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老兵话沧桑（一）

1918 年 （中华民国 7 年）

　　农历正月二十日（公历 3月 2日）寅时，我出生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通津铺镇花合村五组，杨宅一个农民家庭，排行第五，取名万春。字步震，号梯生。

　　祖父秀江，父启双，母田馥秀终身务农。父亲的一生只做过一任甲长，屈居保长之下，它是当时政权建设中最低层的一块奠基石。

　　我有兄姐六人，长兄万清、次兄万年都已早逝，三兄万政、四兄万银分别于1987年、1992年年届八十寿终，两位姐姐桂香、酉香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离世，他们都以农业为本，兼务小本经营。

　　1923年（中华民国 12 年） 6岁

　　开始上私塾读“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私塾设在本宅，共读十余人全是男童。

　　1924年（中华民国 13 年） 7岁

　　读《论语》，私塾改在曾宅，该处离本宅仅二华里，来去由三哥万政接送，遇上雨天就骑在他的肩头上。

　　1925年（中华民国 14 年） 8岁

　　到宅西胡任之私塾，仍读《论语》、《孟子》、《左传》和《资治通鉴》等，一读就是三年，并开始学写对联。

　　上述这些书虽然读得不少，而且每天要在教师书桌前掩卷背诵，可以说已到滚瓜烂熟的境地，但教师只知教读，不加任何解释，虽读的多，实在不知其意。

　　当时地方散兵游勇很多，拥有枪支的人就拉山头，结果大鱼吃小鱼，相互火拼，成者为王，他们打着劫富济贫的幌子向地主富农开刀，到处捕人，名曰：“捉肥猪”。并索取高额赎金，如无现金可赎，就要受他们的罪了。在此情况下，我伯母的亲人莫求凡先生和夫人卓凤蔷女士，拖儿带女从九龙山庄园来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来躲避风声，因而我在这时就和他家的五公子莫畏及二姑莫宾芳相识了，并在屋后拐枣树下盘桓嬉戏。不过一两天大家就混熟了，有时我未起床，莫畏就来到我床边喊我，两家大人都感到孩子有了伙伴也化忧为喜了，那时莫宾华还在襁褓之中。但他们没住多久，因风声稍减，就“儿女一担挑”匆匆走了。

　　不久，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又响遍湘西一带，地主庄园受到严重威胁，氽湖岗的举人赵春泉老先生和他的儿子赵禅父先生坐着轿子也来我家躲避，朝夕相处，我深受他父子俩的喜爱，因而父亲遂与禅父先生结成干亲家之好，后来风声越闹越大，合保溪这块小地方显然不是藏龙卧虎之地，他们父子俩便转移到安全地带去了。

　　合保溪虽是个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山沟，但东有白马泉，西有白鹤观，南在九条岭上有女娲娘娘庙，北有西武当庙。每逢天旱，善男信女总要敲锣打鼓到处进香磕头，盼望菩萨早日降下甘露，我也敲着小锣爬山越岭，随在这个不整齐的行列中感到十分有趣。

　　这些观庙规模都很小，香火也不盛，但作点缀也可算是一些景点，如加以开发，可以招致一批游人，可惜在那军阀混战各自为政的年代，谁有闲情逸致为山河增色呢！

　　1927年（中华民国 16 年） 10岁

　　入斗溪小学肄业，结束了四书五经的呆板学习。斗溪小学设在彭家岗关帝庙里，离我家有15华里，一半山路，一半平地，如要走读，一天来回就要走30华里，当然不可能。从此我就离开温暖之家，单独一人到外面作为寄宿生就读了，母亲很不放心，每逢东岳观赶集，她便来学校问长问短，并带些好吃的来给我。

　　这个小学以莫姓子弟为多，校长也姓莫，叫莫如舜，号子理。国文教师龚石村先生是位美髯翁，家住斗溪口下，庭园中广植雪梨，硕果累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正好为此写照。

　　莫求凡先生教授历史和音乐课，他弹得一手好琵琶和风琴，一言一笑，深得学生所尊敬。

　　莫逸，莫子桂，子重兄弟，莫德煌都跨进了这学校，虽然家庭成份不同，一富一贫，但学生本身是平等的，相处时间一久，大家就成了知心好朋友了，尤其我与子桂兄弟俩的感情特别深厚。

　　由于“五·四”运动的兴起和北伐军的成功等因素，学校开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袁世凯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给予无情的谴责。从山沟里跑出来的我，一时确实大开眼界，求知的欲望实在是太迫切了。

　　学校后面就是一块操场，竖有篮球架，下课铃声一响，同学们都跑去打篮球、跳绳、打飞棒。我则抓紧时间一方面向高一级的同学借《新青年》和《东方杂志》看，一方面练习毛笔字，又加在上课时勤做笔记，把教师写在黑板上的东西一字不漏地全记下来，这样在考试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不临时抱佛脚了。比如什么叫做政治？答曰：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叫做政治。所以在《公民》考试中我得了满分，全班同学感到惊讶，期末考试，我竟排榜第二。校长为了表扬成绩优良的学生特选举我做了班长，并免交全年学费，全年学费为袁大头光洋伍园，这在当时物价平稳情况下，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使家庭有如释重负之感。

　　我家种有五六亩梯形水田和几亩山地，播种玉米、高梁、小米、蕃芋等杂粮，一般情况下，可有一个温饱。在寒暑假里我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如牵牛饮水吃草，送茶水到田间以及插秧等等。每遇雨后初晴，骑在牛背上看见出现在山边五颜六色的彩虹，仿佛就在我的脚下，但一走到山边，距离还是那么远。看得清清楚楚，却又摸不着她，这种天体变化，乡村孩子能尽情欣赏，而城市里儿童就缺乏这种奇观了。

　　我的童年离不开“耕读”二字，父亲的心里并无“望子成龙”的奢望，只是希望能算算帐、保保家于愿足矣。

　　我的伯父启圣公，也是一生务农，老实巴结的庄稼汉。伯母莫氏生了九位千金，却无一男，她们的取名是按“地支”来取的，如午姐、戊姐、卯姐、未姐等等，一个一个的出嫁都要就地取材做些箱柜嫁妆，到了最后几乎把家产田地全赔上了，落得个“家徒四壁”。但每逢两位老人的生日，那九对夫妇都要回来拜寿，热热闹闹，大有人口爆满之势。当此时也，我心最欢，因为这九位姐姐一见面总要摸我一下，抱我一下，随手拿些油炸麻花、炒米、花生之类的东西给我。有位姓史的姐夫很会讲故事，什么武松打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以及刘姥姥进大观园出尽洋相等等，他话匣子一打开，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不可收拾，使我这幼小心灵深受启发。

　　1931年（中华民国 20 年） 14岁

　　斗溪小学毕业后，赵禅父先生看了我的作文，认为我的文字功底太薄，不忙急于升学上慈利中学，要培养我把国文这门基础课打牢学好，将来才有立足之地，于是就到了三浯园，老师就是禅父先生。来此就读的也是不外赵姓子侄，外姓子弟仅占三分之一，读的书籍，攻打一门，全为古文，略加时事，并订阅一份汉口版《新闻日报》，使我对世界认识更加一层了解。

　　三浯园离我家也有十多华里，在九岭山之南，我家在九岭山之北，来回走动需要绕合保溪、猫儿山、干溪沟，才能到达氽湖岗上之三浯园，如果把九岭山腰部开凿一个隧道，就只有两三里路程了，这是我当时的一种幻想，当然无法实现。

　　我在三浯园只读了半年，老师因好交游，不愿受此执教拘束，改由另一位赵姓老师任教并迁移到三浯寺去上课。此寺离三浯园约两华里，这是一座唐代建筑的寺院，一进大门就看到“义存汉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书”的关公座像。大雄宝殿供有大型泥塑释迦牟尼佛像和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十八罗汉，晨钟暮鼓，发人深省，是修学养性的好地方。

　　1932年（中华民国 21 年） 15岁

　　禅父先生认为我的文字功底和古文辞章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要我在古文诗词方面再下一番苦功，乃于是年春节过后改到九龙山南麓未迟园莫求凡先生家就读，所授教材为唐宋八大家古文和诗词，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结合当前形势宣讲时事和历代英烈事绩。因求凡公是南社成员，对国家存亡抱有极大的义愤，与吴恭亨，李澄宇，傅熊湘，柳亚子时有唱和，因而学生们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为我后来投入军界奠定了基础。

　　未迟园屋后遍植松竹，课余之暇，我常独自一人或和莫畏漫游于竹林中，即景作诗或刻字于竹上。在孔夫子生日那天，我与同学们打赌，饮了半斤烧酒，结果酩酊大醉，躺于竹林中，半夜方醒，满脸满足都是露水，第二天大家笑我，我却泰然自若，但从此对杯中之物就不敢贸然了。

　　因这一年的学业有所长进，求凡公夸我的诗“已造三昧”、“入木三分”，说我写的文章有“独到的见解”，竟然在课堂上大加表扬，由此而引起一些富家子弟对我的嫉妒，而我仍然埋头苦读，不与他们在衣着及饮食方面攀比。这无形中在同学中就分成了贫富两派，满子约、吴世忠等为富派，我与赵思容等为贫派，但莫畏虽与子约为至亲表兄弟，却始终站在我这边，遇有口角上的争论，他毫不含糊地替我说话，从此我和他由总角之交变成莫逆之交了。这时莫畏已订有一份《湖南通俗日报》，并在报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风波》一文，是用白话写的，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我的文章总离不开“之乎者也”。该报报头是由湖南省 何键题写的，有关国内外时事和社会新闻每天都有详细的报导，我对此很感兴趣。

　　1933年（中华民国 22 年）16岁

　　初出茅庐

　　正月，莫建安夫妇来我家小住，唐纯球小姐随行。三月，因看不惯地方一片混乱，我与建安悄然离家远走石门，我在徐小桐团部作了一名小小清客，建安在乃兄建卫营长那里找出路，后来他考上了中央军校。

　　徐小桐团长字传书，留学日本，与禅父先生极为亲密友好，对我也另眼相看。五月间团部开拔到九溪安营扎寨，因经费来源无着，团部人事进行缩减。我因年轻刚出茅庐，又无工作经验，按现代说法被炒了鱿鱼，只好回家了。回家刚一个礼拜，一名士兵拿着徐公的亲笔信嘱我一同速去，于是告别父母星夜兼程到了团部。叩见徐公，他从烟榻上爬起对我说，明天上午我同你过河，到江垭驻军司令部会见43军参谋长，为你谋一席之地。翌日，我随徐公渡澧水抵达江垭，因九溪与江垭仅一水之隔，两岸风景人物看得清清楚楚。

　　徐公向司令部警卫人员说明来意，当即由一人引我们到了参谋处，会见上校处长林泽仁。这位处长也是留日本学生，与徐公和湘帆公都是在日同学。当徐公向林处长介绍我后，这位未老先白头三十左右的处长，慈爱可亲地询问了我一些家庭情况，及对军旅生活是否适应。我一一作答，他频频点头，然后对徐公说，将他留在处里以准尉司书待遇，试用一个时期吧。徐公含笑点头，恳请林处长多加培养，嘱我好好工作，然后他与处长握手告别回九溪去了。

　　准尉司书，在军队中是一个起码的芝麻小官，它的职责是照抄上行下达的文件，不能有一字之差。其时我开始学刻钢板，每月薪金15元新法币，按当时生活水平“四菜一汤”的伙食每月只需三元就很丰美了。

　　时间过得很快，试用期告满。一天早上林处长召我谈话：“经考察你对这项工作确能胜任，大家对你的印象也不错，现在正式发表命令任用，希努力做好这份工作。”当时我很兴奋，定下心来，加以林处长关怀备至、处里同事都肯帮忙，对抄抄写写的公文程式也就逐渐熟练了。

　　43军原系川军杨森部队，军长为郭汝栋，号松云，中将军衔，四川钢梁人，云南讲武堂毕业。43军下辖国民革命军第26师和独立第34旅，师长由郭军长兼任，副师长为刘雨卿少将，34旅旅长为罗启疆少将，当时的任务是追剿工农红军由江西转移的部队，主要对手是贺龙、肖克。由于红军流动性大，战略战术也与国军不同，43军在江垭只驻上两三个月，便奉西路军总司令何键的命令向松桃铜仁方向追击，部队一直进入贵阳，敌我双方并未接触战斗，仅仅是红军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紧追不舍而已。

　　1934年（中华民国 23 年） 17岁

　　部队在贵阳待命时黔东北有红军主力集结，意图不明，后来得知他们在遵义开了大会，抛弃了王明路线，毛泽东取得了领导权，内部人事作了大幅度的更换。不久黔西北方面军情况十万火急，43军随即向毕节一带追击到了水城一线，可是到了那里红军又往西去了。

　　水城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人民生活真正是饥寒交迫，衣不蔽体，在严寒的冬天一些妇女和儿童身上，只披了一些破衣裳和麻袋，于是参谋处的同事纷纷将自己多余的棉衣和旧军毯向这些贫民施投，但僧多粥少，也只能略表心意。后来金沙江告急，双方争相抢占滩头，夺取船只，尤其在大渡河铁索桥上争夺更为激烈。当时蒋委员长乘坐飞机在空中督战，并投下亲笔信，给郭军长鼓励士气，务必要歼敌于大渡河。可是“我能往寇亦能往”，红军终于冒险犯难突出重围，直向西北过雪山入草地去了。毛泽东在长征诗篇里曾有“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之句，这是他横跨铁索桥强渡大渡河后的得意之作。

　　在战火弥漫的气围中，一天下午得有余间，在大渡河口一家剃头店请一位老者理发，在店中黑黄斑剥的墙上悬挂着一副木刻的对联：

　　“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 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何如”，署名石达开。

　　我感到很奇怪，遂问老者，翼王石达开也到过这里？他说我也不知道，因本店是祖传下来的，到此已经三代都以剃头为业。据先人告，某年某月确有一批太平天国的军队经过此地，有一长官来修面理发，兴感之余索笔墨在木板上写下这副对联，云云。在字里行间察看其气势一定是石达开真踪，不愧为武将之笔！

　　追击部队为恐红军卷土重来，遂入云南昭通元谋永胜一线，布成大防线，以保昆明万无一失不受侵犯。一天，当行军至昭通时，我从乘骑之马下鞍时，被马后腿将我的小肚踢伤，当时凡良扶我行走，他说：“不能停坐，以防淤血”。随即用“三七”磨成汁液涂于伤处，内服“白药”。这“三七、白药”是云南的特产，专治跌打损伤之疾，见效很快。当抵达宿营地时师长刘雨卿特来看望询问，并嘱军医妥为照料，长官的关怀这是我意料不到，终生难忘的。

　　元谋属亚热带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仙人球类作物特别茂盛，每个仙人球的直径约有70-100公分，仙人鞭有关公青龙偃月刀那么长，而仙人叶总要比蒲扇大两三倍，形态多异，使人耳目一新，我们华东人将仙人球类当作盆景，点缀庭院，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元谋是由猿到人的发祥地，早在一百七十万年前，元谋就产生了猿人。考古学家曾在此发现猿人头骨化石，并已有详尽的论述，我就不必多说了。

　　永胜地处云南高原，海拔3500公尺，一打开门就可看见远处几座大雪山，尤其在骄阳似火的夏天照得灿烂夺目，大有清新凉爽之感。我在这里与白族青年关汝彬交上朋友结为金兰，因为我们就住在他家里，每天早晨还品尝他家的“油茶”。

　　由黔入滇，爬山越岭，大半时间都是靠两条腿走路。每日宿营是按沿途村落大小来决定的，大约在50 - 60华里之间军师长高级将领配有马匹，但他们多以坐“华杆”为主代步。军长的“华杆”由16名粗壮大汉轮流换班抬走，号为大班。大汉们训练有素，步伐一致，坐在上面相当舒适平稳。其余步行官兵则根据先行官的路标指示行军，不能走错方向，否则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了。时值干燥夏天，每当爬上高岭路旁有清泉喷出，视为甘露，急欲用手捧饮，但先行官告诫：“此水绝不能喝，因高原地带瘴气厉害，饮之就有生病危险”。只好用自带的八卦丹含在口内以解一时之渴。如此走过万水千山，始终不敢口服喷泉所冒之水。

　　部队在永胜驻了两个月，因军情变化，开往沾益待命。永胜到昆明的地势是由北向南倾斜，每天行走80 - 100华里犹觉轻松愉快。

　　沾益离昆明很近，交通便利。一日，我随林处长乘汽车到了昆明这座四季如春的都会，下榻在都兰饭店，同行还有凡良，这是我破天荒第一次坐上汽车，在久经长途跋涉之后能有机会来此作短时休息，感到莫大的安慰。

　　昆明，是云南省首府，是多民族居住之区，是京（南京）滇公路的终点，也是龙云的王国。西南有滇越铁路直通河内、海防，因而越南侨民很多，当时越南属于法国殖民地，在昆明的法侨也很多。越侨虽属黄色人种，生活习惯，也和华人差不多，但在越侨女性中，她们的口齿全是乌黑的，谈笑间闪闪发光，妩媚动人，当时我感到很希奇，据说这是她们常年吃了槟榔所致。

　　昆明虽是云南省政治文化中心，但娱乐场所不多，只有一家滇戏院，没有电影院。滇剧是地方剧种，不但不明了剧情，连唱词也听不懂，不感兴趣。凡良说：“我们何必闷在旅邸不去公园走走呢？”于是来到翠湖公园在大观楼品茗。

　　大观楼，位于昆明湖畔，耸峙云汉俯瞰滇池，金马碧鸡两峰遥遥相望，山色波光，荟萃一楼。尤其孙髯翁的一幅长联，洋洋洒洒俨然是一篇文辞秀美，气魄宏大，对仗工稳的文章，相传为全国第一长联，给大观楼增色不少。联云：

　　五百里滇池奔来眠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洞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 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 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 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却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夜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香。

　　一日，我作为随从，随郭松云军长拜会云南省 龙云于官邸。经三门，始达龙 办公之处，每进一门，两边卫士必呼“郭大人驾到”，直传入内，俨然土皇帝架势也。此次拜访完全出于行客拜坐客的礼仪，略事寒喧即告辞。后来两广异动，中央为钳制其军事行动，乃设立滇黔公署于昆明，龙云任主任，而掌握重兵的副主任薛岳，则在贵阳设立副署直接指挥两省军事。结果龙云只落得一个空头衔，大呼上当，云南军政大权，遂为国民党军所掌握，龙云只好唯命是听。

　　1935年（中华民国 24 年） 18岁

　　是年八月，43军沿滇黔公路向贵阳开拔，一路步行。一天下午行至镇宁县境时，只听远处传来轰轰之声，再走十几里忽见几百米高山上似银河一般水花从天而降，原来是驰名中外的黄果树大瀑布。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大自然奇观，顿感精神兴奋，心胸豁达，多日行军疲劳，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久久不忍离去。临行前忽见观瀑亭里书有如下对联，姑录之，作为到此一游纪念：

　　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

　　红霞似锦，何须梭织天生成

　　不一日，军行至石板房宿营地，在“民宅”结构上也发现了奇迹，即此地居民全部用石块砌成房子，不用一砖一木，全村都是这样，在军用地图上也标明为“石板房”。此房既不怕风吹，又不怕雨打，也不怕火烧，冬暖夏凉，是人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好场所，至今仍然保持着这种格局，不能不说是建筑史上的一大发明，如果贝聿铭，陈从周等建筑学家看了一定会“ok ok”不止的。

　　部队近入贵阳后，我收到亲朋好友很多信件，得悉父母兄姐无恙，生活恬适，使远在南蛮地区的游子感到无比宽松。其间正在石门白云桥读中学的莫畏来信尤多，他在信封上总是写着“贵州、云南、试投”字标，因部队行动不定故也。

　　我在贵阳与孔繁梁（即凡良）君，游过黔灵山和甲秀楼。黔灵山是贵阳的著名风景区，由许多景观组成，其中有一个麒麟洞香火很盛，游人和香客络绎不绝，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而甲秀楼是文人墨客聚集地，湘黔两省政要如曹湘衡、朱经农等曾在这里饮酒赋诗，有如会稽兰亭“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一样，令人心向往之。终因部队行动不定，即有雅兴也不能随心所欲去游山玩水了。

　　我部在贵阳仅停留一周，因“两广异动”，陈济棠、李宗仁等图谋不轨暗与中央作对，我军随即调往榕江驻扎，一方面加强部队训练，一方面防止李、白蠢动。与中央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空军将绝密文件空投在铺有长白布条的标志地区，然后由参谋人员将封好的报告挂在飞机放下的绳钩上带回南京。这样既能下情上达，迅速又可靠，绝无泄密之虞。

　　榕江是少数民族苗族居住区，每到秋收完毕，他们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斗牛会。男女老幼穿着节日盛装，笙箫齐奏，载歌载舞，满山遍野立满了人群，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此时原先选好的斗牛，披红挂彩进入会场，斗牛开始了。角斗中，两牛一进一退，一退一进，令人眼花缭乱扣人心弦。胜者固然兴高采烈，欢声雷动，牛主人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斗败的牛，立即惨遭杀戮，开膛破肚，不用清水清洗，就和血淋淋的肚肠、血块，只加一些盐巴就分而食之。食者吃得津津有味，我们看了不觉毛骨悚然，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斗牛情况，说到野蛮吧，为什么西班牙的斗牛，成为世界上高层人士最为欣赏的节目呢？

　　军长在处理军务之余，对围棋极感兴趣，每到一地，即邀请社会名流到他的官邸对奕，并与客人同饮，因而博得儒将的称誉。他在对奕中聚精会神，目不斜视，直至把对方逼得走投无路才罢休。榕江县长李达，也是奕棋高手，但终不能取胜，甘拜下风，而军民之间，相处融洽。但广西边境六寨县县令况天爵，因有李、白作靠山，有恃无恐，在一次由军长召开防务会议时，这位七品芝麻官竟拒不受命前来参加，可谓大胆，但郭公为了缓和局势也就不了了之，听其自然了。

　　军长在对奕过程中，每遇棋不顺手，即嘱我另画一张新棋盘，有如南通人打纸牌一不得手，就将原用纸牌全部抛弃，另换一副新牌一样。果然换上新棋盘一经对奕，无论执黑执白，军长总是连连告捷，如果当今棋圣聂卫平、马晓春，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了。

　　后来，南京政府对“两广事件”采取软硬兼施手法，先对粤军军长余汉谋由孔祥熙在穗拨款100万银元作为额外军饷，促其倒戈，然后由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省 。陈济棠眼看大势已去，通电下野，携带夫人到香港作寓公去了。桂系军阀李宗仁见形势不妙，失去了得力助手，也通电表态顺命中央，于是两广平息，薛岳即电43军移师都匀。在都匀中山公园建立军事学校，主要对连排级以下进行强化教育，军部驻在都匀考棚街考棚里。此时，26师副师长刘雨卿升任师长，林处长升任少将参谋长，常承燧任参谋处中校教育科长，原少将参谋长萧毅肃调南京参谋本部任中将次长，即后来于1945年8月在湖南芷江接受日酋冈村宁次向中国政府投降书的中国最高受降官。

　　都匀，位于贵州南部，其南为独山，毗连广西边界，北为凯里、贵阳，交通相当便利。是年五月南京政府因感于南京至昆明公路全线通车，乃由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组织京滇周览团视察全线通车情况，一行100多部小轿车，当他们从昆明返回南京，途经贵阳时，特派出一个分团来都匀慰劳部队，稍作停留即匆匆离去，军部为慰问团作了简单而隆重的迎送会。

　　墨阳中学夏季运动会开幕那天，我们参谋处官员常承燧，林云谷等十余人应邀参观，男女选手各个项目都竞争激烈，令人目不暇接。当女子100米赛跑时，一位墨阳小学校女生跑在中途，忽然短裤头竟落下引起全场人群哄堂大笑，说时迟那时快，那女生一点也不慌张，拎起裤子直往前跑，结果夺得冠军，这不能不令人欢呼鼓掌，可见苗族同胞子女平时加强煅炼是相当严格的，不然就难以取得这样的好成绩。

　　1936年（中华民国 25 年） 19岁

　　是年12月13日清晨我打开办公厅无线电收听到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报导：昨晚深夜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劫持领袖蒋委员长，随行中央官员亦被扣留，这一爆炸新闻，立即引起部队首长特别关注。这一举动，历史上称为“西安事变”或“双十二事变”。

　　张学良时任东北军司令又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为总司令），杨虎城时任西北军司令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两人都驻节西安。因东北军、西北军的权力被中央削弱，早已有不二之心，乘此次蒋氏在洛阳检阅部队之后飞来西安，下榻在华清池官邸竟下此毒手，不能不引起全国军民的强烈反对，通电声讨。南京的主战派何应钦主张立即轰炸西安，而蒋夫人宋美龄则认为，如派机轰炸，蒋氏生命亦不可保，力主用政治手段来平息这一事变。于是，她不畏强暴决然与宋子文、端纳等飞往西安，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十多天的活动、会谈，终于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协议，使蒋氏由张学良陪同安然返回南京。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在《西安半月记》中，已作了详尽的叙述，就不再赘笔了。

　　1937年（中华民国 26 年） 20岁

　　我的青少年时代有1/5是在军阀混战、“剿共”以及内忧外患中度过的，对自己的前途深感渺茫，认为自己人打自己人相煎太急。遂决然向上级陈述我的志愿，拟欲回家再上学深造报效国家，他们认为我还很年轻，即批准我的请求，并发给我两个月的薪金及由都匀回慈利的全程旅费。林参谋长考虑到我单人行走缺乏经验，又委托政训处少校科长李静（回长沙省亲）一路照顾，林公可谓关怀备至矣。

　　我于7月5日辞别参谋长和处里同事，即同李静科长在都匀车站上长途汽车返湘，经贵州玉屏时买了两盒“竹箫”，准备回家赠送亲友，当日下午抵达沅陵，下榻在竹园饭店。

　　沅陵是湘西的军事重镇，当时是行署所在地，由澧陵人刘建绪任主任。张学良夫妇曾在此幽禁一个时期。

　　7月6日，抵达常德，与李科长握手话别，他回长沙，我即乘划子渡沅水，投宿在常德江边一家旅社，因人生地不熟，只好由在车站找客的伙计来安排了。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史称“七七事变”。街头报贩，大呼“买报买报，日本鬼子打起来了”。当时认为，只是局部冲突，不会影响大局，因而市景依然繁荣，毫无战争气息。于是在市场上买了些礼品，只在常德住了一宿，即搭汽车抵达石门，然后坐轿回家。途经白云桥时，往访在此读石门高中的莫畏，他喜出望外，以为我自天而降，遂与同学杀鸡煮酒欢迎。因时值暑假考试，不便久留，住了一宿，仍乘轿回家。在此期间到白云桥头官韵兰（永南）家拜访，适她仍在三浯园未回，仅与其父母交谈片刻就告辞。

　　回到久别的家中，叩见父母兄姐，他们喜之不胜，问长问短，使我一时难以应对。环视故园，青松翠竹，依然如昨。在家住了一周，即随父亲去三浯园拜禅父先生和老太夫人、久域妈、桂英妈以及各位姐妹，她们围堵我旁形似人墙，都说我个子长高了，气质也发生了变化。后来禅父先生说：“近来新建一所三浯小学校，欲聘你为该校语文教师，并负责全校管理工作，以期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因欲俟机升学遂接受聘任，不两天，即到校作好一切招生教学准备，就读学生30余人，全是男童。凡语文、算术，音乐、体育全由我一人包揽，几乎没有一点空闲，茶水及清洁卫生工作由一位年长的白鬓老头担任。

　　由于乡村封闭，外面世界仅凭军中友人林云谷、常承燧的通信略知一二。迨至台儿庄大捷，始知大片河山沦入日军之手，心中实在愤愤不平，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乃向禅父先生坚请辞去教职，筹备报考长沙中央军校。

　　先是卓仁媛对我说：“假使我是个男青年，早已远走高飞了。”我听后满面羞惭，无言以对。遂在暑假期中约赵思容等一同赶往长沙，投考中央军校长沙分校，经考试，因我个子太矮，身体瘦弱而名落孙山，赵思容却榜上有名，但他初出茅庐，没有经过沙场锻炼，见我未被录取，意志不坚，竟打起了退堂鼓来，我很为之惋惜，于是，二人又一同坐了轮船回了常德，心想回到故园哪有面目去见江东父老！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一回到常德，即到43军驻常办事处打听消息，巧遇常承燧科长，他于前天从九江前线来常，不知什么地方获悉我到常德，他在城西一带旅馆遍查登记簿始得相见，他说他现任某团中校副团长，奉命到贵阳接收新兵任务，邀我一同前往担任该团中尉书记职务，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之际，得此新职，自然喜出望外。但同行赵氏却心灰意冷，我苦苦劝慰，聊备薄酒惜惜离别，他回慈利去了。

　　常德到贵阳有千里之遥，虽有湘黔公路可通，但一切交通工具都为抗战服务，公路上的长途汽车少得可怜，一路有时步行有时拦车，那时汽车司机相当吃香，不论你是什么大享，他也不卖帐。只有说尽好话，他才答应搭你一程，时值炎夏，骄阳似火抵达贵阳时，真是风尘仆仆，皮肤已成为非洲黑人形象了。

　　团长张子鸿上校为我们在扬子酒家接风洗尘，常副团长即席向团长详细介绍我的情况，当即由团长签署任命我为团的中尉书记，主办文书及人事任免工作。至此，我跨入抗日战争大洪流了。

　　张团长，四川威远人，黄埔三期毕业，与常副团长同乡。

　　团的全称为陆军103师野战补充团，目前任务，是在贵阳接收新兵，经过短期训练再输送到正规步兵团。103师师长为何绍周，是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犹子，也是黄埔三期生。

　　贵阳是我第二次重游之地黔灵山，甲秀楼的风景虽然依旧但处处都充满着战时气氛。“九一八、九一八，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及“把我们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歌声响彻云霄，一向蒙受“东亚病夫”之耻人民振奋起来了。贵州省 薛岳（北陵）号召军民要厉行节约，一切为抗战胜利而奋斗的巨幅标语悬挂在通街大道以鼓舞人心。

　　补充团在贵阳完成接兵任务后，于当年秋天开赴湖南辰溪训练，不久即将野战补充团的名称更改为陆军步兵团，团部编制也略为增大，副团长设二名，中尉书记更为上尉，于是我坐享其成，成为无功受禄之人了，虽然窃喜，但任重道远，当遇到棘手的问题时，常副团长总是教导我如何排忧解难以及待人接物的大道理，勉励我要有冒险犯难的精神以迎接新的挑战，在军中得有如此良师益友，真不知几生修到？

　　辰溪位于湘黔要道，兵工厂林立，是敌机轰炸的目标，防空警报，一日数起，但军心、民心相当稳定。此时桃源女子师范学校也迁移到这里，为防空袭，白天在树林里挂上黑板上课，晚上燃起煤油灯进行自修。我在闲暇时常与该校朱纯汛老师及王丽曦小姐攀谈，因他们都是慈利人，在他乡遇见故乡人特别感到亲切。

　　一天中午常副团长因到城区开会，住宿在一家旅馆。刚吃完午饭即响起了警报，开会人员劝他躲避，他泰然自若要在旅馆睡觉，不料敌机骤至，无巧不巧投下炸弹竟落在旅馆之旁，把他所宿房间的砖墙炸了一个大洞，结果他从大洞中跑出。都说副团长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想来，仍然为他捏一把冷汗。

　　上级考虑到辰溪不是练兵之地，调往四川秀山，临走前我到桃师辞别，并赠朱老师《天方夜潭》一书，赠王丽曦景德镇产小茶壶一只，他们则送我用红绸书写的《为国效劳》的一面小红旗，往事越过60多年，社会变革，人事沧桑，昔日朋友或存或亡，也不可知。

　　秀山靠紧湖南西北角，有川湘公路可通。部队 到了秀山，受第二军军长李延年指挥，团先驻秀山后移龙潭，龙潭是酉、秀、黔、彭四县货物集散之地，商业相当发达，又盛产桂花，每当八月来临桂花渐渐飘香香溢四里，每户人家屋前屋后，遍植桂树，净化环境，十五一过，树下遍地铺上大大小小的白布或牛皮纸来收取飘下的桂花，作为饮茶及其他食品的香料，身置其间如入香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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