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 人生一角 31

　　第十三章 远去的父母

　　第一节：终身迷醉于土地的父亲

　　父亲汤国武，生于1888年，兄弟中排行老二，因持家勤俭，善理农事，被祖父看重。凡家中重大事务、经营管理，都放手交托他来办。祖父去世后，兄弟分家，父亲的家业在兄弟之间也最为兴盛发达，先后又添置了一些田地产业。因此，土改时最先被打地主，才有了后来的牢狱之灾。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瓯江洪水频发，改道南移千余米，江边形成了大片的滩涂淤地。祖父开始带领家人开荒造田；后来五个儿子长大后，更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忙碌在江边的淤地上，以致逢年过节也不得休息，有时晚上借着月光开夜工。

　　有一年春节，大年初二，正逢江对岸十八都村演戏，锣鼓喧天，丝竹齐鸣，尤其那长笛的声音仿佛从云端上飘落下来，在耳畔回响。鼓乐声声入耳，可祖父带领五个儿子仍在地里干活。过年看戏，本来是种田人生活中的一件乐事，更何况受到那悠悠乐声的诱惑？兄弟五个，不由自主地驻足、停手，稍稍听一会，以满足心中的渴求。却又被祖父催逼着继续干活，心中老大不情愿。只有父亲能体谅祖父的心情，埋头苦干，从不埋怨。

　　父亲从那时候起，就开始在瓯江边植树造林，大量栽植桕子树、栗子树、柑橘、落叶松、毛竹等林木。虽然成活率不高，但经他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形成了沿江一大片相当可观的防护林，对江边新开的田地起到明显的防护作用。

　　其中那一大片松树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夏天可乘凉，还可以在里边捉迷藏。因为林边就是庄家地，大人在地里干活，孩子们便借故钻进树林里去玩。这片松树林是父辈多年努力的业绩之一，只可惜在“大办钢铁”时，都被砍了烧炭炼钢，毁于一旦。

　　据说当初祖父还带领族人和村民，修建了从通济堰到瓯江边的一段水渠，解决了大片农田的灌溉问题，旱涝保收。此后，家境日益兴旺，先后十几年时间里，拥有200余亩良田，家里还盖起了两幢新瓦房，成为邻近数村的首富。并因热心公益事业，数次得到丽水县府的嘉奖。“大清”的知县及民国的县长，曾先后两次贈匾，文曰：“急公好义”，“淳朴高风”。

　　这两幅旧官府的赠匾，是名副其实的“四旧”，等不到“文革”，土改时就被搜出去劈柴烧掉了。

　　当年祖父和祖母在世，全家三十余口，四代同堂，家中只设一张供8人坐的吃饭桌。进餐时只有老人和饱着孩子的母亲可以上桌吃饭，其余人口只能到桌边去夹点菜，找个凳子坐下来吃。天天如此，长年如此。

　　虽然家境日盛，祖父仍不忘省吃俭用，略有结余即投资农业。平日里，他将家中经济事务交由次子（我父亲）和长孙掌管，自己坚持每日带领儿孙下地劳作，从来不误农时季节。直到临终前数日，他仍在田间劳作。

　　祖父去世一年后，父亲兄弟五个遂分家独立。除去留给汤家祠堂十余亩田产外，兄弟五人各自分得三十多亩田产。

　　父亲体格健壮，田地里的犁、耙、耘、耖、檑等农活样样在行。他的勤劳节俭在邻近村子也是出了名的。晴天下地干活，雨天在家修理农具或加工农副产品。每天晚饭后抽上一筒烟，在竹椅上躺上一会，就上床睡觉，从不外出串门；一早起来不是干农活就是在村路各处拾猪粪，忙活一阵子才回家吃早饭。吃饭的时候，掉在桌上的一粒饭也要捡起来吃掉；赶集回来的路上，一泡尿水也要忍憋到地头田边才放行……

　　父亲为人厚道，诚恳待人，通情达理，但他也不胆小怕事，深得村民尊重。村人之间发生纠纷，往往会请父亲过去调解，父亲也总是公平合理对待，让双方心服口服。

　　据说抗战期间，“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军曾撤退到浙闽山区布防，我们临近的几个村子驻扎了一团人马，团部就设在我们家新建的西屋里。楼上楼下都住满了士兵，弄得满屋子乱七八糟。当年浙南农村的所谓楼房，都是二层木楼，楼上楼下只隔一层楼板，并没有如今的钢筋水泥隔板，不但不隔音，人在楼上走动还会落下灰尘来。所以一般楼上不住人，只作为谷仓和杂物间用。当时楼上住进了许多士兵，有的兵娃子还在墙角、楼边撒尿，那情景可想而知。父亲就找到团长那里，向他提出“抗议”：

　　“你得管管你的士兵。住在百姓家里要守规矩，别扰乱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看你的士兵，把房屋糟蹋的成了猪窝，叫我们怎么过活……”。

　　团长姓刘，苏北人，大个子，与他年轻的太太就住在我家西屋的开间里。起初，他对我父亲的大胆感到有些意外，但并没有发火。等问清具体情况后却笑了起来，说：

　　“老伯，我接受你的批评，管好我的士兵。你放心吧，以后他们有什么不守规矩的地方，你尽管来告诉我，我来管教他们。”

　　通过这件事，父亲对这位团长十分敬佩，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就让母亲端过去一大碗，让他和太太尝尝；他对我父亲也很尊重，尤其他的年轻太太对我们全家人都特别客气。

　　当时驻军的军粮严重不足，兵士们吃不饱肚子，经常到村人的田地里偷挖番薯和芋头芋艿。父亲发现自家田地里的芋头也被偷挖，开始并不在意，后来看情况越来越严重，沉不住气了。一天清晨天没大亮，父亲就起床到自家地里去查看，发现一个士兵正在偷挖毛芋和番薯，他悄悄走近那个“小偷”，一把抓住他的双手就往村里拽。父亲当年虽已年逾五十，但体格健壮，而那个士兵可能因为吃不饱肚子，缺乏营养，身子骨清瘦无力，双手被我父亲紧紧抓住怎么也脱不开，一直拖进村，拖到我家西屋团长跟前。那团长见了这情况，突然大怒，即刻命令左右士兵：

　　“把这贼人给我绑了！推下去打五十军棍，再禁闭十天！”

　　父亲见此情状大吃一惊，心想：那五十军棍打下去，还不把这小子给打死呀？就为了几个芋头芋脑，丧失一条人命，一个年轻生命，于心何忍？他立刻三两步奔到那团长跟前，向团长求情道：

　　“刘团长，算了算了！几个芋头芋艿不值几个钱，想他也是肚子饿急了才去偷的，你就饶了他吧！真要打坏他身子，我老汉要后悔一辈子的！真的，团长，求你啦……”

　　团长果然息怒：“好吧，既然房东大伯求情，免去五十军棍，十天禁闭不能免！”

　　见团长怒气已消，父亲才放下心来。可到了晚上，他心里还觉得不妥：那小子被关在牛栏里十来天，会成个什么样？他躺在竹椅上吸了一筒烟，躺不住了，起身又去西屋请求团长放了那小子。

　　据说后来日寇将要打到我们那一带时，驻扎村里的那一团部队便都撤到江对岸的山上去了。

　　一听说日本鬼子要来，大部分村民都逃到山中去躲避。父亲也把全家老少送到深山一个远亲家去住。当时母亲正挺着个大肚子——肚里的胎儿就是我。可见，我在脱离娘胎之前，就是“难民”身份了。父亲把我们一家老少在山中亲戚家安顿好之后，又独自返回村子。他要守护这份家产。他和村里几个年轻人就在江边松树林里搭个草棚，吃住都在林子里，早、晚偷偷潜回村里拿点食物。

　　也许因为村子小，村四周有树林遮蔽的缘故，鬼子并没有进村。但相邻的概头村却被鬼子一把火烧了半个村子。时值傍晚，只见烈焰熊熊、火光冲天，与晚霞合璧，烧红了大半天空。躲在树林里的村民非常害怕：鬼子接着会不会来烧我们的村子？大家都不敢回村中去住。白天里，鬼子的飞机仿佛就从树顶头飞过，鬼子的炮弹从上空呼啸而过，落到江对岸的山头上，爆炸声听得清清楚楚。

　　据说退守那山上的部队，就是曾在我们村驻防过的那个团。也许，那位刘团长和曾经偷挖我们家芋头的那个士兵都在那山上。值得庆幸的是，躲藏树林里的村民一直安然无恙，也未曾遭遇鬼子兵。

　　后来听说，鬼子的炮火几乎把那个山头夷为平地，还上去了一队人马，山顶的战壕里却不见一个死伤的守军士兵。正当疑惑之际，背后更高的山头上，守军的机枪和步枪子弹像雨点一样落了下来，打得鬼子稀里哗啦倒下一大片。剩下的鬼子丢下那十几具尸体，仓皇撤下山来。但接下来鬼子进行了严厉报复：用更加猛烈的炮火轰击那个后山头，还派飞机前去狂轰乱炸。

　　后来听说，那山头上一个营的守军全部阵亡。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刘团长和那个偷毛芋的士兵……

　　父亲每次说到这里，就使劲抽他口中的旱烟管，半天不说一句活。看样子是想起团长和那个士兵的往事了。

　　父亲他们在林子里住了半个多月，每次回村，腰间都别一把砍柴刀，万一与个把鬼子狭路相逢，就把它砍倒，拼个死活……

　　当然，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被打了地主，落到这般地步，还提那些做什么？

　　第二节：父亲说，上学读书才有出息

　　父亲年轻时就很看重地方上那些读书识字的人，总希望家里能有个“像样”的文化人。在他25岁那年，他终于说服祖父，送我十三岁的四叔，去保定“高等小学”念书。保定与大港头镇隔江相望，地处碧湖平原西头的水、陆交通口，是当年我们那一带的重要村镇。据说后来抗战期间，日寇曾在那儿丢下了细菌弹，好多人死于鼠疫。

　　那时侯，还远没有我们兄弟姊妹——我们的生母也才是个十来岁的小丫头呢。

　　所谓“高等小学”，其实是包含初小和高小的六年制“完小”。据说当年由一位曾经“留过洋”的归国学人所创办，设立有国文、算术（包括珠算）、历史、地理、自然、英语等课目，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洋学堂”。这座小学在当年很有名气，四邻八乡及百里范围内的城镇，都有人送子弟来上学，所以父亲坚持要送四叔去这所学校。

　　四叔好玩，不爱读书，父亲每回送他去上学，都要在保定逗留几天，也算是给他“伴读”。就这样，父亲竟然也认识许多常用字，并学会了珠算。一回到家里，抽空即练拨算盘珠子，下地干活还背口诀，终于学会了加、减、乘、除。他的好学精神，日后对子女影响深远。

　　四叔不争气，学业没有长进，先后读了七年，才勉强读到毕业。据说他们兄弟分家之后，他俨然以“先生”自居，戴付黑边眼镜，出门手里还握根“文明棒”，不再下地干活了。

　　他人到中年，却患上了“瘰疬”（淋巴结核，或许是癌症也说不准），耳后的肿块溃烂化脓，久治不愈，于“土改”前半年病逝。分家时分得的田地荒的荒、卖的卖，家境败落。土改中却因祸得福——已经分了家的两个儿子，都定了“中农”成分。老二还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1955年转业到北京郊区的行政部门工作，是我所有堂兄中命运最好，最有出息的一个。

　　因此，父亲兄弟五人中，只有四叔家两个儿子不是地主成分。我们家、大伯父的五个儿子、三叔的两个儿子、以及五叔的儿子都定了地主成分；父亲和五叔还进了监狱。尤其五叔，因私藏一柄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的鬼子军刀（地主家里私藏军刀，足以引起地方政府的警惕），判了他十年刑，被送往外省劳改（具体哪个省份记不起来了）。他劳改期间表现也不咋样，未能争取减刑。

　　据说他刑满获释时，劳改部门曾发给他回乡的路费，但他一路上还是讨饭回来。他到家时，五婶已经过世。在他那个破烂背包里，竟然还“珍藏”着当初婶婶送到监狱去的一双新布鞋，十年里舍不得穿，又随身带回家来。

　　我的那些个堂兄，因为各家都是地主成分，他们的子女均未能上学念书，也都留在农村，终身务农。

　　父亲与他四个兄弟相比，要算幸运得多了。他尽全力让孩子上学，子女在外都有工作，晚年也算衣食无忧。

　　父亲本身没上过学，但他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成为有文化的人。所以情愿自己再苦一点，也要送孩子上学。据说我大哥和二哥幼年时，父亲就要求他们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并先后读到师范毕业（当年的读师范，国家包吃、住）。姐姐小学毕业后，起初父亲为了节约开支，不打算让她上学，所以休学在家。后来处州师范艺师班招生，姐姐自己要求去报考试试，竟然考上了，而且榜上名列前十。经大哥和二哥据理力争，父亲才同意让姐姐去上学。抗战期间，省府杭州的一些学校，曾跟随省政府一度迁往浙南山镇——云和，抗战胜利后头几年，这些学校暂时仍逗留在那里，处州师范也是其中之一。

　　山镇云和离家80余里，不通汽车，上学去要全程步行；放假回家，须先步行20余里山路，然后可乘坐瓯江上的小船，顺流而下，在江对岸十八都下船登岸，再步行五六里，便可到家了。

　　父亲立下规矩，在外上学的子女，假期里必须回家跟随他下田劳作，做各种农家儿女所干的农活。因此，大哥和二哥无论插秧、割稻、种麦、种豆、种番薯、踏水车，还是上树采桕子，样样在行。暑假里，往往浑身皮肤晒得漆黑油亮，回到学校同学们开玩笑说，“班里来了非洲人啦！”

　　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并供子女上学，平日里省吃俭用，长年穿一身自家织的土布；下田穿草鞋，回家穿布鞋；一年四季床上垫的稻草，加一条草席。全家人穿的衣服几乎全部是自家织的土布，连洗脸毛巾也是土布做成。那土布质地又粗又硬，穿在身上就像穿着生硬的皮革，碍手碍脚。尤其被雨水湿透，变得又硬又沉，穿在身上老半天也凉不干，可难受啦！

　　看见那些身穿“洋布”的人，过河浸湿了裤子，上岸后一会儿就让风吹干了，内心十分羡慕，却也不敢向父亲提起。如果要买书，买笔、墨、纸、张，父亲从来不会拒绝。在上学的需求上，孩子们也敢于向他提出一些额外要求。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考量，父亲都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地主”。电影里见到的“地主”，身穿绫罗绸缎，出门坐轿，在家顿顿鸡鸭鱼肉……说白了，父亲只是一个典型的自耕农，一个在小农经济体制下稍有成就的个体户而已。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许只算得上一个小小的“农场主”吧。

　　当年之所以被打地主，或许与土改工作中出现的“极左”思潮有关吧。

　　至于“极左”这个词语，“文革”中曾广为流传，其实本人并不清楚它的真正含义，此处不过借用罢了，也许并非如此。

　　第三节：父亲的归宿

　　自从劳改释放回家后，父亲仍然认为：只要有田有地，勤俭持家，善理农事，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还能再造一个小康之家。这就是他作为一个传统自耕农的人生理念，也是他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果他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一定是个响当当的农民企业家，或许能成为一名政协委员也难说。可惜他生不逢时，不久进了高级社，接着人民公社，他只能在生产队里挣工分。

　　当年一个正劳力全日评十个工分，父亲已年过花甲，又是地主分子，只能评五分。那时候一个劳动日只合壹角几分钱，有些年份还不足壹角。他的“小康”之梦，由此破灭。不过，村边那一小块自留地，他还是起早摸黑地务劳，经营得成模成样：地里生长的茄子、辣椒、黄瓜、豆角等蔬菜自家吃不完，除了送一些给左邻右舍外，有时赶早偷偷挑到镇上去卖，挣几角钱好买点油盐酱醋。记得父亲大冬天只穿一条单裤，脚上趿双草鞋，挑粪翻土、爬山砍柴、耕田锄草，从来不喊冷、不喊饿。偶尔伤风感冒，不吃药、不打针，熬碗姜汤水喝了，就挺过去了。

　　“文革”初期“破四旧”过程中，我家的祖坟要被挖掉，推成平地。这件事对我父亲打击颇大。接到大队通知，叫去收拾坟墓中祖父母的尸骨那几天，父亲整日吃不下饭，整夜睡不着觉，坐卧不安，对谁也不说话。

　　收拾祖父母的尸骨时，父亲发现祖母的那付骨架一经触动，即碎成了粉末灰烬，无法收敛；而祖父的骨架却完好无损，躺卧如初。父亲认为，祖父的地下之躯精气犹存，但经此番搬动，一切全都给毁了，心头十分憋闷，寝食难安，仿佛得了一场病。听母亲说，那些日子里，父亲睡到半夜，会突然惊起大喊一声，听着好可怕。问他怎么了，说是梦见了祖父。

　　然而事已至此，也是万般无奈。

　　据说当初下葬时，祖父和祖母的头颅枕后，各垫有一块“袁大头”，父亲此番找到后，想留下来作为重新埋葬的费用。但大队支书不同意，他说：墓葬中的一切钱、物之类，必须上交政府处理。墓前的石料中，有一块一米见方的青石板刻成的墓碑，在父亲的再三恳求下，终于保留了下来，没有拿去修路。那块青石板上刻有父辈兄弟五人的名字，和各房男性子孙的名字，林林总总共有30多人。我的十四位堂兄（包括两位胞兄）全都石上留名，唯独缺漏我的名字。祖父母的坟墓先前在那田畈的路边伫立多年，我却从未留意过那墓碑上有没有我的名字。

　　祖父故于一九三一年，享年七十七岁，之后又过了十二年我才出世。我出生那年，父亲五十五岁，母亲也已经是四十岁的高龄产妇。因而，我是家族中未曾预设的迟到者、多余者，自然石上无名啦。土改时，我的十五个堂兄中，除了四叔的两个儿子，大伯的小儿子于49年参军不是地主外，其他堂兄，各家全是地主成分，他们本身自然都成了地主分子。我出生迟，土改时尚未成年，起码不是地主分子，那墓碑上有没有我的名字又有什么关系？看来“迟到”也有“迟到”的好处，“多余”也有“多余”的幸运！

　　经历此事之后，父亲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曾一而再、再而三地交代我们：

　　“我死后，你们把我用草席一卷，在村前田畈中，那个‘大王墩’上挖个坑，埋了就行。用不着置办棺材，更不要造什么墓，只要让我看得见四周围的田地就行……”

　　他所指的那个“大王墩”，处于村前一大片田畈中间，其实只是一个长不足二十米，宽不足五米，高不过两米的小土丘，上头长满了荆棘和杂草，并没有发现任何与“大王”两个字相关的遗迹。至于为什么把这么一个小土丘，冠以“大王墩”之名，谁也不知道。祖上传下来就这么个叫法，父亲也不清楚。或许与什么历史遗迹有关吧。

　　1977年的某一个冬日，父亲坐在堂屋天井边晒太阳，乡政府一位干部来到他跟前，伸手脱下他头上那顶旧棉帽，放在他身边的桌子上，对他说：

　　“老人家，华 把你头上这顶地主帽子给摘了。从今以后，你再不是地主分子啦！”

　　父亲耳朵有点背，没听清，对那个干部说：

　　“你把我帽子脱掉做什麽？天气凉！”

　　那位干部同志只好把嘴凑到老人家耳边，重说了一遍。父亲抬起头来回答说：

　　“好，好！华 是个好皇帝，真命天子！晓得善待百姓，好皇帝啊！”。

　　父亲曾是大清皇帝的子民，具体说，是“老佛爷”慈禧太后统治下的江南村野小民。他心目中的“皇帝”，是指国家最高领导人。

　　给四类分子“摘帽”这件事，发生在华国锋在位那个时段，这项决策是否出于华国锋本人，还是后来主政中央的邓小平和胡耀邦所促成，我就不知道了。这是国家领导高层的政治决策，不是普通老百姓搞得清楚的。此处，我只是如实记述了当时发生在我家老屋的天井旁边，那个乡干部与我父亲的一段真实对话。

　　1982年5月16日，父亲并无病痛，于睡眠中仙逝，享年九十五岁。

　　那之前，“大王墩”已被夷为平地，所以他的口头遗嘱始终未能执行。不得已，在离汤村十多里远的堰头山中，为他与大妈和母亲一起，造了一座三人合葬的，极其普通的坟墓，入土为安。想他老人家在天之灵，总能理解吧。

　　就这样，父亲把他的人生光景，全都留在那田间地头了。

　　父亲生前时常提起的三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仍刻印在我的记忆里。

　　其一，那是土改后第三年，父亲已劳改释放回家。时值腊月，北风呼啸的时日，忽然看见一个大汉手里提个猪大腿，闯进家门来，见了父亲就说：

　　“受苦啦！老人家，你受苦啦！ 前些时候就听说你老已经回家来，今天才抽空过来看你……”说着，拉着父亲的手不放。

　　到这时，父亲才认出他来。原来是解放前我们家唯一的一家佃户，家住瓯江边的新溪村，距离汤村七、八里路。父亲曾在那里买下二亩八分田，因为离家远，不便管理，便出租给他种。说是“出租”，其实从来不去收租，只依他本人的意愿，每年腊月挑来一点黄豆、芝麻或芋头之类的土产，外加一只猪大腿，算是“交租”了。这些土产我们自己家里都有，所以父亲从来不问多少，留他吃一顿午饭，喝两碗自家的红酒，临了再拿出十几尺自家织的土布，让他带回去。年年如此，几乎成了惯例，就像走亲戚一样。

　　土改后，父亲进了监狱，谁还会想起这些事？没料到这种时候他还会来，而且还把预先准备好的30元钱塞到我父亲手里。在当年，对于一个农户家庭来说，3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可见他是经过刻意筹措的。父亲被感动了，对他说：“猪腿收下，30元钱不能收，情意领了。”把钱又塞回他口袋。

　　这一回，自然不能留他在家吃饭了。临走，他又握住父亲的双手，深情地说：“你老要保重身体！以后我还会来看你，这门亲戚不能断……”四十多岁的汉子，竟然掉下了大滴眼泪。父亲一直把他送出村口，看着他走远去，才独自返回。

　　其二，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在一场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大会上，工作组的干部让一个贫农老头站出来，当众诉说我家的地主“发家史”。那个老实巴巴的老农思量了好一阵子，才兴致勃勃说了起来：

　　“他家兄弟五人（指我父亲兄弟五人）劳力好，人又勤快，没日没夜地开荒造田，十几年，硬是开出近百亩水田和旱地来。碰到年成好，还有不发的？况且 ……”

　　“打住！”工作组的同志生气了：“胡说什么！你怎么不去开荒造田？怎么没成地主？！”

　　“我，我…”贫农老头一时语塞，不安地坐了下来，引起群众一片哄笑。

　　其三，六十年代末的一个早春，生产队在搞春耕播种，田畈上社员正忙，没注意到一个公社干部已在地头树下观望多时。他忽然叫过生产队长去，指着我父亲对他说：

　　“那个白发老人，看样子是个劳动能手，干活挺卖劲，你把他的个人材料报到公社来，可以评选个劳动模范……”

　　生产队长笑了起来，说：“这是个地主份子呀！能评‘劳模’？”

　　公社干部大吃一惊：“怎么会是地主？好了好了，到此为止，别再提这事！别提这事啦！”

　　但后来，这件事还是被队长酒后吐露了出来，并传为笑谈。

　　父亲过世多年后，到了改革开放的新世纪，村里人提起他，都说他好福气，几个孩子都读过书，在外都有工作，吃公家饭。一大家子人，子子孙孙一大群，清明上坟好热闹，门前停着好几辆小汽车，生前虽然没当成“劳模”，也不算冤枉他此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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