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推出《2013年中国城市财力50强排行榜》之后，标准排名研究院今年继续在全国两会期间，联合《投资时报》和凤凰网推出《2014年中国城市财力50强排行榜》。榜单显示，前十名城市和2013年一样，分别为上海、北京、天津、深圳、重庆、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
标准排名研究院表示，榜单选自全国29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2014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数值。其数据来源均为各城市财政局或政务网，尤其是地方两会上官方的《关于XX市201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5年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影响一个城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排名的因素主要有：城市行政级别和规模、与GDP相对应的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选择、财政税收体制以及当年的偶发因素等等。
当然，按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绝对规模进行城市排名，固然能够更确切的反映地方发展情况，但也应考虑到不同行政级次城市的可比性问题。比如，位列榜单第8的副省级城市武汉，与直辖市的北京、上海等城市就不具有直接可比性。
为此，标准排名研究院按照城市级别制作了分榜单。在副省级城市15强排名中，深圳、广州、武汉、杭州、成都、南京、青岛、宁波、沈阳、大连位居前十位。在地级城市榜单30强中，苏州、郑州、无锡、长沙、南通、福州、佛山、合肥、烟台、徐州跻身前十名。
根据制作榜单过程中的梳理发现，2014年全国各城市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速普遍下行。尤其是那些以传统过剩重工业为产业支撑的城市，收入下滑明显；而那些产业结构比较多元、消费规模较大的城市，收入则更为平稳。
究其原因，除了受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有部分减税减费的因素。这表明，各城市加强了对财政收入质量的追求，一定程度上挤压了部分往年因财政空转、虚增非税收入带来的“收入水分”。对财政收入质量的追求，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这其中，资源型城市的财政收入波动尤为明显。比如鄂尔多斯因为煤价降低导致财政预算收入少了10亿元，相当于一个县一年的财政预算收入，而位次也从2013年的25位下降到现在的32位；再如唐山市随着国家治理雾霾的深入，当地的“削钢”行动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令唐山的位次从2013年的38降到了2014年的43名。
以地区差异分析，东北三省多年来产业以传统重工业为主、民营经济比重较低、服务业相对不活跃，石油等重要工业品价格下跌明显，房地产的不景气，都使得这些省份的城市主体税种增长疲弱，甚至出现负增长。中西部的安徽、广西、四川、云南、湖南等省份的城市原来多依靠投资拉动增长，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产业投资增速下滑；加上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使得这些地区城市的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明显。东部如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等地城市，仍能保持较平稳的增长。原因是这些地区城市的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占比较高，对税收增长贡献明显；产业最先进行转型升级已有成效；常住人口基数大，消费稳定，财政收入增长稳定。
反应到榜单上，我们可以看到：总体而言，与2013年相比，2014年的50强中前十名顺序没有变化，在数值上，这十个城市均突破了千亿元的大关，2013年，突破这一数值的仅7个城市。第二梯队当中，2013年位居前列来自东北的大连、沈阳此番位次有所下降。在50强榜单中，沿海的江苏省有10个城市入选，山东省有6个城市，浙江省有7个城市，广东省有5个城市，福建省有3个城市。而青海、甘肃、宁夏、西藏、广西等西部省区则依然没有城市入榜。
具体到部分城市，50强中有三个城市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下降，其中沈阳从801亿元降到785.5亿元；昆明从450.8降到444亿元；鄂尔多斯从440.1亿元降到430亿元；大庆和太原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虽有略涨，但已跌出50强名单。沿海的广东惠州和江苏泰州则在2014年挤入50强。有意思的是，东莞尽管在2014年遭遇扫黄事件，但其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并未受到影响，如期完成预定目标，其在全国的名次也由去年的30名上升到28名。这说明，传说中的性产业并非东莞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榜单的背后，是收入增速的放缓、土地出让收入的分化，使得部分地区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剧。而我们知道，城市财力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一个数据，因为民生的支出就源自这个“钱袋子”。但花钱的地方仍有很多，如民生领域要加大投入力度，经济下行需继续减税清费，城镇化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出更多要求，公务员事业单位养老改革需要更多财政资金投入等。
根据城市各自的特点，其支出也有所侧重。比如北京市，其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主要用于统筹资金聚焦“城市病”，投入对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工作；还包括研究建立了财政转移支付与人口调控、产业疏解挂钩机制等等。
需要追问的是，按照 的“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百姓如何从财力榜中有“获得感”？也就是如何进一步优化、整合现有支出结构，将公共财政投入更多地向民生倾斜？又如何建立财政民主机制，管住政府的“钱袋子”？这依然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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