最痛恨的自然是那些试图遗忘历史的人和海德格尔、周作人、顾城等所谓“精神撒娇者”。对于文革，他更不会回避，他用沉痛的笔调写道：“从打开第一本历史课本的第一页就知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于是就天天盼着自己快点长大，长成大人了就可以变成一个‘人民’，就可以是‘动力’，去‘创造历史’。后来，又变了，轰轰烈烈地变出一个“95%”来，剩下的不是‘人民’，是与人民为敌的。我和我的家庭很不幸地剩在了5%当中。”梁晓声之流，何时有过这等记忆?正因如此，他才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写作这个职业，并孜孜不倦地寻找语言自觉的意义，寻找整个人类都可以沟通的文学叙述，并坚持不懈地用方块字进行自己的探索。他最喜欢福克纳的一句话：“人是不朽的，并非因为在生物中惟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
作为一匹“野狼”，最可贵的还在于暗夜星空中的长嚎，李锐同样是当之无愧。“你常常会在同一个晚上，在三四个频道里，同时看见各种年号的满清皇帝。在一声声‘主子’‘奴才’的呵斥应答之中，在如犬马一样千百次恭顺的跪拜中，所谓皇帝戏对于我们中国人的心理满足，对于中国人千古不变的奴才心理的强化，也真是触目惊心。”这就是他的反抗、他的呐喊。真正的“野狼”是不习惯奴化和驯服的，追求心灵的自由就是他终生的目标。在刚刚出版的他的随笔散文精品集《谁的人类》一书的扉页上，赫然地写道：“所谓‘文人’，从来都是一种附庸，从来就没有独立过。过去附庸政治，如今附庸市场。好在还有过一个新文化运动。留下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历史进步的有独立意义的贡献。一个人如果真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就该有勇气坚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个分野不在于他下海还是不下海。下了海的陈嘉庚先生，堪称最有独立性的一代楷模。可悲的是有人争着去做了附庸，还要自满自足，还要炫耀自己的英雄气概。”
秋风瑟瑟，“野狼”的嚎叫划破了夜空，悠远而苍凉，谁能与“狼”共舞?
(李锐《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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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天立地一枝笔
作者：贺雄飞
读了朱学勤先生《书斋里的革命》一书，受益匪浅，其中一篇《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更使我深受启发。真正的思想在民间，顺着这一思路下去，我一直在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先后有5名思想史上的孤魂野鬼被我找到。其中，河南的殷之声先生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在科索沃危机爆发的时候，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写了 ，将联合国赴南调停团的名单都拟好了。河北蔚县的农民学者张怀远先生，反思了近20年的改革开放，其中关于公文写作一文，提出了“顶天立地一枝笔”这一概念，为每一个有现时关怀的写作者指明了道路。在此，我借用过来，在意思上稍作拓展，正适合于描述手中王彬彬先生的文化批评新著《为批评正名》及其写作风格。
所谓“顶天”，指作文要紧扣时代脉博，反映现时问题；所谓“立地”，指作文者要贴着地面行走，不回避现时苦难和矛盾，为老百姓说话；所谓“一枝笔”，指为文者的才华与情怀要巧妙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写作的最高境界是“文如其人”，文章要写出一个人的思想，写出一个人的风骨。不知此语是否有新意、有独创?但透过《为批评正名》一书的篇篇精彩之作，我发现了彬彬确实乃“顶天立地一枝笔”。
彬彬首先是一名杂文家。《为一只蝎子喝彩》、《拍马闲话》、《“打江山”与“坐江山”》、《腐败的民间基础》、《毛泽东的稿费》等名篇，足可以说明他是如何地“顶天立地”。《为一只蝎子喝彩》是谈中国的“食文化”的，几千年来，中国人逮啥吃啥，精工细刻，醉鱼、醉虾、醉蝎……生吞活剥，花样繁多。终于有一天，一只蝎子从沉醉中醒来，愤怒地朝正在吞噬它的嘴巴狠狠地咬了一口，结果使食者瘫痪，为千万种动物报了积郁多年对人类残酷“食”文化的一箭之仇，彬彬为这卓绝不凡的一咬大声喝彩!在《“打江山”与“坐江山”》一文中，彬彬认为：“对于历代打江山者来说，江山不过是一种猎
物，打下江山后便尽情地‘享用’这江山。在华盛顿们的观念里，江山本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从英国殖民者手中夺取了江山，应该把它无条件地还给这块土地上的全体人民。至于往后由谁来‘坐’这江山，必须由全体人民决定。”《毛泽东的稿费》一文更是令人耳目一新，他通过研究《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发现，毛 的稿费在50年代即达100万元， 用于自己生活费补贴每年1万元，晚年有资格动用稿费的只有江青一人， 一次批给江青的生活费就是“3万元”，此外， 每年还拿出几千元，用于接济章士钊或身边工作人员下乡调查研究之用，其时，一般作家写作是没有稿费的(一段时间有过)，只发给铅笔或笔记本留念。而毛 的稿费则是按现在最流行的版税计算的，在“读毛 的书，听毛 的话”时代，毛选的发行量是可想而知的。怪不得他老人家经常用稿费资助那些贫苦人呵。
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早在90年代初，《文艺争鸣》上的一篇《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让王蒙老头急得跳了起来，引发了文坛上著名的“二王之争”，浪得“文坛黑驹”的美名。在一个凡事以个人利益为准则的时代，批评界多的是拉帮结伙的文学赞扬家，多数人无原则无追求真理之心。彬彬则不然，他先是拿来自凡尔赛宫的部长作家开了刀，然后又对油滑的王朔下了狠招，甚至连伪平民作家池莉也没放过。并对所谓的“私人写作”、“边缘写作”、“民间写作”、“金庸热”，以及“马桥事件”作了独立的判断。彬彬感叹道：“什么是人文精神，苏格拉底刀架在脖子上也勇于说出真理，便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吕荧那种不识时务地说真话的行为，便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当中国文人自鸣得意地说：‘我怎么会被他们打成右派时，当中国文人以吕荧为例告诫青年真话不能说时，当中国文人激赏王朔式的高智商、王朔式的油滑调侃时，当中国文人都显得那样乖巧，那样聪明时，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终让人觉得是件虚无缥缈的事。”“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源于批判者个人的真诚的信念，源于批判者自身的文化良知，源于批判者发自内心的对历史、对文化、对民族、对人类的使命感、责任感。”在这个“酷评主义”盛行的时代，彬彬的“为批评正名”更显得鹤立鸡群、弥足珍贵。魟惕{
作为一个“准学者”，彬彬虽没有系统的创见，但他每一个思维的点，都是极具学术价值的。关于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关于大学教育问题，关于“文革语言”，关于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关于“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别，关于民粹主义等等，他都有独到的见解。在《现代化该怎么“化”》一文中，他对亨廷顿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若没有文化的现代化，没有人本身的现代化，那无论怎样富有，无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程度多么高，恐怕都很难说已实现了现代化。”其实，当前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体制的现代化和人观念的现代化，彬彬的话一针见血。
综上所述，彬彬是一个学者型的杂文家和文学批评家，我称之为“文化批评家”。他用一己的担当，顶天立地，勇往直前，书写着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独特的篇章。或者说，肩住黑暗的闸门，荷戟独彷徨。
彬彬，你大胆地往前走。
(王彬彬《为批评正名》，时代文艺出版社，定价：2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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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离我们多远?
棗读申维的小说《爱情乞丐》
作者：江小鱼
我的倒底是否真的需要爱情?爱情在人的社会存在中的地位?这些困挠着我们的问题构成这部小说的基本要素。可以说，这是一本百分之百的爱情小说。它叙述了现代人对爱情的理解和爱情与现代人之间的距离。
小说的主人公卞生活在一个病态的环境中。无论糜域的狼子村，还是膨城的东方文学院，都是现代社会病态的缩影。在这样的环境中去寻找至真至纯的爱情，可否?卞对爱情的理解有别于他人。别人只是借助特定环境，或舞台，作一种短暂的性爱表演，并且感到快乐，而他企图深入到内心深处，去找回失落已久的纯真的梦，就必然陷入无以自拨的痛苦。主人公卞在东方文学院与先后遭遇四个女性之间存在着一种障碍，虽然各人的情况不一样，但障碍始终如一，不可逾越。
开始，他想从少女迪迪那儿找回他的初恋，可是，少女的娇情和他的情感老化，感觉锈钝成了一种无法逾越的障碍；格格是一个离婚的女人，失去了家，与卞处境相似，同病相怜。他们设法接近对方，可是，他们总是生活在过去，生活在回忆里，无法走出过去的阴影，“我们中间总隔着一个无形的第三者”；诗人白玫瑰是一个人格分裂者，一方而具有诗人高贵的气质，敏锐的才思，另一方遭遇生活压迫，性格扭曲变态。他无法承受女诗人疯狂的裸露的爱；子君是一个风尘女子，集天使与魔鬼于一体。感性的美超越理性之爱。可是，当真爱到来时，子君只是一个海的女儿，化为了水中泡沫……。最后，卞所能面对的只是初恋时少女的微笑和故乡的土地……
小说的主人公在病态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对于纯真爱情和独立个性的双重追求，这一点，很像《挪威森林》中的“我”。独立个性追求使他从一开始就被社会排斥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另类形象，一个鲁迅笔下的“狂人”，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自我放逐。他就像选错了容器的一滴水，最后在掌声中被逐出了一个约定的媚俗的平台，沦为爱情的乞丐。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既是抗拒现代社会病症的手段，同时，也无不感染上现代社会的诸多病茵。作者从爱情，这一生存的本质特征入手，切入到现代人的心灵深处。这部作品可以认为是一部反思现代人爱情的经典之作。
长篇小说《爱情乞丐》，申维著，时代文艺出版社，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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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评”和批评
棗读王彬彬新作《为批评正名》
作者：石晓晖
最近，文坛上繁荣起“酷评”的事业来，热闹地沸沸扬扬，纠乱不休。王朔冷侃金庸、小余挑战老余、“民间写作”骂“知识分子写作”，新近又有长江《读书》奖丑闻引起的甘阳、旷新年辱骂沈昌文及秦晖事件，一时之间，“酷评之风”盛行：“酷评家”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叫骂”声四处扫荡，文坛遂成为“酷评家”的逐鹿问鼎的浴血战场。
所谓酷评，顾名思义应当是一种另类的声音，但现在已经被篡改成为“批名人”和“打棍子”两种模式。前者表现为，谁有名就批评谁，谁的名声水分大就解构谁，与流行的文化界唱反调，对过热的东西进行当头捧喝，至于是否能击中要害，那就不管了。后者表现为当某些人被批评了，他的反批评是撇开具体的事和理不论，而把针对他的批评都说成是打棍子，把针对他的所有批评都与“文革”式的“大批判”划上等号。给批评者加以“棍子”的恶谥，意在唤起人们对批评者的憎恶，而批评本身是否有理，是否击中要害，是否有价值，则不再有人关注、探究。这是令人担忧的现象。对于前者，有些人指出，“目前贬损名家、哗众取宠的泡沫批评正在受到商业鼓励。再加上大众健康的阅读心理(比如骂人的书就想看)，有可能造成与以往一味吹捧的批评风气截然相反的‘大贬’倾向，有碍于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对于后者，朱学勤说：“任何将思想和学术的分岐与对个人进行攻击和中伤联系在一起的方式，都是对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摧残，也是对中国学术和文化事业的摧残。”因此，所谓的“酷评”现象正是对批评的误用和滥用，成为一些人贬损真正的批评的武器。时代呼吁真正的“批评”出来拨云见日。
什么才是真正的“批评”？王彬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源于批评者个人的真诚的信念、文化良知和发自内心的对历史对文化对民族对人类的使命感责任感。由于批判曾被广泛地用于打棍子，有些人仍在从事打棍子式的批判，连累了批评的声誉，这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健康的正常的基于捍卫学术文化真理立场的批评逃亡了。我们看到，“批评”的本来面目正在被扭曲，“批评”的积极意义正在被利用。在一些人的手中，“批评”成为了一种举业之术，而在另一些人的眼中，“批评”却被敌视为话语霸权与舆论迫害，到处瞪眼表示对批评者及其批评的愤愤之意，动辄扣上“文革话语”的帽子，抛下“苍蝇论”的结论。“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手术刀曾被用于杀人，从此便抛弃了一切手术刀，从此便视手术刀为凶器。”因此，能否建立健康的批评氛围，使每一个批评者都以一种健康的心理来思考和批评，恢复每个人身上因有的创造性和坚持良知，是当务之急。
要形成真正的批评的氛围，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必须认可一种自由精神，一种宽容态度，一种对是非真理的追求信念。以自由的精神，说独立思考的观点，写独立思考的文章。它不是为了推翻什么，也不是为了建立什么，纯粹是一种对人性、对社会的独立思考。谁也不能把自己当成了真理的化身，追问和坚持的不应该是纠缠于人事本身，而是对真理是非的执著。谁都不可能保证绝对的正确，谁也不可能保证自己肯定掌握了真理，更不能武断地认定别人的批评都是“鸡蛋里挑骨头”，甚至是“打棍子”。以独立的精神去思考，提出自已的异同见解，认为是对的就坚持，意识到是错的就改过，这才是真正的“批评”精神。
王彬彬在他的新作《为批评正名》中起到了表率作用。我注意到，他难能可贵地理清了现在提倡的人文精神和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的区别，现在提倡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品格，一种情怀，是文化人坚持不懈地对病态和丑恶的社会现实的敏感与批判，批判精神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支点。而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则是追求“得体地活着”，满足于读古书、刻印章、生病、闲游等的个人情趣，流诞于“红袖添香”之类的风韵春梦。看上去很美很悠闲很有情趣，可是，他们“外表温文尔雅，显得恬淡平和，与世无争，但内心却是极凶残的”，“据说，周作人事敌而居高位期间，与他相邻的房子里，有日寇彻夜拷打抓来的北大学生，惨叫声令人不忍卒闻。然而周作人却照样在他的窗明几净的‘苦雨斋’里写他的‘苦茶文’，被拷打的自己的同胞、后辈、学生的惨叫，似乎也并不能扰乱他的心境”。王彬彬还毫不留情地批露了过于“聪明”的中国文人的“聪明”之处。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是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指一种形而下的立身手段。“在这些方面，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有大名的文人，真可谓已臻于炉火纯青的至境，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应后退；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单刀直入，痛快淋漓”，他们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怎样以最小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这两个命题的提出是极为重要的，它们揭示了几千年来儒家文化影响腐蚀下的中国文人的病根所在，这两个命题的解决也指明了中国文化人的重生之路，那就是要面对现实，敢于批评，不要只顾举世和利益而耍尽“聪明”。军人的依靠是枪杆子，而文化人的依靠永远只有笔杆子，只有牢牢地抓住它，在一片虚伪和功利之间保留一颗“社会的良心”，才有利于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前些年，王彬彬因为对某位部长级的作家提出了批评意见，就被那位大腕劈头贬斥为“黑驹”，意思是你还嫩着呢，不配来批评我。现在，王彬彬仗剑而出，再鸣惊人，一个十足的文坛哪咤，面对权威，毫无惧色。他是有才华的，但只有辅以深沉的情怀，才能使他的批评锋芒毕露，刀刀见血：他认为把一顶不合适的帽子带在鲁迅的头上，无论这是荆冠还是桂冠，都构成了对鲁迅的亵渎；他对现在动不动就当作法宝乱抛的所谓的“文革语言”、“红卫兵”帽子予以纠正；他冷静地看到了文学大师的贬值；他还令人震惊地揭露了“腐败的民间基础”和被利用了的“民间”这块招牌的社会现象……《为批评正名》是他最新的杂文批评集，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梳洗理解，以及对当今的许多社会现象的褒贬推论，向世人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批评。他真正做到了，正常的学术讨论“是在不妥协的论辩之中的相互的尊重、严肃的分析和学者在论辩中的自律”(朱学勤语)。
真正的批评是一根小刺，有时候，一堵墙挡不住一个大气球，这根刺却能刺破它。文坛哪咤王彬彬如是说。
《为批评正名》，王彬彬著，时代文艺出版社，定价：2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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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男作家来了!
——读申维小说《爱情乞丐》
作者：石晓晖
在这个时代，小说逐渐退化成满足感官刺激的工具，一批批劣质的小说像掺了春药的酒，正不可思议地麻醉着城市中狂舞的人群。《上海宝贝》是一幅城市漫游者百无聊赖的素描，游离于工业文明的诗情画意，缤纷于生日派对的歌舞升平，看起来很美，其实苍白的只剩下了狂乱的性和虚妄的爱情。《糖》则是一颗色彩斑斓的毒果，最底层的苦难与无聊并没有转化成对苦难与无聊的精神超越，而是依旧絮絮叨叨地沉醉于“身体写作”和“顾体自怜”之中。在这群百无聊赖中寻欢作乐的“上海宝贝”和于痛苦中寻求甘甜的“糖人”们的眼中，世界已经靡烂了，时代已经沉沦了，还要什么追求什么精神什么灵魂呢?酒吧，毒品，性成为她们逃避现实的法宝，一头扎进了商业文明及其伪文化的燥热的怀抱之中，把丑恶当成了美丽，把堕落视为荣耀，把虚妄当成了真实，把无耻视为开放。她们的作品并没有揭示打工族们真实的生存状态，那无人知道的卑微，痛苦的挣扎，绝望的企盼和不懈的奋斗，也没有用艺术之笔将人性中深层的美好的永恒的东西展示出来，而是醉眼朦胧地营造了一种中产阶级趣味的糜烂生活，做春梦似地陶醉于小女人“肉体写作”的细节描写之中。对此，作家陈村曾经作了一个堪称经典的幽默描述：看她们的小说，感觉就像在街上见到一个人未拉裤子拉链，我究竟是指出来还是不指出来?不指出来我心里难受，指出来人家又说有点小气。
酷男作家的粉墨登场，宣告了当代人对灵魂对精神的重新寻找。在作家申维的长篇小说的《爱情乞丐》中，主人公卞是一个追求自由和个性的人，在理想与现实中艰难挣扎，在正直与污浊中拼命反抗。他生活在狼子村的一幢七层高的鸽式宿舍楼里，有一天，洗过澡，他赤裸着身子，“爬上阳台的护拦，并拢双腿，两手抱膝”，“形状像一只大鸟，一只没有羽毛赤裸着的鸟”，“没有尾羽、没有尾巴，只有光滑的由中央剖成两半的屁股”，他沉浸于自由和阳光之间，却不想惹来了麻烦，被楼下的小媳妇看见他的尊模尊样，引来了惊恐的尖叫声……从此，他就被拒绝在了这个世界之外，邻居对他不满，偷猎了他养着的用来捉老鼠却总是在夜里发出怪叫声的猫头鹰。便门派出所马所长，狼子村居委会姚大妈，传达室李老头和他的老厂长认定他是精神病人，并派一个何大夫去探虚实，终于在文明办、派出所、居委会和病人院三次会议后，决定把他送往病人院。就是这么简单，卞因为良知的坚守和自由的追求，对丑陋的荒谬的世界进行了审视与怀疑，却被周围“清醒”的人视作了“精神病人”，因而重复了“狂人”们的相同命运。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和“狂人”们一样的怀疑之血：“疯人院是什么?我对它又了解多少?在整个世界逐渐疯狂的时代，众神狂欢的时代，或许，疯人院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人类圣洁的居所。”卞被迫离家出走，逃到了膨城效外的东方文学院作家班栖身。“我们是一群走投无路的人，我们漂泊、流浪，从各自生活的城市逃亡。在这个黑夜，我们相聚在这片荒芜的建筑工地上。也许，这样我们才会觉得安全。”可是，“作家班”分明是一群无聊的疯子、狂妄者、酒鬼、流氓、性变态群魔乱舞的舞台，如幻想种出黄豆树却整夜手淫的梦呓者，有人格分裂症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中年闲妇，而请来讲课的尽是些三流教授，伪知识分子，如把“举头望明月，望见玻璃窗”之类的文字垃圾吹嘘成“新古典大诗”的光博士和宣扬“不搞女人还搞什么文学”的著名作家庞贝，这些人缺乏独立人格和思想，一张嘴就露出了媚俗的口风，整天无所事事，毫无精神追求，一切跟院外的世界没有什么两样。这使他彻底绝望，无家可归，企图以爱情麻醉自己作为自救，先后与四个女人产生了恋情，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终于沦为爱情乞丐。这个时候，上级、邻居、居委会和他的毫无共同追求的妻子，一齐找到了他。最后，卞被同学们全体作证，认定他为精神病人。卞绝望地哈哈大笑，终于领悟到了：“这个世界除了绝望能拯救我们之外，我们毫无希望。”他下楼时，听到了阵阵的掌声……当卞与外部世界产生了隔阂和对抗，并且意识到了丑陋现实的荒谬所在时，正是人文精神和自由意志的回归。
申维是扬州才子，为人风流倜傥，潇洒多情，人称“酷男作家”。因为在申维和他的小说主人公卞身上都看到了那种不趋同的精神追求：鲜明的个性，另类，骜傲不驯，冷的线条，冷眼看世界。读他的小说能读到久违了的那些忠于心灵深处的真实感情：爱情，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福克纳在接受贝尔奖的演说中说：“少了这些永恒的真实感情，任何故事必然是昙花一现，难以久存”。“酷男”作家的出现是这种尚未泯灭的精神追求与堕落的灵魂的艰难抗争，是真实的人性情感对狂乱肉欲的拨乱反正。作者写道：“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病根是失去了土地，真实的土地，健康的土地。”这个时代到处都是糜烂和堕落的灵魂，惟独缺少了这样的反思和追求，而缺乏反思和追求的民族是得不到拯救的。或许，酷男们的出现真能让我们从中看到中国文学的希望。
《爱情乞丐》，申维著，时代文艺出版社，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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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家损作家
作者：一民
最近有一本书叫《爱情乞丐》，描写了一个叫“东方文学院”的作家班的生活。小说对作家多有微词，把作家描写成“社会排出的大便。”
《爱情乞丐》的主人公“大卞”在阳台上裸体日光浴时吓着了正在楼下晒床单的一位小媳妇，卞被认为是神经不正常，在将被送进疯人院之前卞逃走了，最后误入东方文学院。在这里卞展开了他与四个情人令人眼花缭乱的情爱与性爱。这四个情人中有一个名叫子君的，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为了金钱子君不惜出卖肉体，为了爱情又不惜金钱。整本小说是一部“骚动年代的情爱报告”。
《爱情乞丐》把所谓的“东方文学院”的描写成一批批疯子、酒鬼、流氓、性变态的乐园和群魔乱舞的骚动剧场。学员大的七十岁，小的十八岁，来自祖国的32个省市自治区。前副乡长、幻想种出黄豆树的梦呓者、纯情文学女青年、寂寞的中年闲妇、神神鬼鬼的假道姑在这里酗酒、走马灯似地谈恋爱、对峙于午夜的刀光。当然他们偶尔也写诗，成立“向左转”诗社，举办烛光朗诵会。但这些人来到这里主要的目的是逃避生活，寻求解脱。纯洁的文学梦到这里要不了两周也会破灭。一个女学员的小说开头是“妇女主任油菜花，丈夫身材矮小满足不了她……”全体身材矮小的男学员就一哄而上，胁迫她改成“妇女主任油菜花，丈夫身材高大，但是满足不了她……”。
在小说中，“东方文学院”院长的开学致辞是：“不是什么人都能坐在这间教室里，坐在这儿是在座各位的造化。……因为全世界只有越南、墨西哥、俄罗斯和中国四个国家才有文学院这种专门制造作家的工厂……我们这里已经制造生产了大批量的作家。每一届算一锅，你们是第六十六锅。多么吉祥的数字啊!司汤达说：文学训练是一种残酷的训练。你们来这里接受系统训练，将会克服从前创作中的盲目性。许多作家自生自灭，原因在于没有接受专门的训练。”小说说东方文学院招生就是为了钱，根本不管学员素质，有钱来者不拒。
这部小说在黑色的魔幻中展现时代的迷茫，人们精神生活的变乱与迷失。小说提出了妓女是不是人，妓女有没有可能经历爱情这样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小说也对以工业生产线的形式成批量生产作家的作法提出了赞质疑，对作协这样的体制提出了疑问。
《爱情乞丐》，申维著，时代文艺出版社，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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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的忏悔
棗读申维新作《爱情乞丐》
作者：摩西
我曾经长期在一个经济特区居住，由于生活动荡，在从一个房子卷起铺盖向下一个房子迁徙的过程中有好几次与妓女邻居或对门而居。妓女我们南方人叫做“小姐”或“水货”，我有一段时间甚至就住在一个当地约定俗成的红灯区中。我也因为采访，参与过公安局的扫黄突击行动。这些女性逡巡在高楼大厦的峡谷中，漂浮在欲望的洪流里，或者出没于芒果树的阴影深处，当然有时她们也和嫖客分成两排面对墙壁站立在深夜的派出所走廊上。对于我而言，他们是邪恶与污秽的所在，是病菌的居所。除了在一个夜晚，由于一个妓女杀死了一个来招商引资的内地县长，我们那个地段展开大搜捕，我帮助过对门的一位东北“小姐”外，我再也没有与她们有什么接触。
在小说《爱情乞丐》中最吸引人的是一个叫子君的人物。这个早熟的女孩只有十七岁，父亲是某大军区的高级将领，她以叛逆的快感出没于风月场上。透明而单纯的子君，有着雪地火狐狸一样热烈而高贵的外表，却有着冰雪一样冷漠的内心。她对情人“卞”从一开始就不隐瞒真相，这是这路女子常见的坦率。她虽然也接侍可以算是爷爷辈的老嫖客，但是当她对卞产生了真正的感情时，却从心里涌起自卑，认为自已不配。她把自已的肉体相当“庄重”地交给卞后就断然远去，沉没在卞的视野中。而卞作为东方文学院作家班的学员，一个叛逆于仁义礼法以精神病人自居的浪子，从一开始就不因子君是风月中人把她做两样看，因为子君的美他甚至渴望得到她的爱情。在申维看来，妓女或者他所十分熟悉的城市底层社会中各色人等都有自已做为人的尊严，有自已对美与爱的追求，申维把记载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看做是自已的一份责任。
我曾经问申维，他在子君的身上所要表达的是否是一种审美的超道德标准。申维的回答是：“当你面对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时，你是否去想她曾经是个妓女?如果她是一个妓女，那么你是否就像那些卫道士所说，立刻就把做是一个魔鬼?”申维认为子君是一个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的形象，她向卞坦露了她的丑，但卞又迷醉于她的美，于是卞最后不得不承认，他爱上了子君，虽然这爱是非理性的。
这样一个灵与肉分裂的人物除了在审美上向我们提出挑战外，还在宗教的意义上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在《爱情乞丐》中，子君一面出没于风月场上一面又会拉着卞上教堂，在听道与忏悔时甚至泪流满面。一个人可能这样一方面陷于污浊中，一方面又有真诚的忏悔吗?如果一个人在每次犯罪之后进行忏悔重又投身污浊，然后再进行新的忏悔，这样的忏悔有会么价值呢?陈独秀先生也曾面对这样的难题，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曾经著文，主张以耶稣热烈、博爱、富于怜悯的伟大人格做为改造中国人的人格的典范。那时的陈先生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十分推崇。1920年后，陈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当时有一个人问陈先生，如果一个人犯罪后进行忏悔罪可以得到赦免，那么这种忏悔是否会鼓励人不断地犯罪?当时陈先生回答不上来。
现在忏悔这个词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流行起来了，近期的“二余”之争即以此为焦点。其实真正的忏悔不是如右派分子面对红卫兵小将的低头认罪，不是对组织的交心。真正的忏悔是一种内省的行为，在宗教看来，真正的忏悔是个人面对上帝时对于自已的罪恶的痛悔，这种痛悔是发自内心的，与外在的他者无关。宗教不仅讲悔，在宗教中往往“悔”与“改”相连，称为“悔改”，也就是说经内省的痛悔，认识到自已的亏欠之后往往伴随着行为的改正。在基督教中甚至允诺一个人不管你曾是杀人魔王、江洋大盗只要真正悔改就可以洗净一切的罪恶，旧事已过全都是新的，成为新造的人。讲到悔改之后的行为，《罗马书》上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经过真正忏悔的人已经在心中建立了一条自觉抵挡罪恶的防线，虽然我们不能保证任何一个人绝对不犯罪，但经过忏悔建立的内在自觉可以使人不断远离罪行，使人的过错不断趋于减少。而且相对而言，这种内省对罪的防范要超过任何外在的约束。
对于《爱情乞丐》中子君的边忏悔边犯罪的行为，我认为她正处在光明与罪恶的争战的中途，正处在灵与肉挣扎的中途，子君的最后远去也许就是她全新的开始。
《爱情乞丐》，申维著，时代文艺出版社，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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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李锐、王彬彬新书出版
最近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一套散文随笔精品书，收入这一套书的有史铁生的《对话练习》、山西作家李锐的《谁的人类》、青年批评家王彬彬的《为批评正名》等。史铁生从个体的苦难出发，逼近对人类整体苦难的发问和人的存在意义的沉思。他的宗教情怀和彼岸世界的执著仰望，他对爱情的赞美与探求，他对美的企盼使他的作品闪耀着不朽的人性魅力。据透露李锐是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最关注的中国作家，在文坛上虽然从来不张扬，却是一个于太行山上冷眼向洋，睥睨群雄的卧龙。其对中国一百五十年来文明分崩离析，生命悲欢离合的咏叹崔人肝肠寸断。有感于全球化的挑战近年来李锐关注的焦点落 在汉语的语言自觉上，这些在《谁的人类》中都有深刻的阐述。王彬彬先生数年前一篇《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令王蒙恼羞成怒以来，锐气不减，如文坛哪叱挺枪执剑，一路横扫，好不威风。
走近诺贝尔文学奖
作者：一民
去年以来李敖曾被炒得沸沸扬扬，说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奖。在市场成功的背后李敖正躲在台湾岛上窃窃私笑，享受捣蛋成功的快感。
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奖。李敖只是利用了人们对诺贝尔奖评选程序的不了解，偷换了概念。更何况李氏的作品很难契合诺贝尔先生生前为诺贝尔文学奖所定的尺度，那就是文学奖应颂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长期以来诺贝尔委员会一直很少关注台湾作家，据说进入九十年代后委员会的马悦然教授开始翻译一些台湾诗人的作品，并对作余光中、痖弦等人有很好的评价。李敖根本没有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视野。
诺贝尔奖文学奖的评选程序
据曾在瑞典斯德歌尔摩大学东亚系任客座教授一年的一位中国学者透露，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工作由瑞典文学院承担，文学院共十八名院士，从院士中又选出五名组成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审议世界各处提出的候选人的名单。这些名单是世界各地具有推荐资格的推荐人提出的，有的则是上一届留下来的名字。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章程的规定，下列四种人具有推荐资格：(1)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2)各国科学院院士或相当于院士资格的人；(3)各国高等学府中的语言和文学的正教授；(4)各国作家协会的 和副 (不包括理事、会员)；推荐必须提交正式推荐书并附被推荐者的原著或译本，由个人签署，不接受团体的推荐，推荐书必须在每年的二月一日午夜前送达瑞典文学院，逾时则算作下一年度的推荐。候选人名单每年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多名。委员会先对名单进行筛选 ，减到十五名，然后再继续讨论继续筛选，到了五月底，便减缩到只剩下五名。从六月开始，院士们便进入暑期阅读，审看最后五名候选人的作品，到了九月，假期结束，院士们便以书面形式报告自己选择的人选及其理由。这之后，每星期四晚上进行讨论、辩论、投票，直到人选中有一名候选人获得九票以上。如果一直无人达到九票以上，可考虑颁给两人或延期至下一年。
李敖所谓的提名奖顶多是被推荐参与诺贝尔奖的外围评选而已，而这样的事只要一名“高等学府中的语言和文学的正教授”既可办到。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中有一位中国女婿
汉学家马悦然教授是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五位成员之一。马悦然先生是一位中国通，曾应邀访问瑞典文学院的山西作家李锐在其最近出版的新著《谁的人类》中透露，马悦然先生1946年开始投师斯德哥尔摩大学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先生学习研究中文，为了了解中国他曾在1948年到四川长期居住，并在峨嵋山的一座寺庙内幽居数月，向一位高僧学习中国古代诗歌。为了研究考察佛教，又去青海做过探险式的旅行。……
我们不知道，马悦然教授的夫人陈宁祖女士是否他1948年在峨嵋山上邂逅的，但是陈女士是四川人是没有疑问的，她现在还经常用好喝的中国热汤面招侍来自家乡的客人。
按瑞典文学院对诺贝尔文学奖推荐者资格的要求，中国有资格提名候选人的人是不少的，然而有资格的缺乏热心有热心的又不知从何入手。因此做为中国文学的知音和瑞典文学院惟一能阅读中文的院士，马悦然先生对于中国作家的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家族无疑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 埃斯普马克说：“当1985年汉学教授G.马尔姆奎斯特(即马悦然)被选入文学院的时候，人们确信，他是一位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专家。同时他个人与其他东方文掌声保持着密切关系。”
诺贝尔文学家最关注的大陆作家是山西的李锐
马悦然在担任院士后便更加努力翻译中国现代、当代的作品，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沈从文去世之后，除了北岛与高行健之外，马悦然还努力译介、推崇立足于太行山下的小说家李锐。马悦然在十年前就注意到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并很快就翻译出版。近几年，他又翻译了李锐的长篇小说《旧址》，大约不久后也可以问世。李锐的两部最新长篇棗《无风之树》与《万里无云》马悦然也很喜欢，他认为这两部小说就像诗一样。在好几次朋友的交流中他都对《旧址》称赞不已。马悦然本人具有很浓的诗人气质，一旦遇到自己心爱的作品，则表露无余。
一位旅居海外与马悦然私交甚笃的中国学者透露，从前年开始，他就一直念着，希望1999年秋天能到太行山下去看看李锐，只是因为太忙，至今还未能成行。马悦然是有艺术眼光的，李锐的《厚土》、《旧址》确实是不同凡响的杰作。
中国一直缺乏出色的汉译英人才，这也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一个障碍，但是葛浩文是一个例外。葛浩文是李锐的另一知音，他把《旧址》译为《银城》。出版不久，美国最权威的书评杂志Publishes Weekly就加以推广。美国作家Iisa See评论说：“这是我读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中最令人惊叹的一本，它是中国的《齐瓦哥医生》。”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曾发表了一个讲话，表明他欣赏两位中国作家：莫言和郑义。据说莫言曾获得过他的书面提名，但莫言的小说到现在还没有瑞典文译本，他还需要时间以赢得瑞典的知音。而海外的郑义只是获得了口头的提名。
沈从文曾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沈从文一直保持沉默。直到八十年代，这位把自己深深埋在“中国古代服装史”的故垒之中的作家，才重新被人们所发现，而有心的马悦然教授也及时把他的小说集翻译成瑞典文。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也很快地把他放在自己的第一视野之内。到了一九八八年，他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据说，瑞典文学院已初步决定把该年的文学奖授予他了。可惜，他却在这一年的五月十日去世。按照文学奖章程的规定，死者是不可以作为获奖者的。就这样，阴错阳差，中国失去了一个机会。听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时，马悦然很着急，立即打电话去问中国驻瑞典的使馆，询问死讯是否真确，但使馆回答说：我们不认识沈从文这个人。对于使馆的这一回答，马悦然一直困惑不解，耿耿于怀。
鲁迅：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
一九二七年，瑞典考古探险家到中国考察研究时，曾与刘半农商量，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这年九月二十五日，鲁迅便郑重地给台静农回了 。这封信涉及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字如下：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五八○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提供了本文大部分信息的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认为，虽然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缺席于诺贝尔文学奖家族，但是随着中国作家自身的不断进步和世界对中国的不断了解，下个世纪中国将有不止一位的作家走进群星闪耀的诺贝尔文学奖家族。
由于诺贝尔奖严格的评选程序，是否被提名，或被提名的作品已经过了那几关的筛选，外界和作家本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也许明天那位中国作家起了床，匆匆忙忙要坐公交车到某大学去讲座，忽然被通知：麻烦你到瑞典来领一下奖。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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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的分水岭上
棗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暨知识分子文存”出版座谈会纪要
民营图书创作策划机构“草原部落创作室”具有高品味的人文关怀，继“黑马文丛”之后，1999年又相继推出了“名报名刊精品书系”和“知识分子文存”两套丛书，分别汇聚了当代最优秀的人文社科期刊的精品文章和一批优秀学者的文集，是草原部落致力于挖掘卓异人文思想，追求“人性、理性、智性”的最新奉献，深受读书界的欢迎。
日月随旋，世纪交递。寒凝大地，雪笼燕山。2000年1月6日，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暨知识分子文存”出版座谈会在北京朝阳公园戛呐酒吧举行。国内外学者七十余人莅会。学者们以理性和冷静的态度就当前的思想学术问题发表了个人见解。这些发言为我们反思“五四”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展望新世纪的走向提供了重要参照。
会议由原《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和草原部落创作室主任贺雄飞先生共同主持。“知识分子文存”作者钱理群、朱学勤、秦晖、徐友渔，《博览群书》主编常大林，《黄河》副主编谢泳，《书屋》主编周实，《天涯》主编蒋子丹，《百年潮》副社长姚鸿也列席了会议。
沈昌文：这两年民间出版家贺雄飞先生领导的草原部落不断有好书奉献给读者。最近推出的“名报名刊精品书系”和“知识分子文存”就深受好评，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各位参加这两套丛书的出版座谈会。先由我介绍来宾……，下面请李锐先生发言：
李锐(著名毛泽东问题专家，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我很愿意来参加这样的座谈会，因为我年纪大了，又不懂电脑，感觉自己落后，所以愿意来跟年轻人交流。我最近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谈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成了一个大问题，文革中甚至成了“臭老九”，我做了一首打油诗：“五四精神莫自豪，古今专制尽王朝。赵家楼火忽然灭，革命换来皮上毛。”〖HT〗我们这些人十八、九岁把脑袋挂在裤带上搞革命，但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统统成了附着在工农阶级这张皮上的一撮毛，不管老少都成了被打倒的对象。第二篇文章讲，一百年了不免又想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问题1949年解决了，“民生”问题改革开放20年来有明显改善，“民权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而我们又讲1949年推翻了三座大山，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三座大山包括：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前两个问题1949年后解决了。重点是封建主义，对农民来说解放后“封建主义”问题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其实后来也没有解决；对知识分子来说换来了整整30年的封建专制，文化大革命用封建法西斯专制反对资本主义。我最近思考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问题，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东西呢?我认为如果用人的身体来比喻的话，知识分子应该是头脑。一百年来，两大阵营的对抗导致东欧的剧变，中国现在的做法如果用过去的观点看那是修正主义修到了极点。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最近我收到一位德文专家的来信，说在德文里马克思讲要“扬弃”私有制而不是“消灭”私有制(李慎之插话：“扬弃”是要接受合理的成份。)，过去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解决不好，一直走到崩溃边缘才走回来。我最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文章叫《迎接新世纪要“四讲”》：“讲民主、讲科学、讲法制、讲市场经济”。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把这四个东西通通踩在脚下。这是一个缠过脚的改革派的感想。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讲一个事，跟我今天的状态有点相象，年前我们北大中文系也举行了这样一次迎接新世纪的聚会，主持的同学也是这样突然把话筒递给我，要我对所有同学说几句新世纪祝福的话。当时我马上想起了鲁迅的《立论》，我知道他们肯定以为我会讲万事如意啊，心想事成啊，可当时我心里对新世纪一片茫然，真的说不出一句祝福的话。在那个场合我又不能说不吉利的话，所以我就失语了。当时所有的同学都非常惊奇地看着我，因为我是一个很能讲的人。可以说我最近经常处于失语状态，1999年我经常处于不知道讲什么的状态。我想在新世纪我也可能经常处于失语的状态，这是我现在真实的心情，别的我就说不出来了，谢谢大家!
曹思源(著名经济学家)：在座的有革命老前辈，我小学时候就读过你们的文章，李慎之先生写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文章我是站在书店里读完的。大家称我“曹破产”，我有三大爱好，第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是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才是破产法。人类历史悲欢离合，苦难深重，马克思认为根源在私有制，我们消灭了私有制以后，只有国家有生产资料，可是谁调动得了生产资料呢?刘少奇掌权的时候可以调动几百万，他躺在开封监狱的时候，一支针都调不动。那个时候全中国只有毛泽东有所有权，他能调动一切，这是公有制吗?这是周天子的公用制，是家天下的公有制，这是绝对的私有制!我过去在国务院工作，是公有制下的一个打工仔，现在是私有企业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小小的总裁。1949年以后我们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创造力萎缩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某种意义上就是奴隶制。中国绕了一圈，蓦然回首，出路是在私有制。我最近在香港出了一本书叫《人间正道私有化》，我在上海“财富论坛”亲手把它送给江泽民 。我不是心情很激动，不是投其所好，而恰恰相反，我是策划好了，我知道我跟江泽民 会出现在同一个会场上，我9月17号特地把这本书从香港带回来要送给江泽民 。为什么“曹大胆”鼓吹私有制，因为我们走了一段弯路，发现正道还是私有化。我们对私有财产的所有制是应该肯定的。在这个世纪末的时候，私有财产终于要登上中国舞台了。我讲前途是光明的，依据是：经济的私有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多元化已成不可抗拒之势，我们有理由乐观，有责任为之奋斗!
茅于轼(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共产主义”一词的原始意义是“公享你的财产”。文革现在会不会重演呢?我看有可能，应该吸取经验。回想我一生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如果搞得不好，个人就没有好日子过。有些时候我们不能等国家搞糟了之后再来想办法啊!
蔡德诚(《科技导报》常务副总编)：〖HT〗中国的希望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叉的领域里。八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但中国的历史演进没有向这个方向获得成功。八十年前的启蒙没有在我们的民族开花结果，我们今天似乎在重复八十年前启蒙先驱们讲过的一些话。但历史发展到今天，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全球化给我们展示了全新的视野，现代文明的发展已成不可抗拒之势。有了鲜明的对照，有了鲜明的对比，希望确确实实在我们面前。市场化把每一个人摆到了公平的起跑点上，每一个人的能力贡献、作为都会受到最公平的评价、报答。当然因为权力的介入，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健全，很不透明，但是这个大方向已经确定了。但是市场经济要求上层建筑是开放的，民主的，是尊重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的。新世纪举行这样的一次聚会让人充满希望，但前面还有雷区要我们绕过，有危险要我们去克服。
遇罗文(遇罗克弟弟，北京京龙水刀集团总工程师)：我觉得上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太可怜了，一方面是遭迫害。我前几天去拜访我父亲文革时的一个难友牛大爷，当时他在监狱里的工作是拉死人。有一次他的牛车出了问题，死人掉了一路，他只好把牛赶回去，把几十个死人一个个抱起来，抱回牛车，这些死去的右派都是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方面就是活下来的，不被年轻人所理解，甚至被他们耻笑。所以说做一个知识分子实在是太难了。有些东西难以理喻，比如文革，实际上是最不应该忘记的，我们偏偏让它被淡忘了。我觉得草原部落最大的贡献是让人记起了文革。前几天读林贤治的《夜读遇罗克》，我觉得像这样一个亲历过文革的学者也有对文革的误解，比如他讲，遇罗克当时为什么不讲个人权利，而讲“跟家庭划清界限”，“保卫党中央、毛 ”或者争取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认为这些是不正确的主张。其实在当时你如果不讲这些东西你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也没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要不是亲自经历过那一段历史，你就无法想象当时的环境有多黑暗。最后我以遇罗克当年的一首诗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千里雪原泛夜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也迢迢夜也长!
李南央(美国)：我非常同意我父亲李锐先生刚才的讲话，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领导力量，知识分子本来是很有傲骨的。但1949年以后遭到打压，成了附在工农阶级身上的一张毛，只好夹着尾巴做人。我衷心希望在座的都能保持你们的傲骨，不仅在内心深处，而且在现实中保持你们的傲骨。
马立诚(《人民日报》社评论员)：知识分子文丛的四位作者掀起了一个小小的潮流。相信这一股潮流会扩大。钱理群先生不管从学术功底还是学理上讲，功夫都是很深的，而且他的文章能紧密联系现实，可以说钱先生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文学评论和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钱先生是北大的骄傲，这才真是北大的精神。
黎鸣(著名学者)：两个世纪前出现了华盛顿，今天出现了叶利钦。我不觉得叶利钦有多么了不起，但这是一个象征，棗人们对权力的视角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盛顿使美国走向民主，我相信有了叶利钦，俄罗斯也一定能走向民主。不容易，谁拿到了权利不是带进棺材，但叶利钦没有，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我赞美他。最近中国的媒体干了些什么，中国的文人干了些什么，又是民族主义，又是后现代主义。中国的文人认为“五四”过时了，民主过时了。中国不需要民主了。萨义德的《东方学》有价值，但我反对它放了无聊的烟雾弹。《东方学》不值得我们唱赞美诗。我们没有必要去咒骂西方，我们一定要有勇气咒骂我们自己。实际上是谁造成了我们今天东方的虚弱无力，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太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能力，没有把自己内心的“我”立起来，因为我们没有“自我”所以我们才没有我们的国学，没有自己的“东方学”。我最丧气的是中国的文艺界，我觉得这是没有希望的一群人，他们写了些什么，评论了些什么?把金钱(金庸、钱钟书)捧到那么高的位置。对于钱先生我是尊重的，但我反对他搞学问的那种态度，他没有中华民族的“自我”。萨义德批评西方知识分子把东方描写得那么落后、虚弱，这不能怪西方，得怪自己没有创造力。西方是思想的机器，然后才是科学机器。我们今天的文人是用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在破坏中华民族思想的机器。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精英、观点。
沈昌文：是不是也请文艺评论界发表一下看法?王学泰先生讲讲吧!
王学泰(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黎鸣先生刚才的许多观点代表了我的看法。我是搞中国古代文艺研究的，我最近在搞游民文化的研究，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游民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影响超过了本阶层，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我的灵感来自于鲁迅的《阿Q正传》，过去对阿Q的阶层归属争论很多，有的说是贫农，有的说是富农，实际上阿Q是游荡于城乡之间的一个游民。阿Q的精神带有普遍性，他代表的游民精神也影响了其他阶层的中国人。阿Q革命就是三个目的：抢东西，抢人，报仇。中国人对革命的理解百年来没超出这三点，这种对革命的观念影响了近百年的革命斗争，也影响了近五十年来的社会运动。我有关游民文化的这一本书没有涉及现代和当代的问题，但我希望能引起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和当代问题的人们的关注。
夏骏(北京电视台第四频道总监制)：我赞同知识分子是头脑，但是必须有健康的体魄，头脑才能发挥作用。我觉得要使我们的国家体魄健全，必须靠市场经济，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投身于市场的建设，从不同的方向贡献于时代。
王东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我最近读到了李慎之先生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特别有沧桑感，读到结尾我流泪了。我们很多人讲弘扬传统文化，中国最大的传统是不让人说话。“中国”的“中”就是在口上安了一个插销，而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说话。九九年基本的问题都是常识，九九年的传媒极其耻辱，李锐先生说他是绑过脚的，我们今天也裹了脚。九九年朱学勤、秦晖在重大问题上是说了真话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我们要敢于讲话，把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把生物学意义的嘴变成社会学意义的嘴，让舌头动起来，即使讲错话也不要紧。
李慎之(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沈昌文要我“慎之”，李锐讲我是“慌之”，我想我要“慎”也慎不了多久啦!李锐要“四讲”，我要“五讲”，加一个“讲人权”。现在全球化在发展，需要一个全球框架，有很多国际场合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唯一可以肯定的全球架子就是“人权”。但“人权”现在有阻力了，中国有一个人权与主权的问题。“人权”最后必须落实到个人身上，言论自由迁徒自由。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宗教的文化，但是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专制主义文化，分开讲就是专制主义加奴隶主义。研究中国问题最深刻的就是鲁迅，他最大的贡献就是给我们贡献了一个阿Q，我承认我身上就有阿Q气。我希望你们到晚年都可以免于阿Q。新世纪，老任务，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就是人权，人的自由，民主化，这个任务今天并没有完成，我希望，我也相信到二十一世纪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出个题目，我自己没有力气来做，希望年轻人来做，就是中国的专制主义，从秦始皇以来二千二百年直到今天，皇帝打倒了，但专制主义可以借尸还魂。为什么中国的民主化不能实现，有人说是苏联的影响，我不太同意。因为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太深厚了，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太能接受专制主义了。杜威说对美国人讲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我现在觉悟到对中国人来讲专制是一种生活方式。李锐讲缠了脚，我看今天很多人走路，都有一点别扭。李锐说知识分子是附在工农上的毛，但工农就是皮了吗?他们也没有任何地位。我认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起到的作用就是“教化”，讲好听点就是“维护社会稳定”。而西方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批判”，就是促进社会进步。我主张由教化转向批评，最重要的就是要说话，说错话也不要紧，如果都说话了，社会就进步了，民主的目的就达到了。
蔡德诚：我想对黎鸣先生开一个小小的炮。目前有一股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总想把西方跟中国的发展对立起来。我觉得人类的文明是有共性的，文明是在交流与比较中发展起来的。人类文明高低的标准，一是效率的高低，二是理性的高低，三是人性的高低，人性是指自由平等博爱，科学民主、人权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近二、三百年的发展经验是人类宝贵财富的一部分。中国要珍视自己的传统，也要珍视外部的成果。我反对有些人强调什么什么是自己的，什么什么是别人的。黎鸣先生很重视向导性的外部事物，我很矛盾，是不是曲解了他的意思。
王富仁(北师大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化的问题根结在人权意识，全体国民中人权意识建立不起来，首先在知识分子当中。没有这一点就没有办法与世界文明对话。我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权意识的发展并不抱乐观的态度，我认为在当前活跃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深层的危机，这种危机在1999年已经表现出来了。并且我现在也看不到克服危机，沿着提高人权观念的方向发展的途径。我们现在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包围的困境。经济全球化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思想意识全球化的契机。我的判断，很可能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恐怕更严重地失去了一个与世界思想潮流发生正常交流和找到共同对话基础的途径。第二个担心在国内意识形态中知识分子和普通人民意识上的距离，我们知识分子又陷入了《祝福》中“我”的处境，面对祥林嫂的悲剧，面对她意识上的困境，没法提供答案，我们没法找到一种语言，或者有语言，但没有适合的方式来回答祥林嫂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公民意识在知识界的分裂中不是在加强着，而是在淡漠着。我对二十一世纪的初年并不乐观，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的过程将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五四”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知识分子还得准备付出自己的牺牲，还得准备自己的痛苦，跨不过这二十年的困境，中国在表面的繁荣之后，将是更严重的专制。
郝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江山易改，话语难移，比如“同志”，这是指具有共同政治信念的一群人，刚才沈老师主持，一叫“同志”，我耳朵就竖起来了，再叫“同志”恐怕就有人要出去了。比如毛泽东，红卫兵叫“毛 ”，李锐他们叫“ ”，我用过一次“已故 毛泽东”。比如“文革”，有的人讲“文化大革命”，我最受不了的一个词是“十年浩劫”，谁劫谁呀?朱学勤的文笔华丽，实在，有些问题讲得巧妙、有力。性格强力的人经常有话语暴力倾向，比如毛泽东，后来江青也学会了这一手。我们要有话语自觉，要让话语方式转换过来。最后我做一个小广播，金庸的一个讲话，发在《新闻记者》杂志上：“解放军的任务是保护国家安全，我们新闻工作者也一样听党和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在座的有中央电视台的，你们的责任重大啊!——郝建插话)，我们跟随党的政策，不是甘心受它的利用，丧失做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责任，而是尽一个爱国公民的义务，保卫国家不受外国的侵略和颠覆，理由是：第一：笔杆子既可以出政权，也可以毁政权；第二，目前中国政权十分稳固应予支持，我今年在圣彼得堡见过的人民生活远远不如杭州人；第三，资本主义社会中，传媒言行不一，也是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理由：首先，任何国家反对派要发动政变，必先占领国家电台、电视台。其次，东欧、苏联演变后美国已经将中国当做眼中钉，想阻止中国强大，希望中国衰落、混乱；第四，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说是根据美国地图局提供的错误地图，但美国中央地图局随即声明提供的是正确的地图……”
沈昌文：我的职业习惯，编一个杂志怕编得太彻底了，现在是在编一个会议，我们编得不彻底些，留着很多话以后可以讲。现在我们请草原酋长讲话。
贺雄飞(草原部落创作室主任)：在2000年开始之际，能邀请到这么多国内外的师长和朋友，我首先表示荣幸和感谢!恭祝大家龙年顺利，万事大吉!我们草原部落九八年来到北京，出了一些书，做了一些努力，但做得还不尽如人意，由于客观条件，有许多想出的书出不来，出的过程中，有许多字句要删掉。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努力追求的是“人性、理性、智性”，希望各位朋友给予我们批评和帮助。希望能不断接受诸位大学者的启蒙，能更好地把有用的知识推广给读者。
附记：参加会议的学者还有雷颐、蓝英年、丁东、金雁、杨奎松等。参加会议的新闻界朋友有：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朱正琳、“半边天”节目李潘、周泉泉、张越、沙碧红，《中国经济时报》张剑荆、《科学时报》杨支柱、王卉、《中国文化报》焦国标、《中华读书报》张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杨盛轩、《中国民航报》杨少卫、《中国合作新报》李可、《北京日报》孙郁、《北京晚报》解玉璋、《北京青年报》潘洪其、《北京晨报》江丽等。
双向的煎熬
棗李锐《谁的人类》引出的语言自觉的随想
作者：摩西
上个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些知识领袖们，一方面要打断二千二百余年的专制主义传统以及与之相伴生的蒙昧主义传统，追求对民众的现代化启蒙。另一方面又要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追求国家的独立。为了割断专制主义的传统，他们倡导了白话文运动，这是十分历害的一着。因为，几千年来中国的皇权政权所操持的都是文言文，为这一政权服务，起到教化作用，帮忙与帮闭的知识分子操持的也是文言文，他们被科举制度不断吸纳，而科举制的淘汰标准即是对以文言文为叙述方式的儒家意识形态的熟悉程度。白话文运动等于是对皇权体制的一次釜底抽薪。
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终极指向是再造文明，对于他们来说，选择白话文是选择边缘对于中心的一次反抗，选择边缘对于中心的一次拯救。他们的理想是以几千年在民间以口语方式存在的白话文之舟载动科学与民主之船。然而，八十年来，当时被称为“德先生”的民主似乎不肯来，“赛先生”也只学了个技术理性。白话文的方舟似乎并没有载动五四启蒙之梦。
山西作家李锐(据可靠消息，他也是瑞典文学院最为关注，最有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近几年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探讨汉语的语言自觉，从他所倾注的大量心血来看这个问题已经成了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李锐先生认为，汉语的语言自觉必须包括以下几点：
自觉警惕白话文运动以来汉语中的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白话文的土壤上种下的是来自西方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椕裰饔肟蒲В欢谡馄恋厣险嬲ń峁娜词敲翊庵饕搴头粗侵饕澹浔硐衷?/FONT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批斗知识分子中达到高峰。李锐认为，新文化领袖所倡对的民主与科学最终遭受的是操持白话文的广大大众所否定。而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知识界迅速倒向俄国，那里的民粹主义与中国传统文人的“悯农”情节与“田园”梦想一拍即合。在五四时期的文献中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宣告：“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地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李大钊)“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蠹民吗……我们这些人好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有几个……再翻回头来看，看看那些大睁着眼不识字的可怜的平民，却实实在在我们的衣食生命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社会分子。”(《平民教育》第九期)。这便是现代白话文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源头。
自觉警惕体制话语和市场话语。李锐先生认为其实操持白话的民间是我们几千年专制主义最深厚的土壤，而新文化运动似乎低估了这一负面因素。中国的权力话语在经历了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的总爆发后似乎越来越向几千年的专制主义传统回归。而以市场为名的另一种话语专制也正铺天盖地而来。这些以头版头条或变相为经济报道的广告或声斯力竭的叫卖声的形式窒息着我们生存空间的语言也正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警惕对西方的盲目复写。长期以来在文艺界或者有人刻意模仿西方经典大师，以致有人模仿博尔赫斯写了几篇文章就有人叫喊：此后的中国作家都要生活在某某人的阴影中。李锐先生认为我们的写作是站在当下的中国土地上，有自己的特殊性。他说：“在一个古老文明一百五十多年的分崩离析、生死交替中我们应当留下自己的叙述，我们会刻骨铭心地看见自己无数的喜怒哀乐，无数的生死离别。”
做与一个作家，李锐对语言有着自己独到的敏感，他说：“书面化的文相对于千差万别变动不居的日常口语，就有如贝壳对于大海。如果有一天大海平息了，如果有一天一种语言不再被人们诉说和使用，贝壳也就会因此丧失了生命之根，而断然失去夺目的光彩。写作的意义，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挣脱贝壳的束缚向生命之海的忘情的回归。”
李锐说他对语言自觉的探究是“出于对尸横遍野的语言死亡的恐惧，出于对灵魂丧尽的语言麻木的焦虑。”在他看来现代汉语的价值缺失和灵魂空白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由于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反弹并没有成为现代汉语的灵魂。因此汉语既无法回到新文化运动以前的状态去，在前行的过程中又经历了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总溃破的创伤，直到今天仍面临权力与市场双重压迫的困境，就像梦醒之后的娜拉，既无路可退，又不知前途在何方，面临双向的煎熬。
其实，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理想，或倡导与尊重个人的自由、独立与尊严的现代理念在中国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是时代的召唤。用民主与科学，用个人的独立、自由与尊严衡量我们生存的历史与当下，看见我们做为人的痛苦，应是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汉语的主要使命，我们应当有这一份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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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城市的心灵
棗读《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
作者：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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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一本书中读到几部当代作家的小说，从中我们可以阅读四座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城市棗北京、武汉、上海、广州。
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写的是北京。主人公白大省永远在雌追雄，永远也没有办法把自己嫁出去，这样的人物能唤起的只有我们的怜悯。倒是小说中的一个配角椢鞯バ×苡幸馑肌Ｋ呛ψ油呕铩拔鞯プ荻印敝形┮坏呐裕馐父瞿昵崛思炔荒钍椋植还ぷ鳎谰薄⑼底孕谐担檠毯染啤Ｎ鞯バ×谡飧鐾呕镏屑炔煌狄膊磺溃睦秩な呛退械哪腥怂酢Ｔ谟胱荻油獾那槿擞幕岬纳钜梗荻又械耐锩蔷突岱蕉耄煤彀紫嗉涞幕ǜ衩汗鹇阕派硖宓奈鞯バ×诙ィ诤诎档暮锪粝麓潭淖孕谐底迳６改旰螅颐墙诿致湃颂宓碾腿夤稹⑾阋丁⒖о任兜赖男【瓢衫镥忮宋鞯バ×咽钦飧龉易攀奁ぁ⒐摹跋鹉就啊钡睦习濉Ｕ饫镏蚬庥陌担氖恰段俏遥住罚惺棠愕氖恰拔缫箍窕丁薄＊?/P
在通篇小说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现代性的光亮，看不到独立的人格和追求自由的个性。在故都的风物中只有淳朴仁义而无用的白大省或天不怕地不怕的“西单小六”，但终究逃不出世俗的满足或忧伤。
同一本书中邹静之的《我家房后的月亮》，写来自农村怀着作家梦的后生天宝靠做钟点工维持生计。他奔走于陶醉于往事自言自语的1949年归国知识分子赵干大，以做爱排遣寂寞的京城闭妇阿夏姐，患白血病的电脑虫男孩白越之间。这是三个灵魂空虚而没有未来的人。天宝在油盐酱醋，拖地洗碗马桶厨房之间构思着小说，想念着他月亮一样皎洁的葛妞子。这些挣扎在底层，漂泊于无涯的游民知识分子是外省不断给北京注入的新鲜血液。
武汉棻Ｊ赜胛萝?/P
池莉的《致无尽岁月》把我们带向长江中游城市椢浜骸Ｐ∷档闹魅斯拔摇奔炔豢坝谖浜旱某笔⒖崾詈脱虾侄哉庖蛔鞘杏凶疟灸艿囊懒担饫锏乃饫锏氖卟耍饫锷偈煽康挠岩辏庖磺芯拖蠖锍惭ㄖ忻兹椎南覆荨Ｔ谥魅斯闹芪в幸徊悴愣嗄杲⑵鹄吹幕 Ｋ鞘撬嗄甑呐ぷ鳎歉鋈硕员还潭ㄌ逯平幽捎朐奚偷母卸鳎俏炔降纳ê蜕畹男】怠Ｎ裁匆崞庋陌踩腥プ非笮碌耐黄颇?/FONT?男主角“大毛”北方男性的豪气和他借用了权力在南方商场上的呼风唤雨，都是令在武汉安居乐业的"我”眼花缭乱，但“我”却永远不会舍下身边的温馨，去追随大毛走南闯北。池莉的小说满被一种既定秩序接纳与赞赏的舒适，没有人性的痛苦与生存的挣扎。这样的口红不抹也罢。
上海棸倌昱猛ù蠛?/P
温柔的上海由两位温柔的女性来言说。王安忆的《忧伤的年代》把一个10岁出头的少女成长的内心体验写得惊心动魄。王安忆的语言是满有灵气的涌动的生命之海。《忧伤的年代》使人惊讶的是它保留了一个成长在五六十年代的孩子那么完整的个体生命记忆，这是罕见的。在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伴随着人们的往往只有集体力量的无坚不摧，和个人的缈小。而在王安忆这里，告别了可爱的孩童阶段但尚未成为美丽的少女的孩子内部的失衡在累积，忧伤在累积；在告别对大人的依恋的过程中孤独在累积，自我意识也在加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孤独的行军。拥有孤独也意味着拥有做为现代理念核心的自我独立意识。在《忧伤的年代》里四清运动、儿童场电影嘹亮的冲锋号都只是外部次要的布景，从来不曾深入地进入过主人公的内心，这里所表达的珍贵自我之孤独在那个年代里如何成为可能?在上海?
这个问题后来在朱学勤先生的《书斋里的革命》中找到了答案，朱先生说，在文革中虽然上海是极左的阵地，但是：“这座城市的底部却洋溢着从市民生活顽强散发出来的浓厚的资产阶级‘右倾’气氛，……就像一个巨大的三明治城市面包，漂浮在中国内地生活的顶部，装饰着这一国家内里更为深厚的中世纪生活的表面。”
殷慧芬的《吉庆里》写的也是上海，这里上海的百年弄堂通向现代化的市场也通向大海；旧上海的美女牌香烟广告、老式被柜铜床梳妆台伴随着白领丽人用网络漫游五洲四海；七十岁的独身阿姨看的是最流行的时尚杂志《靓女和时装》，成功地让几位异性争风吃醋；逼仄的空间所要求遵守的严格的人我区别刚好契合现代文明所要求的理性的边界意识。这就是上海，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收放自如的上海。
广州椃杈褪且磺?/P
张欣的《你没有理由不疯》写的是岭南的广州，高干子女谷兰和正军在舒适的体制内呆久了，觉得生活有点不对劲。于是谷兰驱赶着正军去炒股，自已也放下一贯的清高，在省人民医院的医药窗口卖毛毯、搭售治男性不孕药。她们主要不是为了钱，“疯”本身就是目的。正军与单位里新来的女大学生有了私情。而谷兰棗人过中年风韵犹存的她从试图摆脱痴情青年向川的追求到卷入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有北京背景的一家预备上市的公司把污染过的能对千万儿童带来性命之忧的药品推向市场。谷兰和向川不顾一切地把消息在一家小报上捅了出来。向川被开除远走他乡，正军失去了任新成立的家电集困老总的机会，他和谷兰之间的婚姻也走向终结。谷兰形销骨立，面容憔悴。而小报总编也为了其他的什么原因被撤换了。医药公司按原计划上市。
这就是广州，勇于突破自己的广州，勇于否定自己重新开始的广州。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广州一直都是勇敢的先锋，虽然因为这勇敢它可能会付出代价，但我们还将看到许多新潮从那里涌起，涌向全国。而上海，由于百年市民文化的底蕴，由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国现代化的收功之重任很可能要由它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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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励兵秣马 百名大家聚义
棗棗《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结集成书
一民
经三年励兵秣马，被誉为当代中国作家实力方阵大检阅的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近日正式由时代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该书收录三年以来中国最有实力的作家最新发表的作品近百篇，全书共100万字，分上、中、下三册。
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活动由《北京文学》杂志社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评论专业委员会共同发起主办。在一个人们疯狂吞食视觉符号的时代，以书写符号为载体的文学正面临被冷落的危险，而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正在摆脱旧有的体制和轨道，既像脱缰的野马，又像溃退的散兵游勇。文学本身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混乱，机会与投机并存，追寻与退却相杂，探索与逐利齐驱，使人莫辩真假，不识良莠。评选活动的举办者们痛感文学需要一种新的尺度。为了促进文学的健康成长需要从对文学的价值、品格、精神和趣味的重新定位做起。于是就有了这次评选活动。
排行榜评选以“纯粹、公正、权威”为宗旨，对每一季度最新发表的文学作品做出排行。内容包括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排行榜推选委员会汇聚国内近年活跃的中青年理论批评家及资深编辑家，排行产生过程，由推选委员多方征询意见，提名研讨，多层淘汰，择优入选。
从1997年1月到2000年年初，排行榜共选中中篇小说29篇、短篇小说31篇、诗歌31首、散文32篇包括王安忆、张欣、池莉、邓一光、北村、铁凝、邹静之、阎连科、迟子建、杨绛、林斤澜、徐小斌在内的作家的作品在中短篇小说排行中上榜；西川、舒婷、王小妮、郑敏、食指、黑大春、白连春等人的作品上诗歌榜；林贤治、韩少功、余光中、徐晓、王蒙、摩罗、刘烨园、贾平凹、刘亮程、苇岸等人的散文上榜。除了前一时期已经非常流行的作品之外，其余的好作品被悉数收入结集的新书，结集成书后书名仍为《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
死是一件无需着急的事
棗读史铁生《对话练习》有感
摩西
当史铁生在21岁上截瘫了时，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他会突然把眼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他会把手头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年轻的史铁生当然不知道，儿子所承受的煎熬要双倍地加在母亲的身上，他的母亲大口大口吐着鲜血被送往医院，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未成年的女儿……”失业、混迹于街道工厂的老太太中间、在死亡的边缘与病魔数十年如一日地周旋。除了两条腿，他的两个肾也坏得差不多了，用史铁生自己的比喻就是：一架飞机，两个起落架和两个发动机全坏了。由于生存面包之缺乏，人有可能选择死亡，对付这种死亡需要一种幽默感。
刚截瘫的几年，在一个名叫地坛的古园中，有好几年的时间史铁生思考的首要问题是：“活还是不活?”直到有一天，他明白了：“死是一件无需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为什么不活下去试试呢?”
当“活还是不活”成为问题时，一定是加在这个人的肩上的生存压力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选择死是选择拒绝继续接下去的人生过程，同时拒绝承担这一生命过程的不堪承受之重。面对“活还是不活?”的人往往正陷入一个心理障碍，认为，“目前我的情况很糟糕，接下去也许会更糟糕；到目前为止我的生存没有什么价值，接下去也不会获得什么价值，还不如趁早了结。”把一时的绝望放大成对一生的绝望，由对一生的绝望走向自行结束生命，这是许多人自杀的原因。
而当一个人开始自言自语“死是一件无需着急的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他已经有了面对死亡的幽默感。当他继续说“何不活下去试试呢”的时候我们可以庆祝胜利了，因为又一个强者诞生了。这种“试试”的心态首先建立在与苦难对峙的勇气上，试试看，苦难你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悬崖的边缘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下的流岚雾霭，唱支山歌给你听。由于生存意义之迷失，人也有可能选择死亡，对付这种死亡需要一种审美的升华
史铁生曾经面对另一个困境，那就是即使无缘无故地受苦是人生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即使我们超越了苦难的煎熬我们仍要面对在生命的终点意义缺失的难题。“人类是要灭亡的，地球是要毁灭的，宇宙正在走向热寂。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我们在走向哪儿?我们再朝哪儿走?我们的目的地何在?我们的幸福何在?我们的救赎之路何在?”最后史铁生的回答是：转向过程。“一个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和变成一个不精彩 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
在人生绝望的荒漠里我们的生命回归了它本真的状态，永恒的只是行走本身，热爱的是行走的过程，在艰难中把困苦看成是命运的赠礼，是造成多彩人生的云彩。在欢喜中把欢喜看成是命运的试炼，是通往锤炼之地的一道风景。于是在意义缺失的绝境中生命获得了审美的升华与超越。站在旅途的中点或生命的尽头，我们仰望星空，我们看河汉灿烂，四季旋舞而去，万物新新争起，顿生顿灭，我们便充满了感恩与赞美。要取得对死亡决战的胜利，最后的武器是爱。
诗人舒婷年轻时的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痛苦，并上升为对别人的关怀”。在史铁生的文字中到处充满了对爱与美的呼唤。曾经经历苦难的人对，由于对苦难刻骨铭心的体验，知道生存艰难的本质，因而会有一种爱的情怀，那就是对他者生命的同情，肯定，尊重和赞赏，并愿意打破心灵的隔阂与他者共亨苦难或欢乐。
爱是一种曾经艰难的强者的心态；爱是把别人生命的价值与自已生命的价值看做一样重要，甚至愿意牺牲自己以帮助别人的心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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