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高考综合症

　　高考综合症

　　高考综合症

　　王新民

　　序

　　凡亲身经历或儿女参加过高考的人们见面之后几乎都会劫后余生般地叹道：真像大病了一场，这高考真是要人的命！

　　是啊，科举制度自唐代在中国建立以来，从范进中举喜极而狂到鲁迅祖父卷入科考行贿案，小到个人变态失常，大至家败人亡，乃至轰动全国，影响时局。幸赖康梁变法，1905年科举制度也随着旧的社会制度的日落西山而烟消云散了。

　　新中国以后尤其是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随着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高考制度也在不断深化改革，日益扩大开放，众所周知的扩大招生使更多的莘莘学子进入高等学府的同时，也牵动着越来越多的考生、家长乃至亲朋好友的神经，高考被喻之为黑色的7月或6月成为千千万万家庭的晴雨表，同时也愈益成为媒体、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今年，古城西安竟设立了“高考医院”，不少城市也开通了高考心理咨询电话，为考生及其家长答疑解惑，调节情绪，释放压力，防治疾患。但不幸的是，悲剧仍在发生，不堪高考的重压，考生或者家长精神失常甚至猝死在考场内外；考后，情绪失常的考生投湖自尽，满分作文的考生跳楼自杀……

　　作为一个考生之父的笔者，耳闻目睹上述高考引发的悲剧，反观自家和身边亲朋等众多饱受高考煎熬的人们，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不禁走进“高考医院”，对考生及其家长、学校，以及有关方面望、闻、问、切，旨在找出高考引发的病症及其症结所在，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促使政府有关部门予以疗救，使高考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日趋完善，日益健全，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但改革之路是曲折的，高考前途仍扑朔迷离，2005年高考又爆出冷门，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大学等名校文科一志愿竟没有报满，而偏僻的东北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却生满为患，录取线上了630分，而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录取线仅590分，与去年几乎相反，形势大逆转出乎人们意料，令广大考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大惑不解，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人们尤其是广大考生及其家长不禁仰天长叹：高考怎麽啦？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这究竟是为什麽？

　　第一篇　高考病相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重要的文化知识考试，也是一个考验学子及其家长和老师乃至亲朋好友的八卦迷魂阵，同样也是短暂人生之途中一段度日如年的漫漫隧道，犹如黎明之前的黑夜令人迷惑、恐慌、惊悸……

　　第一章　黎明前夕静悄悄

　　“考试的前一天赶到考场所在地许庄中学，晚上睡在教室的课桌上。时值盛夏，蚊虫叮咬、仓促上阵，不知所措的心激动、煎熬得烦躁异常，似乎一点火都会燃烧起来。一夜辗转反侧，几乎无眠。次日头昏脑胀，心虚气弱，战战兢兢到了考场，如临杀场，监考官宣布考场纪律如闻判词般胆颤心惊，惊魂未定，考卷发下来了，哗啦哗啦一直垂到地面犹未展尽，一下子懵了头，傻了眼，本已近视的眼睛半天看不清字，拿笔的手颤抖不已，笔在手中似有千钧之重，右肩膀沉酸得难受，脖子也僵硬得像木偶不听使唤。”

　　上文是笔者1978年参加高考的真实写照，此文名为《高考》，曾收入笔者第一本文集，排放在首篇，可见高考对笔者人生影响之巨大和长远。岂止笔者一人高处不胜寒，同辈应试者概莫例外。

　　这种高考后多年仍烙印着高考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以后多年依然通过梦境、讲述、记录不断回放、传播、感染着子子孙孙以及周围的人们，使高考成为常说常新，永不厌倦的话题。

　　上世纪末随着高考扩招，参加高考的人数越来越多，参与的家庭和亲朋好友也愈来愈广，高考的影响范围也就日益广大。就拿今年的高考来说吧，报考人数多达800多万，创历史新高，按三口之家，考生和父母人数多达2500多万，若再加上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姨舅姑嫂，那将是上亿乃至更为庞大的浩浩荡荡的护考大军啊，其影响之巨大可想而知。

　　加之日益发达的媒体资讯对高考的关注、报道乃至炒作使高考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国中大事，尤其是家有升学子女的父母对高考更是倍加关注。可以说从孩子一上高中始，父母的日常话题就转向了高考，而到了高三，高考话题就成了家长们几乎每天必说的热门话题，而到了高考的前半年，高考就成了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了。

　　进入高考的前半年，家长们不仅仅热议高考，而且着手作有关高考的准备工作，比如为孩子改善伙食，采买营养品甚或保健品，又比如选购有关高考的资料，尽管学校已统一订阅了《招生考试报》、《报考指南》，但家长们仍慷慨解囊购买了《高考志愿怎么报》、《2004年全国高校录取年报》等图书音像资料。惟恐信息不到位影响了不久的将来为孩子选报学校的决策。

　　上述则是一般的普遍的现象，不少家长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辞掉工作陪读的，有关掉商店专心做孩子后勤服务的，还有弃官不干调到离家近的闲单位以便辅导孩子学习。有一位家长将搜集到的资料反复归纳、筛选，选择出数十所自以为合适的大学历年录取线、人数、分数段等多项，以便为孩子填志愿时参考。还有一位家长是个戳天明，每天一大早起床后反复研读《高考志愿怎么报》等有关资料，并在书上圈圈划划，眉批心得，什么“位置说”、“大年小年”等观点烂熟于心。堪称高校通和高考活字典。但可惜的是，其女考后估分不准，按估分位置报的第一志愿失之交臂，这是后话，暂且打住。

　　除了父母，爷爷奶奶姑姑姨姨等亲朋也密切关注着，笔者父亲于今年4月29日就给孙女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内容如下：

　　豆豆：

　　长时未见，很想念。最近学习一定很忙，离高考大约一月，精神压力很大吧！

　　本来打算来看你，可一想恐怕影响情绪，就不来了，请谅解。

　　最后望你做到：

　　1、爱护身体，稳定情绪，尽量减少压力。

　　2、抓紧黄金时间，更系统刻苦学习，较弱课程重点反复学。

　　3、高考前充分做好一切准备，高考中牢记细心，先易后难，明确题义，认真答卷，然后反复检查。

　　等待你的喜讯！相信，完全相信你能够正常发挥所学到的知识，为家乡争光！

　　爷爷 4月29日

　　在高考这场大戏中，父母仅是个配角，主角则是应届的或复读的考生。一进入高三，学子们便被推到前台，他们的个人爱好和自由受到空前的限制，原来可选读的课外书刊被取消了，寒暑假也被补课所取代，连春节也不能走亲访友，当然亲朋也被打了招呼，今年就不聚了，免得影响孩子复习。孩子也制订了周祥的学习计划。在笔者女儿制订的04年11月8日至12月7日一个月的学习复习计划中，其“宗旨”指出：这一个月定考大学的结果，是决定生死存亡的一个月，时间要掰成十瓣用。在总要求中强调：学老师教的，同时补以前的漏洞，并完成自己的计划。仅数学就计划如下：第一轮复习：看课本，看苏大，看以前朱老师课笔记及各种资料→《我爱学习》，逐题弄通，弄懂→笔记本上及时总结，相应知识点后缀典例→《优化设计》每节及时作，《十年高考》每单元复习完做；高考模拟卷每周三套。

　　大考小考越来越频繁，到了临高考的一两个月，模拟考试不断进行，几乎每天都有小考，每周有大考，每月有统考。大小模拟考试不仅题难量大，而且要进行估分训练，以适应高考后估分报志愿之需。尤其是文史类考生，面对有弹性的试题，既要以较规范的语言表达得尽量完善，更要强化估分技能训练，不然后患无穷。

　　学校就备考也多次召开家长会，进行周密的安排，笔者女儿所在的西安某中学在3月20日召开的家长会上对高考前的两月9周复习考试安排如下：3月21日—5月20日：9次周考，4次月考；5月23日—27日：在家休整；5月28日返校上课4天，讲评试卷；6月1—6日在家休整。比往年增加了月考、训练估分、报志愿的训练，周一至周五每天6节课和自习后进行日考，几乎每天从早7时至晚7时都在紧张的复习和考试之中度过，学生和老师的负荷之重可想而知。家长也不轻松，除了做好后勤部长外，还要察言观色，注意孩子的情绪心理变化，为此，参加学校组织的北师大博导的应试心理辅导，按专家所讲首要的是家长和孩子都要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和昂扬的斗志，特别要求家长要沉着冷静，内紧外松，创造舒适宽松的家庭气氛。总之要经过最大的努力打赢高考这一仗。

　　随着高考进入倒计时，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气氛越来越浓烈，从众多媒体的日趋频繁的多种报道就可嗅出，《陕西报刊审读》不得不承认：全社会为高考学生服务的气氛，和越来越周详的应考环境设计，今年又甚于往年。……《陕西日报》6月7日有一篇报道称《“媒体热炒高考搅得我们心神不安”》，家长说：我们只关注官方（省招办）的权威信息；考生说：我们只听老师教我们怎么做。热炒高考，包括“高考大讲堂”、“高考全方位”、“高考大猜想”，以及高考指南、高考特刊等，会弄得家长和考生无所适从、心神不宁；商业炒作有时反倒会给家长和学生带来精神压力。

　　不管媒体如何热炒，家长却一如既往地默默地做着准备工作，不断地调整和改善着孩子的学习环境，笔者在《王母三迁记》一文中曾记述了吾家两代人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所做的不懈努力，兹引拙文如下：

　　女儿面临高考，复习资料越来越多，小书桌上已堆起了小山，她的房子不到10平方米，换个大书桌也放不下。一度曾在我的书桌上学习，但书房兼卧室毕竟两不便，正在两难之际，妻忽然提议说：不如把餐桌搬到客厅当女儿的书桌。我家饭桌可大可小，拉大可摆放下女儿的复习资料，何况客厅也畅快，比女儿的闺房环境好多了。说好就干，于是与妻抬桌从餐厅到客厅，却怎么也进不了客厅门，无奈卸拆饭桌为二，分而进之，又合二为一，然后擦抹桌子、凳子和窗子。看着窗明几净的客厅，我不禁叹道：真是王母三迁啊。

　　不料，一声感叹勾起一番回忆，王母三迁当追朔到二十多年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高考恢复的第二年，我在村办的九年制学校正读九年级，面临高中毕业和高考。村办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好在学校领导有自知之明，征求学生和家长的意见，谁愿转学到社中（即乡办中学）可报名，父亲在50多里的外乡镇工作难通音讯，母亲听说转学的事后明确表态支持我转学，于是在高二下学期即高考前半年我迁到8华里外的社中住校复习备考。无疑社中的教学质量比村办中学上一个台阶，但比起县中又差一个档次，加之人生地不熟，待适应了新环境，高考已来临了，仓促应考，结果不言而喻。

　　名落孙山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母亲一边安慰我，一边与父亲商量着我的出路。我逐步从落榜的痛苦中走出来，在父母征求我是否愿意复习再考时，我作了肯定的回答，而去哪个学校去复习则成了路线大问题。在当时，县中是重点，教学一流，但费用较高，没有关系即使交钱也难进。除县中外，父亲所工作的两宜镇有个两宜中学，师资也不错，但离家远，得住校上灶，也得一笔费用，这对于当时经济拮据的父母是要咬牙的，对于儿子的远离母爱是要经受煎熬的。显然母亲是下了决心的，在开学前夕，我随父亲背井（义井村）离乡（汉村乡）来到了两宜中学，在这宜于学子成才宜于学子腾飞的地方我如愿以偿。

　　王母三迁不仅使我金榜题名，受益终生，而且成为传统，惠及吾女。女儿在妻原工作单位的子校上到二年级，仍不入辙，被老师在课堂上质问带耳朵了没有。尽管我们也找了老师谈了多次，但女儿的学习仍无多大起色。而女儿自小却爱读书，在周岁抓阄时便在众多玩具物品中一把搂住一本少儿图书，我们相信她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看来得换个师资好的学校，于是寻人托友，终于将女儿转入西安小学。毕竟是省属重点小学，进入西安小学后，女儿的学习不断进步，成绩从原来的中下游迈入中上游，作文尤其出色，有好几篇作文在少儿报刊发表或在作文竞赛中获奖，还被某少儿杂志聘为小记者，小学如期顺利毕业。

　　按学区，女儿所在的西安小学附近的初中多为一般学校，尽管这些学校收费很低，甚至还有优惠条件，但为了女儿有一个好的学习成长环境，妻在我赴沪进修之际，与西工大附中、高新一中联系，带女儿去参加入学考试。在这两个一流中学关闭大门之后，又与赶回来的我去西安某中学联系，陪女儿参加该中学的入学考试，在因不在同一学区要交高额学费（含建设费）的情况下，与我商量后毅然为女儿报了名，交了费。使女儿得以完成初中学业并顺利升入西安中学。

　　昔有孟母三迁，成就了一代文化巨人。今有包括母亲及妻在内的王母、张母、赵母等有识女士们精心营造环境，哺之以阳光雨露，莘莘学子们成长为栋梁之材当翘首可盼矣。

　　在下功夫练好内功的同时，家长们也象猫头鹰时刻关注着外界有关高考的动态，像雄鹰一样准备出击攫取猎物——信息。笔者《一场招生咨询会》一文可作佐证：

　　从外地植完树来不及回家梳洗换衣服，赶赴母校西大附中顾不上看贾平凹题写的校训，路过卫生间欲方便减负而不入，匆匆走进会议室，嗬，偌大的会议室已坐满了家长和学生，幸亏朋友来得早为我占了座，要不然也会和后来者一样站着。

　　这是浙江大学在陕招生咨询会，主持人——浙大对陕招生组组长王老师刚讲一句开场白，手机响了，刚接听一位家长的问询，另一个手机又响了，又是一位家长问咨询会的地址，接着他刚办的小灵通又鸟鸣般地叫起来，还是问开会地址的家长。无奈，王老师只好关机，方得以开讲。讲了不久，会议室后边又群声沸腾，扭头一看，原来是里三层外三层站着的家长在抢浙大去年在陕录取的资料呢，经工作人员几番安抚劝阻方渐渐平息下来。

　　王老师介绍完浙大的悠久历史，又开始讲该校近年发展合并情况，接着又详述近三年在陕招生情况，边在黑板上写边讲，后边的家长看不清便大声要求字写大些，声放大些。窗外站着听的家长也要求把窗子开大一些。新鲜空气随开大的窗子流入，才觉得教室又热又闷，想脱外套已不可能，人挤人已失去行动自由，只好忍耐着。尽管我坐在前边，但黑板上的字却看不大清楚，眼睛又涩又痒，你想从早上5点多醒来到现在午后三四点10余个小时未合过眼，室内既热又闷，心中又急，眼睛又怎能不未老先花呢？

　　好不容易待王老师讲完，刚松一口气，家长们又开始接二连三地提问，这些问题也是我关注的，不能不听，王老师讲了专业的优劣，又强调了对专业的选择，还讲了信息的重要，估分的关键，甚至又提到了面试的发展趋势，学生考试之外的功夫训练。

　　最后在家长的热切要求下，王老师公布了他的两个手机号和一个小灵通号，据他讲，去年在陕招生时，仅手机话费达2千多元。

　　散会后尽管疲劳，但余兴未尽，又到西大找去年孩子考上大学的同学取经和今年孩子考大学的同学商讨，但孩子考上北外的王荣却不知哪儿荣耀去了，当了文学院长的李浩也不知和儿子在何处陶然（子名），为儿子起名张驰的养年却劳累病了，但愿他颐养天年。但原我们的孩子们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才是我们参加招生咨询会甚至奋斗一生的目的。

　　尽管考生千辛万苦地学习，家长千方百计地努力，但面临日益迫近的高考，考生和家长仍自信不足，迷惘有余，于是不少考生和家长悄悄去了寺庙，虔诚地烧香叩头，卜卦预测，求神保佑，考出好成绩并被理想的大学录取。

　　有一位考生的母亲，在高考前夕的6月6日真诚地写道：

　　明天女儿要高考了。我向上帝、向菩萨乞求保佑我女儿如愿考上心仪的大学。考试顺利，发挥顺利，录取顺利。

　　在记述回顾了女儿的12年刻苦学习和成长历程后，这位母亲最后写道：

　　虽然近几次考试，表现的结果不很理想，但我根据她这十三年（加学前班）的努力，她的基本功，我还是信任她是一流的优秀学生。我在此虔诚地乞求上帝、菩萨保佑我女儿顺利通过高考，在考试中不要粗心，不要大意，把平时学的东西发挥好。我虔诚地乞求上帝、菩萨保佑我女儿实现她梦中的理想。我将永远、永远报答感谢不尽！

　　据悉这位考生的父母曾在九华山、五台山烧过高香，许过愿。待女儿录取后也准备去这两座佛教圣地还愿。对人间的活菩萨也是要酬谢一番的。这是后话，就此止笔。

　　西安市三十九中，位于古城朝阳门外一条小巷中，平时人车稀少，但到了6月6日下午，却突然车水马龙，西安某中学的文科考生在父母的陪同下去这儿看考场，因时间不到，校门未开，考生及其家长挤满了校门口。好不容易进入校内，楼门口的工作人员又挡住了考生及其家长的去路，因为考场未布置好。许久放行后，上楼的考生及其家长却大失所望，或者说是吃了闭门羹，只能透着门缝向里张望，等了半天，仅仅看了个考场的位置而已，嘟嘟囔囔的考生及其家长难免失望而归，也更增加了高考的神秘性。加剧了考生的紧张情绪，因此，有的家长带着考生去洗头、洗脚，甚或按摩，使孩子放松。

　　当然，也要准备好文具和所需的其他用品，比如眼镜、毛巾、水、清凉油或风油精，同时制订好食谱，例如笔者之妻就为女儿制订高考食谱如下：早餐：苹果、黄瓜、鸡蛋、火腿肠、牛奶、豆包；午餐：鱼、汤、西葫芦、瘦肉尖椒木耳、黄瓜、双耳菜花、酸牛奶；晚餐：豆腐干芹菜、鱼汤等。总之一句话，既清淡又有营养。

　　6月7日，是高考的第一天，9点以前，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校园门口到了9点突然消了声似的沉寂下来，不少家长或立或转或坐于校门口陪考，他们说话轻声轻语，不是恐惊天上神，而是恐惊小皇帝——考生，有的家长自发地在巷口用绳子封锁了道路，阻挡机动车通行；工商人员也查封了无证照经营的小饭馆，以免考生吃坏了肚子；而平日遵守交规的出租车因拉着赶考的考生而不顾一切地闯了红灯，交警在听到“我送考生赶考”的喊声后破例放行。

　　11点半，首场考试结束了，因为收卷尚未结束，众多考生聚集在校内不得出门，家长们心疼地涌向校门，急不可耐地向内呼喊着孩子名，要递水给孩子。有的家长气急败坏地谴责监考老师工作效率不高。

　　约半个小时后，考生们一出校门，家长们一拥而上，递水的、献花的、拍照的，考生俨然成了英雄，是否凯旋家长也不敢问，惟察颜观色揣摸而已。也许只有天知道地晓得。

　　于是，上述的考生母亲6月8日早晨写道：

　　女儿昨天的考试看情绪不错，感谢上帝，感谢菩萨的保护，请今天继续给我女儿力量。让她不要慌乱，稳一些，继续顺利应试到最后一门（课的考试）结束！请上帝、菩萨赐予她力量，保护她，指点她！我某某某感谢不尽！

　　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雀跃般走出校门，家长们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家长和考生喘息未定，一场不亚于考试的考验悄然来临，那就是估分报志愿。如果说考试和估分主要是考学生，那么报志愿的重担则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家长的身上。常言所谓的先考娃后考爸即指此意。

　　第二章　估分择校何其难

　　两天四门考试结束了，但这并未意味着高考的结束。如果把整个高考过程比作万里长征，那么可以说考试标志着长征才走了第一步，而此后的估分、报志愿则是爬雪山、过草地，比考试艰难困苦得多。此话怎讲，请允许笔者先简介一下估分、报志愿的情况。

　　目前现行的高考制度除个别省市外，大部分省市实行的是估分报志愿的程序，就是在高考成绩公布前首先由考生估算出自己的考分，然后由考生根据估出的考分选择合适的学校，由于考生估分存在误差，也不知所报院校的录取线，那么估分填报的志愿就像盲人摸象失误在所难免。这种方法对于学习成绩中等尤其是平时成绩不大稳定的学生较为有利，但对优秀生和复读生不利，所以考生们估分后填志愿，一般会为自己留有余地，把志愿降低一点，但对估分过高或过低的考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使不少考生错失自己心仪已久的学校。根据估分，考生可选择一个提前录取的部队、公安院校，一个第一志愿的院校、三个第二志愿的院校，其中第一志愿最关键，因为录取政策是第一志愿优先，即先录第一志愿者，若第一志愿录满，便不考虑第二志愿者，若第一志愿未录满，第二志愿者须加50分左右方能被录取上，事实是，第一志愿绝大多数是名校或重点院校，一般都会报满，甚至爆满，如中国传媒大学2004年在陕西招生计划为10人，而选报该校的第一志愿者多达44从，在此情况下，连第一志愿的3／4都将面临淘汰，第二志愿就望尘莫及了。所以有两句话概括估分报志愿的重要性，考得好不如报得好，报得好不如估得准。

　　6月8日晚上，不少考生及其家长便按照学校通知来到学校领取考卷，然后回家估分，估分有其程序，原陕西省招办副主任徐道仓先生在其《高考志愿怎么报》一书中介绍估分的学问如下：

　　在6月8日考完最后一门课后，考生回到家里或学校宿舍，饭后应该先睡一觉，即使睡不着也应该躺下休息一个多小时，让紧张的身心先放松一下，这样对于理清记忆很有好处。然后，考生把这时已经拿到的《普通高校全国统一考试试题及标准答案》打开，先将语文试题浏览一遍，并回忆自己的答案。接下来，从第一试题开始，仔细阅读并认真回忆，把自己答的准确答案写在试卷上。待把整个试卷做完，再看一遍，最后对照标准答案，计算出得分。

　　尽管徐先生叮咛考生千万不要先看标准答案或一边看答案一边回忆做题，指出那样容易使记忆受到干扰，判断不清或受标准答案影响，把答错的记成正确的，而且使印象越来越深。对照标准答案计算分数应让考生个人独立进行，不要几个同学在一起，家长更不要在旁边掺和，那样考生心理上往往受到暗示，影响回忆的准确性。

　　从理论上讲，徐先生的上述经验之谈是完全正确的，但从事实上说，很少有考生和家长严格按上述理论去实践，就说笔者的女儿估分过程吧，高考前，女儿与笔者和妻都拜读了徐先生的上述理论，并予以圈点，以示重要，但考完试的估分情况如下：

　　一吃过晚饭未来得及休息，笔者和妻陪女儿即赶往学校拿试卷，一直等到10点左右才拿到试卷，然后就近到办公室，笔者上网搜集高考信息，妻陪女儿估分，女儿也未浏览试题，并回忆自己的答案，便急着逐题阅读写答案，接着对照标准答案，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一门的估分，约一个多小时估完四门课的分，尽管有笔者和妻的提示，但女儿还是自信地说估得八九不离十，慎重起见笔者和妻建议女儿将作文默写下来，以便请老师帮忙将这个大头估准。

　　次日早晨，在妻的督促下，女儿又估了一次分，与前一晚上估的分不差上下，我们才略放下了心。

　　但学校领导和老师仍不放心，在让学生反复估分的同时，想方设法从阅卷老师那儿搞到阅卷细则，在一天晚上通知女儿在内的优秀考生到校，由各课老师帮着学生逐门逐题细估了一遍，若与之前估的一样或接近则罢，不然还得再估，直到各方均以为估准了为止。

　　在估分的同时，就开始了选报志愿，而估分准确与否关乎志愿选报准确与否，所以在以估分为主的前两天到以选报志愿为主的后几天，考生及其双亲、老师仍会反复估分，同时在一本或二本的数百所大专院校里寻找合适的学校，选报学校时，除尽可能了解该校的专业设置、师资等情况外，还要参考往年该校报考情况，比如大、小年，大年即该校某年报的考生特别多，录取线也相应地高，小年则报的考生比较少，录取线也相应地低，同时还要顾全大局，分析比较今年与往年考题的难易，考生的多少，应届生多少，复读生又是多少，以及复读生的心理，比如2004年试题较简单，普遍考得好，分也估得高，学校也报得高，结果落榜的较多，复读的也较多。到了2005年试题较难，普遍考得差些，分也估得低些，学校就要考虑报得低些，结果出现该文序中所说的复旦等名校未报满第一志愿，而偏远学校考生扎了堆的反常现象。但这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后话，选报志愿时都处于布袋买猫的不知情或乏于资讯的状态中，何况有些学校、考生及其家长出于迷惑他人、乱中求胜的不良心态，惟恐天下不乱，故意散布虚假信息，甚或施放烟幕弹，一会儿说考得很好，上600的高分有多少人，一会儿又说考得不理想，上600分的人没有多少，使对方弄不清今年全市乃至全省到底考得怎么样，从而缺乏选报志愿的参考，加之一些高校特别是名校及重点院校招生人员没有个准话且一天一个变化，弄得家长和考生无所适从，不知该报哪所大学为第一志愿，第一志愿定不下来，第二志愿也难确定，考生和家长处于两难境地而不知何去何从。报高了，害怕落榜；报低了，又担心吃亏。笔者亲眼目睹一位女考生为选报志愿为难委屈得痛苦流涕，其母也在一边抹眼泪，令人同情。

　　再说笔者之女的志愿选报的艰难历程吧。在面对上述的两难境况时，为慎重起见，开始将南开大学作为女儿的第一志愿，但女儿所在的中学领导和老师却自始至终建议选报北京大学为第一志愿，当然，北大、清华作为学校追求或考核教学质量的主要目标和标准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家长和考生也会尽力配合的，但应实事求是，如何实事求是呢？那就是要给自己准确定位，按照“位置”选报志愿，即考生在中学全体考生中（而不仅是所在班级）多次考试（而不仅是高考）排在第几名，与这个名次对应的往届考生能够考取哪所大学，应该成为考生选报志愿的主要依据。就说笔者女儿吧，按估分排名在该校文史考生的第六位，而往年第六位报考并被北大或清华录取，所以，学校一直建议女儿报考北大是有依据的，这也是我们最终将女儿第一志愿改报为北大的主要根据。后来所以未被录取，是因为实际分数比估分低。

　　说到女儿实际分数与估分的出入至今仍令人百思难得其解，说女儿估分不准吧，语文一分不差，英语和数学仅差几分，惟独文综一门差了几十分，思来想去，恐有以下主客观原因，主观上，上述已讲女儿没有严格细致地按程序估分，尤其是文综试题为女儿之弱项，以学习之昏昏岂能估分之昭昭；从客观上讲，文综试题具有灵活性，表述也很难统一标准，遇到不同的阅卷老师就会有不同的得分，从严的就会少判十几乃至几十分，从宽的则会多判十几分乃至几十分，这就看运气了。这恐怕是文综得分普遍不准的主要原因吧，也可能是学校老师依据阅卷细则帮助考生估分后仍不准确的缘故吧。此外，也不排除漏计或少计分的，要查试卷嘛？可以，但却不可能查出问题，即使查出了问题也很难纠正。据悉宁夏今年查出某考生的文综少得了20多分，但最终却没有予以纠正，据招办的人说一开此头，局面恐难收拾。那只好委屈考生了。有错不纠恐怕不是负责的态度吧。至于局面有什么难以收拾的，笔者相信纠错不会引起天下大乱的，倒是担心冤假错案积累多了会成为不安定之因素。

　　由于上述各种不确定的因素，致使考生尤其是文史类考生裹足不前，志愿普遍从低、从远，即该报名校的报重点，该报一本的报二本，该报近处的主要城市的学校而报了远处的偏僻的院校，最典型是今年一窝峰报云南大学的考生，恐怕其心理不仅因为该校偏远，而且出过马加爵杀人事件，估计报考的人少，所以都以为保险，结果却由于报的人太多而落榜者不少。东北大学情况也类似，而且由于报的人多，致使录取线从去年的590分左右跃升为630分左右。

　　难怪一位考生的母亲亦喜亦忧道：女儿前天考完，经过估分，很理想，比近一年的哪次成绩都高，我欣喜若狂，我在心里感谢上帝，感谢菩萨，这都是神——上帝、菩萨的保佑，保佑了她顺利完成了考试，取得了理想的估分。但估分我不知道是否准确，报什么学校为第一志愿，是否能进女儿和我们全家人向往的学校。请上帝、菩萨给予指点、保佑。

　　相反，往年报考人极多而且录取线甚高的名校和重点院校，今年破天荒地爆出一志愿未报满的冷门，比如复旦大学今年在陕招生文史类计划为11个，而第一志愿仅报了5人；又比如北京理工大学今年在陕招生文史类计划为14个，而第一志愿也仅报了11个；还有中国传媒大学、西北大学文史类一志愿分别有3个和48个空缺。而往年，这些院校一志愿报考者多出计划的甚多，以致二志愿的高分要想上这些大学不寻情钻眼交高额学费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般院校常见的大小年现象却罕见地在名校和重点院校出现了。奇怪吗？的确有些奇怪，但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若究其原因，必有其故，且听后文分解。

　　第三章　几家欢乐几家愁

　　爬雪山、过草地并不是长征最艰难的历程，更不是最难熬的阶段，同样，估分报志愿也不是高考录取最困苦的日子。常言道：老鼠拉锨把——大头在后边，作为过来人，笔者以为等待录取，即等待公布分数、等待本省录取线和等待高校录取才是热锅上的蚂蚁——家长和考生水深火热的日子，犹如红军是西进还是北上，何去何从，才是决定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

　　虽然估了分，报了志愿，但分估得准不准，志愿报得合适与否，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也没有人敢给你打保票。尤其是名校和重点大学的招办人员，几乎一天一个口气，比如笔者就女儿选报志愿咨询过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名校，除了南开大学的回答比较肯定外，其他的名校的回答均从比较肯定转变为矢口否定，也难怪这些名校的招生人员，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也是有限的，有些也是虚假的，比如有的家长和考生高估分数甚或虚报分数，令招生人员难辨真伪，给有的考生再打电话却泥牛入海无消息，连他们初步圈定的有的高分考生也黄鹤一去不复返，再也联系不上了，也不知是飞往高枝了，还是另有别图他故，反正招办人员心中也没了底，甚至乱了谱。后来事实也说明，今年高考形势之错综复杂和变幻莫测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是出人意料的。

　　比如，笔者之所以开始为女儿选报南开大学为第一志愿，就是考虑此校虽是名校，但却不大热，这从2004年的一志愿报考者可以看出：2004年南开大学在陕文史类录取计划增至14人，一志愿也略增为42人。后来之所以改报北京大学为第一志愿，除了上述的位置说之外，也基于该校2004年在陕录取文史类计划为20人，而一志愿为47人。相比之下，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则大不相同，比如，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在陕录取计划为27人，而一志愿竟多达81人；复旦大学2004在陕录取计划为16人，一志愿也多达50人，相比之下，放弃人大和复旦而选报北大或南开则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但事实却不合情理地发生了，今年人大勉强报满一志愿，复旦一志愿仅报了5人，不到录取计划11人的一半，而北大和南开一志愿皆多于去年，录取线也水涨船高了。

　　有人打比方说，如今的报志愿好比市场经济下的种西瓜，今年种的人多，瓜价上不去，许多瓜农转种其他，而有胆有识之士则继续种西瓜，甚至扩大种植面积，明年一定会卖个好价钱，大赚一笔。这种逆向思维固有其道理，但也不尽然。高考更复杂，因为高考不是市场经济，即使朝产业化、市场化转入，但也不是很规范的、透明的，几乎无规律可循。志愿报的准确与否取决于估分和估计形势的准确与否，估分与估计形势准确与否则要等分数公布和录取线的划定才能揭晓，而那时一切都晚了。

　　6月25日，是个礼拜六，笔者刚从大荔老家奔丧归来，刚进城在车上听到大哥说陕西新闻联播刚报道了今年文史类一本录取线为550分，笔者和同行的妻不禁松了一口气，因为去年陕西文史类一本录取线为576分，今年550分，一下子降了26分，录取线的降低对估分上了600的女儿显然是利好消息，于是我们未及回家，半路下车去了妻办公室想在网上查阅女儿的考分，但却查不到，显然还未公布考生的分数。

　　回家洗尘后，笔者和颇为激动的妻与女儿沿环城公园散步，步伐轻松，心情也不乏激动。正在这时，省招办同学的电话打过来了，接电话的妻子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还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笔者接过电话又听又问一共两遍，确认女儿的考分为600分，与所估分差了40多分，相比今年一本录取线下降幅度，女儿的实际分数比估分下降的幅度更大，这意味着第一志愿泡汤，而第一志愿泡汤则使我们处于非常危险和尴尬的境地。当时笔者的感受就是狂澜既倒，而要挽狂澜于既倒，谈何容易，不知怎么联想到鲁迅的“救救孩子”的呐喊，笔者则从心底向苍天呼吁：救救女儿！

　　于是当晚开始与妻谋划甚至采取行动，打长途电话给在所报二志愿学校的张教授报告女儿的分数，请他想方设法关照。次日也顾不上礼拜天朋友是否休息，便打电话请他与女儿报的另一所二志愿学校管招生的副校长联系，恳其千方百计接收女儿。

　　与此同时，数赴招办请同学帮忙查女儿的分数，尤其是出入较大的文综。据同学讲，他的老师的女儿的理综也差了几十分，师母一紧张慌乱竟把考号没有给他说全，后来还是从老师处把考号打听清楚。听同学讲，查分仅就卷面的得分看是否有漏计或少计，而是否阅错或判分过严则不可能查阅并纠正的。招办也没有力量将长达半个多月的数万上访要求查分的考生的堆积如山的考卷逐一查阅。

　　据悉，阅卷老师主要由大、中学老师和研究生组成，其中中学老师拥有阅卷经验，认真负责，大学老师相对经验少些，但也比较负责，可怕的是奔着挣钱的研究生既无阅卷经验，又不认真负责。笔者从网上看到一个阅卷老师对高考阅卷内幕的披露，且不说阅卷打分认真与否，光统计分一项就发现了不少漏计的或少计的，比如把15分误看少计为5分，一下子10分不见了，而这10分却决定着考生是上一本还是二本的前途命运啊！

　　在等待查分的同时，笔者和绝大多数家长一样只好动用各种关系，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起码招办得有一二个关系，所报的三个二志愿每个学校也得有一二个关系，问题是自从高考录取实行阳光工程后，均从网上录取，收费的点录已取消，所以再过硬的关系也不敢在这关系甚大的录取上给谁承诺，家长只好心中吊着十五只桶七上八下地悬着。

　　好不容易熬到7月14日，下午4点左右，在陕西考试招生信息网上看到一本一志愿选报情况，女儿所报的中国××大学一志愿竟出人意料地未报满，10个计划仅报了7人，尚有3个空缺有待录取第二志愿；另报的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大学的一志愿也没有报满，这对二志愿报考这些学校的女儿极为有利，速将此讯报告妻、女及帮忙者，不久帮忙者也回电话已将此讯告知有关部门和学校，并返馈了作为二志愿的女儿有可能被录取的喜讯，不禁使人松了一口气。

　　但心中的石头并未落地，有可能录取并不等于录取，二志愿报中国××大学等校的有多少人？其分数多少？是高于女儿还是低于女儿？这些都不得而知，而网上仅公布了第一志愿报的情况，二志愿报的情况却不公布，托关系从招办和有关学校也打问不出来，问天天不应，问地地不灵，难怪家长乞求上帝和菩萨保佑。

　　7月15日，陕西一本开始录取，多少家长和考生夜以继日地盯着电脑，察看着高考招生信息网上公布的录取动态，忙于公务的笔者不可能老盯着电脑，惟有打电话给朋友请他关注。上午11时许，朋友打电话说中国××大学一志愿已录完，二志愿录取线拟定为607分，这意味着考分为600分的女儿上中国××大学无望，又一次风云突变，只好打电话给帮忙的朋友通报变化了的事态，又顺告复旦等名校一志愿未报满的情况，看能否调济上，不知冥冥中上帝的无形之手如何摆布了。

　　连日的奔波和操劳，使家长和考生透支着身体甚至生命，笔者的朋友与妻得知女儿上不了一本，相互埋怨，吵了一架，气得妻心脏病也犯了；有位同学曾为儿子选报志愿与丈夫呕气犯病，和病了的儿子一同在医院打点滴时又过敏昏死，抢救数小时才活起来，如今知儿子仅能上二本，也只好叹气一声认命了吧，她和孩子还要生活嘛。还有一位朋友在儿子上大学后每看见有关选报志愿的材料仍心慌气急，内疚没有把孩子的志愿报好。笔者一家尽管不像上述朋友那么大动干戈，余悸犹存，但减了肥的妻跑细了的腿上患上了丹毒，吃药打针受难过，笔者本人也曾恍惚之中滑入荷塘清醒了头脑。不慎又打碎了眼镜片，无奈中自我安慰：岁岁（碎）平安。

　　人一旦缺乏信心和无法把握前途命运，便会求助神灵保佑。一个考生的母亲曾放生乌龟于莲湖之中，等待录取的日子里，一天她冒着小雨来到莲湖旁，雨越下越大，她坐在湖边的大石头上，这儿树木浓密能遮些雨，她放眼湖面，想起了曾放生于此湖中的乌龟贝贝，她在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如果有灵，请贝贝让她看见。不一会儿，在她前面的湖上，贝贝头在水面上一伸，旋而又缩进了水里，这一情景令她激动得要哭，她的心在颤抖，她对隐于湖中的乌龟说：贝贝，你能帮帮某某（女儿名）吗？我现在太困难了。我多么希望你再让我看一次。不过就这一次，我已足了，我相信神灵，我相信观世音菩萨在保佑我。

　　奇妙的是，这位母亲的乞求竟灵验了，当天下午她的女儿被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她在告诉笔者这一喜讯时，流露出害怕又有变故的担心，她说我实在是经受不起变故了，再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吧？请观世音菩萨保佑，贝贝保佑！

　　看着她虔诚的自言自语的神态和也不知是急红了还是熬红了的双眼，我仿佛听到了祥林嫂的喃喃自语，似乎看到了范进茫然的眼神。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可诅咒的高考录取制度！

　　第二篇　高考病症

　　今年，在古城西安，竟出现了高考医院，以收治那些因高考而患上各种疾病的考生。笔者不是高考医院的大夫，不懂医学，也不论考场上考生失态失常撕卷大闹考场的个例。但耳闻目睹了一些考生、家长带有普遍性的一些言谈举止，以及媒体、社会的所作所为，却分明看出有关高考的一些病症来，不妨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解剖几例，以引起关注和疗救。

　　第一章　考生——为伊消得人憔悴

　　据一项统计显示，每年从考试结束起，到成绩公布前后，考生们进入“后高考时期”，在这一时期，60%至70%的高考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有的深深自责，有的后悔不已，有的忧心忡忡，优秀的考生担心高考砸锅，成绩一般的考生又怕高考会影响到将来，不少考生在考后狂欢庆祝后，又开始担心成绩的好坏，表现出紧张、烦躁、易怒、失眠和坐立不安等焦虑症状，还有个别考生无缘无故地认为自己考得不好，而且还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表现出强迫思维的症状。特别是在考后到成绩发榜前的两周，对考生而言，就像开始了另外一场“心理高考”。据专家统计，在高考分数公布后，将是“考后综合症”爆发的高峰期。

　　不知分忧郁症：“我操出高考卷子人的祖宗，这是我在考场上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知道，在我写下这些字的同时，我已经离我心目中的名牌大学越来越远，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考好……”“我把我的未来留给明天，我把我的生命留给时间，我把我的汗水留给这张试卷，我希望一死，如果我的死能唤醒这黑暗龌龊的教育制度，能唤醒如同生离死别的高三，能唤醒我所有的等待我愿意放弃我的明天。”从上引的蔡小飞的满分作文《留给明天》，我们不难看出这位少年作家已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所以一考完试这位文学之星就殒落了。

　　不少考生考后虽不会象蔡小飞那样走极端，但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烦躁、懊恼、食不下咽、整日唉声叹息等“不知分忧郁症”。对于小王来说最忧郁是刚考完后的一个礼拜。待拿到分数后，倒是有种尘埃落定的感觉，他们全家踏实了许多。考完语文，小王的直觉告诉她“作文写偏了”，回到家里，也不想吃饭，也不想说话。父母见状，知道事情不妙，但也不好问什么。小王郁闷得不行，便向父母撂了一句：我出去转转，便连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到了街头，看见什么也不顺眼，心里更烦了，便上了丹江河堤，这儿尽管也有散步的人们，但也许是没有灯光，没有灯红酒绿，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小王的心情渐渐平静了，但仍想不通，怎么就把作文题审偏了，作文可是语文大头，占60分，这一跑题影响太大了。不知在河边走了多少个来回，夜已深，小王慢慢向回走，回到家，母亲急切问：我娃没事吧？小王没好气的说：不会死！把母亲一下呛得目瞪口呆。小王唉声叹息地回到自己的房间，父亲见状边给他热饭，边让他擦把脸，最好冲个澡。他懒得冲澡，草草擦了把脸，这时感到了饿，便到饭厅吃饭，父亲坐过来，边看着他吃饭，边说，考过的就过去了，就像老黄历翻过去一样，再翻也没有意义。再说，语文仅150分，明天的理综和英语还有450分，相比之下，大头还在后边，只要考好理综和英语，总成绩才不会太受影响的。父亲的话有道理，小王吃完饭，便平静地入睡了。第二天的两门考试得以顺利进行，考完后，轻松的他将母亲抱了一下。尽管如此，他仍担心语文拖了总成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分数的公布，整天无精打采，也不想和亲朋同学见，窝在自己的房内上网打游戏，弄得父母也愁眉苦脸。

　　公布分数的那一天，小王是怀揣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既想赶快看到自己的成绩，又怕看到不理想的成绩，好在上网查询的人多，上了几次都未上去，待心情平静后，随着鼠标的轻点，终于看到自己的分数，竟比预料中的好！小王一下子松了一口气，旁边的父母也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全家不约而同地穿好衣服，出了家门，来到烤肉摊上，要了啤酒，要了烤肉，边畅饮边畅谈，多日的忧郁才随着酒精渐渐在挥发……

　　知分忧郁症：目前，媒体报道，高考成绩公布的第二天，因落榜而情绪低落的一考生，因隔壁嬉闹影响其休息发生争执，持刀砍死二人，砍伤二人。据分析，酿成如此惨案，其心理压力过大是主因。这就是知分忧郁症的极端。此症与不知分忧郁症相反，多指那些在考场发挥欠佳，估分较高又高报了志愿的考生，当看到实际分数比估的分数低得多极可能导致第一志愿难如愿，第二志愿也成问题时，考生的心在下沉，耽心别人说自己吹牛、放卫星，实在回避不过，也是支支唔唔，闪烁其辞，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有位姓张的考生没有想到高考“爆冷”，考分比预先的估分低了不少，于是，她把自己关在家里以泪洗面。在放榜那天，原本自信的小张打了3次电话，才接受低分的事实，她说“查到成绩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低的分数怎么可能是我的成绩呢？”小张一本志愿报的是交大，按照平时成绩，被录取应该没有问题，没想到，这次自己的强项语文，竟然遭遇了“滑铁卢”，只考了97分。“一想到这个语文成绩，我真是恨死自己了”。知道分数后，小张一夜无眠，连早饭也吃不下去。在家长的劝说下，小张去咨询心理医生。在和医生的谈话中，小张哭了几次，表示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就想把自己关在家里。

　　与小张过高估分相反，小马则过低估计了自己的考分，一本、二本志愿没敢填，仅填了三本的小马今年高考成绩甚高，考了460分，对于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的他而言简直是“奇迹”。但是小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郁闷地告诉心理医生，因为平时成绩处于中下，填报志愿时候，父母为了不给他加压，劝说他只填报了第三批志愿，一本和二本学校全都“留白”。“没想到这次我考得这么好，可是分数再高又有什么用呢！”

　　“本来以为是帮孩子，没想到却害了他。”小马的父母告诉记者，知道成绩以后，儿子就再也不跟他们说话了，对着电话和志愿表复印件直发呆，“孩子一整天都没怎么吃东西，真不知道会出什么错！”无奈之下，小马的爸爸决定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

　　考了高分本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一些成绩中等的考生却因自己的“超常发挥”而呼天抢地，并因自己低估自己的分数，低报了志愿而后悔不迭，茶饭不思。今年7月初，上海黄埔区某高中“温馨小屋”的心理咨询热线就接到不少此类的咨询电话。名为小武的考生平时成绩一般，模考拿了436分，他估计自己高考最多考510分，所以一志愿填了华东理工，没想到高考时发挥很好，考到549分。面对这个可以进复旦、上海交大的高分，小武和父母瞠目结舌。“为什么你当时胆子那么小，复旦或者交大至少要填一个的吧。”爸妈责怪他。而小武也很自责：“早知道能考这么高，我就冲一下，但现在的前途完全不同了。”

　　蓓茹则是一个情绪化的女孩，她的成绩也起伏不定，她一门心思想学艺术，但模拟考只得了300多分，于是对自己失去信心的她只填了一所二本的自愿院校，没想到6月28日零点查分得知自己考了420分，这个分数进同济艺术类专业绰绰有余，但她现在却与心仪的学校擦肩而过，蓓茹痛苦懊恼，彻夜不眠，把自己锁在卧室里不见父母和同学。

　　对此，心理专家指出，超常发挥的考生千万不要因成绩好而“患得患失”，尤其不要对填报的志愿产生不满，而应保持一颗平常心。

　　但被高分撞得失去自我的考生仍想不通，向心理老师求助；不知如何接受这个事实：天上掉馅饼，我却没接住。华东师大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叶斌指出：这些同学没有必要太遗憾，比如小武，他当初根据自己的实力填了一个稳健的目标，眼下这个目标实现了，一切都在他的安排中进行，应该高兴而不是垂头丧气。既然当时没有准备“博一下”，那天下掉下的馅饼接不住也不应该怨天尤人。

　　专职心理老师张静也指出，高考成绩并不一定能代表学生的全部能力，尤其今年的高考题（上海卷）总体偏易，有利成绩中等学生的发挥。但大家不能因为一次考试分数高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和定位。此外，即使没考上最中意的名校，如果学生能力拔尖，那学生会干部、社会实践、保送等多种机会也会源源不断，成才也许更快。

　　“非北大清华不读”症：“上不了北大、清华，我宁愿选择复读！”每年高考录取期间，北大、清华两所名校的招生组老师都会接到诸如此类的考生电话。这些考生的考分之高，距离北大、清华两所零志愿高校的分数线仅有几分之差，不服气的他们表示要来年“相约未名湖、清华园”。北大在沪招生组的林纯镇老师说“这几天，有名家长给我打电话，问我他的孩子有没有必要复读，其实他的孩子，考了567分，这是很优秀的成绩，距离北大的理科分数线仅差2分，但是他的孩子对他说：国内的学校，非北大不读！其实这是很不可取的。”林老师说，像这样“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孩子还有很多，每年他都会接到类似电话。今年由于高分集中，有这一意愿的考生数量比以往更多一些。他对这类考生的回复一律是“请慎重考虑，我建议最好不要复读。”在林老师看来，一方面，进复旦、交大等高校也是很好的选择，这些高校同样足以提供顶级的教育资源，而且名校往往各有各的顶级学科，考生可以将眼光放广阔些；另一方面，虽然有人距离今年北大的分数线只差几分，但谁能保证，复读之后明年就一定能考上北大呢？何况，学生在复读期间的心理状态往往较为焦虑，很难拥有平常心，这也不利于下一次的高考。西安某中学李某某去年与北大失之交臂，决定复读一年，父亲为此总觉得愧对孩子，母亲也大病一场，也许由于压力大，也许竞争越来越激烈。今年李某某估分650多，反复斟酌后，又报了清华，结果考分公布后，她的实际得分为630多，可能与清华又无缘，而且由于第一志愿未报准，第二志愿录取也成问题，又一次面临调济甚或再次落榜的覆辙。

　　清华大学招生组长薛平老师同样认为“非清华不上”，非要复读不可取。他认为，在本科教育阶段，对于相近层次的学校，不同学校对于自身学生的影响更多表现为品牌效应，名校在专业上的优势在硕士、博士阶段才会很清楚地体现出来。因此如果进不了零志愿高校，读其他重点高校同样可以拥有美好的发展前景。

　　成都12中心理指导老师张渝也指出：非某大学不读，无异于自己架设独木桥，给心理带来很大负担，一旦考试中出现挫折，极易导致心理崩溃。他认为，和实际填志愿一样，对于将来上什么大学，考生心中的目标应该是一个体系，目标不能过于单一。他建议，除了最高目标，还应该有最低目标，以免高处不胜寒的心态失衡。

　　过度吃喝玩乐症：一些考生由于高考前对生冷食品比较忌口，家长做的饭菜也比较清淡，很少吃大鱼大肉。考后，食禁大开，放开肚子大吃冷饮，加之同学聚餐，亲朋招待，肥吃海喝，特别是男生喝酒逞能，如此暴饮暴食引发肠胃炎、痢疾、酒精中毒等一系列疾病。

　　“做不用动脑的事情。”这是绝大部分考生的考后愿望。考生往往认为，苦读12年，现在终于可以放松了。于是约朋友，游名胜、逛大街、串商店、看影碟、打游戏、上网聊天……一玩就是一通宵，成了乐不思归的“游狗”、“野猫”。一些考生甚至颠倒了生物钟，养成白天睡觉、晚上玩乐的不良习惯。而有些家长也认为该让孩子好好放松一下，疏于对孩子的管教。

　　专家指出：高考后到大学开学有近3个月的假期，考生若一味放纵玩乐，不讲节制，就会造成身心疲劳，影响健康。而且放松太久，上大学后在短期内也难以适应紧张的学习，影响大学生活。据报载，一位考入某军校的考生入学不到一个月，因适应不了军训，打电话给父母“快快救我”，无奈之际只好退了学。因此，专家建议考生在考后先彻底放松两天，然后给自己拟一个假期计划，平时的作息安排不要过于紊乱，切忌昼夜颠倒，“黑白”不分。考生可利用长假做一些较感兴趣的事，如游泳锻炼、跳跳健美操、练习烹饪等。

　　同时，专家也建议考生的饮食要节制，要注意卫生，切忌暴饮暴食，切勿逞能酗酒。

　　铤而走险症：由于考后心理调整不及时及得不到周围人们的认同，一些考生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另一些则由于过于大意引发自身安全问题。

　　有报道称，一位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的郑某高考落榜了，为使“家里人和亲朋好友再对自己高看一眼”，他制定了“快速挣钱计划”：先去抢出租车，然后再开车快速、高效地去抢钱。

　　高考后，考试情况比较好，胜利在握的考生准备好好庆祝一下，安排出去旅游。但是，野外探险危机四伏，有的考生忽略了安全问题，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心理学专家认为，上述事例虽不多见，但也应引起警惕。对于落榜生，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出现“边缘冒险”行为，直至犯罪。无论家庭，还是社会，千万莫对落榜生进行埋怨，更不该冷眼相待，尽量不要在他们面前提高考的事情，要主动为他们设想今后的路，如复读、找工作、边打工边学习等等，使他们感到落榜后还有很多路可走。

　　另外，做好落榜考生的思想工作需要全社会的重视与参与。一次考试的成败真的不会决定人的一生，尤其是现在的社会，机会更多，“高考”作为一场普通的人才选择考试，仅仅是人们受教育过程中的其中一环，并非人生命运的决定因素。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人的选择已经大大丰富，“行行出状元”、“天生我材必有用”在今天仍旧是真理，甚至可以得到更好的诠释。当然，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高校扩招使曾经“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的局面大大缓解。对多数学子来说，大学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没多久，他们就可走进憧憬已久的大学生活。

　　另外，专家提醒有旅游意向的考生，不能因为高兴而忽视了安全问题，应处处小心，给自己一份开心，给老师和家长一份放心。更重要的是，在放松完以后，尽快回到现实中来，对过去做一下总结，对自己以后的发展方向做一个较准确的定位。旅游最好不要到太远的地方去，因为录取分数线出来后可能会有一些征求志愿、补填志愿的机会，千万不能因玩而错过。

　　不适应大学生活症：有些考生由于假期放松太久，上大学后在短期内难以适应紧张的学习，从而影响大学生活；有的则怨天尤人，成天沉溺于困惑不满中。

　　去年，西安一女生考上了外省某大学，但她从高考结束后到入学报到的整整几个月里，经常从家里要钱和朋友出去吃饭或者逛街购物，根本顾不上看书学习。结果，大学入学后，第一学期就有好几门功课不及格，最后，由于不适合该专业而被迫退学。

　　一位杨姓男生向记者倒苦水：“自从我考入外省的一所垃圾高校后，每天过得都是那么的空虚、无聊，我找不到目标，对未来深感迷惘，不知道该怎么办……”

　　针对上述问题，教育专家指出，在这两个月假期里，家长不妨和自己的孩子好好沟通一下，使他们对未来的大学生活有一个清醒认识，从而对以后的学习、生活有一个良好的把握和规划。大学学习，其实就是要把老师教才能学会的学习，变成不要老师也能学习的过程。

　　另外，孩子在家里时，家长往往以其为中心来安排生活起居，而大学宿舍里却住着几个人，不说都以自我为中心吧，各人也都有不同的习惯，很容易发生矛盾，造成交往障碍。家长不妨在假期里训练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并指派他一些任务，让他外出独立完成。还可教他与同学一起，通过学校联系已进入大学的校友，让他们陪着参观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讲述个中甘苦及应对经验，这不仅有趣且收获极大。

　　高分复读症：2001年高考，北方某中学应届高三理科班的小贾，取得了633分的优异成绩，目标直指北大，第二志愿也只填了一个中央财大。但等录取线公布之后，小贾及全家的喜悦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仅以一分之差而与未名湖无缘。偏偏股市的某些规律在那年的高校招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贾上北大差一分，上中央财大反倒差了两分。一个月后，省招办将小贾调济发配到数千里之外的一所地方大学。他能甘心吗？于是，他毅然选择了补习。

　　正是从本世纪初开始，“高分复读”成为全国各地补习班的一个醒目亮点，不少省市每年仅600分以上复读的就有数百名。加之媒体对于有的复读考上状元的考生的炒作，致使高分复读的现象愈演愈烈。

　　尽管各大复读机构对高分考生表现上并没有设立专门的优惠政策，但私下里他们大多表现出对高分考生的偏爱。有关人士分析这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高分考生底子好，复读能提升复读班来年的高考升学率，在市场竞争中打响牌子。二是高分考生有可能创造高考奇迹，倘若冒出一个状元来，招生宣传时就是很好的资本。市场竞争，适者生存，教育成了产业，考生也是资源，谁都想抢占竞争的制高点，高分复读就成了当今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

　　对于那些“执迷不悟”的高分复读者，有人讽，有人劝。讽者讥其虚荣心作怪；劝者说非名校一样可出人才，而且复读要冒不一定如愿以偿的风险却肯定会延误一年时光。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今年北京、杭州、西安等地的复读之风比北方早到的炎夏还热。

　　毋须置疑，能考高分的学生智商都不低，复读一年对于学生本人及其家庭都是一件大事，岂是一时冲动作出的选择？他们要评估风险、权衡利弊得失。结论自然是：只要能考上北大、清华等几家“中国一流”大学，多花一年时间（即推迟一年就业与挣钱），多花一年学费，多承受一次考试的压力，也值得，不仅能弥补损失，而且将大有收益。

　　不是吗？据悉，今年陕西省、厦门市等省市的状元都是复读生，目前红得发紫的“芙蓉姐姐”，据“狗仔队”调查也曾在上了“大一”后休学一年复读报考名校。

　　但复读也是有风险的，病入膏肓者甚至会走上极端的，悲剧在对复读状元的欢天喜地的炒作中悄然发生。

　　据《三秦都市报》报道：今年7月19日，女学生小文（化名）因为高考录取学校不理想，在和父亲言语不投机的情况下，跳进附近煤矿的一水坑自杀身亡。随后赶来的18岁的妹妹小青（化名）为了救姐姐也不幸掉入水坑身亡。

　　现年20岁的姐姐小文2004年高考成绩619分，但因为录取学校不是她理想中的省外某高校，于是又补习了一年。今年小文高考考了632分，却因为估分失误，滑档被省内某农业高校录取。小文依然认为学校不理想。7月19日中午一时许，从铜川回到家的小文因为上学和父亲言语不投机。小文说：打死我也不上这个学校。然后就闷闷不乐地离开家门。父亲发觉小文神色有异，怕她想不通发生意外，于是让小女儿小青跟随姐姐。但是，直到7月20日13时多，经过家人多方寻找也不见姐妹二人踪影。

　　7月20日，铜川矿务局公安处接到玉华矿保卫科报案，称在该矿附近一水坑漂浮着一具女尸。铜川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和矿务局公安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过查找，发现附近还有一女尸。在当地居民和小文父母的辨认下，认定是小文和小青。经过刑侦人员勘察，确认小文是自杀行为，其妹小青为救姐姐也不幸身亡，排除了他杀的可能。其父母见到姐妹两人尸体，悲痛欲绝。

　　为了寻找姐妹二人的死因，民警在小文遗物中发现几本日记，日记里面字里行间流露出小文悲观厌世和无尽的苦恼。民警曾在日记中发现里面夹着一页写满字的纸张，上面写着：（摘要）

　　“……我怕水，水下很黑暗，什么也看不见；我怕灰尘，怕灰尘将我呛死；我怕太阳，怕太阳晒伤我的皮肤；我怕考试，害怕母亲看见我可怜的样子。也许离开这个世上，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据专家说：大中学生自我期望值过高，在学习上或考试中遇到挫折后产生很大的失落感和心理落差，已成为大中学生走上不归路的主要原因。

　　第二章　父母——衣带渐宽终不悔

　　如今的父母也许时运不济无缘于大学，化己之失望为对孩子的希望；或许下岗失业，前途渺茫，为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于是望子成龙心切，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不惜一切人力财力，砸锅卖铁，押宝于孩子，赌博于高考，以致病态，甚至而恶性循环，终酿悲剧。

　　神经过敏症：据报载，北京一考生之父猝死于考场外，究其因为操劳和紧张过度所致。6月7日上午的语文考试刚结束，某咨询中心杜博士就接到一位送女赶考的朋友的电话，这位家长十分焦急地说：“小囡出来后一声不吭，问她考得怎么样，回答只有‘就那样’三个字，我们做父母的都快急死了，你说我该怎么办？”最后，这位家长希望朋友能帮她“撬”开女儿的金口，快速掌握孩子考试的情况。

　　同样，某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朱大夫说，6月7日中午有一个经常找他看病的患者打来电话，说他的孩子语文考试中作文跑题了，他很着急，不知该怎么办。问如何晓得孩子作文跑题，说是看孩子的脸色不太高兴。朱大夫建议他不要与孩子多提考试的事情，让其养足精神准备下午的考试。谁知孩子却从父亲手中夺过了手机，非要亲自与朱大夫说话：“我没有跑题是爸爸瞎猜的。其实就是真的写跑题了，阅卷老师也不可能给我0分，我才不怕呢。”

　　面对上述家长过度焦虑紧张的现状，专家认为，参加高考的学生从小到大也经过很多次的考试训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心理应对方案。家长这个时候应当给孩子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不能为了转移自己的焦虑情绪而让孩子的情绪受到影响。尤其是孩子刚从考场走出，也许紧张的神经还未松弛过来，家长不停地追问考试情况，极易让孩子感到厌烦，但又不得不应付，也只能说出“就那样”之类的字眼。其实让孩子在考试后第一时间便给自己的考试情况做个评价，这对不少考生来说是强人所难的。

　　不错，如今教育尤其高考已经成了普通人的第一要求，教育和每个人的利益太接近了，因此，与此有关的人就变得甚为敏感，但勿庸讳言：从社会到家长过分的关爱与保护，不仅不能让考生们放松，反而会影响他们的情绪。

　　据一项调查显示，74.5%的考生表示不希望家长陪自己参加高考。北京二中一位老师说：家长和社会的关注本身就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压力，孩子会增加“考不好对不起父母”的负担。如果从孩子的成长角度讲，这样的做法肯定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另据媒体报道：8月15日，一名男青年走向湖北职业学院的武昌火车站新生报到点，负责接待的黄老师看到小伙子身旁跟着几名中年男女，却气喘吁吁，其中一妇女背着个大包，汗流浃背。“快放下来，休息休息。”黄老师连忙招呼，转身问小伙子：“这是你母亲吧？”“是我家的保姆。”小伙子不慌不忙如是说。

　　原来这位小伙子来自河南，是娇生惯养的独生子。早从初中起，父母便给他请了个保姆租住在校外，定期来学校帮他打理生活。今年，他考上了大学，离家更远了，父母更是担心她不能自理，决定让保姆一同前往。于是便出现了前面一出戏剧性场面。

　　有专家指出：社会和多数家长对孩子一直是过度保护，高考过敏是这种过度保护的延伸。就像是生产过程中的剖腹产，剥夺了孩子经过产道时应该承受的挤压和痛苦会造成新生儿抵抗力较弱，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应该有相应的抗干扰力。

　　某博士介绍说，现在很多大学生进入大学后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不适应期，毕竟，进入大学后高校环境不是一个对学生无微不至呵护的环境，被照顾甚至宠爱惯了的学生会突然失去方向，非常迷茫，需要很长的调整期。常言道：温室里培养不出参天大树。大中学生既然不是苗圃温室里的花朵，就让他经历该他经历的风雨。只有历经风雨，竞相生长，幼苗才会长成栋梁之材。

　　越俎代庖包办症：估分选报志愿，本是考生的事，但事实上，不少家长和教师都为考生代劳，先说估分吧，考生亲自考的试，自然对答卷的情况了然于心，只要按照专家指点的程序认真细心地估算就会估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分数，但在实际操作时，却有不少家长守在孩子身边，不时地提醒引导孩子如何如何地估，又怎样怎样地算，由于家长没有参与考试，对孩子的临场发挥状况又缺乏了解，因而难免有想当然的误导，致使孩子的考分越估越离谱。还有些学校和老师也不放心考生的估分，想方设法将阅卷细则调出，请阅卷老师及代课老师手把手地逐题地帮考生估算，加之“今年阅卷指导思想从宽”等误导，致使考生的估分普遍出现偏高的现象。

　　至于报志愿，家长和老师更是喧宾夺主，剥夺了考生的选报权，根据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甚至道听途说的虚假信息，擅自替考生选报不合考生意愿又与考生实际分数不大相符的院校。尤其是有的中学一味追求北大、清华等名校，加之学校以名校考核并奖励老师的利益所在，只要考生估分较高，使一再鼓励考生报北大、清华等名校，不报者不发志愿卡，又劝说家长做考生的思想工作，涉世未深而又对整个考试情况缺乏了解的考生迷茫之中便听信家长和老师的建议，改报北大、清华等名校作为第一志愿。有的学校为了增加考生报考名校的信心和保险意识，与有的大学联系、协商，一旦考生从北大、清华志愿滑下来，便由这些学校接收。但事实却是，除个别大学的附属中学的滑下来的考生由该大学接收外，多数接收的大学要么变卦不认账，要么加五六十分才能接收，结果使不少考生落榜。据悉西安某中学一位优秀考生，去年考了650多分，本与家长商量选报中国人民大学，但后来却在中学领导和班主任的反复劝说下，改报北大，结果以6分之差与北大失之交臂，原先与学校达成君子协议的北师大也未承诺接收该生，无奈之下，托人找关系交费才上了本地某所大学。

　　前文所述的上海某考生由于家长的劝阻，未报一本、二本志愿，但却超常发挥考出好成绩，但最终不得不接受只能上所仅报的三本院校的事实，成为终生遗憾。

　　志愿选报恐高症：今年复旦、北京理工、西北大学等名校和重点院校罕见的一志愿未报满现象就是恐高症的典型。由于每年的考题难易、考生考场发挥乃至选报志愿情况不同，因而一年与一年的选报志愿心理有很大的差异，由于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掺和误导，考生莫衷一是，家长又把握不了本地区考生考试情况的好坏、选报志愿的高低，加之今年考题较难，估分不高，所以家长们为谨慎保守起见，多数引导考生低报志愿，从今年选报志愿和录取情况看，整体而言，大多数考生低报了一个档次甚至一个类的院校，比如可报复旦、人大的，却报了西北大学、四川大学，本可报西大、川大的，却报了云南大学、湘潭大学。据悉，今年云南大学报考的考生扎了堆，许多过一本线的考生本以为云南大学地处偏远的边陲，又出过马加爵杀人案，可能报的人少，报了该校会十拿九稳，结果却大相径庭，事与愿违，不少报云南大学的考生不得不委屈地落到二本的院校中。

　　笔者曾在饭桌上听到一个热心而负责的中学班主任，对家长的电话中说：今年高考形势严峻，据我所掌握的情况看，不少学生都低报志愿，你们孩子的情况你们也知道，不妨参考这个情况，谨慎选报。要说这位班主任的回答是谨慎的，但却不无一定的导向性。据说一位向往复旦考分也够上复旦却未敢报复旦的考生得知复旦一志愿未报满后，痛哭失声，不得不面对被所报的一志愿——川大录取的残酷现实。

　　至于报载大荔县27名学生高考志愿被篡改，则恐怕是篡改的教师有所企图或有利益或有其他猫腻所在吧。

　　拔苗助长“神童”症：据某媒体报道：6月7日上午，被山西阳泉百姓称为“神童”的曹雨婷带着父母的叮嘱踏入阳泉一中考场。她是今年山西省考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据曹雨婷父亲介绍，女儿6岁上一年级，7岁上三年级，8岁上五年级，9岁时上初中，10岁时参加中考后进入阳泉一中，高一仅读一个月，就跳到高二。连续跳级的小雨婷，只用了5年的时间，就学完了12年的课程。云云。

　　据悉，“神童”曹雨婷今年高考的目标是中国科技大学。

　　提到中国科大，会使人想起20年前或保送或考入中国科大的几个神童来。随着冰山浮出水面，且不说神童们后来学习工作平平，且有一个红极一时的神童出人意外地出家当了和尚，岂不令人惋惜和悲哀。

　　可悲的是，如今我们的社会仍在炮制一个神童又一个神童。又据媒体报道：辽宁省年仅10岁的神童张忻炀已被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录取。成为全国年龄最小的高考考生，并由此成为社会瞩目的“明星”考生。我们在为昔日的“神童”哀叹外，不知今日之神童前途如何，能否逃出神童培养的怪圈，而不致重蹈昔日神童的覆辙而令后人《伤仲永》一样的叹惜？

　　第三章　社会——一切为了高考

　　高考，已不再是一个考生一个家庭的事，而成了整个社会的一件大事了，高考期间也成了全国最为敏感的日子。许多省市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保证考生的休息、交通、饮食和考场正常发挥，比如很多地方明文规定监考老师不许穿高跟鞋，以免高跟鞋刺耳的声音影响考生的发挥，又比如国家环保总局要求各地在高考期间对环境噪音进行监测等，但近年来，置身各种各样几乎是扑天盖地有关高考的新闻报道中和街谈巷议里，人们普遍感觉紧张的气氛，从高考移民、录取公平，到考纪新规、噪音控制，再到2B铅笔、考生的吃住行，使人倍感考试犹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进行。

　　热炒状元症：状元是科举制度的产物，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被录取者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第二名称亚元。会试于乡试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被录取者称贡士，第一名叫会元。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参加考试的人是贡士。考取后称进士，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有史料表明，自唐至清末科举废止，在1300多年的历史中，总共只产生了657位状元，而有趣的是，这些状元在历史上有所作为和成就的不过10人，所谓成就也是在寻章摘句中有点成绩，真正青史留名的没有一个是中过状元的。所以说状元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比较早已废除的科举考试，如今的高考，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封建社会追捧状元成风的时候，状元亦属于全国范围内皇帝钦点的，地方上如果推出自己的状元，那就会犯上僭越，那是要治杀头之罪的。再说，封建社会的状元是读书的终点，而如今的各省的所谓状元不过是本地考生中的娇娇者，也仅仅是拿到了进入名牌大学的敲门砖而已，后面的日子还长着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时下对于状元的滥用和热炒，显然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效颦之作，无非使媒体抢眼，企业出名，但对于状元本人，除了一时的聚焦，满足短暂的成就感外，病症也是不少的。首先热炒状元，使紧张的高考过后尚未恢复精力的状元又陷于应酬的疲惫之中。比如陕西状元除频频被采访外，还于大热天穿着仿制的状元大锦袍在大唐芙蓉园游览，以致汗水湿透了状元袍，连父母也心疼地说：简直是让孩子受罪嘛。其次使状元背上沉重的包袱，一场闹剧过后，状元到了大学还是状元吗？心理落差反而不利于状元适应新的学习生活。其三，尽管清末就废止了科举，但某些人的心头还有一个沉甸甸的封建情结，热炒所谓的状元就是这种情结的反映，而这与现代教育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相违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华社的一则报道，香港大学今年拒录了11名各省市的“状元”。新华社的这篇报道没有说港大怎么个面试法，但从文章所透露的“面试主要以日常生活题目为主，例如以卖盗版要不要受惩罚等进行讨论”来看，面试题目并不难，11名状元们没能通过面试，说明高分并不等于高能，不被录取也怪不得人家了。

　　郁进东在《港大拒收11名高考状元刺痛了谁》一文中指出：首先，痛了各省市的状元们。在内地，高考状元是要被捧上天的。陕西、广东的状元锦袍加身，在大唐芙蓉园和孔庙前行“状元礼”作秀造势。亲戚乡邻贺喜，学校政府嘉奖，报刊电视追访，各地名校抢录。甚至一些商人也打起了状元的主意，请他们做托儿，声称是吃了他们生产的什么液什么宝而成功的。可今年首次自行在内地招收本科的香港大学竟然对11名状元说“不”，这实在让状元们，尤其是被拒的状元们郁闷之极。

　　其次，痛了各地高校。每年招生季节，所有名校都会派出招生老师驻点在生源质量好的省份，密切注意高考成绩排在最前面的若干考生，当然，最受关注的自然是当地的状元们。去年，某省理科高考状元，北大、清华招生的老师是轮番上门邀请他报考各自的学校，并给出各种丰厚的奖励条件。而招生结束后，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新闻。今年全国各地状元，全部被北大清华瓜分，其中，多少人进了北大，多少人进了清华，大致旗鼓相当等等。现在好，香港大学公然拒录了11名内地状元，这无意之中猛击了内地高校一下。你们趋之若鹜争着抢着要的“人才”，人家竟然不屑。是港大在故弄玄虚，或者埋没人才，还是内地高校的招生观念、人才观念太老土？

　　最后，痛了我们的考试制度。新华社的报道没有说被拒录的状元占多大比例，17个省市的学生报名，有11个状元被拒，这比例不能说小。如果比例不小的状元，面试都不能过关，说明制造这些状元的考试方法令人怀疑。多年来，社会各界对我们注重死记硬背的考试制度批评很多。不久前，看到一张小学竞赛试卷，里面有两道题让人哭笑不得：接电话以电话铃响几声为宜？与人握手握多长时间为佳？我们机械刻板的考试已经真正从娃娃抓起，渗透到了幼小的心灵。像这样的考试，造就出来的状元有多少意义？如果以考查知识的死记硬背为主的考试制度不改变，我们只会造就一批缺乏创造性和创新精神的考试机器，处于他们顶端的状元自然要被拒收。

　　这无疑对我们的媒体及社会各界热棒高考状元泼了一盆冷水，热炒高考状元当休矣！

　　高考媒体强迫症：高考期间，置身于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众多媒体有关高考的新闻报道里，不仅使人眼花缭乱，而且使人有一种如嗅到火药味的紧张和窒息，从高考移民、考生服用兴奋剂，到女生服用避孕药，以便经期与考期错开，还有考生临考抱佛脚——去寺庙烧香叩头、假2B铅笔误人子弟、高考医院等等，使人倍感高考重要的同时，心理也陡生疑问：高考何以成了公众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是它原本的重要性使然，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现行教育体制下，高考的重要性毋庸多言，如此重要决定了公众关注的必然。但与此同时，有一个问题也值得考虑，是现在的考试对考生更重要，还是以前更重要？毫无疑问，随着社会开放度的增加，个人流动渠道、选择机会的增多，以及高考录取比例的迅速提升，高考对考生的重要性随之减弱。那么人们不禁纳闷要问：为什么在公众眼里，高考却变得越来越重要？

　　显然，媒体对高考事无巨细的报道，不断提升着高考的重要性。从考生的衣食住行到估分报志愿，连篇累牍的报道不断吸引着读者的眼球，一方面主观上通过各种手段想尽千方百计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局面；另一方面，却在不停的信息刺激之下，客观上强化了一次高考无可替代、至高无上的位置。

　　比如某媒体以《一切为了高考！》为题报道社会各界采取各种行动来关心考生，热心护考、爱心送考等行动正在全国各地火热进行，发现在成都七中、四中附近考场外，某大公司不仅挂出宣传横幅，而且在考场外为苦苦等候的家长撑起了遮阳伞，还免费为家长提供水以及小扇子、防暑药品等等。且不论该公司有借高考做广告的商业目的之嫌，就说如此为不去上班工作，苦陪考生反而增加考生心理负担的行为不值得提倡和支持。

　　又如6月8日，《三秦都市报》等报纸刊发了一张大幅照片，报道个别家长上街“执勤”，挂起绳索，阻断交通的违法现象。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反映了社会过度关注高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还有往年北京郊区搞的曾受社会多方质疑的状元会，今年出现在西安都市类报纸上的是，身披锦袍走回盛唐的曲江杏园秀，遭到一些读者的非议也是在所难免的。

　　高考移民热症：高考移民是近年来高考的热门话题之一，而到了今年因为海南省的高考状元和新疆的高考状元相继被发现确认为高考移民后，高考移民演变为焦点话题。与之相关的还有高中“移民”。

　　据报载，山东、河南的初中毕业生，花10万元到天津、上海读高中，就能获得100分的高考地区差。这个诱惑力是如此之大，“五一”期间天津部分高中面对外省市考生组织考试，赴考者之踊跃堪称百里挑一，形成津门一景，成为高考移民的前奏。

　　高中移民与高考移民的目的都是为了高考，都是奔向高考录取分数线较低的地方，学生流出地多为人口众多的内地省份。不同处在高考移民是西进，从中部省份流向新疆、宁夏、甘肃等地，高中移民是东闯，流入地主要地是天津和上海。高考移民属个人行为，各地目前相继出台政策予以禁止。高中移民则带有一定的合法色彩，津、沪等地的教育主管部门相继出台政策，允许本地高中招收外省市学生，给高中移民合理的存在理由。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高中移民能合法，而高考移民为何不能合法呢？既然不能合法化，哪为何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呢？

　　假如说海南状元李洋是当今高考制度的牺牲品或由高考移民最终酿成的悲剧，那么，类似的悲剧在以往若干年份里发生得已经够多；假如说历年来围绕“李洋现象”引发的评说、争论在其内涵的深刻性方面几乎原地踏步，那么，今年的相关评论虽看似深刻，甚至给人以终于看到了“教育正义”之曙光的兴奋感，而实际上仍未跳出莫衷一是的混乱僵局……明年、后年又将怎样？一种公认的高考不公平现象长期存在，同一类悲剧重复发生，同一是非判断难题旷日持久地形不成共识，与其说这是在检验中国人的认识能力、辨析能力，倒不如说在检验、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

　　由围绕“高考移民”引发的各种截然不同、相互矛盾的看法、说法，联想到妇孺皆知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话的出处与本意，也许并非否定明辨家庭琐事是非之重要，实质是旧时某些糊涂官对“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一种托词。他们之所以常常“和稀泥”或“各打五十大板”，除某些断案者因吃了“好处”而故意糊涂外，还在于面对矛盾重重、不同层面和角度的价值判断标准相互交识混杂的局面时，未能做到“纲举目张”。关于“高考移民”的是非判断，似乎也面临同样情景。

　　在多种价值判断标准相混杂时，孤立地看待某一标准，也许十分有道理。例如，不同地区实行不同录取线以及对“特殊”考生给予加分照顾，有人认为这是“地区公平”；录取线低的地区对高考移民施以限制和歧视，本地人亦认为理所当然。然而，假如把上述判断标准放在一个更基础的、核心的，或者说更高层次的价值判断标准面前，也许就站不住脚，或者说它应该首先地、无条件地表示服从。高考的本来意义、本质意义是什么？是一种起点相同、标准统一、机会均等的竞争。既然高考是全国统一命题，既然清华、北大等一类院校都是全国性高校，那么，就理应站在全国立场看待之，由高考的这种本来意义、本质意义生发出的公平标准，才是一种本质的公平。“本质公平”是纲。假如真的举起了这个“纲”，海南省关于考生李洋是不是“高考移民”，只能报考二、三类学校的限制期究竟是定为两年还是三年，也许就不成其为问题。即使认为是问题，它也没任何理由干扰甚至“强奸”全国高考公平竞争这个“纲”。

　　假如笔者认为的高考“本质公平”可以成立，那么，借以维护这种本质公平的一系列的政策规定、“游戏规则”，就只能由国家来制定。作为地方政府，根本没权力各行其是。

　　从以人为本角度讲，不论城乡、东西部、家庭情况，作为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资源，应当让所有受教育者分享。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教育资源的扩大，高校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阶段过渡，实现教育公正正当时，而教育公平应该作为教育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础，把优质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

　　目前，笔者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在北京一家建筑工地上休息时，一个湖北民工与北京当地的工程师聊天，不聊不知道，一聊真奇巧，原来二人在同一年参加高考，而且考分相同，但北京工程师被录取上了大学，而湖北这位民工却落榜了，之后二人的境遇大相径庭，北京工程师年收入数万元，而湖北民工收入不到一万元，而且地位天壤之别，一个在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一个则生活在穷乡僻壤。

　　上述地域、城乡差别至今仍在存在着，有些还在扩大，这种人为的悲剧何时才能休呢？

　　第三篇　高考病因

　　高考既然出现了病相，又有其病症，那么就必然会潜伏着病因，病因何在？众说纷纭，作为外行的笔者缺乏深入的研究，但也许旁观者清，因而笔者不揣浅陋凭感觉列出几条，旨在抛砖引玉，或引用专家之言，以借石攻玉，起疗救之效

　　第一章　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导致各级学校营养不良、发展失调

　　纵观20多年的中国教育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总体来讲是在不断深化，比如扩招就使广大的青少年进入大学读书，接受高等教育。但毋庸讳言，素质教育仍流于纸上谈兵，考试制度的改革不尽人意，虽然喊了多年素质教育，但应试制度的施行使素质教育步履艰难。数十年未变的考试制度尤其是高度制度使一考定终身成为摆在广大学生面前的残酷现实，学生不得不围着高考的指挥棒转。

　　按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广大青年就业渠道不再是自古华山一条路，但没有考上大学，没有文凭却很难找到满意或理想的工作，因为社会上认文凭，以致假文凭满天飞，到处涂写着办假证的手机号。

　　就说扩招吧，从改革开放初恢复高考的2—3%的录取率到近年来50%左右的录取率，应该说上大学的机率是昔非今比。但由于我国处于人口高峰期，就业也处于高峰期，一般院校大学生毕业就意味着失业，而相比之下，北大、清华等少数名校的大学生就像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一样，不是人找工作，而是工作找人。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呢？这与我国教育投资不均而造成的教育差距不无关系。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兴亡，系于教育”，大道理谁都懂，但教育的经费问题却塞满了人们的脑海，政府为越来越大的教育拨款需求而犯愁，结果却不尽人意。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到20世纪末，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要达到4%，但到90年代末，这一比例一直未突破3%，直到2002年，才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的3.41%。而自1980年以来，该比例世界平均稳定在4.7%～4.9%，较发达地区为4.9%～5.1%，欠发达地区为3.8%～3.9%。

　　而且，中国有限的教育经费又过多地投向非义务阶段教育，许多国家小学和初中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大多在2%～2.5%，2002年我国的这一比例为1.8%。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经费又过多地向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倾斜。

　　改革开放前，中央包揽全国学校的教育经费，加之各地经济差距不太明显，所以，教育的差距也相对较小。

　　改革开放后，中央逐渐放权。这样一来，地方政府更多地承担起教育财政的责任，教育的供给和地方财政能力直接挂起钩来，实际上就导致了财政中立性的缺失。财政中立性指的是“每个学生的公共教育经费开支上的差异不能与本学区的富裕程度相关”。因区域经济的差距拉大，教育差距逐渐扩大。

　　到2001年，国家提出“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乡镇虽得以解脱，但是将包袱转给了县级政府，还是遇到财政支撑不了的问题。

　　其实，上海是最早开始实行教育均衡化的地区，但专家指出，上海市从1988年到1994年6月间用于薄弱学校更新的资金，仅相当于1995年拨给其一所重点中学的附加经费。

　　教育学家杨东平认为，“关键的问题不是贫困没钱，而是钱怎么投入怎么分配使用——在中国真正缺的不是钱，而是公共价值和理念。”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连生说，教育不均衡问题，理论上一点都不复杂，但其解决过程实际上已超出了教育领域。

　　杨东平说，在教育资源分配上，有三种倾向，一是一视同仁，达到形式上的公平；二是补偿原则，向弱势人群倾斜；三是向强势人群倾斜，“这是最坏的一种，今天重点学校政策就是如此”。

　　针对有些官员“实行教育公平并不是要提倡平均主义”的说法，杨东平认为，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义务教育确实具有一种平均主义的趋向，因为它的基本功能并不是淘汰、筛选，也不是制造优秀，而是保证人们享受到基本的教育。

　　然而事实却是，北大、清华等少数名校却占了有限经费的大部分，成为享有教育资源的大户。而家长和考生从长远发展和就业计，也都想吃大户，分享大户们的资源。于是就出现了“非北大、清华不上”的现象，也出现了高分复读再冲北大、清华等名校的现象，随之高复学校、补习班也应运而生且呈燎原之势。

　　学历品牌化使重点大学特别是清华、北大，成为众多优秀生的“终极”目标，同时热门专业和学校所在城市的选择，甚至包括校风和氛围等，都成为人们决定上什么大学的参照系数。补习班正是为这种越来越强烈的社会需求提供了一个从容选择的回旋空间。高校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也是高中补习班市场持续升温的一个原因。人们不再急于随便进个什么大学，而是货比三家，不行就“补”。

　　为解决教育经费严重缺乏的问题，我国自1983年起改变了单一的政府投资模式，开始向个人收费，但规定仍以财政拨款为主。始料不及的是，由于管理监控不力，收费名目和收费数额急剧膨胀，个人教育支出连年大增，并迅速由教育投入的“辅渠”变成“主渠”。教育投入总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与1997年的4522亿元相比，2002年的教育总投入翻了一番有余。

　　分三大投入看，2002年的国家投入是1997年的2.1倍，年递增16.1%。社会投入5年只增长4.4%，年递增0.9%。但其中的“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办学经费每年却增幅惊人，1997年为7亿元，2002年增至33亿元，5年增加3.9倍，年增幅高达37.3%。减少投入的主要是另两个部分：企业办学经费和校办产业提供的办学经费。个人投入仅增量就达3079亿元，年递增幅度为16.4%。

　　由于国家投入和全部投入基本同步，所以在总量中国家投入所占的份额始终保持着33%略多的水平。个人投入在1997年即超过总量的60%，这些年由于增速仍快于国家投入，更快于社会投入，所以份额仍在不断加大。

　　在各学校中，国家对大学的投入增加最快，2002年国家投入733亿元，比1997年增加485亿元，每年增加97亿元，年递增24.2%。但与个人投入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1999年随着并轨令的下达，公费上大学划上句号，学杂费陡涨65.2%。此后，随着收费标准的不断提高以及学生数量的快速增加，个人投入继续猛增，2000年个人投入增143亿元，2001年再增260亿元，2002年更增366亿元。5年间个人投入每两年翻一番，5年增加5倍，年递增速度高达41.1%。国家和个人两大主力的巨大投入促成了大学投入总量每年30.6%的高增幅，升速居所有学级之首。

　　然而，绝对量的高速增长掩盖着一个相反的事实：由于学生数量的增速快于国家和社会投入的增速，因此生均国家投入和社会投入已经连续几年悄然削减。1999年生均国家投入登上9743元的最高峰，随后3年便逐次减为9324元、8268元、7622元，平均每年削减7.9%。社会投入趋势亦然，平均减幅为9.6%。而个人投入却一如既往上涨，每年的生均值都要增加1000元以上，2002年生均为11272元，比国家投入高47.9%。这一趋势表明，今后上大学能够享受的国家投入和社会投入将越来越少，留下的缺额和保持总费用增加的增量都将主要由个人来承担。而逐步减少非义务教育的国家投入、增加个人投入正是国家政策应有的方向和所要达到的目标。

　　与大学扩大招生相呼应，高中在校学生数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快速增加。2002年我国共有高中学生2195万人（其中职业中学学生512万人），比1997年的1362万人增加了61.2%。国家投入不仅总量相应跟进，而且生均还有7.7%的增长。与此同时，学校的收费标准更以每年14.7%速度递增，2002年生均个人投入达4825元，占全部投入的70.1%，成为高中投入的主要来源。可以说，高中已成为个人教育投入的第二个重点。

　　而再看看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投入，早无“义务”之实。根据《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所需费用主要由各级政府负担，特别是占总数3／4的人员经费和基建经费应全部由财政负担，公用经费也以财政为主，不足部分才向学生收取少量杂费予以补充。然而现实情况是：2002年初中生均国家投入1062元，尚不及个人投入2147元的一半，“义务”二字早已名存实亡。

　　小学的情形稍好于初中，2002年生均国家投入921元，平均每年增长17.7%，生均个人投入1142元，仍然比国家投入多，但增速相对缓慢，年增幅仅9.3%，是所有学级中个人投入增速最慢的。因而在1999年以后出现了国家投入比重上升、个人投入比重下降的喜人现象。2002年个人投入占53.7%，比1998年下降7.2个百分点。要扭转国家与个人投入比重倒置的格局尚待时日。

　　至于幼儿教育，个人投入依然唱主角。严格地讲，幼儿教育不应列入教育系列学级，国家不要求6岁以下儿童一定要入托，事实上多数农村幼儿并不入托，所有全国在园的幼儿只占全部适龄幼儿的51%。也正基于此，2002年国家投入只有41亿元。从覆盖面讲，国家只对20%的幼儿园进行投入，80%的在园幼儿享受不到，所以个人承担的费用始终占90%以上。但是，城镇家庭却将幼儿教育作为实质性的教育阶段，而且愿意花大投入。另一方面，幼儿园为了生存，只得在幼儿身上打主意，所以各项收费很是不菲。2002年生均个人投入达2310元。

　　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标准学制为19年，按2002年各学级的实际水平计算，将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共需投入130551元，其中：国家投入45078元，占34.5%；社会投入5689元，占4.4%；个人投入79784元，占61.1%。

　　在各学级中，花费最大的是大学阶段，4年共需79578元，占19年总投入的61.0%；其次是高中，占15.8%；小学因为时间最长，故而投入总量较大，6年共需12764元，占9.8%。

　　国家投入对大学的倾斜非常突出，在19年总共投入的45078元中，67.6%投在大学阶段。未能上大学的人只能享受余下的32.4%以下。社会投入与国家投入基本一致，但更倾向于高学级，其中大学占70.3%。

　　个人投入是教育投入的主力，19年个人共投入79784元，占投入总量的61.1%。各学级的花费为：大学4年花费45089元，占全部个人投入的56.5%；高中占18.1%；初中、小学、幼儿园相差不大，但因为小学是6年制，每年的投入最少，是家长最为轻松的阶段。

　　分城乡看，城镇19年个人共投入87061元，其中大学占51.8%；农村个人共投入75019元，其中大学占60.1%。

　　上述可见，不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和个人在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阶段投资较少，高中也有限，一半以上投资到大学，而投资到大学的一半以上流入到占高校少数的北大、清华等211重点大学。尤其是北大、清华两校由于吃偏食充足的营养而成为中国高校的巨无霸。

　　记得在美国国会提出《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谢尔曼议员曾经这样表达自己对垄断的担忧：如果我们不能容忍国王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我们就不应该忍受在生产、运输以及任何生活必需品的销售方面有一个国王。那么，在教育日益成为社会生活必需品的今天，我们能不能容忍在教育领域出现两个国王呢？当然不能，然而实际上，清华和北大在“马太效应”的推动下，正逐步走上“国王”的宝座。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改变，清华、北大的超级强势地位可能对中国高考事业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清华、北大的“国王”地位让多数国人患上了某种强迫症。人们自出生起，就会接受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把考上清华、北大当做最大目标。这表现在那些无处不在的《我在清华等着你》、《圆你的北大梦》之类的丛书中，人们言必称清华、北大，高中毕业班里涌动着关于清华、北大的梦想。当然，从小树立崇高理想是非常好的，可是如果这种目标过于拥挤过于稀缺，替代物太少的话，难免令人担忧。在美国，与哈佛并驾齐驱的大学有好几所，哈佛的“替代物”是较多的，在较多替代物存在的情况下，学生就不会急功近利地以牺牲综合素质为代价，去追逐稀缺的哈佛，这种环境也就培养了素质全面的人才。而我国高校又有谁能跟清华、北大一比高下呢？

　　其次，从排行榜可以看出，国内其他大学相比清华、北大的差距是很大的。可以说，差距表现得越大，落后者追赶先进者的动力也就越小，这容易构成发展的惰性。从清华、北大发展现状来看，自身的实力和历史文化的长期积累使其高不可攀，国家的政策扶持也让其他高校自叹不如。在这种情况下，其他高校拿什么去和清华、北大比？院士数量、科研经费、发表论文数、国际接轨程度，一切只能生存在清华、北大的阴影之下。马克思说过：稳定的贫困在不知如何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只会产生保守主义。高校的发展也是这样的，过于强大的清华、北大难免令其他高校滋生“稳定贫困”的保守主义，觉得“再怎么努力也拼不过人家”，所谓的激烈竞争也只能在低层次上进行。

　　最后，清华、北大的“国王”地位容易挡住中国高校参与国际竞争的视线。试想，连清华、北大都没有能力超越，何谈国际竞争，这让其他高校只能活在两个“巨无霸”的阴影之下。

　　正是从这些角度来看，清华、北大“稳居榜首”的“稳”未必是一件好事。当然，这不是要降低清华、北大的发展速度，而是应该通过扶持，使得至少有几所高校具有同清华、北大抗衡的实力，让它们去和清华、北大争“老大”位置，令清华、北大的“国王”宝座坐不稳。

　　高校如此，中学亦如此，学生和家长为什么愿意交三万五万上西安中学、西工大附中、高新一中、交大附中等重点中学呢，就是因为这些重点学校的硬件和软件好，而软硬件之所以好无非是投入多。

　　高考移民及高中移民为何要背井离乡，负笈求学呢，无非是某些地区的中学条件好，而中学条件好也得益于投资。当然高考移民及高中移民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地区好考。为何好考，是因为录取线低，容易上好大学，这种不同地区的高考录取线不同也是高考的一大病因。

　　第二章　各地悬殊的录取线

　　和录取率导致高教不公

　　先以2004年普通高校本科招生第一批院校分数线为例，天津：文科，520分，理科，495分；北京：文科，474，理科，491分；陕西：文科576分，理科562分；河南：文科，599分，理科，589分，悬殊十分明显。再从录取率看，2000年上海的毛入学率为37%，四川只有9%，上海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四川青年的4倍。2005年，上海录取比例接近八成，而安徽也仅仅是三四成，前者是后者的2倍多。

　　再看一下2005年几个省市的一本录取线吧：北京文科一本486分，理科一本470分；陕西文科一本550分，理科一本567分；山东文科一本572分，理科一本597分；四川文科一本570分，理科一本598分。

　　接着看看北京大学在几个省市的录取线，北京文科590分，陕西文科648分。而录取人数与所在省市考生的反差更大，北大在北京录取计划为113人，据悉后来还扩招了一些，而北京考生仅98745人；北大在陕西录取计划为20，而陕西考生达34万多。

　　上述几组数字显示的差异之大令人触目惊心，不平则鸣。

　　从上述数字的对比可以发现，在某些省无论文理科连专科都上不了的学生，在北京却可以上重点大学！这难道公平吗？一样的学生，一样的高考，一样的成绩，仅因为籍贯不同，有的上了重点大学，有的却名落孙山，命运迥异，不正是对一些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利的侵犯和践踏吗？

　　有一位年轻作家这样说：“我就这样成了高考流水线上的畸形产品，我的高考分数并不低。在北京，足可进军水木清华，可我现在却只能在这样一个三类学校里发我的牢骚。这千刀万剐的高考，这罪恶的制度废了多少伟岸的天才，养了多少低能的废物。还在分数上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这是什么世道。天子脚下的那些蠢才竟然理直气壮的说什么综合素质而进了中国的最高学府。”

　　这位作家比起上文提及的在北京打工的与北京工程师同年考了同年成绩后而天地之别的湖北民工应该说还算幸运，你毕竟上了三本，且成了作家，而湖北民工则名落孙山，落入低层，不得不出外打工谋生。

　　同一个国家，一样的试卷，一样的时间，却有不一样的录取标准。如果说对西部边穷那些地区从综合因素方面考虑尚可理解外，可北京上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教育资源，物质条件各方面均占有优势的地方还要剥夺其它省份的入学名额。只能说除了为富不仁强取豪夺之外，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词语。不实行全国统考的制度也罢了，既然实行了，那就只能以分数作为唯一的录取标准。如果不是，那统考有什么意义。美国大学的联考制相对来说还是公平，严谨，符合人性得多。如果分数不是录取标准，那权力，钱财，名望自然就成了录取标准。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考的现行体制恐怕已经比不上古代的科举考试，唐太宗李世民推行科举后很得意的说了一句话：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后来有思想者说这只不过是这盖世枭雄利用科举来维护其统治而已。这也许说得没错，但这有什么关系呢？相比于九品中正制的老子公爵儿伯爵来说，不知进步了多少倍。英明如太宗者当然知道科举不可能网罗所有英雄，但他为所有英雄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平台，让天下英雄无话可说。有本事的你自己争功名去，我的标准没有对任何人歧视。所以，有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有了唐诗这样不可逾越的文学高峰。就因为，它的标准是统一的。而高考的标准呢？那不是标准，不一样就不是标准。即使到了20世纪初，师范院校不仅一视同人，而且不收费。那时候，很多贫困人家的子弟想要读书都只能读师范学院，例如一代伟人毛泽东，就是因为师范学院不收费，才在父亲不同意且不给学费的情况下就读湖南师范的。如果那时湖南师范要收费的话，毛泽东的读书救国愿望恐怕就难实现，其人生命运也许另当别论了。对此有同感的网友易平赋诗共鸣：教育词同意不同，学堂难觅旧时风。国币竞向权门里，官贾多来方孔中。朋辈无言吟此事，吾身有怨唤毛翁。而今衙府饕餮吏，屈指寥寥在为公。

　　大学生中流传一段北京考生与陕西考生之间的对话颇能说明问题：有一北京重点中学的考生与陕西某重点中学的考生聊天，北京人炫耀：我们班有六成的同学进了北大、清华。陕西人对应：按北京的录取标准，我们全校应该进北大、清华。

　　不论按总人口，还是考生总数计算，北京占有的名牌大学录取名额，和热门专业的比例，都高得离谱。有的北京人说清华北大等高校是由北京投资的，故优先招收北京人。大概把非北京的中国人当傻子，北京人有教育部撑腰，凭一句话就能堵住大家的嘴？清华靠庚子赔款发展起来，庚子赔款都是北京市政府出的吗？国民党建都南京后，将中央大学设为中央学府，正式取代北京大学的地位，并一度撤销北京大学（也许北大学生不知道北大曾经亡校）。结果呢，失去中央学府地位的北京大学从此一蹶不振，直到1952年才时来运转。建国后，将北大清华列为重中之重，与外地重点大学的差距越拉越大，造成现在两校师资和招生的绝对优势。这些都说明了什么？说明清华北大从来就离不开全国的支持，而没有中央政府重点支持的高校，发展都比较艰难。清华北大有现在的地位和设施，仅靠北京市政府投资，行吗？既然清华北大不是北京养的（养不起），既然清华北大占用了那么多纳税人的贡献，就应该公揽全国英才，小小的北京市哪有理由要占1／6的名额？清华北大建在北京，那又要怎样？中央政府也建在北京，就能要求北京人在中央政治局占1／6名额吗？

　　有人说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等，也是教育部高校，招本地学生更多。据悉复旦10人中便有6个是上海人，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本地生源比例也分别达67.5%和62.04%，那么试问：在北京的部委高校多，却招那么多北京人，其他省的名额那么少，他们还能去哪里？且不说当地政府对这些高校的投资各占多大比例，北京从国家获得的资金已多得无法计算了，如果这些钱留在各个省建设自己的校园，其他省的状况不会比北京差多少，也不会有多少人在乎北京的。“有贡献无回报”的现状尚未改变，怪不得大家要反对。

　　这种高考录取体制，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权利。平等权是一项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公民可以平等的享受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可以平等的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虽不能人人享有，但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不应该被剥夺。”

　　农村的考生受教育的条件本来就差，大多数学生小学没有条件学习外语，到了初中勉强开了英语课，教师水平跟大城市或发达地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到他们参加高考时，还要比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上等公民多考几十分（今年竟达140分）才能上大学。有人说农村人高分低能，且不知那些低分高能者高在哪里？

　　名校招生过分地方化危害甚大，首先会直接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名校招生的地方化，使得那些教育质量较高、拥有名校数量相对较多的地区，会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而那些拥有名校数量相对较少的地区，显然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比如说，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名校较为集中，这些地区50%以上的指标会分配给当地的学生，只有剩余的少量指标会流向外地；而像甘肃、云南、贵州等地拥有的名校数量本身就少，就算留下50%的指标给本地学生，也解决不了太大问题。此外，招生指标的含金量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北大、清华的招生指标，当然要比一般高校的指标含金量大。名校招生过分地方化的结果，是使原本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到一些地方，导致教育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造成教育的更大不公。

　　其次，名校招生过分地方化不利于文化的撞碰与交流，中华民族的文化绚丽多彩，各地都有其独特的风土人情。而大学正是各种思想、文化自由碰撞、交汇的最好场所。如果学生大都来自相同的地域，则很难形成各种不同文化交流融汇的局面，让少数“外来”文化慢慢失去个性。

　　再次，名校招生过分地方化不利于提高名校的质量和品位。现在许多大学都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学，除了有一流的老师还要有一流的学生。生源如果连国内一流都谈不上，还何谈世界一流呢？现在世界名牌高校都以国际学生多为荣，我们有的学校却逆潮流而动，将不利于学校发展。

　　又次，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本地上学就有可能选择不住校，不离开父母，不参与集体生活，缺乏独立生活的预备阶段，不利于个人独立生活习惯的养成。

　　此外，名校招生过分地方化也极易滋生教育腐败。高校扩招后，普通高校的吸引力下降，而名校的招生指标则越来越受追捧。名校与所在地的社会各界免不了有许多这样那样的关系，而这些名校又将大量的指标划定在当地，使得稀缺的招生指标更容易成为权钱交易的砝码，导致各种教育腐败行为的滋生。

　　还有，由于录取分数不同，致使许多考生或落榜生用贿赂等各种手段将户口调入京、沪等地，造成愈来愈多的高考移民，易地参加高考，轻松地考入名校，原本在陕西、湖北、河南、福建、山东只能考入一般本科院校的考生，摇身一变就可以进入北大、清华等名校。可以讲，不缩小不同地区的录取线和录取率的差距，高考移民及高中移民的现象就不会消失。即使有禁令和惩处措施，也是无济于事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一些先进的录取方法值得借鉴，比如法国大学录取工作近年来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2003年开始，法国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手段，实行新的填报志原及录取办法。从每年的1月7日开始到3月20日止，学生在互联网上向他感兴趣的学校申请报名表。每一个学生可以在两个专业方向上各申请6所学校。然后就读的学校把考生的材料转给填报学校。

　　从4月22日到5月21日，学生填报一份总报名表，把所填的12个志原依照自己中意的顺序排序。这时可以取消其中的若干志原，但不能再添加。6月3日到6日，全国招生办公室在互联网上公布第一榜，通知学生在第一轮填报的12个志愿中，依自己排定的顺序，列出愿意接受该学生的学校名单。此时每个学生有四个选择：接受第一榜的结果；保留第一榜招收的机会，同时等待更靠前的志愿第二轮放榜；放弃第一榜的结果，等代第二榜是否有更好的机会；放弃所有的机会。随后，招生办还会放出第二，第三，第四榜，以替补前一榜因有人放弃而未招满的学校生源名额。因此学生在报考时，可以向所有的志愿投档，当各学校把录取名单报回招生办时，招生办按学生的志愿顺序用电脑对号入座，那些最有名望的学校基本上能选拔到最好的学生，考生也基本能如愿以偿，达到双赢。

　　第三章　产业化是高考综合症之病灶

　　众所周知，从建国初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不仅是名副其实的，而且连高中乃至大学教育基本上都是免费教育，对于像笔者这类贫下中农家庭的子弟，20年前上大学时每月还发放20元左右的生活补贴，除了吃饭外还能买一些书本笔纸，可以说从小学到大学，自家花不了一二千元。可到了我们的下一代，不仅九年义务教育名存实亡，得交几万元乃至十来万元的学杂费，而且从高中开始，学费一路走高，到了大学学费也大得惊人，据专家估算，如今养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光教育费用就得二三十万，如果再要考研攻博，总费用则可能高达四五十万元。不少家长惊呼：教育怎么了？有识之士甚至发出教育猛于虎的呐喊。如若不信，请看笔者之友某中学教师文彦群在《求学》一文中的对邻居孩子中考后一段记述：

　　第二次试考过之后，一家人都在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结果。三天后，消息终于来了，可惜是个噩耗。校方电话通知说“你娃的成绩差10分。按照我们学校的规定：起价2万，差一分交2000元，你娃差了10分，应该交4万元。”并且再三叮嘱，还要务必于明天中午12点之前交清，否则，过期不再受理。”

　　在文末，文彦群写道：闻知此事，笔者不禁感言：“过去有苛政猛于虎，而今却是教育猛于虎啊！”

　　网友三木看了文彦群之文有感赋诗道：

　　校方乘机搞敲诈，

　　巧借求学捞一把；

　　现代教育市场化，

　　简直无天也无法！

　　专家在比较核算了中外各国教育收费的情况后亦惊呼：从支付能力看，中国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日本）的3倍以上！

　　尽管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说，我国的高校教育收费改革是必须的，但不能使高等教育的发展以教育收费为基础，收费只是对政府投入教育的财政资金不足部分的补充，绝对不能代替政府对教育的正常投入。但现在恰恰变成了许多地方以收费代替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这是症结所在。今后我国高校教育的收费不能再提高了。尽管原国家教委主任现已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李铁映也曾说过：任何学校都不能以学生为赚钱对象，没有哪个国家把学生当财源来榨取的。

　　但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第六次全国涉农收费专项检查结果显示，中小学乱收费成为加重农民负担主因，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金额约占涉农收费总额的一半。虽是涉农收费检查，直接反映的却是教育领域的问题。尽管已在农村倡行农村义务教育一费制，但“因教致贫”、“读不起书”的现象已经大量出现，甚至一些家长说出“供孩子读书就像一场赌博，赌赢了，能换来幸福；输了，就要用一辈子来还债”的令人悲伤的话来。

　　再看看2005年教育部规范高校收费普通专业每年不超过六千元的所谓高校收费标准不再提高的有关规定吧。按首善之区的北京高校今年收费标准稳定计，除了艺术等专业收费每学年在万元左右外，其他普通专业收费一般在5000元、5500元、6000元三个档。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曾算过，按照现在的日常运行成本粗略计算，理工科人均培养费用一年约1.5万元，文科每年约1.2万元至1.3万元。

　　如果严格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费占每生每学年平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一般不超过25%”的规定，理工科学生最多应缴学费3750元，文科学生则应在3000元左右。这样看，有关规定的收费“上限”事实上是一个“提价令”而不是“降价令”，其“规范高校收费”的目的也就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颇有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独步天下”气象。还应该考虑到，从人均数万美元收入里支付11万元人民币跟从人均不到1000美元里支付3550元，是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绰绰有余，后者可能连养命钱都不保。更何况我们现在8亿农民每年人均年纯收入远不到3000元。宁夏小学生马燕在日记中写道：今年我上不起学了，我回来种田，供养弟弟上学，我一想起校园的欢笑声，就象在学校读书一样。我多麽想读书啊！可是我家没钱。马燕的日记是被法国解放日报记者发现的，并在报上连载，震动了世界。她的日记已被译成法，英，意等多种文字，欧洲人被感动得纷纷写信慰问，捐款。后来，马燕及当地的60个孩子因外国人的关心而能上学了，马燕成为她村中第一个女初中生。

　　1997年以后，经济的减速导致居民收入低落，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2元，5年平均增幅8.3%，农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年增幅仅为3.4%。但是城乡人均教育支出却每年增长13.3%和15.3%。教育支出连续的高速增长，使其在收入和消费支出中的分量节节攀升。在城镇，2002年人均教育支出636元，占收入的比重为8.3%，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0.6%，比1997年分别增加1.7个和2.5个百分点。在农村，人均教育支出332元，占收入的比重为13.4%，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达18.1%，分别比1997年增加5.5个和8.0个百分点。就绝对数而言，除食品外，没有任何消费项目的花费能出其右。世界上只有7.5%的国家个人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超过10%，中国即是其中之一。2003年9月9日至2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舍夫斯基，应邀来华，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得出：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而且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只占实际支出之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弥补。随后公布的材料显示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非洲的乌干达都比不上。敢向总理说真话的李昌平的话便是佐证，在一次访谈中，他说，现在农村教育的情况有的比20年前还不如！他自己是70年代上的中学，收费很低，一年只收2元钱，虽然农民穷，还能供孩子读书。现在农村孩子上小学一年500元，上初中1000元，上高中好几千，农民收入那麽低，已经上不起学了！辍学者愈来愈众，贫困生越来越多，且成为日益瞩目的社会现象。据统计，2004-2005学年，全国公办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为1350万人，其中，贫困生约263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19%，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约122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9%。为了帮助贫困学生上大学，本世纪初国家实施了助学贷款，2004年6月又推出助学贷款新机制。据统计，去年以来，全国已新增审批贷款学生65万人，审批合同金额51.5亿元；连同以前几年办理的助学贷款学生153万人，累计已审批合同金额122. 5亿元。但毋庸讳言的是，国家助学贷款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遭遇到一些地方的抵制，比如今年仍有琼，津，黑，蒙，青，宁，甘，新等8个省的国家助学贷款无动于衷，其中有两个省的助学贷款连一个学生都没有贷出去。难道这些省真的没有贫困生吗？据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讲，按照目前高校贫困生的数量和比例，国家助学贷款如果搞得好，每年应该贷出160亿元左右，即使每年能贷出100亿元，这项政策就算基本落实了。但从2000年至今，才贷出了120多亿元。有人把这归罪于大学生借贷不还，而张保庆却说，从宏观上判断，现在还不能说大学生不诚信，因为最早的助学贷款是从2000年开始的，8年的贷款期限到2008年才开始还款。目前还没有到2008年，还不能说大学生不诚信。倒是铁面审计长李金华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高校的财务管理有失控现象！

　　尽管教育部大员信誓旦旦地说：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也违背了我们的办学方针，也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说，直接违背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原则。但同时也不否认，教育产业化的思潮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领导那里是有的，有一些人现在却在鼓吹这个东西，比方说，我最近发现有个别地方把好的初中、高中以改制的名义卖掉了，卖给私人了。我调查的结果是，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不是学校在乱收费，都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高校的乱收费主要是高校的责任，高校的领导在变相乱收费。原来的高校是不收费的，现在校长们收上瘾了，相当多的高校校长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负责任的，是他在收。

　　种种事实表明：教育在产业化的歧道上愈走愈远。

　　罗锡铭在《论教育产业化之腐朽》一文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教育产业化将是政府不作为和无作为的表现；教育产业化是不诚信的教育；教育产业化是违背国家法律的教育；教育产业化是导致社会腐败的教育；教育产业化是歪曲邓小平理论的教育；教育产业化是培养社会主义掘墓人的教育。文末写道：综合上述，教育产业化是不得人心的教育，是违背党的教育方针和办学宗旨的教育，是断送国家和民族前程的教育，是迄今最腐朽的教育。当然也是导致高考综合症的病灶！

　　教育产业化必将产生不良后果：其一，引起教育机会的不公平。主张产业化的很多人，把其理解为大幅度提高学费标准，甚至高于教育成本收费，以获取“利润”。但在我国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别的条件下，低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将会因付不起学费被拒之门外，引起教育的不公平。

　　第二，导致入学率的降低，受教育者的教育收益随教育级别的提高而上升，因此，多数居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需求是逐级攀升，换言之，受初等教育是为了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这样，高一级教育学费过高，超出其支付能力，一部分受教育者就可能放弃低一级教育，从而导致各级教育入学率降低，大学学费过高，入学率将降低，随之而来的是中等和初等教育入学率的降低。目前城乡特别是农村辍学者日多就是例证，宁夏13岁的花季少女为父母节省上初中所要交纳的10万元入学费而自杀则发人深思。

　　第三，导致教育异化。大多数国家教育法都规定教育的宗旨是育人，教育机构的定位都是非营利组织。如果教育产业化，学校企业化，那么育人将成为手段或幌子，利润甚至暴利将成为教育的目标，学校也将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营利组织。随之而来的将是假冒伪劣，学历文凭与金钱、权力的交易，教育机构的腐败，受害者将是受教育者中的青少年一代和社会，引用某些人话说：有差异就有择校，有择校就有效益。可怜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盼女成凤，为了让子女选择重点学校通过良好的教育以改变家庭的命运，不惜掏空血汗钱支付高额学费，同时要掩饰内心的苦痛，陪着笑脸写下“自愿”的收据，而学校是认钱不认人，有钱看分数。当孩子看到囊中羞涩的父母拿出的一叠人民币时，会给他一生中带来什么影响，因为这是他入学上的人生第一课，这一课的内容是不是就是“诚信”呢？

　　第四，教育产业化将导致政府的教育的投入减少，如果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教育将由市场提供，其成本将全部由教育者承担，政府一般不再为教育进行投入，或者投入将大大减少，上述所及我国政府教育投入居世界之后就是佐证。这势必影响教育的供给，影响教育的发展。

　　第五，教育产业化将会导致社会的全面的倒退。可以说，我国还是个比较落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人口众多，大部分的家庭是难以承担高昂的教育支出。教育产业化将把他们拒之优质服务的门外，他们也难以实现教育脱贫、教育兴家的愿望。因此教育的结果只能是富人的教育，只能是“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的教育结果。所以教育产业化就是培养贵族的教育，而这种贵族式的教育必将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使穷富差别更加扩大，经济矛盾必将导致社会矛盾，这种矛盾并将使社会阶层分化成两个对立的新阶级，久而久之，新的阶级矛盾必将导致社会的变革，到那时，我们培养的下一代恐怕将成为埋葬这种教育制度的新的主人，也将是我们这个社会新的掘墓人。那么这种误人亡国的教育将是多么可怕的教育！而对这种教育的彻底改革还待何时？

　　跋

　　虽然素质教育等各种教育改革的理念已经提出多年，需要改革的方向也已经很明显，但是运行多年的旧的教育体制依照是老牛拉破车，举步维艰，这就导致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着一种理念（素质教育）与实际（应试制度）脱节甚至背道而驰的情况，即国家和社会舆论都已经在倡导一些好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改革理念，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地方和方面仍然是在过去的体制下运转，以过去的标准来衡量官员，以过时的方式施政办事。

　　这不禁使人联想起了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社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要放弃它非常困难。路径依赖分为良性的和恶性的。前者指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后者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于无效制度，进入“锁定”状态。

　　显然，目前我国的医疗体制、教育体制的发展就是陷入一种恶性的路径依赖，即：这种体制是脱胎于旧的时代，它已经被实践证明迫切需要改革，但是路径依赖使得它会依然保护着沿老路走下去的惯性，难以容忍人们去真正彻底地改变它，即使先进的政策理念已提出，它仍然会在守旧的道路上继续拖累着这个国家和社会。如果任其所为，那么，整个的改革最终将被它拖垮，为它陪葬。就以教育为例，不能不说，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是所谓的教育体制改革一步步“合理推导”出来的结果，而这种体制，又是遵循着“以教养教”、“以教育产业拉动内需”的理念而逐步形成的。不管提出“素质教育”等多么先进的理念，如果脱胎于传统的现有应试教育体制未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革，依然保护其守旧的惯性，那么，“应试教育”将永远阴魂不散，高考综合症将难以治愈，若任其发展还将病入膏肓，成为不治之症。

　　好在人们在觉醒，社会在进步，政府在行动，目前，国家发改委已承认医疗改革失败，将另起炉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再次指出教育收费过高，并批评迟迟不实施助学贷款的甘，新等8省市，据悉，教育部将会同财政部对拒不助学贷款的地方和高校的下一学年招生人数予以核减，以示惩罚；又悉，遭众人反对的研究生收费试点改革已叫停。而人们在欢呼医改推翻重来的同时疾呼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教育改革进行大手术。我们相信，教育大改之时，将是高考综合症得以治愈和教育事业走上健康发展之日。但愿这一天早日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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