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溫州人，只是被放大的中國人

　　 很多人看過電影《德州·巴黎》，很少人看過電視劇《溫州人在巴黎》。

　　（ 巴黎艾菲爾鐵塔 ／ 溫州夜景 ）

　　 在歐洲遇到華人，對方會問，“你從國內哪裡來？”，通常我會放棄解釋我冗長的身份歸屬，告訴他“我是溫州人！” 對方的回答通常是“喔，溫州人很厲害”。從中冒出一個好似以下書名的“欲收斂又羨慕”的“研究溫州人”情節，我姑且稱之為Wenzhouer－Analysis Mentality。

　　 並非每個溫州人含著金湯匙出生，中國社會“均貧”了千年，即使在最開始民富的溫州，能從“家族記憶裡”回想康樂生活的“二少”也少之又少。恰如整個中國，溫州富而不均富，在巴黎13區、紐約拉瓦盛、杜拜的舊城集市，你仍然能看到剛從原生地的赤貧中掙脫、在Land of Opportunities默默求生存的溫州臉孔。

　　 雖然我是很不典型的溫州人，不在溫州長大、無經商興趣、長年讀書上學、講的又是閩南語，但我一直生活在溫州人群體的不遠處，能以置身事外的格局看著那些溫州小商人、溫州大商人的零碎事蹟。我最感興趣的溫州人群體，是巴黎的溫州人：他們群體龐大；旅居時間較長；與當地社會的碰撞也很頻繁。於是我揀選了十個“巴黎的溫州人”的生存片斷，希望能從各個側面將他們的真實生活寫實完整，並試圖闡釋清楚我所贊同的一個觀點：“巴黎的溫州人，只是被放大的中國人而已”。

　　（鳥瞰Paris）

　　1.在地媒體：“巴黎有兩種華人：‘溫州人’和‘非溫州人’”。

　　《歐洲時報》統計，旅法華人共計45餘萬，半數為溫州人（黑戶未統計），而巴黎是他們的大本營。法國人可能不知道浙江省，卻一定知道“溫州”。巴黎的二區、三區、十一区為名副其實的“溫州城”。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通過探親滯留和偷渡到達法國，“先到者幫扶後來者”，以“點擴散”的恐怖幾何形態增長，如今巴黎的溫州人已有12萬之眾。需要指出的是，在國內小有成就或事業已起家的溫州人，通常不會選擇以偷渡方式遠赴法國求生存，也就是說，95％以上在巴黎的溫州人屬於“非精英移民”（三無Wenzhouer；無高等教育背景、無豐厚的家底、無個人事業基礎），他們並非“生而富裕”的溫州人。

　　 （中國內地到處可見的溫州人現象書籍）

　　2.猶太商人說，“我们不賣貨給溫州人！” ＝ 溫州人打敗了猶太人？

　　 巴黎三区的市长街RUE AU MAIRE)、庙街(RUE DU TEMPLE）—— 巴黎传统的小商品集散地，过去曾是犹太人的天下。如今，至少 90％的店鋪已被溫州人盤下，11區和12區的St.Martin街、以及種族混居的20區也被溫州人攔下，不僅打破了猶太人在紡織、服裝、鐘錶、眼鏡、日用百貨、禮品等領域的壟斷，反而控制了法國70％的紡織品進出口，僅2區和11區就有1100多家華人（溫州人為主）控制的紡織品服装進出口公司。在服裝行業，猶太商人不得不提防溫州商人的仿冒行為及價格惡戰，“他們揀出最受歡迎的款式，在幾天内就能以一半的成本仿製出來，更以低於10％的利潤率進行惡性競爭”。10％的利潤率，也只有溫州人能活下來。

　　（國際中文學校 ／ 巴黎溫州人教會）

　　3. Montgallet街居民：“這裡原先有咖啡館和書店，被溫州商人以高店租排擠走了。附近的交通狀況和環境也在下降。”

　　 在法國，鮮少有商店會在8點以前開門，更少有商店會週末營業，除非店主是溫州人。溫州商人的最大特點是，難以追趕的勤奮。一位旅居法國24年的華僑這樣評價溫州人群體：“在巴黎的溫州人，是中國人的平方”。言下之意，這些人將中國人求生存時賣命、精幹、物化的勞動精神發揮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不論法國人、阿拉伯人還是猶太人，他們都有週末休息、過宗教生活的生活文化，他們不會、不能也不願像溫州人那樣7×24小時拼命工作。而這也是溫州人群體難以被主流法國社會接納的原因之一，從工作到生活，東方某共和國的國民溫州人和親自引領三次市民革命走向共和國的巴黎人之間，存在巨大的價值觀落差。一位在機場偶遇的日本媽媽桑，這樣評價“溫州人現象”：“有努力生存的精神，沒有盡情生活的文化。

　　 （美麗城的溫州人店鋪）

　　4.巴黎華人：“巴黎有三大生存禁忌：美麗城、溫州人、和房東一起生活”。

　　 這大三禁忌，其實都和Social Integration（社會融合）有關，美麗城帶給巴黎“從不打烊”的夜生活，巴黎人卻嫌它“髒亂差”；溫州租戶帶給“巴黎房東”豐厚的租金收入，巴黎房東轉身照樣去市議會支持限制溫州商戶的提案；如果和法國房東一起生活，恐怕你會難以控制自己停止羞愧。在文化心態極度自負的法國，巴黎人仍稱其他省份的法國同胞為“外省人”，“旺代省來的女傭”，這句杜拉斯小說的斷句，顯示出這種”傲慢到無興趣關心他者更多“的巴黎人作風。溫州人之於巴黎人，只不過是只會賺錢、犧牲生活、亞洲來的、有點吵的物質動物。作為儒家文化永嘉學派代言人的溫州人對此倒是不以為然，從他們和巴黎議會的三次談判結果來看，他們關心和能夠關心的，只有實利、實利和實利，實用傾向過度，就會帶來逐利以致“忘乎所以”的浮躁、以侵奪份額為出發點的競爭作風、去情感化的處世態度、對非物質價值的冷漠等。

　　（溫州籍餐廳主 ／ 法國成長的二代“可愛的三胞胎”）

　　5.地下工廠主：“一般員工人數都在50人以下，很多是打工還債的親友，終年趕工，債清後他們會自立門戶”。

　　 所謂“溫州模式”，是螞蟻雄兵、是抱團壯大、是自謀獨擋，也是“沒娘自己長”的Economic Anarchism（你明白為甚麼中國政府樂於推廣該模式了吧）。溫州人沒有個人的商業神話，從“月蘭會”的家族融資，到黑戶的“合法居留”過渡蔽護，無不倚靠宗族裙帶。一個法國電視台拍攝“溫州人地下製衣工廠”的紀錄片，單個地下大房間，一半用於打地鋪，一半拿來放機器。工人們日夜連續工作，甚至有常年夜班，因為這樣可以當日製版、次日交貨，以驚人的訂單完成速度擊敗同行。有人甚至数月不出屋，終年不見陽光。法國電視台特意找到偷渡客在中國的父母，將錄製的節目播放給他們看??卻有位父親一臉嚴肅，“這是對他日後獨立經營家族事業的鍛煉。”

　　（新年開店奮力擊鼓的青年 ／ 旅法商會的老溫州華僑）

　　6.圖爾大学音乐文化遺產專業留學生任姣莉：“只要賺錢他們什么都做，而且不太有職業道德。”

　　 上世紀90年代，溫州製鞋業因仿冒、制假，集體商譽受重挫。近20年來，溫州商幫通過品牌建設，逐漸挽回了集體聲譽，其中佼佼者：比如奧康鞋業，收購了義大利鞋業第一品牌萬利威德；再比如美特斯邦威，擁有從設計到行銷均領先於同行的完整商業鏈。但是，記住一個事實，95％以上在巴黎的溫州人屬於“非精英移民”，他們擴展商業競爭力的Access和Capability，少之又少！“利用”親友類工人24小時交班趕工”以獲得訂單流程的時間優勢，在人權意識深入人心的法國，形同犯法。而仿冒同行進而低利潤侵占市場的“行業自毀”行為，是在道德邊界和法律邊界遊走的對行規的踐踏，“本地人”或老資格的新法國人，也不敢如此輕易的冒犯傳統。求生存的急迫和浮躁，加上自身商業修為的缺乏，給溫州人在法國的集體商譽建設蒙上陰影。這層陰影會籠罩多久，難以預測。

　　（當地溫州商人社團／《溫州人在巴黎》劇照）

　　7.移民居語言班老師：“我教學的班級有三分之一是温州小孩，我發現，女孩子都很愛學 ，男孩子就不好好學！”

　　 一位北京遊客在十三區向一個華人面孔的女孩問路，對方卻不懂中文；北京遊客用英文問她家鄉，“I'm from Wenzhou”。巴黎的溫州人群體裡，文化斷根的年輕世代的“巴黎溫州人”並不少見。一位溫州服裝批發商的女兒自小生活在巴黎，受法文教育，學 藝術史，成年後卻拒絕為她父親的服裝工廠效力。她用地道的法文對《鳳凰衛視》記者說，“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感激父母對家庭艱苦的扶持，但這不意味著我必須承接他的生活方式”。一個家庭裡，文化衝突就這樣生動具體的發生了。中國爸爸和法國女兒，誰也無法說服對方放下各自價值觀上的絕對。文化間的難以互融，突然從族群間，變成了代際間的隔閡。對溫州移民後裔的家庭教養，移民一代也因為無意識、無時間、無條件而推託給學校和社會。的確，艱苦扎根的溫州巴黎人，是沒有能力完成價值上的交棒的。

　　（美麗城商人為商店取名“安定” ／ 溫州商人在巴黎經營名叫“歐華”的進出口公司）

　　8.中華僑務月刊：“在社會融入方面，越棉寮移民（東南亞華人）比温州人融入程度高一些。”

　　 單就經濟而言，近60%獲得永久居留權（officially registered）的溫州人已享有當地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他們中甚至有人能在地價昂貴的香榭立舍大街購買數間不動產。美麗城華人“開槍”事件，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某些溫州人炫富惹禍，自然成為懷有搶劫動機者的目標。由於溫州人以家族抱團形式在法國開拓生活圈和事業圈，很多成年的溫州人與外界（Out of Comfort Circle）的互動交流其實不多，加上語言障碍和文化素質偏低，他们的生意圈、交际圈多数仍限于華人社会（Parallel Chinese Society）。那些已成為法國社會精英的溫州人，或是香蕉華人“市長”、“只對法國人發聲”的議員、律師、設計界新銳、更早先的溫州移民後裔，又鮮少與後來的溫州人社群互動。宗族親友、法文翻譯、華人中介、行會、同鄉會，反而成為了溫州人擺脫“平行社會”的阻礙。而早有家庭移民經驗的東南亞華人，在文化開放性、語言學 動機上更加主動，自然也擁有更多社會參與的機會和資源。

　　 （商人吳春成接受天下雜誌採訪／巴黎基督教地方召會2011年特會）

　　9.台灣《天下雜誌》“國家之路”系列採訪稿：“在中國大陸“資本主義之鄉”－溫州，越來越多商人開始奔向心靈之鄉”

　　 If you told an American that you are extremely rich, probably he would question back ," Then What? " 然後呢？是很多擁有寶馬、賓士、豪宅的人的默默自問，很顯然，財富本身只是維生工具，並非人生的終極目標。溫州人群體，也可能是最該這樣自問的群體：“我有錢了，可是‘然後呢？’”尤其對於巴黎的溫州人群體，他們在溫州時只是青田、文成鄉下的鄉民或是邊緣城市帶的“二等機會關照的公民（中國社會自然有各種分配不公）”，並非像鹿城或瑞安等其他溫州沿海地區的居民那樣開始 慣Being Rich，顯然他們是社會學定義的新富人群（New Rich Group）。

　　 這樣的新富人，更喜愛奢侈品消費（補滿物慾），更喜愛排場顯赫的社交（補滿自尊）??當馬斯洛列出的所有級層的需求被滿足之後，他們開始疑惑人生，尋找心靈的歸屬感，這是一個人企圖心的真空期。在法國，用LV、開跑車、在Five Star酒店開筵的溫州人不少，但他們中參與社會事業、關懷同胞、回報社區、追求產業卓越化、尋求信仰的人還相對太少。每一個富裕後的巴黎溫州人，或許都在自問：Then What？

　　10.Columnist Timo：“ 溫州人和猶太人，誰更有因身份認同而自信的底氣？”

　　 每個族群都有自己引以為傲的Identities，在符號化思考的信息社會，這些Identities會簡化成一個象徵、一個標簽、一組Key Words。之於猶太人，Identities是“大衛之星”、“中東六日戰爭”、“愛因斯坦”、“拉比”、“洛克斐勒”、“舊約聖經”??每一個符號，都對世界影響重大。猶太人是一個Nation，溫州人卻只是中華民族的一個Tribe，溫州人的“東方猶太人”符號，很遺憾只跟財富有關，論及“堆聚地上的財寶”以外的成就，溫州人幾乎沒有什麼拿的出手的Sympolic Identities。我很同意那位法國老僑民對溫州人群體的定義——“二次方的中國人”，溫州人把“當代”中國人的Zeitgeist或者說某種國民性加倍的釋放了出來。之所以用當代修飾，也正是因為溫州人現象的時代性。

　　 （澳門溫州人商會／每年都有的世界溫州人年度人物，誰知道成功者為光鮮衣著付出了多少艱辛和苦難呢？ ）

　　 作為一個標準的Immgrant Wenzhouer，當我回看甌越的地方歷史，歷史上的溫州從來都只是中華的“孤隅”，甚至於近代的台海兩岸冷對峙時期，它也作為抗台前線被當局合理地荒蕪著。移動時間軸，我們極容易發現，溫州人之所以變身“被熱議”的溫州人，是因為南宋以來的本土“永嘉學派”，所謂“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的事功實利精神，在掙脫封建倫理和赤色意識形態的那一剎那，義無返顧的爆發了。反觀同期的中國其他地區，因為爆發的迂緩、舊民心態的退縮，他們自然便失去了被焦距的典型性。

　　 從那時候起，溫州這個符號就和“實利”、和“慾望的爆發”牢牢捆綁在一起：“第一個私營執照”、“第一座民建機場”、“東方的猶太人”、“山西炒煤”、“豪車”、“炒房團”、“杜拜淘金”??我必須坦誠，這個符號的強黏性讓我開始反感自己的溫州人Identity。在當下的中國，正因为公民整体对溫州符號背後的“實利”失去價值判斷地感興趣，才造成了職場道德的敗落、文化開發的極度商業化和極度世俗化、民眾對教育回報的錯誤期待、社會整體上進心的缺乏，以至於國民性裡的“投機主義”越發壯大。一個止步於金錢實利、而沒有終極的心靈追求的社會，遲早會被慾望挾持、如浮士德為無盡慾望做靈魂的交易，至終被腐化。

　　 既然大家眼裡的Value和Money劃等了，那麼富足Richfulness的定義也就＝Fortune了，各種權勢上的富裕者都在追逐物質富裕。

　　 當然，Rich不僅可以是in Material Wealth／物質富裕，還可以是Rich in Social Influence／社會影響力的富裕，可以是Rich in Intellectual Autority／知識權威性的富裕，或者是對ligitimized Violence合法性暴力上的富裕，今天國內有多少政商名流、文化名流、公共知識份子、執法人士，在向社會毫無顧慮的濫用著自己的Richfulness換取Fortune？

　　 為甚麼中國路人不扶小悅悅，是因為沒有道德勇氣嗎？還是路人為自己的置身事外的清淨在盤算？生命的價值和置身事外的清淨，當代中國公民對此給出了估價！

　　 為甚麼農民工子弟學堂被推倒，只是因為有礙觀瞻嗎？還是有人把那些子弟看成了貧窮的非潛力買家？未來公民的教育和用於觀賞的业績，當代中國權力對此給出了估價！

　　 我並不相信國內的經濟建設會自動帶來社會整體多個層面的提升。因為中國人忙於to be rich，Just like Wenzhouer，卻忘記Back to basic來問自己，Then What？

　　 你羨慕花都的溫州人嗎？對巴黎溫州人的觀察，反倒激起我對一種“生命被實現得太過低微”的悲憫。

　　 有位偷渡客告訴鳳凰記者：“躺在小船上漂過邊境河，隨時可能被機槍的流彈射殺，但是我不敢動??”

　　 那位無法和女兒溝通的溫州商人，甚至摘下眼鏡哭泣：“父母總覺得兒女應該留在身邊，有點親密感??”

　　 一位工廠的溫州黑工對法國記者表示，“原來在中國，在煤礦拉車、工廠裡當計件工，干的也不比這輕鬆啊??”

　　（鳳凰網記者拍攝：鞋店内，一對溫州來的父子，相較於“世界溫州人大會”，這裡更接近普通溫州移民的生活“現場”）

　　 回歸那個精準的定義，巴黎的溫州人只是“二次方的中國人”，他們在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和生存形態，或許恰恰說出我們這個民族的失敗。

　　 回看亞洲民族競爭，50年代與中國同條起跑線的韓國，已經創造了多少被世界肯定的品牌神話，文化行銷風靡全球，又借力面板業的成長，甩開同行20年的四小龍“台灣”，率先擠入已開發國家行列；華人族群占34％的東南亞小國－馬來西亞取經新加坡，充分利用本國國民的創業性格，致力於開發公民創造力，穩穩立足於中等收入國家，獲封“新亞洲四小龍”；而一直被中國以“民主亂象”嘲弄、基礎設施建設落後的鄰國印度，“Indian Scientist”成為了印度才俊在世界上公認的Tag，其“科技新貴潮”也在美國東北部和西海岸嶄露頭角、鋒芒畢露，足以讓同期卻爆發財報醜聞、市值慘跌的好幾家中國上市公司無地自容。

　　 有樂觀的愛國人士說，照目前的情勢（數字推演），上海超越新加坡、山東超越韓國、浙江超越瑞士??指日可待。

　　 我卻懷疑??

　　 30年後，山東會有幾個現代、大宇、三星、LG，扶植這些品牌戰略的萌芽力量現在何處發芽？

　　 30年後，那些中西部來浙江的農民工能在專業性和嚴謹度上超越製造軍刀和天文錶的瑞士工人嗎，那當下我們也該有一個國民專業技能計劃，用以培養未來真正的“產業工人”了吧？

　　 30年後，上海亂糟糟的交通和消防車無法通行的街道規劃能變得有序和生態嗎，你已經窺探到城市管理者的責任心和專業能力在“上道”了嗎？

　　 如果都沒有，我只能悲觀的確定自己的論斷：我們國家的未來是“數字推演”出來的。

　　 中國的未來，也是每個單獨的中國人的未來。壟斷資源、壟斷權力、壟斷機會，懷抱夢想的創業家該如何為未來努力？荒蕪非都會區的基礎教育、低技能勞動力的國家培訓缺位，建築工地上的“農民工群體”能轉身蛻變世界級的“產業工人”嗎？私享公權、官商“合謀”、打壓異見，公民的願景能被大局的掌舵者合理的關照和執行嗎？

　　 國家開發之路不盡相同，但是每當我們拋開沒有精確度、只有Politic忠誠度的Chinese Statistics來看民族的成長時，中國人的表情、氣度、體態、理想主義空氣、勇敢、靈性，卻是那樣的沈淪。任何一個中國人都該清醒的自問，誰在向未來、向夢想邁進？誰卻在掏空未來呢？

　　 身為中國最活躍的資本，溫州資本的尷尬處境，也是中國產業升級中的社會價值紊亂，有錢之後，Then What？被“既得利益”引誘而放棄集體規則、放棄正義感、放棄民族文化、放棄倫理界限的中國，在創造價值的“產業深開發”之路上還能走多遠？經濟嗅覺最活躍的溫州人，30年來仍然蟠踞在製鞋、皮具、服裝、打火機、眼鏡的低端產業上，基礎教育投入甚微、高等教育放任產業化的中國，又能培養出怎樣的未來價值創造者呢？我有一種“政治不正確”的悲觀。

　　（7.23溫州動車事故燭光悼念會，身為中國人，我們體會過這樣的心情）

　　 Martin Luther King的American Dream可以是很多，但是我們的Chinese Dream，或許一直還是“I have a dream that my dream would not stay merely a dream！”

　　 什麼時候，溫州人能回歸到只是溫州人，毫無慾望的象徵意味？地域之間的差別，能更多更自由的在文化形態、民俗傳統上、寢居飲食的生活美學上去實現多元化？什麼時候，溫州人、中國人能不再居無定所的漂泊、生存無倚，而能深深扎根在故鄉的泥土裡？

　　 什麼時候，中國人能像台灣三義鄉下作陶藝的淳樸手工藝人那樣，守著安靜的鄉民生活，不必擠入都會，即使不富足也不必擔憂陷於貧窮呢？

　　 什麼時候，中國人能像尼泊爾赤腳微笑的導遊那樣，皮膚被高原的陽光曬出健壯的麥色，快樂健康地工作著，沒有名貴的穿戴，也會知足微笑？

　　 什麼時候，中國人也開始會有瑞士人那樣的農夫情節，以擁有自家後院的一塊菜地和花圃為榮，耕收，學 花藝，體驗百年來被時代隱去的“歸去來兮”田园梦想呢？

　　 當Chinese Fortune一再被用來標榜中國人的幸福感時，試看被典型化的這群追逐Fortune的中國人，他們真的感覺到幸福了嗎？還是他們在無意識中被迫去選擇了這樣一種幸福？

　　Note：

　　本文所指的溫州人， 也包含原先屬溫州轄管、現屬於麗水的青田縣移民，原因是：第一代青田移民自認溫州人，青田人講溫州話，與溫州人群體沒有明顯的社會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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