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三分之一的[床]

长篇小说 纸 床

　　写在前面的话

　　　　通常，我只讲故事。

　　　　通常，我不把场面和人物扩张到极限。

　　　　通常，人们只接受一些故事。

　　　　人们和我一样有一双眼睛，人们也会看世界看得精确。当你看得很精确时，世界很小，很细致，世界上的人发生着他们本该发生的故事的时候，你因为精确的眼睛而和他们共鸣起来——这可能就是写故事人的初衷。

　　　　当我驾御这个从过去到现在的故事的时候，我感觉我很辛苦。我把我很多年的感受带进故事里，我不停地想起我一个又一个朋友，并且在文字中演绎他们。两个最初的读者给我最初的读后感，他们说他们并不喜欢地域和个性跨度大的作品。我对他们诚恳地说，请允许我这样写，算我给我的朋友们一个交代，我需要这样“影射”他们，在过去的相当长的时日里他们帮助了我，他们知道我钟情于写作、沉溺于清贫，他们仍然帮助我。

　　　　他们爱我，我应该写这些我熟悉的人。

　　　　我虚构了所有的场景和人物，却极力把我了解的各种性格写进去。更贴切地说，我变换了不同的位置去饰演他们，让时空交叉在我那些朋友中间。

　　　　过去的日子里，我看到了我的朋友们的性格和走向，我看到了人性向前走，各种，各样，不同，相通。

　　　　在我的读者中一定有我的这些朋友。

　　　　请你们转告，有人专门为过去的朋友写了一本有关爱情的书。

　　　　请你们转告，世界本来不大。

　　 犀骨 2004年春天

　　第一章 眼睛的日子

　　一　初潮

　　　　我的初潮来的天昏地暗的。春天的第一个月月末开始的第一次腰酸和腹痛，夏天的第一个月的月末才见到颜色。连续几个月固定的时日身体不适，我好像知道是要有什么来临了，可我那时还说不清楚，安娜姐哈哈笑着说我快生小宝宝了，我差一点骂她出口。

　　　　看到自己流血的一瞬间，我呆在卫生间里。我坐在马桶上，不想出去。我心跳的很厉害，怕自己的血这样一滴一滴的流干，甚至想该不该用止血药涂抹。我在走出卫生间之前的确哭了片刻。安娜姐和舒拉都在外面叫我，我才洗了脸开门。

　　　　我红着脸低着头不说话，安娜姐搂过我笑着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啊”，被舒拉打了一下。舒拉用生硬的汉语说安娜姐“没大没小”，安娜姐说“是喜事呢，又一个女孩儿变成女人了”。我竟然控制不住自己，又一次哭了。

　　　　真的很不舒服，我脑子总是被肚子里的酸涨牵带着，总是感觉自己的血往下流。我不敢坐，只好蒙头躺在床上，我甚至想用枕头垫高屁股，要抑制住流血。

　　　　一共四天时间，我哪里也没去。第五天我照镜子看自己，脸色已经惨白起来，眼睛也有些呆滞。我在屋里走了一会儿，想着自己已经干爽了，我对舒拉说：

　　　　“妈眯我去学校了。”

　　　　我的初潮来的晚。十五岁。那年是公元1994年。

　　　　1994年的春夏，我知道了我在今后的每个月里都要经受几天难过的时日了。我感觉，女孩子最无忧无虑的岁月我可能是走完了。我讨厌自己的衣袋里装着备用的卫生巾，不能容忍卫生巾占据了我平时装口香糖的位置。

　　　　老师依然，同学依然。我却一时不能依然。成人的冲击真的很大，我真的给冲击了。莫名地想深呼吸，莫名地想长叹，莫名地记起母亲的话：“细艳，你成为女人的时候如果爸爸继续这样的个性，你要像妈妈一样对爸爸……”

　　　　我走出学校时已经习惯了去地铁的那条路，那条路到地铁站口要走５分钟，等地铁最多２分钟，在地铁上度过５分钟，然后还有３分钟的路可走。从学校到“麒麟城”大概需要１５分钟。爸爸和安娜姐都在“麒麟城”，“麒麟城”是爸爸的。

　　　　在路上我可以看到那栋停工了两年多的高楼，塔吊悬在那里，一部分脚手架已经破烂了。这个高楼是和“麒麟城”同时开始施工的，“麒麟城”已经开业了一年，可这个结构漂亮的建筑却“冷藏”在这里了。莫斯科的报纸上有上百篇的文章谈论这个“未果工程”，但至今没有人插手接管它。投资方在“货币更新”时损失了几亿卢布，投资人几乎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普通百姓，再也没有能力继续这个工程了。曾有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和我同校读书，他是这个工程投资人的儿子，两年前和父母去了西班牙，再也没有回来过。老师曾经给我们读了这个男孩留下的作文，我记得那文章的题目叫《1993，你害死了多少俄罗斯公民》，他在作文里写了父亲曾要自杀被母亲拦阻的经过。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莫斯科。我不在中国。

　　　　我不在中国，多年前我就不在中国。那时我根本不懂什么叫根，什么叫浮萍，这些植物上的名词我怎么也联系不到自己身上。虽然那时这些东西就表现在我身上。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根本不知道，我能看见有关中国的记号就是大使馆前面的五星红旗和偶尔在俄罗斯电视台上出现的中国新闻。

　　　　爸爸和我说，不止一次地说，我们的家在昆明，在中国最美的城市。能把昆明和莫斯科连接在一起的，那时只有爸爸。我，不会。

　　　　我对昆明没有记忆。

　　　　2002年秋天我踏上云南红土地的时候，我已经是个外商，我的身价近千万，虽然我还是个女孩子，仍然青春。

　　　　安娜姐在我初潮的日子里对我说，你终有一天扬眉吐气地回到中国，那时人人都会高看你。

　　　　“麒麟城”刚建成时没有名字，但投资的人把招租的方向早确定给中国人了。我那时每天都被家里坐的满满的中国人闹的头昏脑胀。他们和爸爸商量租楼房的事情，商量集资的事情。爸爸那时候会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而舒拉也陪着沏茶倒水整整三天三夜。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莫斯科有这么多的中国人，竟然能有人想出“麒麟城”这个名字。

　　　　中国人来我家抽烟喝茶的日子里，我认识了安娜姐。只有安娜姐能不理会大家的讨论来我的房间里和我说话。安娜姐的年龄在做我的姐姐和做我的妈妈之间，我征得她的同意叫她姐，我认为叫她姐比较合适，她美丽，年轻，时髦，快乐。

　　　　安娜姐可以和我用俄语说话，她的俄语味道很正，虽然她也是中国人。我知道了她在莫斯科大学读完了硕士，知道她叫赵安安，知道她没结婚。当然她也知道了我的很多身世，比方我７岁跟父母来俄国，８岁母亲去世，爸爸娶舒拉时我不同意，我内向，我丢过自行车等等。

　　　　那天晚上我对安娜姐说：“你以后能经常来看看我吗？”

　　　　“为什么不能呢？”安娜姐说。“也许我会在你爸爸的公司里工作呢，那样你去看爸爸时也能见到我呀。”

　　　　安娜姐真的在不久就成为“麒麟城”的人了。爸爸和俄国人合资，立了“娱乐业”的项，按照酒吧、舞厅、小博彩等概念规划“麒麟城”，安娜姐统管了全部的前台业务。我第一次去“麒麟城”找爸爸，爸爸没时间和我说话，安娜姐把我安排在酒吧的角落里喝果汁，她去不停地指点服务生们的工作。她可以大声训斥那些俄国人工作中的差错，并在指点、训斥过程中抽出空当儿来向我这个角落里婉婉一笑。

　　　　我在“麒麟城”看到的景象也没觉得怎么惊奇，虽然爸爸和安娜姐都说小孩子不该看到大人不太健康的夜生活，但我还是看了。“麒麟城”的酒吧、舞厅里很多不老实的人，接吻的时候会很投入，抚摸的时候会很大胆。我没觉得奇怪。

　　　　安娜姐很无奈地对我爸爸说：

　　　　“她和中国本土原装的孩子不一样，和我们这些后来俄罗斯的人也不一样，她是新生代，特种”。

　　　　我是特种。在１３岁到１５岁之前，我平静地接纳很多我面前的东西。包括安娜姐和爸爸的通奸。

　　　　安娜姐和爸爸睡觉我是似乎早料到的。我曾在想象的时候心跳过，害怕过。但我看到安娜姐用毛毯捂住胸口惊恐地看着站在门口的我时，我却真的很平静。我对爸爸说“爸对不起哦”，然后对安娜姐做了鬼脸，退出房门。那是一天的半夜，舒拉妈眯去了圣彼德堡，我以为爸爸孤单。安娜姐什么时候来的我没听到，若我知道安娜姐来了，我想我不会去陪爸爸。我知道安娜姐来了爸爸就不会孤单。

　　　　在第二天我接到了安娜姐给我买的一辆最新款的自行车。我亲吻了安娜姐，平常我亲吻她的时候只是在她的脸上亲，这次我把亲吻留在她的嘴唇上了。

　　　　初潮后我上学，乘地铁的人不多，座位空着一半。我在要坐下的时候犹豫了一下。连续几天我都没有踏实地坐过，内裤里的纸巾老是提示我坐下来会湿糊糊的。那天我没有用纸巾，却仍有四天来的惯性。成人，大概就是时常被生理唤起紧张的感觉。

　　　　我还是坐下了，放心地扭动了几下屁股。我突然想回忆经血第一次冲出来的体会，终于没回忆起来，心想那血液一定也是热的，至少和我自己当时的体温一样。心想，大概就是因为和自己的体温一样，才没有让我产生或凉或热的印象。

　　　　我爸爸死了，我来到了昆明，按我爸爸的话说，我是回到了昆明。巫家坝机场有些简陋，走出仓门的一刹那，我被高原的热流冲击了一下。这个温度和我的体温不一样。从北方到南方，我有准备，但准备毕竟只是准备，当面对南方的时候，我还是有些眩晕。

　　二　我的“办公室” 　

　　　　十年前，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在“麒麟城”。

　　　　我连续的、长时间的“敬业”精神，使爸爸感动了。于是我在“麒麟城”有了自己的一间“办公室”。这间屋子在爸爸办公室的对面。屋子里有一组漂亮的塑料家具，有一对皮沙发，还破例放置了一台１４寸的ＳＯＮＹ电视机。皮沙发合并起来足可以组成我睡觉的软床，我已经在等爸爸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享用过这张软床。好几次，我睡到天亮。

　　　　“麒麟城”在悄悄地改变着。俄国的法律在改，“麒麟城”也在改。大厅里橘红色的主色调被渐渐地用深绿色代替，博彩用的台案渐渐地加大、增多。我和同学们在暑假里去黑海疯玩了２０天后，回到“麒麟城”时终于看见了大厅正中央的“轮盘”。我站在门口端详了好半天，头脑里出现的是在ＶＣＤ上看到的电影中香港澳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连大厅顶上悬挂的工艺灯都像电影里的赌场一样堂皇。 　　

　　　　莫斯科《晨报》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２日报道：“第一家由中国投资方独资经营的“卡西诺”开业，该赌城被投资人用极具东方特色的名字‘麒麟城’注册……”

　　　　那是开业时的轰动。我在我的“办公室”的门上贴上了字条，上面写明“此房间非业务部门”，以应酬老是敲错门的来访记者。但还是被别人走漏了我是“公主”的消息，我被两个难缠的年轻记者紧追，我只好拿出《三角函数》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我是中学生”。

　　　　我的“办公室”门钥匙放在爸爸那里一把，放在安娜姐那里一把。于是爸爸也躲进我的房间里来，还没等和我说几句话，安娜姐也做贼似的开门进来，看见爸爸坐在我这里，瞪着眼睛板住面孔，终于控制不住开心，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安娜姐对我说：“乖乖，给我们望风吧，望到那些讨厌的记者们离开赌场为止，我们要自由啊！”

　　　　我说：“好的，你们可以看电视消遣一会儿啦，我在走廊里多晃几趟。”

　　　　我出门反锁上“办公室”，在楼上楼下转。“麒麟城”真的好大，我转了好久，站在二楼的栏杆那里看大厅里的纸醉金迷。有人赢了，服务生送上香槟酒；有人在牌桌上凝神犹豫手中的点数；有人输掉手里的筹码，气急败坏地用表情发泄……一伙年轻的中国人走进大厅，径直走向轮盘，庄家不停地按着铃铛提示下注，几个人危襟正座，摆弄着筹码，举手投足间，分明是从电影里学来的作派。我问身边走动的酒吧服务生那个“特酷”的男生是什么人，服务生嘿嘿一笑说，不是什么人，就是电影看多了。

　　　　身在异乡的中国人各自有各自解闷儿的方式，赌场，也许很能迎合这个人群。我不知道爸爸是被什么东西启发的敢做这个在中国本土完全不允许做的生意，是不是爸爸也喜好赌，或者爸爸赌的更大。我没看见过爸爸赌博，甚至没看见过爸爸打麻将牌，我不知道爸爸的手气。我极力回忆在我小的时候和爸爸“猜大小点”，我记忆中好像爸爸和我输的一样多，好像都是妈妈在赢。

　　　　我的“办公室”里还有妈妈的照片。因为我时常看看她，心里就觉得安稳。实际上，妈妈给我的印象除了那张黑白照片和那句话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了。我在妈妈去世的时候还太小，小的连自己都记不住自己。

　　　　我把妈妈的那句“遗言”写在了妈妈照片的后面，因为妈妈为这句话强调了三次。她病重的时候我有预感她将死去，她说这话的时候是我的预感最强烈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记住了这些，以前妈妈强调过十次百次的话我都同样给忘掉了，唯一的这句话我没忘。

　　　　大厅里也有年轻的妈妈领着孩子在餐桌上吃饭，我又去回忆妈妈什么时候牵着我的手散步，但最终还是没有记忆。

　　　　晚上９点以后，“麒麟城”真的很热闹。熙熙攘攘的赌徒们毫无忌讳地在大厅里喧闹。我从正门一直看到最里面乐队的低台，没再发现有挎着照相机的记者，我开始往回走，要去告诉爸爸现在已经“安全”。

　　　　在我要打开我的“办公室”的一瞬间，我犹豫了。爸爸是和安娜姐单独在里面，我怕再次像在我家那样惊吓了他们。这一刻我心里有点儿堵，我是把妈妈的照片放在电视机上的，而电视机正面正冲着他们可能缠绵的地方，屋里唯一可以亲热的地方怕就是那对儿皮沙发上。那样，妈妈会把笑脸对着他们，当然，妈妈不会闭上眼睛。

　　　　我进入对门爸爸的办公室。爸爸的助手伊万在伏案计算着什么。我坐在爸爸老板台旁边的长沙发上，从房门看着我的“办公室”的屋门。门关着，上面还贴着我写的字条。我心里泛上一阵燥热。这燥热一定带有青春期的特征了，我能觉察出身体里让我闹心的热量不再凝固在胸口，已经往我的腹腔运展。

　　　　十年后，我在昆明最繁华的昆都地段租用了一层办公楼，我把自己的办公室装修成两间，大的，留给业务，小的，没几个人进去过，那里和莫斯科“麒麟城”中爸爸给我的“办公室”一模一样，塑料家具，皮沙发，一个小小的SONY电视机。电视机上的照片有些变化，那里有爸爸、妈妈、安娜姐，还有舒拉妈眯。

　　三　舒拉 　　　

　　　　舒拉成为我妈眯的时候我刚满１２岁。爸爸在一天对我说“细艳，爸爸结婚了”，然后就领回来了舒拉。

　　　　我被眼泪泡了很久。爸爸在领回来舒拉的第一夜是陪我睡的。我整夜没睡觉，也没和爸爸说话。爸爸也不对我说什么，就是搂着我笑呵呵地抚摸我的头发。第二天早晨我的眼睛和爸爸的眼睛一样红。我们走出屋子到餐厅吃舒拉给我们做的日尔曼早餐。

　　　　舒拉是德国后裔。４０年代的战争把她的父亲留在了俄罗斯，娶了舒拉的俄罗斯族母亲。不知道什么原因舒拉从不提起她的父母，爸爸说舒拉的父母都回到了德国，而舒拉情愿自己留在莫斯科。

　　　　舒拉是个端庄、高雅的女人。我们的家在短时间里被她收拾的改变了“韵味”。而这给人舒服的韵味，则成为我和她沟通的桥梁。

　　　　交谈是从舒拉研磨咖啡开始的。我习惯于早餐时喝红茶，而爸爸则用咖啡。我们家里“ＮＥＳＣＡＦＥ”的铁盒堆的到处都是，是舒拉终止了我们的恣意。舒拉带来了一套完整的咖啡焙烘器具，她用纯咖啡豆磨制咖啡，用乌亮的金属罐烹煮，在热沙上焙烘。我喜欢看她扶住咖啡杯在沙盘里慢慢地拉动的样子。她低头注视着手里的活计，翘着小指牵动着杯子。从我坐着的座位看她，正好看得清她的匀称的腰身，把目光从她的手上挪到她的脸上时，最美丽的莫过于她眨动的长睫毛和安详的下颔。

　　　　“舒拉妈眯，你真的很美。”我小声说。

　　　　舒拉抬头看我一眼，眼神里很温柔。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中国话，告诉我：“细艳，你也是个美丽的小姑娘。”

　　　　我说：“您教教我怎么弄咖啡吧。”

　　　　舒拉说：“不难的，只是要耐心点儿。”

　　我需要带上手套才能保证不被烫着。我需要念念有词才能保证杯子在热沙上缓慢地拖送。舒拉站在我身后，用手把住我的手告诉我该有的节奏。我多少往后靠了靠，时即时离地接触了舒拉的身体。我涌上来一股晕眩，这女人真的好温柔，她的双乳抵碰了我的肩背，我差一点返身搂住她。

　　　　我只有12岁。我记得真切，我12岁时看到了爸爸平静简单地结婚。

　　　　“你即要找到宝藏，又想要到树下乘凉，世上没有这样的福气，让你坐享金黄；你要忍耐饥渴，也要独自沧桑，上帝和你在一起，需要你艰辛垦荒……”

　　　　舒拉唱的是德意志的民歌，她把它用俄语唱了，后面的没有唱词的部分哼颂还用着德国的发音。她说在德国，新嫁娘喜欢唱这个慢悠悠的歌，歌词的意义已经变的不再重要了，一般人们都是哼唱这个歌谣准备着做妈妈，因为它更像一个摇篮曲。

　　　　“其实歌词也挺好的，好像在安慰人们呢。”我说。

　　　　“因为唱了好几代人了，人们不觉得歌唱的是什么了。不用听歌词，就哼出来这个曲子，本身就好像归属了催眠曲的类型。”舒拉说。

　　　　12岁那年，我终于学会了烘焙我的第一盏咖啡。但咖啡豆是舒拉磨的，热咖啡是给爸爸喝的。我没尝尝，舒拉不叫我尝，她说自己先尝尝就是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如果喝咖啡的人看到主人在尝自己煮的咖啡，对主人也会轻看的。我给爸爸倒咖啡，亲手给爸爸的咖啡杯边上摆放了面包片和方糖，等待爸爸来用餐。

　　　　倒咖啡的时候一点点残液流在了烘焙器具上，我用抹布要擦，被舒拉拦住了。舒拉在水池里用大水流冲洗后用干抹布轻揩。然后舒拉对我说：

　　　　“这套乌黑的咖啡具是纯银的，在局部用力擦拭，就会恢复原来银子的本色了，那样会看上去不协调了。”

　　　　我再次去用手掂量，真的很重很重。银子的。乌黑乌黑的，它也是银子做的。

　　爸爸端起杯子喝了。爸爸没感觉出来这杯咖啡的不同，他以为还是舒拉象往日一样亲手焙烘的。

　　　　2002年我回到中国昆明的时候，带回来了这套乌黑的银咖啡具，舒拉妈眯已经把它正式送给了我，而她留在了莫斯科，她说，她还是陪着爸爸。

　　　　爸爸在莫斯科郊外的树林里睡着了。那郊外就是歌里那个缠绵的郊外，中国人几乎全部都知道，姑娘小伙子在那里谈恋爱的那个只有晚上的郊外——上世纪人们唱了几十年，这个世纪人们怀旧的时候还在唱。

　　　　“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

　　四　阴郁的一九九五 　　

　　　　1995年刚入秋，莫斯科的天气转的很不明朗。中国人张罗过“中秋节”和“国庆”的时候，树上的叶子已经全部落在了街上了。因为夜里时常下点儿小雨，落叶潮湿，环卫工们归集了叶子怎么也点不着火，只好放在路边一堆一堆的，等待垃圾车。爸爸新买了一台黑色“伏尔加”，停在楼口路边，车的前后左右都是堆堆黄叶。

　　　　我们家住九楼，是这栋楼房的顶楼。天上的青云更接近我们一点儿。我好像被天空的灰暗颜色弄的很压抑。我渐渐地感觉凉了，关上了大窗，只开了小窗。透过小窗看远处时，浮云在上，莫斯科在下，有动感，好像无主题的电影。

　　　　在暑假结束之前，我开始受不了“麒麟城”的喧闹，越来越多地呆在家里盼着开学了。可开学一个月后，我心里又开始无聊起来。我不同原来的样子了，好像觉得自己不应该只是个学生似的，老是想着长发是不是应该剪短，口红是不是应该换一种鲜艳的颜色。我看到安娜姐的美艳和舒拉妈眯的端庄，我开始羡慕开始追求。这种向往型的暗暗的内向的追求很使人发闷，好像这个美丽不应该属于我，好像我需要偷这些美丽一样。

　　　　十月初我来月经。经血特别多。我已经沉着了，伏床两天，缓解了疼痛，继续去学我的功课。爸爸已经从安娜姐或者舒拉那里知道了我已经成人，托人从中国捎来了许多红枣和治痛经的药品，我也吃了一些。我笑着对舒拉说：“妈眯我失血的时候脸色不好看，让我把口红换个颜色吧。”舒拉笑了，说：“你的唇型美极了，不用太鲜艳也很好看的。”我就换了个不算很重的颜色，对着镜子涂了，有点儿兴高采烈。

　　　　我是全班唯一的华裔学生。黑色的长发迷住了班里班外不少同学。三年前我收到过一次男生的字条被我大骂了写条子的人，至今再没男生敢给我写什么东西了。但交往是有的，相对亲近的男生也是有的。男生背后为了我争吵过我知道，争吵的原因大概是关于“麒麟城”是不是我爸爸的等问题。我知道我在同学们眼里是有钱人家的女儿，而且是有钱的外国人的女儿，所以，我才孤单。

　　　　我盼望在学校里出现一个和我一样的华裔男孩子，我会主动去接近他，会和他成为最好的朋友。我从书本上经常看到的“青春期”，现在来临在我的身上了。我想要个男孩子做朋友，而不是想一个女孩子来做我的姐妹。

　　　　我喜欢俄罗斯男孩子的相貌。但除了相貌以外，我基本上不去了解俄罗斯的男孩儿。他们英俊，给我以眼睛上的享受，可在平常的抬头低头里一点儿也找不出中国男孩子的朴实和矜持。我对爸爸说：

　　　　“爸爸，你十几岁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呢？”

　　　　爸爸回答我：“好像是班里的坏学生啊。”

　　　　我搂过来爸爸的脖子说：“坏学生我也爱你！”

　　　　我在“麒麟城”的“办公室”里继续每天的时光。我曾想过也试过在放学后在家里陪舒拉等待爸爸回家，但不成功。爸爸通常是午夜以后才能结束当天的工作，而周末的时候往往是通宵达旦地在“麒麟城”忙生意。家里，舒拉的时间全用在读书上了，几乎在通读俄国的法学书籍。我在极其安静的环境中最容易产生臆想，脑子里空旷的很可怕。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亲吻了舒拉，告诉她我实在想去爸爸那里。舒拉歉意地对我笑着，打电话给爸爸的司机。

　　　　我最喜欢的位置是在“麒麟城”二楼的围栏处，这位置是酒吧，可以看到楼下的大厅。我时常拿着果汁坐在最外边的座位上看我想看的人群。我几次看见了那几个玩“酷”的男生，他们依然西装革履地坐在赌台前，演员般地举手投足，银行家一样消费着筹码。赶上他们可能正议论二楼的酒吧，抬眼向二楼看了看，我看清了他们的脸面。年龄大概二十五六的样子，相貌都还不错。我猜，他们可能是家境不错的留学生了。

　　　　我不久也会在莫斯科进入大学吗？安娜姐说进入大学是人生必须的。我问她怎么能说是必须的呢？她说在大学里学的有可能是最重要的生存资本，何况，大学里还有那么多的漂亮男孩子呢！

　　　　我对什么“生存”什么“资本”不愿意多想，我想的更多的是我要有一个漂亮的小男生。在中学里，我没找到中意的，在大学里会有更多的机会给我，我厌倦了平静生活中难奈的寂寞。

　　　　一个俄国男子在酒吧喝啤酒，他身上没有了卢布。他要求付美金，可服务生没有零美金找给他。他在酒吧里找到了我。我大概看上去真的已经不像个小女孩了，那男人很尊敬地和我说话，眼里没流露出一丝一毫对我的犹豫。他可能很相信我能破开他的100美元，他诚恳地递给我那张票子。我接过美钞，在灯光下找到了防伪图型，从容地打开自己的皮夹，兑换给他。

　　　　“按多少兑换你想换的这100美元？”我问。

　　　　“随便吧。”他说。

　　　　“4000？”我再问。

　　　　“真的随便吧。”他还说。

　　　　一件这样的小事，我却能记在心底里了。我很开心我在自己认为我成人时，别人也认为我成人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向往成人，成人是一个未知数加上一个未知数地积累，我对未知数却没有半点拒绝，相反，我在等待这个时刻好像好久了。我知道它来了。

　　　　十五岁的年纪里，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在似懂非懂之间。我用眼睛看面前的世界，夏季里我在炎热中刚刚开始产生看的欲望，秋季里我就被阴郁的天空压抑着莫名的心悸。

　　　　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不得不成熟。我一个人闯到了昆明，在故乡扎下了脚。我面对的人群，思维和生活方式都是全新的，都是陌生的。我吃昆明的米线，吃上了辣椒。

　　　　爸爸给我提供的有关昆明的东西只有一个人名，一个叫“细波”的人，他是我弟弟。我在爸爸临死前才知道我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他是我的亲弟弟，同父同母的弟弟。

　　　　“你不要去上海或者北京，如果必须去，那你要带着你的弟弟走，他在昆明没有任何亲人了。”爸爸说。

　　第二章 弟 弟

　　一 高原反应

　　　　我找到了弟弟。在派出所登记后三个月，民警同志通知我他们找到了26个叫“王细波”的人。我用了10天筛选，找到了他。

　　　　在这之前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我等待接受姐弟之间的亲近，或者冷漠，或者听他对父母的抱怨及仇恨。可我没得到这些。他笑呵呵地认出了我，笑呵呵地叫了我姐，没有对故去的父母表现出任何兴趣，连任何贬义的词汇都没有。

　　　　姐，谢谢你来，我知道你会来。他说。

　　　　这个弟弟在读大学，妈妈的叔叔一直在抚养他，供他的生活和学习。妈妈的叔叔已经很老了，老得走路要依靠拐杖，老得只能和我说几句话就疲劳。

　　　　姐，我快自立了，再有一年我就毕业，我应该找工作来回报老人家了。弟弟说。

　　　　我没说出来我有很多钱，我不想让弟弟立刻觉得自己再次被别人“罩”着。他看上去是个典型的阳光男孩，应该让他继续阳光。

　　　　他是中国的男孩子，他完全不同于那些俄罗斯的男孩子。我这样想。

　　　　我很庆幸，我很快爱上了我的弟弟，我觉得我很幸福。

　　　　2004年的一月二月，我和弟弟在一起。他走进我在昆都刚租下的办公室的时候，一点也没表现出惊讶。他不问我的生意，只和我聊天吃饭，倒是我在不停地询问他在学校的情况。

　　 春节的长假里，我们一起去了大理和丽江。在登上玉龙雪山的时候，我有了高原反应，胸闷，恶心，缺氧使我不得不早下山。

　　　　冰雪，我并不陌生，俄罗斯的冰雪我经历了多年。但高原反应我很陌生，突然袭来的难受让我想到了死亡。我曾眼看着妈妈和爸爸的死去，对于死亡，我恐惧，甚至崩溃。

　　　　姐，过一段时间，这些反应自然就会消失了。弟弟说。

　　　　你可能想到别的什么了。其实只是高原反应，很多认来这里都和你一样胸闷气短，根本没什么可怕的。弟弟说。

　　　　姐，氧气机有卖的，等我给你买。弟弟说。

　　　　姐，你这样脆弱，可不像干事业的人。弟弟说。

　　　　弟弟说话的时候像一个成熟的长者。他扶我上床，给我盖上毛毯。丽江的天气早晚很凉，弟弟的手掌却热乎乎的让我安稳。我不知道是不是亲情给我们带来的和谐，在丽江的日子里我体会最深刻的就是和弟弟的亲情。

　　　　一直想问问妈妈的叔叔，是什么原因我原先不知道我有这个弟弟，但妈妈的叔叔目光呆滞，我不敢去掀动他的心。往往这样的故事都是有一段伤痛在里面。我也不敢问弟弟——他也从不问我爸爸妈妈的事情，好像他已经忘记了他们。我想，一些事情他应该知道的比我多，他也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对我说。

　　　　心中有一个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开它。

　　二 龙阁

　　　　昆明郊外有个名气不小的休闲场所叫“龙阁”，那里是整个昆明唯一能找得到俄罗斯人的地方。龙阁里面的俄罗斯歌舞团在那里持续了多年的演出，演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们一直持续。

　　　　这并不是人们传说中卖春的地方。弟弟说。

　　　　娜达莎说，这里的姑娘们全部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舞蹈演员，他们跳的舞也绝不是艳舞，唱的歌永远都是中国人熟悉的俄罗斯歌曲。龙阁里面俄罗斯的东西全部是体现俄罗斯文化的东西。

　　　　娜达莎是我在昆明结识的第一个俄罗斯朋友。我去龙阁，带着我弟弟去，我用俄语和她们说话，娜达莎第一个上前和我说话，她的笑容让我想起了莫斯科。

　　　　弟弟领我来到了龙阁，他说姐姐你不用寂寞，其实你想说俄语在龙阁就可以说。

　　　　我没对弟弟说过我想说俄语，但弟弟知道我说了很多年俄语。他说，一种语言一定有它自己独有的魅力，不说，可惜了。

　　　　在认识弟弟之前我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感动。我在昆明说，我感动。

　　　　爸爸让我回昆明，并没有说要我干什么。他来不及说清楚需要我做什么就死去了。我带着爸爸留给我的钱回来，最先想起做的事情就是开一家广告公司。我学的是美术，在“麒麟城”里我也学到了很好的管理经验，我想我能做起来。安娜姐对我说，你需要帮忙的时候要找我，凭你的性格，你可以做得成和你爸爸一样的大生意，但你是一个人。记住你的安娜姐。我说好，我说安娜姐你也该回中国了。

　　　　安娜姐没有回中国，她去了波兰的华沙，在那里开了一家小小的中国餐馆。

　　　　娜达莎说，你们中国人是伟大的，他们可以渗透到世界的任何地方。我说，你们也一样，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不是优秀的。

　　　　我说，你们在比中国晚几年接触到开放，但你们确实掌握了机遇，比方你们敢闯荡在中国，闯荡到云南这样边远的地方，你们的渗透力并不比当年的中国人差。

　　　　人都是一样的。娜达莎说。

　　　　龙阁的客人中，外国人并不多，中国人对俄罗斯人的兴趣也明显从文化转移到美女上。龙阁的俄罗斯歌舞团中美女如云，慕名而来的客人中有八成以上是要看看“金丝猫”的姿色的。娜达莎已经习惯了客人们的眼光，她有个十分恰当的认可，她说，同样在外面流浪，在中国是天堂，比在东欧和阿拉伯世界的俄罗斯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简直是幸福。

　　　　仰慕东方文化的俄罗斯人对一个原本根就在东方的人说东方，我觉得滑稽，还有点脸热。

　　　　姐，你会很快熟悉中国的，尤其是云南，这对你一点也不难。弟弟说。

　　　　预感中，弟弟会成为我第一个知心的人。

　　　　我想拥抱弟弟。但，我没伸出手臂。

　　　　昆都，龙阁。我基本往来于昆明的这两个地方。这是我来到昆明后能记得住的地方。我努力回忆我刚到俄罗斯的时候是怎么过地第一个春夏秋冬，那时我7岁，我应该懂事了，记得爸爸说我懂事了。

　　　　对了，那时候，我有爸爸，我有妈妈。

　　　　可现在，我也不孤单，我有弟弟。龙阁里我的弟弟和我说，姐，你现在有我啊。

　　　　弟弟的笑脸太阳光，我在国外没看到过这样的阳光笑脸。我想，我是沐浴在阳光里。

　　三 赌局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创业，我觉得是在进入一个赌局。

　　　　爸爸是开赌场起家的，只有几年就为我赚了上千万。这些钱如今变成了我唯一的资本，我在昆明也只有这些资本。我靠我的雄厚资金享受到了云南对外商的最优惠政策，政府官员们劝我去投资更大的生意，我说，我最好从最基本的生意开始做，这样的生意在昆明也并不是没有前途，昆明有全国著名的“风驰”广告公司，有业绩不凡的“光点”广告公司，我为什么不能也做好这一行？

　　　　我开始我的赌局。

　　　　弟弟说，姐，别怕，我陪你赌。

　　　　在波兰的安娜姐在电话里对我说，细艳，我支持你，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回去。

　　　　在圣比德堡休假的舒拉妈眯在电话里对我说，细艳，干什么事情都有风险，怕是没用的。

　　　　细艳，如果决定留在中国，那你物色一个男人结婚，那样你会轻松很多。舒拉妈眯说。

　　　　妈眯，如果我决定留在中国，物色一个男人是早晚的事，但物色早了，也许会影响我的事业。我说。

　　　　我说，妈眯，我现在有了弟弟。

　　　　在“赌局”刚刚成为我和弟弟的口头语的时候，弟弟被车撞倒。

　　　　弟弟在医院手术室门前拉住我的手说，姐，我一直在赌，我赌我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能生活，我赌我总有一天能见到姐姐，我赌我能坚持到大学毕业，我赌我一定能有圆满的爱情。可我，没想过我赌输掉，没赌我能死。

　　　　我突然哽咽起来，看着弟弟满是鲜血的脸，那鲜血遮挡了他脸上的阳光，我看不清楚他的笑容，擦了泪水我也看不清楚。

　　　　我也在赌，从小跟着爸爸妈妈赌异国的生活，后来跟着爸爸赌生意上的成功，再后来只身来到中国赌未来的生活，但我没赌我会失去我刚刚找到的弟弟。

　　　　没有人愿意在赌局中赌自己输掉。

　　　　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鲜血，它竟然流在弟弟的脸上。

　　　　弟弟手术失败。

　　　　弟弟成了植物人。

　　　　昆都的办公楼里，午夜，我把自己留在黑暗中。广告公司的各项批件在傍晚全部拿到了手，我却没有心思继续下去。接下去的程序应该是正式招聘员工和制订公司的管理细则，电视台和报纸的广告都已经策划完毕，就等我发。

　　　　我该继续吗？弟弟的病耽误不得，他还在发烧，不停输液。我的公司刚刚起搏，也正在“输液”。

　　　　我把电话打到安娜姐的家里，我忘记了时差，直到听到她睡眠被惊醒后沙哑的声音。

　　　　细艳，我回去帮你。

　　　　安娜姐赶到昆明至少要两天时间。这两天里，我几乎都在窗口站着。我等待在窗口中看到希望。昆明的街道上花草茂密，色彩多样，可我只注意来往的人。我看每个人的脸，看每个人的匆忙或者悠闲，看每个人步履的节奏。

　　　　2004年夏天，安娜姐来了，带来一个叫邱雨寒的人，我认识这个人。

　　　　我的公司名字叫“聆”。开业的那天我把弟弟接回家来，我为了弟弟在离昆都不远的地方买了100平米的套房。

　　　　弟弟安详地睡在床上，那张床是我请工匠特制的。我把所有能舒筋活血的中药磨成细丝，制成一张张纸，用掉100张一米见方的中药纸糊在一个结实的床架上。我不相信木版和棉絮，我也 不懂中医中药，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应该用“创意”为弟弟做些什么，我想这样的纸床能给他帮助，能给我安慰。我盼望这张床能创出一个奇迹，我盼望弟弟能在这张床上睁开眼睛，继续他的满脸阳光。

　　　　1994年，我高烧，昏迷不醒，爸爸请了莫斯科最好的医生为我看病，却怎么也不能使我退烧，安娜姐和舒拉妈眯就含泪跪在地上为我祈祷，她们各自恳求各自的“上帝”，我在安睡中竟然退了烧。安娜姐说，人的头上是有灵的，你只要做到，那个灵就看得到。

　　　　我做。

　　第三章 爸 爸

　　一　横祸 　　

　　　　上世纪九十年代，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有个罗老爷，他一直在“五一市场”卖气球。他的气球卖了很多年，也给中国人看相算命很多年了。罗老爷在摊位前拦住爸爸，叫我和舒拉四处溜达着，他和我爸爸嘀嘀咕咕了一通。罗老爷给人看相算命向来是免费的，但爸爸给了他２０美元。

　　　　“你可怜罗老爷吧？”我问爸爸。

　　　　“不是，罗老爷买卖不错，可不缺钱花呢。”爸爸说。

　　　　“那您硬要给人家钱？”我说。

　　　　“罗老爷说的准啦。他算出来好多我正在解决的事情了，叫我防备有个什么闪失嘛。”爸爸说。

　　　　“怎么会有闪失？”我问。

　　　　“谁不注意都会有个闪失的。”爸爸说。

　　　　舒拉听不懂我们对话中的“闪失”，悄声询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告诉舒拉就是“生病”啦、“丢钱”啦、“受伤”啦什么的。舒拉的表情紧张起来。

　　　　“麒麟城”在春节的时候要安排一次大奖，爸爸准备买台小轿车作为奖品。车子订好的当天，安娜姐就去几家报馆排发了广告。离春节还有２０多天，“麒麟城”的生意就开始红火起来，大家原来担心的是很多中国人在春节要回中国过年，赌场的生意会淡下来，但广告发出去后，俄国人开始成倍地增加了。虽然俄国人不像中国人那样一掷千金，但俄国人“消费”和“消遣”的概念不同于中国人，所以二楼的酒吧常常晚间客满，安娜姐不得不又安排了５名服务生来酒吧帮忙。

　　　　二楼酒吧最靠边的座位上老是有客人了，我只能远远地看着那个座位了。来等爸爸的时间里我多半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做功课看电视，站起来抻懒腰的时候偶尔注意听听从走廊上传来的赌场的热闹声。嘈杂的厉害时，我会去把房门关上，回身走到窗前，透过窗户看唐朝大街的夜景。

　　　　爸爸在把春节的事情安排妥当后，几乎就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和伊万有没完没了的话，时时刻刻在谈论“明天干什么”和“以后干什么”。安娜姐累的有点儿吃不消，她叫来昔日的同学每天晚上来帮忙照看场子，缓解自己绷的太紧的神经。

　　　　我想爸爸是迷信了罗老爷说的什么“闪失”了，在最忙的时候爸爸能坐在房间里不出来，这真的不是他的作风。

　　　　我不免也跟着紧张。对“闪失”，我还没有“概念”。

　　　　其实来“麒麟城”搅场子的一直有，他们搅的很规律，伊万出面就可以解决的。“麒麟城”所在的区域不算莫斯科的繁华街道，爸爸说警察局和地头蛇收的“保护费”不是太多。对于警察，爸爸把给钱和送礼叫做“法律”了，对于地头蛇，爸爸往往是多给一点点好处，而这些常来常往的小流氓们则会在场里常外按“义气”照应着。我时常能在赌场里遇到我不认识的俄国青年客气地和我打招呼，回头问过安娜姐，安娜姐告诉我“他们是附近的哥们儿”。

　　　　传说中的莫斯科莫恻和恐怖，每天都有人被杀，每天都会听到枪声。已经过了的童年里我没有验证过这些传说。我跟着爸爸没有恐惧，爸爸不曾给我恐惧，就在最寂寞的几年前，那时只有爸爸和我两个人，晚上爸爸给我讲鬼魂的故事时我也没怕，我搂着爸爸的一只胳膊，我就没怕过。

　　　　大厅里在闹。我听到了女人的尖叫。

　　　　我跑出“办公室”去看。我怕得是安娜姐出什么意外。奇怪的念头，我没有办法把她和爸爸分开来想。

　　　　是保安在赶混进来的妓女。“麒麟城”大门外的路边上，每天晚上都会有几十个妓女在晃，她们有时会混进赌场里暖和一下再吃一份便当。保安驱赶她们时可能弄疼了她们，于是她们大叫起来，叫的全体人员都转身注目，然后在听到她们大骂脏话时轰然大笑起来。

　　　　这些妓女曾在夏天时和我开过荤腥的玩笑。她们在无聊的时候喜欢随便找一个什么人开心。我听她们和我打招呼时好像知道她们没什么正经事，于是没有停住脚步，只是回头看了她们一眼。她们便说“嗨，你怎么可以进去卖可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我当时羞恼的一塌糊涂，挥起手袋抡向她们，被门口的保安给及时劝住了。保安大声训斥妓女们，妓女们也从此知道了我是老板的女儿，再没骚扰我。

　　　　这是个龙蛇混杂的街道。我对爸爸气恼地讲外面的肮脏，爸爸说，莫斯科就是龙蛇混杂的莫斯科。

　　　　在我还没有把“闪失”的气氛孕养到极限的时候，“闪失”就提前到来了。罗老爷的预言的确准。

　　　　“麒麟城”被军警包围，由一个内务部的官员对爸爸宣读了一份文件，责令“麒麟城”在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６日停业清查。

　　　　爸爸怀疑是中国人在里面鼓捣了什么名堂，并在谈话中提到了几个我不熟悉的人。爸爸说起一个姓邱的我倒是听说过，新年前他在唐朝大街的另一个方向开业了一家东方酒店，报上曾有他整版的广告。我听爸爸的口气里并不是怀疑邱家，而是说邱家能知道更多的底细。

　　　　伊万已经在外面跑了三天了。没有结果。而且，爸爸在家里接到伊万的电话，“５号仓库”也被查封。

　　　　对“麒麟城”的一系列清查在我听到的“文件宣读”里有不太精确的说明——“涉嫌大规模商品走私”。

　　　　我不知道爸爸还有个“５号仓库”，我没看见过爸爸像其他中国人那样从中国折腾商品。

　　　　我想说“爸，和我说说吧”，但我看到爸爸少有的烦躁和神经质，我没敢。

　　　　舒拉把房间让给了爸爸一个人，因为房间里的电话已经几个昼夜在忙碌中，爸爸叫她来我的房间休息。舒拉没有拿着法学书进我的房间，她好像来找我做伴儿的，进屋来搂着我坐在床上，静静地看着电视。莫斯科的“ＴＢ５５”电视台在几天前报道过“麒麟城”被查封的新闻，我们家便“锁定”在这个频道上，茫然地等待什么新的言辞出现。

　　　　我又见到了几年前的场面了，我们家来了一伙又一伙的中国人，焦急地和爸爸谈论着。这些人是当初把资金投入“麒麟城”的“股民”，他们大部分人已经不提起生意红火时分到了多少“红利”，而是询问是不是能抽回自己的投资。爸爸答应他们不会少给他们一分钱，只是要求他们等些时候再“釜底抽薪”。

　　　　凌晨的时候，爸爸找来了安娜姐和伊万。他们在用计算器一笔一笔地计算什么，爸爸的房间里摆满了纸张和表格，三个人都抽烟提神，屋里昏暗，让我想起监牢。

　　　　我和舒拉迷迷糊糊地和衣而睡，被几声尖锐的喊叫吵醒。爸爸红着眼睛抽打了安娜姐一个耳光，伊万拦在中间。安娜姐同样红着眼睛，但最终没有哭出来。她的脸上清晰地印着爸爸的手印。舒拉冲出来抱住安娜姐，指责爸爸“怎么可以打女人”，爸爸喘了片刻，呼地坐在椅子上，低着头对安娜姐说：

　　　　“你走吧。”

　　安娜姐收拾了一些纸张，把手袋里的一个记事本拿出来递给了爸爸，两眼茫然地开门走了。我想叫住安娜姐说句话，可爸爸在这时把一个玻璃茶杯握碎了，碎玻璃刺进爸爸的手掌里，一时间鲜血如注。我惊叫着扑向爸爸。

　　　　2004年，我遇到了横祸。我不能不去回忆爸爸当初遇到横祸的反应，爸爸是我的偶像，我需要榜样。

　　　　我对纸床上呼吸平稳的弟弟说，细波，你还能记得爸爸的样子吗？

　　二　　邱二公子 　　

　　　　爸爸病在医院里。高烧，说着胡话。手上缠着绷带，腕子上在输液。

　　　　舒拉把爸爸送到医院后没离开过爸爸的左右。安娜姐哭着送来了鲜花，不敢和爸爸说话。爸爸知道安娜姐来了，却没睁眼睛。

　　　　爸爸是积压了好久的底火一下子被疲劳引发了。伊万说，那些在“麒麟城”投资的中国人给爸爸的压力太大了，远远大于生意被查封本身。

　　　　我伏在爸爸身边，用额头抵在他的肩头。在脑子里转绕的是妈妈留给我的那句话。爸爸没改变个性，我从前不懂什么叫个性，但我知道爸爸没改变。妈妈在来俄罗斯的头一年里陪着爸爸做了一个又一个的投资尝试，爸爸始终没有大的成功。妈妈死前告诉我的话我曾自己思考过，也许妈妈是让我像自己一样支持着爸爸的事业心，也许妈妈是希望我能在爸爸失败的关头把爸爸拉回现实中。妈妈没有力气给我解释。我也没懂得问。

　　　　我急需的是什么？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着急得到什么，着急干一件应该是我干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什么。

　　　　伊万一直在病房的走廊上拦阻前来看望爸爸的中国人，他弄不清楚来的人是不是都诚心看望病人的，怕这些中国人无意中的交谈再次影响爸爸的情绪。伊万几乎都认得来访的中国人，他们经常打交道。但在傍晚时分，伊万领进来一位年轻人。这是唯一的进入病房看我爸爸的中国人。

　　　　舒拉和我都站了起来，接过来人带来的鲜花和水果。我们不认识他。

　　　　“邱雨寒。来看看王老板。”来人向舒拉和我微微一躬。

　　　　“哦。”

　　　　“哦”的人是我，舒拉可能不知道“邱雨寒”这个名字，我的确知道，我下意识地“哦”了一声。

　　　　“小姐认识我吗？”邱雨寒问我。

　　　　“不是，我只是知道您的名字。”我说。

　　　　“您，大家是朋友？”舒拉问。

　　　　“算是吧，我很多年前见过王老板。”邱雨寒说。

　　　　“哦。”这回是舒拉“哦”。

　　　　爸爸睁开眼睛，仔细地端详了床前笑呵呵的邱雨寒，然后示意他坐下。爸爸的声音已经沙哑，嘴唇干裂且全无血色。

　　　　“我父亲叫我来看看您。”

　　　　“谢谢，他还好吗？”

　　　　“还好，不像几年前那么忙了。”

　　　　“你也长大了。”

　　　　“也该长大了，不然我会缠着您去郊外逮鸟的。”

　　　　“呵呵，还记着呢？”

　　　　“您给我的鹦鹉养了两年多，死了我才知道莫斯科郊外是逮不到这种鸟啊。”

　　　　“哈哈哈。”

　　　　爸爸笑出了声。很多天我没听到爸爸这样笑，虽然沙哑，但我爱听。我听出来好像我们家和他们邱家有故事，大概是我不记事的时候发生的故事，因为我对邱家没有印象，而爸爸往日在家里也从来没有提起过邱家。

　　　　邱雨寒拿过一个橘子，坐在那里一点点地拨开，把橘瓣上的丝丝片片弄干净后递到爸爸的嘴边。爸爸张嘴吃了橘子。

　　　　“你没变啊，除了长高了别的都没变。”爸爸说。

　　　　“您可变了不少，至少胖了１０公斤。”邱雨寒说。

　　　　“年龄不饶人啊，肚子不知怎么就长起来了。”爸爸说。

　　　　爸爸给舒拉和我介绍，说这是邱家的二公子，邱家是和他一起来莫斯科打天下的朋友，在８０年代中期来老苏联做了第一批莫斯科生意。现在邱家的生意越做越大，刚开了酒店又开始筹备搞中国超市，已经是莫斯科华人中最具榜样作用的大户了。邱雨寒拦着爸爸不让他再“夸奖”下去，说“您可是前辈啊，您的汗比我们家也没少流啊”。我很怕爸爸因为邱雨寒的这句话又忧郁起来，但爸爸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改变或者停顿，继续着他沙哑的兴奋。

　　　　我推算着，这个邱雨寒在若干年前和爸爸很熟，很可能是他在未成年时爸爸和他玩过。那他的爸爸和我的爸爸是一起来莫斯科闯世界的，就是说邱家和我们家曾经有过密切的来往。我７岁时来到莫斯科，那时已经是1987年，而我没有见过邱家的人，也没听爸爸说过邱家的故事。我是在爸爸妈妈来莫斯科安置好了以后被接来的，那时爸爸妈妈在莫斯科只住了不到一年时间。那么，我们王家是和邱家在来莫斯科后的一年里分道扬镳的，而且，分开的渊源似乎非同寻常。２０世纪的８０年代，那时还是红色的“苏维埃”，莫斯科经商的中国人还寥寥无几，没有强烈的冲突，中国人之间我想不会各立门户。

　　　　天下的故事都有个开头的，可我出现在故事的中间部分。

　　　　邱雨寒在故事开篇时虽也不算大人，但他那时的年龄和我现在的年龄也差不多，他赶上了故事的开端。

　　　　2004年，随安娜姐一同来昆明的就是邱雨寒。安娜姐对我说了很多关于邱雨寒的事情，我却几乎听不到安娜姐在说话，我极力回忆两年前最后一次见到的邱雨寒，那时他好像并没有现在帅气，现在他的样子让我脸红心跳，想入非非。

　　　　我突然对自己说——在心里说，细艳，你也有春心。

　　　　然后我又对自己说，细艳，你应该有爱情了。

　　三　重漆的金字 　

　　　　“麒麟城”被查封的日子我好几次反应不过来，我从学校回家，在铁匠大街习惯性地直奔“切尔诺”地铁站，走到入口才意识到我已经不应该去唐朝大街了，我要回米罗诺娃。我在街口的快餐店买了便当。舒拉在医院护理爸爸，我得自己生活几天。

　　　　家里的电话留言中有邱雨寒的声音，他叫我“小艳”，说“小艳告诉王叔叔５号仓库的事情已经办好了，明天会把‘麒麟城’的营业执照要回来的，收拾一通就可以开业了。”

　　　　我的心突突地跳。我不懂为什么我心跳，我不知道关于“仓库”和“麒麟城”的任何详情，我觉得可以开业了爸爸一定高兴极了，我觉得邱雨寒好像救了我们王家。我没有耐心在家里呆住，没吃那盒刚买的便当，返身去医院。

　　　　爸爸的烧退了，输液也停止了。舒拉正把用牛奶煮好的米粥端给爸爸。我冲进病房大声地告诉爸爸邱雨寒在电话里的消息，爸爸放下碗，揉着额头思索了一阵，拉着我的手说：

　　　　“好事，好事。”

　　　　爸爸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兴奋，虽然他表现出了难得的高兴。舒拉过来搂住爸爸亲吻，爸爸抚摸了舒拉的眼泪。

　　　　我吃的晚饭和爸爸的病号饭一样，舒拉给我也煮了牛奶粥。

　　　　“麒麟城”被启封条时离春节只有６天的时间了。莫斯科的媒体并没有报关于“麒麟城”重新开张的消息，客人来得比从前要少了好多。爸爸穿上厚厚的皮夹克又开始的那里的忙碌。

　　　　我依然在离开学校以后时常去我在“麒麟城”的办公室。对面的门不像从前那样时常关闭，而是敞开着，我若开着门会清楚地看到爸爸工作台边上的沙发，爸爸时常坐在那个沙发上。伊万还是和爸爸不停地说着不停地计算着手中的什么数据，只是再看不见安娜姐轻盈地走来走去，也听不见安娜姐咯咯的笑声。

　　　　我本以为“麒麟城”正常以后安娜姐会再回来和爸爸像原来一样工作。但看来爸爸没有这个打算了。我问过一句，爸爸回答说：

　　　　“她另谋高就了。”

　　　　安娜姐和爸爸的冲突一定不是查账目出了错误这样简单，那次冲突的原因当时只有伊万清楚。伊万没有在爸爸动手打安娜姐的时候说什么话，我想大概安娜姐真的是干了不该在“麒麟城”干的什么事情，也许是她造成了生意被查封。我不管这许多，我想她是真的，她是个令我难忘的女人。我觉得爸爸也一定会想她的，她很投入地爱着爸爸，还陪爸爸睡过觉。

　　　　伊万在印刷厂印制了厚厚的一捆“麒麟城”的宣传品，我发现印刷品上爸爸的名字后面有了个我熟悉的名字：邱雨寒。

　　　　邱雨寒做了一件拯救“麒麟城”的举动。他在赌场被查封又遥遥无开业消息的时候，用自己的资金退返了全部在初期投资到“麒麟城”的中国人的“股份”，使得胆小的股东们不再找爸爸的麻烦了，又用美金打开了暂时的“营业绿灯”。不敢大张旗鼓地在媒体宣传“麒麟城”的重新开业，是因为官方开出的“许可”是“暂时部分营业”——爸爸在家里接电话时断断续续地给谁解释这些原由，我听到的这些。我依旧和舒拉睡在一个房间里，爸爸在另外一个房间里接听电话。舒拉也没睡觉，她也听得见。

　　　　“好的好的。”爸爸说。他同意了来电话的人的一个什么提议。他说：

　　　　“明天就开始。”

　　　　“麒麟城”的全称是“麒麟娱乐城”。原来的门匾是五个红色的楷体字，我在几天后再次看到的时候，楷体字变成了长方形的美术字，而红色被换成了耀眼的金色。

　　　　“看看是不是比原来的漂亮了？”爸爸问我。但他眼睛里并没有告诉我他真的也认为漂亮。

　　　　“太刺眼了。”

　　　　“白天看很醒目啊。”

　　　　“晚上看刺眼，灯光射的太直了。”

　　　　“灯光？”

　　　　“或者是射灯太近了。”

　　　　“是嘛？”

　　　　“原来的红色不反光啊，看上去舒服。”

　　　　“看来还得调整灯？”

　　　　“是啊。”

　　　　“麻烦啊。”

　　　　爸爸像对安娜姐那样对我说话，他在这一刻绝对忽略了我是谁，绝对是跟着先前的惯性在对安娜姐说话。

　　　　“爸。”我叫他。

　　　　“哦？”他看我。这瞬间的眼神里没有父亲的概念，但也只有一瞬，爸爸立即明白了自己的偏差，脸上略过了一丝失落。

　　　　“爸，您也不是很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换？”

　　　　“细艳，邱家在这里占了三分之二的投资了，邱家的风格是步步成金啊。”

　　　　“爸，邱雨寒是成心要吞了‘麒麟城’吗？”

　　　　“不是的细艳，是我同意这样做的。我们要是有足够的资金，邱家是愿意让出股份的。”

　　　　“可我们干了两年了！”

　　　　“仓库的损失要是能找回来，我们就足够赎回‘麒麟城’的了。”

　　　　我想就这样和爸爸站在外面说话。外面飘着雪花，寒冷叫我头脑很不浑浊。我真想问问那个５号仓库是怎么回事，想知道爸爸更多一点的事，想用我这个单纯的脑袋帮帮爸爸。可爸爸冷了，搓着手对我说：

　　　　“回去吧，金字很吉利的，明天把灯的度数换小，就不会这么刺眼了。”

　　　　昆都的生意招牌中，红色的金色的都有，我在几条街上认真地观察过，同时我想着我的公司招牌应该是什么样式的。我已经写好了一个大大的“聆”字，还没定它的颜色。“聆”字有谦逊谦让和诚恳的意思，用红色用金黄色都不合适。

　　　　我应该问邱雨寒吗？我是先问他还是先问安娜姐？

　　　　我安静地坐在弟弟的床边，我问他，细波，你说呢？我们的公司招牌用个什么颜色？

　　四　年夜饭 　　

　　　　1996年2月18日，星期一，大年三十。

　　　　爸爸在我的“办公室”准备了一桌大酒席。舒拉去唐朝大街上几家中国餐馆订了冷热菜和中国酒水。大家几乎整个下午里都在包饺子。酒吧的几个服务生把包好的饺子放在冰箱里冻住，等待夜里二十多人的大聚餐。

　　　　我买来了一纸箱的烟花鞭炮，分发给服务生们，告诉他们在午夜时到大门口燃放。

　　　　在除夕到“麒麟城”来消费的中国人实在是少的可怜了。服务生说中国人真是很传统，过年更应该出来享乐才对。爸爸对服务生说，中国人对过年有自己的理解，年三十守夜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风俗，不是说来到了俄国就得改的跟俄国一样的。俄国人在自己的除夕夜也同样多半在家里聚会，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比俄国人更强，当然不会来赌场过个“败家”的除夕了。大家笑，说还是有几个中国人来的，但好像不赌了，都在二楼酒吧喝着酒。爸爸听说后，洗净了手上的面，要去看看。

　　　　酒吧的音响里播放的是中国的曲子，灯光也全打开了，二楼少有的明亮。几个中国人坐在那里喝着啤酒。爸爸迎上前去问他们“过年好”，几个人连忙站起来和爸爸打着招呼叫着“王老板”。爸爸是叫不出他们的名字的，很多来过这里的人认得爸爸，爸爸不一一记得。但这几个人我倒是似曾相识，他们的脸面好像是原先在赌台上“风度翩翩”的那几个“电影明星”。我站在远处犹豫，几个人的脸面和打扮真的就是那几个“赌侠”，可今天却全然不见了往日的做派，连说话也不像从前那样抑扬顿挫了。

　　　　我陆续地往酒吧的冰箱里放饺子，看到爸爸又要了些啤酒和开心果，坐在几个年轻人中间和他们聊天。伊万走过来时被爸爸叫住在耳边嘀咕了几句，伊万点头下楼。不一会儿几个年轻人和爸爸走下楼，他们没喝完的酒和大衣就放在座位上没动，爸爸让吧台的服务生给看着。

　　　　爸爸是和他们玩去了。我在二楼看见了爸爸坐在了赌台边，这可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在赌。几个年轻人分别坐在了爸爸的左右，服务生送上来筹码，爸爸客气地示意发牌的小姐“发牌”。

　　　　我去叫舒拉过来看，我说看爸爸第一次赌牌啊，舒拉也吃惊，走出来看。楼下没有多少客人，服务生们不敢脱离自己的岗位，但把目光却全部集中在了爸爸坐着的赌台上了。

　　　　很可惜爸爸是开赌场的而女儿却不懂得半点赌技赌术，连他们玩的叫什么都说不出来。我问服务生，服务生告诉我他们玩的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索花”。我和舒拉说“妈眯我们下去看看吧”，舒拉叫我自己去，她还要打电话催餐厅的菜。

　　　　我悄悄站在爸爸的身后看着。爸爸玩的很投入，没发现我。他手里有一张草花Ｊ我能看到，其余的牌都扣在案子上，他拿起来时也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一点一点地看，捧在手里就像能磨出来金条一样。我终于禁不住笑出声来。爸爸猛一回头看到我，瞪了一下眼睛，然后也笑了起来。我走过去拿过爸爸的牌，把纸牌一张一张规整地立在爸爸的手里。

　　　　“这样看不是更清楚？”我说。

　　　　“哎！这样会叫别人看到的啊！”爸爸喊。

　　　　“反正最后都要看的，你摸那张牌也不会变的啊。”我说。

　　　　“会变的啊，说变就变啊。”爸爸夸张起来。

　　　　“您以为您真是赌侠赌圣啊！”我去搂爸爸的脖子，用眼睛看边上那几个青年。

　　　　爸爸说“不可无理”，叫我搬个凳子坐在他身边看热闹。这一轮爸爸输了，有个年轻人赢了。再次发牌，爸爸的头张牌是张黑桃８，而其他三个人的牌面都比爸爸的大，有个年轻人最大，是张红桃Ｋ。我小声问爸爸“是不是输了”，爸爸说“那可不一定”。

　　　　我的确不懂，连看也看不懂。我索性去看他们的表情。爸爸紧锁眉头，煞有其事，几个年轻人面无喜色，无动于衷，有的扣住牌玩着指头，还有一个很从容地放入了三片筹码。

　　　　爸爸的牌一张比一张小，我按照自己的感觉来祈求爸爸来一个大牌，比方Ａ。我被自己弄得自己先紧张起来，然后悄悄和爸爸说：

　　　　“爸，这张牌我来给你拿！”

　　　　爸爸看了我一眼，点头表示同意。我把发过来的一张牌猛地拿到手里，不由的也像所有的赌徒一样压在手上一点一点地看……我禁不住“哇”了一声，这张牌真的是“Ａ”！

　　　　可爸爸还是输了。

　　　　爸爸把筹码推出去，推给赢了的年轻人。

　　　　我在爸爸的耳边一次又一次地想得到证实：“爸，咱输了？咱输了？”

　　　　“输了。”爸爸认真地对我说，虽然小声说，但却讲的十分干脆。“输了。一张大牌是没有用的，要看整个牌形成的大小才行。这里有五张牌，四张是黑桃，可你这张是红桃，再大的牌配在这也是不伦不类了。”

　　　　“芭尼啦？（明白了？）”爸爸逗我。

　　　　“报牛。（明白）”我说。

　　　　我的稚嫩是自己控制不住的，装出来老练和成熟我暂时一定还没有能力。做作的年轻人们虽然做作，但他们至少在赌术上比我要成熟的多。这个无知叫我很不服气，但我却没有想要学学赌术，也没有想有朝一日我要靠赌博来发财。

　　　　爸爸真的是留他们一起过年了。三个人推托了好久，最后还是不好意思地坐在了我们一起。爸爸和他们聊天，几个熟悉他们的服务生也友好地和他们说笑着。我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得知，原来刚才是爸爸请他们下去玩了牌，输了是爸爸的，赢了是他们自己的。几个小子还算够意思，把赢到的５０美元全放在酒吧了，服务生给他们拿上来了成箱的啤酒和大盘的熏肉。

　　　　“中国的春节联欢会开始很久了吧？”爸爸随口说。

　　　　“五点了，都开始两个小时了。”他们说。

　　　　“赶明个咱也买个‘锅’，冲中国的那边儿一支，咱也看看祖国的电视。”爸爸说。

　　　　“是啊，王老板这里要是在大厅边上放两台电视，播播中国的节目，就更上人气啦！”他们说。

　　　　“倒是个不错的想法，莫斯科不少华人旅馆里都安上了，聪明人嘛，年轻有为呀。”

　　　　“您可别这么说，要是有为，我们也不会大过年的出来逛了。”

　　　　“呵呵，过年有什么嘛，过年怎么过无所谓的。”

　　　　“多少也是想家呀。”

　　　　“那倒自然。我第一年在莫斯科过年时，好玄没哭了呢。”

　　　　“您？王老板可不像软弱的人啊。”

　　　　“哈哈，是真的呦。我发疯一样调半导体中波短波，怎么也收不到中国电台，我大过年的把半导体给砸了，啪的一下，砸的粉碎。”

　　　　午夜。人们在门口放礼花焰火。有一种焰火叫人等待的时间十分长，但每一次喷发都绚丽的赢得欢呼。爸爸在发红包。他从怀里拿出好几个特制的红包，给了我一个，给了舒拉一个，给了伊万和他的太太一个。爸爸手里还有一个，他犹豫了片刻，把这最后一个红包送给了一起过年的三个年轻人。

　　　　我的红包上有一个“и”字，舒拉的红包上有一个“ш”字，我看到在最后的那个红包上写着一个“а”字，那是安娜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那红包，是给安娜姐准备的。

　　　　2004年春节后，我和弟弟从丽江回来，又一次在龙阁与娜达莎和几个俄罗斯姑娘喝着咖啡加白兰地，我讲了很多中国人在俄罗斯过春节的故事给她们听。弟弟安静地坐在一旁听我说的外国话，面带笑容。我说，细波，我们有个安娜姐姐，是爸爸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现在特别想她。弟弟说，你让她来昆明吧，这里适合生活呢，何必在外面漂呢？我当时搂过弟弟，突然动情地对他说，细波，姐姐现在有你。

　　　　几个月后，弟弟再也无法回应我的拥抱，也无法给我阳光笑脸。

　　　　我指着床上的弟弟问安娜姐和邱雨寒，他，能不能再醒过来？能不能再站起来？

　　第四章 爱 情

　　一 男人女人

　　　　安娜姐说，细艳，你现在是个女人了，不是小女孩了。

　　　　安娜姐说，细艳，邱雨寒不一定适合你，他更适合为你的公司工作，你应该先考虑他为你工作，爱情需要过程，你不要缩短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十分必要。

　　　　邱雨寒对我说，小艳，你相信自己的感觉吗？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你只有15岁，我看你第一眼就忘不了你，你看到我的时候，尤其是两年前在莫斯科的大学里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就脸红的厉害，你相信你自己的感觉吗？

　　　　邱雨寒对我说，小艳，你的公司能成功，因为我喜欢你，不可能不帮你。

　　　　邱雨寒说，小艳，你太美了。

　　　　安娜姐和我说话，邱雨寒和我说话，都是在弟弟的床边。我们说话的时候弟弟的呼吸平稳，鼻饲机发出轻微的响声，很像录音机在转动。

　　　　这个新房子很大，弟弟的纸床放在地中央，显得很小。

　　　　2004年夏天，我还没有来得及装修这个新房子，屋里的家具很少。弟弟就是我的家具。

　　　　从莫斯科到昆明，这条线路应该不会有很多人经历。我自己来没想到我能经历这条线路——它太没有风格，既不是风景的黄金线，也不是商场的黄金线。但它也太有风格，我是高原上飘落的叶子，飘到北方，又自己找到了高原，飘了回来。

　　　　在昆明的官员面前我被问道：您是外商的女儿？

　　　　我回答道：不，我就是外商。

　　　　2004年，我25岁。这个年龄，不应该是外商的年龄。这个年龄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年龄，它应该属于爱情。

　　　　我和安娜姐坐在弟弟的床边，谈爱情。

　　　　安娜姐，你和我爸爸，是爱情吗？

　　　　是。

　　　　怎么发生的？一见钟情吗？

　　　　不是。认识你爸爸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舒拉。

　　　　其实舒拉妈眯并没有妨碍你们，或者是阻碍你们。

　　　　舒拉是知道的。我和你爸爸刚刚开始，她就知道。

　　　　你说她怎么能无动于衷？我甚至没看到过她对于你们关系的表现啊。

　　　　她没有无动于衷。舒拉一直觉得你爸爸最终是要离开她的，他的根在中国，而她，却不可能去中国。

　　　　安娜姐，我想知道，你爱爸爸什么？

　　　　细艳，爱情发生的时候如果能知道爱的是什么，那就太过理智了，那样的爱情没有激情，那不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爱情。

　　　　可，爱情需要明确一些才好。

　　　　很明确了。在一起的和谐和舒畅，在一起的相互心疼，这些，对女人十分重要。

　　　　你，在波兰，再结婚没有？或者，再有男朋友没有？

　　　　没有。不想了，心交出去了，就没办法收回来了。

　　　　姐，你想过成为我的妈眯？

　　　　恩。想过，很想。

　　　　那就留下吧，我们一起生活，就在昆明生活。

　　　　我飘惯了，飘得没根了，我可能现在需要的真是爱情，谁能取代你爸爸的位置，我说的是他在我心中的位置，那，我就可能生活在他身边，在那里都行。

　　　　你爱爸爸那么深？

　　　　不是深或者浅的问题，是真正动心的感觉。女人动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她可以为使她动心的人献出一切，不求回报。我感觉，这应该是爱情。

　　　　安娜姐……

　　　　细艳，我爱你的爸爸，爱他的一切，他死了并不妨碍我爱他。

　　　　安娜在说起爸爸的时候，眼睛里还是充满泪水。当年爸爸死去的时候，安娜姐从华沙赶到莫斯科，却没能送爸爸上路，她来晚了，她自己不停地说着“我来晚了来晚了”，说的时候就是满眼泪水。

　　　　爱情是什么？

　　　　2004年，我25岁，安娜姐33岁，邱雨寒30岁。我爸爸如果活着，应该是49岁，我妈妈如果活着，应该是48岁。我的弟弟细波安静地活着，他刚刚有23岁。

　　　　爱情是什么，人就活一次，爱情在这“一次”中，要占多少成色才能使这“一次”幸福？世界上的男人女人都必定要经受这样的过程吗？

　　二 邱雨寒的经营之道

　　　　安娜姐告诉我，我可以尽可能把生意上的事情交给邱雨寒，她说，现在的邱雨寒不同于原先的邱雨寒。邱家花了重金把他送到美国读了MBA，这次带他来昆明算是实习——邱家的公司2003年已经关闭，莫斯科对外商的投资政策正在三起三落地不停反复，他们家东山再起需要等待时日。邱家是聪明的。

　　　　邱雨寒告诉我，现在不同了，安娜姐开始说的有关“实习”的方案应该作废，现在他爱上了我，要一心一意把我扶植起来。

　　　　安娜姐，我真得需要他吗？他和我一样在昆明举目无亲，谁也不认识。

　　　　你需要他，细艳。他有足够的办法使公司起步和兴旺。安娜姐说。

　　　　我只负责把公司的招聘广告签字投放，余下的事情几乎不用我考虑了。邱雨寒把所有应聘的人招集在一起，用30个问题考核他们，最终按美工、文案、市场三个部门吸收了9个人。他把我推在前台，在员工面前表现初良好的职业原则。

　　　　小艳，你可以随意拿出哪个客户的条件，我们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公司提供最优秀的方案。

　　　　随意哪个客户？

　　　　随意哪个客户，在公司刚开业的几天里提出这样的短语有些可笑，而且如果笑出来，那也一定是苦笑。

　　　　邱雨寒在当晚来到我的家，我和安娜姐坐在弟弟的床边给弟弟鼻饲的时候，他把一个5页纸的草案放在我的手上。

　　　　这个方案被他称为“聆之零”。

　　　　“聆之零”方案并不是什么天机，但在昆明，确实是破天荒的经营方法了。它是把客户的初期宣传以全部免费的形式提供，回报体现在宣传跟踪的“贴身”调查和计算上，这样，客户方面几乎不可能不同意，而公司方面则要花掉大量的人力和财力，风险大，效益慢。

　　　　“作为全新的公司，我们这样的形象会闪亮在整个昆明和云南！”邱雨寒说。“小艳你可以放心，我愿意在你犹豫的情况下投资公司的初期运作，而且这笔投资绝对不会占有公司的股份，这完全是用我的胆量给你信心！”

　　　　“我们公司只有不到10 个人，你还要招多少？”我问。

　　　　“不招。全部吸收大学的应届毕业生，这个实习的机会没有人愿意放过。”邱雨寒说。

　　　　安娜姐含笑听着这个方案。她暂时住在我家，在这之前她已经向我透露了一些邱雨寒的打算。

　　　　“这在昆明，可能意味着轰动。”安娜姐说。

　　　　“这在昆明，也许意味着巨大的效益。昆明有不同于别的城市的特色，这里的人相对保守，相对生活节奏缓慢，但这里的人相对就更配‘诚信’这个词——这就是地方特色，这就是机遇。”邱雨寒说。

　　　　我突然感觉床上的弟弟哼了一声！

　　　　2004年夏季，昆明的第一场暴雨后天空出现了彩虹，那天我们正式开始运作“聆之零”方案。初期的印刷费用已经严重超标，我的账户上却莫名其妙地多出了40万。安娜姐告诉我，那是邱雨寒的钱，他说到做到。

　　　　当邱雨寒把第一单生意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的时候，我有点眩晕。医生检查了弟弟的病情，告诉我他已经没有治疗的必要了，我脑子里接受不了和一个植物人生活一辈子的念头，我甚至想到了等我70、80岁死掉了，我的弟弟怎么办……

　　　　第一单生意来了。安娜姐说，雨寒，你先去做，细艳这里需要安静。

　　　　那天，我心里乱的很，肚子转了几转，开始下坠。我闭上眼睛，一下子又回到了10年前的莫斯科，那年，我初潮。

　　　　10年，120个月，我严格遵守了月亮给的纪律。

　　　　外面的太阳把潮湿晒得干净。昆都喧嚣。

　　　　我对安娜姐说，楼下的超市里有卫生巾，姐，帮我去买吧，我走不动。

　　三 40万的平方

　　　　我只收回我的40万，我给你的，也许是40万的平方、立方，甚至更多。邱雨寒对我说。

　　　　你给我什么？他问我。

　　　　你需要钱吗？钱对你有意义吗？我问他。

　　　　你知道我需要什么。他说。

　　　　邱雨寒爱上了我，我不敢肯定我爱上了他，我能肯定的，是我真的喜欢他。

　　　　安娜姐已经不再劝我，关于我和邱雨寒的关系，她在看出眉目后对我说，细艳，三思，我把雨寒带来的第一个目的是立业，不是成家。她说完抱住我，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一吻。

　　　　我曾记得安娜姐10年前在莫斯科送给我自行车的那天就吻了我，很深情，那次她吻了我的嘴唇，这在俄罗斯不算什么过分，但作为中国小女孩，安娜姐真的是第一个吻我嘴唇的人，好像那时我意识到，这个美丽的姐姐会和我有割不断的丝丝缕缕。

　　　　我等他做绅士，等他抽回那40万。我对安娜姐说。

　　　　昆明的报纸和电视上，“聆之零”的广告开始了“持久战”，同城的多家广告公司开始有强烈反应，对这样的风险经营众说纷纭。“聆”招收了100名实习大学生，几乎把项目细节跟踪得淋漓尽致。第一单生意进展顺利，市场调查表上凡是回答“因听到看到了广告而购买”的，已经累计到近9000人。这第一单是系列化妆品，近9000人的消费已经使这个从来不被昆明人知晓的品牌一跃进入了西南商厦和盛大百货……

　　　　邱雨寒说，他接到的第二、第三个生意都是来自国外，这个“聆之零”方案更被欧洲的二流三流品牌看中，他们觉得这等于为他们免费工作，而他们应付出的部分，几乎等于几个高级工程师的工资。

　　　　2004年7月20日，“聆之零”方案实施了近两个月，邱雨寒的40万还留在“聆”的账户上，但账户里的钱已经开始稳步增长了。

　　　　你要什么？我给邱雨寒斟酒。

　　　　那个40万成为它的平方的时候，我要你嫁给我。邱雨寒说。

　　　　安娜姐把酒杯里的红酒摇了摇，酒不多，却卷起了旋涡。安娜姐看着旋涡笑。

　　　　我回头看床上的弟弟，安娜姐的笑容甜甜的，我的弟弟也曾有一张甜甜的笑脸。

　　　　雨寒，你是个有办法的人，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的弟弟治好，让他醒过来，让他和我们一起快乐？

　　四 梦境

　　　　我把一个小收音机拿到浴室，用温水冲开浴液的泡沫，自己坐在里面听音乐。这一直是我在家里最惬意的事情，在莫斯科是这样，在昆明也是。

　　　　不像从前了，我已经开始在意了自己的身体了。我喜欢在水里闭着眼睛抚摸自己，从小腿开始抚摸，向上抚摸。我的大腿不是小时候那样纤细了，屁股也有了轮廓，腰身不是那么瘦骨嶙嶙了，腹部已经十分丰润。我把手停在自己的双乳上，感觉它的存在，感觉它的坚实和挺拔。我小心翼翼地把手伸在胯间，那里已经丰盈起来。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不敢睁开眼睛。知道自己发育得很美好，我很骄傲，也很羞涩。

　　　　我喜欢刚走出浴室时看看镜子里自己的样子，湿头发给毛巾包裹着，脸上红红的没有一点修饰，手儿娇嫩的粉色几乎要透明了。

　　　　湿着头发睡了过去，却做了一个真真切切的梦。我好多年没有完整的梦了，更何况是一个充满爱情和缠绵的梦。醒来后我的脸在发烧，当我意识到自己发呆的时候，我看到了镜子里自己微微张开的嘴唇。

　　　　邱雨寒靠着我，好像是在车里靠着我，他越靠越紧，伸手把我揽在了怀里。我低着头，闭着眼睛享受他亲吻我的手指。他从我的拇指开始亲吻，把十个指头的每个指尖都在唇边亲了一遍。

　　　　我还想亲你的脚趾。他说。

　　　　不要。我说。我惊讶自己的声音，我没这样小声地说过话。

　　　　那我就再亲一遍你的手指。他说。

　　　　我呼吸急促，不敢抬眼看他，不敢和他说话，也不敢抽回手。他在我的左手上数了“12345”，又在我的右手上数“12345”。我觉得我应该抱住他，正想犹豫的时候我却已经抱住了他——我失去了自己。

　　　　你别亲了，我幸好只有五个指头，要是有六个……我就疯了……

　　　　你没疯。

　　　　我已经疯了。

　　　　邱雨寒的嘴唇在我的脸上，他在找我的嘴唇。我还是在犹豫中递给了他……

　　　　太热了，窒息了，我把头发散开，罩在我们的脸。

　　　　是车在颠簸？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颠簸”到了他的腿上。他把手放在我的胸口、脸上、腿上……

　　　　嘴里的纠缠让我们不安分，但我想给他，我想把自己给他，我任由他的抚摸和挑逗，任由他把手伸进我的衣服，任由他解开我的裙带……

　　　　他进入我，一阵疼痛。

　　　　我羞于在车上做爱，羞于让司机听到我的呻吟，于是我在疼痛中大叫一声——醒了。

　　　　至今，我仍然是处女。我没有体会——那种疼痛。我想起我的初潮的哭泣和之后每个月的难受，我觉得，也许，那种疼痛就会像这种疼痛。

　　　　快感和心跳。我发现我的湿润和潮红，我站起来走了几步，在面对镜子的时候，胯下的感觉和脸上心上的感觉，一切都被我体会得一塌糊涂。

　　第五章 阴阳之间

　　一 罗老爷

　　　　那年，“麒麟城”和“５号仓库” 被查封是一月份的事，在莫斯科算是个可上电视新闻的事件，但接下来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出现，却在电视上看不见了。四月初，北方楼被军警查封，四月中旬北京的一家公司在莫斯科的分号给强行关了门，媒体上却没有半个字的表述。五一节前夕，集装箱市场和其他的华人市场都对中国人搜捕不断。世道有点不对劲儿了。

　　　　这是罗老爷说的。

　　　　罗老爷卖货的“五一市场”对出摊卖货的中国人每天盘查，军警们不懂装懂地查看中国人的护照，然后就带走关在附近警察局的“铁笼子”里，等待这些“手续不全”的人交“罚款”，交了钱后就会在护照上没头没脑地盖上一个黑章，写上限时离开莫斯科。那阵子罗老爷怕被盖上那个黑章，连续几天不出摊卖货了，在家里闷的慌，出来找爸爸说说话。

　　　　“真是弄不清怎么会这样？俄罗斯是不是对华政策变了？”爸爸问罗老爷。

　　　　“不像啊，咱中国对老毛子现在客气着呢。”罗老爷说。

　　　　“北方楼是全关了？”爸爸又问。

　　　　“关了。”罗老爷摇头叹气。“我去看我那几个老乡，刚到门前就给警察拦住了，说凡是中国人一律不得进入，否则就和北方楼的人一样给关起来。”

　　　　“货真的给拉走了？”

　　　　“拉走了。据说拉了十卡车，有上亿美元的货。”

　　　　“使馆说是出面了，怎么也没个动静！”

　　　　“好像是出面了，但老毛子不在乎咱大使馆啊。”

　　　　“他们他妈的动真个的了！”

　　　　爸爸不常骂人，我每次听到他骂人都不由的害怕。爸爸骂了一句就坐在座位上愣着，看着罗老爷。罗老爷在不住地抽他的烟斗。

　　　　“不可能没有个说法的！莫斯科的报纸一定要有个说法才对劲儿，至少能报道个短消息啊！”爸爸又说。

　　　　“都十来天了，要是有说法早该出来了。”罗老爷说。

　　　　爸爸找来伊万，叫他弄来这几天所有的报纸，再找一遍看看有没有关于中国人在莫斯科的消息。伊万出去找来了一堆，开始查找。爸爸又叫我去看看电视，特别叫我注意那个曾报道过“麒麟城”事件的“ＴＢ５５”。其实爸爸已经每天都在注意这方面的消息了，只不过罗老爷这样一说，又勾起了爸爸的火气。

　　　　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打开电视机。“ＴＢ５５”的新闻节目已经过去，我在所有的频道里找了一边，除了俄罗斯的歌舞升平，没有别的节目。

　　　　我曾问过伊万“仓库”事件，伊万说“全给没收了”就匆匆地走开了。爸爸可能不允许他们和我及舒拉提及生意上的事情，所以我完全等于是个“局外人”游离在他们周围。这是头一次爸爸吩咐我做有关“麒麟城”的事，我认真起来，坐在皮沙发上等待“新闻”出现的“迹象”。

　　　　罗老爷走到我的屋门口回头跟爸爸说“您忙吧，我在孩子这屋坐会儿”，就端着茶杯坐到我身边来。

　　　　那时的罗老爷看上去已经老了，头发花白花白的，脸上手上都有了些斑点，声音也不像从前那么洪亮了。罗老爷几乎是看着我在莫斯科一点点长大的，是从妈妈的老乡那边论，当年叫了“老爷”的。他虽然不常来爸爸这里，但我们却每次到“五月市场”都要去看看他的。看来这回莫斯科的情况叫老人家担心了。

　　　　罗老爷还是低头抽他的烟斗，问了我一句“怎么没上学”就再也不吭声。

　　　　ＮＴＶ电视台开始了一个“访谈”节目。一个莫斯科的经济学家在接受采访，谈的是俄罗斯的通货膨胀问题。他把很多现象都看的很开，说在体制转变的时代会产生很多因转变而滋生的新问题，而这些问题会在体制转变完成后淡化或者消失。主持人问他“那么美国的经济体制算是已经成型很久了，他们为什么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等类似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说，美国的体制也是在转变中，中国的体制也是在转变中，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可能有绝对的“健全”。

　　　　罗老爷的俄语非常精，他明显是听清楚了电视里的论调，因为罗老爷也忍不住低声骂出一声。

　　　　电视里的主持人是在莫斯科很有名望的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但我没看清那位经济学家的名字，不知道他在明天会不会遭到媒体的抨击。

　　　　“罗老爷，您的货都在北方楼存着吗？”我小声问罗老爷，生怕触了老人家的伤心事。

　　　　“没有。我还有不多的货了，都在我的家里放着呢。本来厂家要发货过来的，这个情形，人家不能发了。”罗老爷一声叹息。

　　　　“还是气球吗？”

　　　　“还是气球啊，我原来在中国就是乳胶厂的啊，现在给厂里专卖气球。”

　　　　“您卖了快１０年了吧？”

　　　　“整８年。我在莫斯科批发出去的气球可没数儿了。”

　　　　“不回去了？”

　　　　“老伴昨天还劝我回去呢，她说莫斯科她住够了。”

　　　　我当年那些有“深度”的惆怅也仍然是少女的惆怅，怎么也难达到罗老爷的那种感伤。但我知道来莫斯科的中国人都是为了什么，目前的情况持续下去，莫斯科的华人就等于失去了生存的环境，这对大家来说，不亚于一场灾难。

　　　　2004年春节期间，舒拉妈眯在电话里提到了罗老爷。她说罗老爷已经回到了中国，他住在大连，罗老爷让舒拉妈眯转告我，他想我，让我有时间去看看他。

　　　　2002年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知道罗老爷已经在安排回国的事，我对他说，罗老爷，我先回去，你回去的时候想办法通知我，我一定去看你。罗老爷说，快了快了，等你在中国把生意搞成，我去看你呢。

　　　　2004年盛夏，“聆”公司的一个客户就在大连，邱雨寒说，小艳你正好可以去大连把合同签了。

　　　　我来到大连马上按照罗老爷留给舒拉妈眯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电话的那头说，我是他的儿子，您有什么事？我父亲一周前去世了。

　　　　大连的老虎滩，海风潮湿、强劲，盛夏季节里风仍然很凉。海风中飘着很多用作广告的氢气球，高高的，大大的，比罗老爷当初在莫斯科卖的气球要大上几百倍。

　　　　罗老爷的儿子说，父亲是研究《易经》的，一辈子都在试图找一些关于命运、人生的所谓道理，但他却不能使自己长寿一些，闯出去为儿女拼命赚钱，为儿女的儿女拼命赚钱，等把大把的钞票带回家里的时候，他却没有享受的机会了。

　　　　我掐指一算，罗老爷今年才67岁。

　　　　十年前罗老爷给爸爸算了一卦，爸爸没能躲过那场变故，伤了元气，再没能翻身。十年前罗老爷也当着爸爸和舒拉妈眯的面给我看了相，他说，小细艳，你应该回去，你长成大姑娘的时候应该回中国嫁人，你不是“走汪洋”的人。

　　二 未婚的邱雨寒

　　　　邱雨寒早过了婚龄，他至今未婚。

　　　　10年前我第二次见到邱雨寒的日子，是五月一日。

　　　　那天莫斯科的街上行人手捧鲜花的很多，学生们穿戴整齐的也很多，可惜我们学校没组织什么游园活动，我只是和几个女生随便地去红场看了看热闹，就信步逛了阿尔巴特大街。五一节是俄罗斯的大节日，到处都可以看到胸前挂满勋章的老人们，街头搭起的台子上有歌星在唱歌跳舞，人们手里几乎都攥着个彩旗气球什么的。我眼前被一面绿色的小旗子挡了一下，我拨开旗子，后面的人是邱雨寒。

　　　　他请我们几个女生吃冰激凌，给和他在一起的一位俄罗斯女孩子买了筒可口可乐。我注意看了看那女孩子，白净的无血色，头发却染成了黑色，对比度产生的突然而且强烈。

　　　　我的同学好奇地结识邱雨寒，把他当作了我的“乡党”。

　　　　“红场的仪式看到了？”他问我。

　　　　“没看到，我们来的晚。”我说。

　　　　“不如看歌星唱歌了。”他说。

　　　　“歌星也是三流的歌星嘛。”我说。

　　　　“一流的都在电视台呢，能看到三流的就满好啦。”他说。

　　　　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说话，用俄语和汉语都找不到和他的话题。我吃了他买的冰激凌，感觉刚刚开始了五月就好像夏季一样炎热。

　　　　邱雨寒的模样很中国，身上是看不出他怎么有钱的，讲话也随和的显不出睿智或聪明来。他的笑脸很叫人想和他聊天，我的女同学们都能和他起劲儿地聊起来。我琢磨自己，不能在他面前随便的原因应该是我知道了他和“麒麟城”的瓜葛。这个“瓜葛”牵扯的人和事都好像很多，包括我一直说不准他使得“麒麟城”重新开业这个作为，到底是帮了我家的忙，还是有意识在逐渐“吞并”我们王家。对于这件事，爸爸在当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烈的感激，我在潜意识中便结了个不松不紧的疙瘩。

　　　　邱雨寒比我大，但那时他脸上好像还有和我一样的稚气。

　　　　我多看了他一眼，几个女生围着他表现的都蛮有热情，他也许是个情种，天生招女生喜欢。他的“冰美人”并没有在意我的同学们大胆的殷勤，把目光集中在街当中舞台上高歌的歌星身上。

　　　　我感觉脑子里很分散。节日是喧闹的，身边是嘈杂的，我却终止不了脑子里的凌乱。我用汉语对邱雨寒说“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坐坐吧”，邱雨寒指着附近一家咖啡店说“就那了”。

　　　　当然是满员的，节日里俄国人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咖啡厅。“冰美人”在服务小姐的耳边询问了几句，然后向大家示意上二楼。

　　　　二楼是高贵的雅座。一个房间完全空着，被我们热闹地塞满了。我的同学悄声问我“这里要交好多钱吗？”我无言以答，想想是邱雨寒的女朋友要来这里的，大概邱雨寒不会付不起这里的开销，就冲同学耸耸肩。

　　　　“我们在这里吃午饭吧。”邱雨寒说。

　　　　“我们吃过了。”我和我的同学们异口同声。

　　　　“那，”邱雨寒想了想，“我们开两瓶香槟吧！”

　　　　他问明了服务小姐这里的酒水和小吃，在菜单上点了几下，没有多久就送上来了一桌东西。邱雨寒拿过香槟酒，拧动着瓶盖儿，大家掩耳，随即欢呼。

　　　　“来，小艳，节日快乐！”邱雨寒先敬了我。

　　　　他把自己的女朋友“晾”在一边，先敬了我。他是用汉语敬了我。

　　　　我一时间不好意思起来，连忙站起，端着香槟和他撞了，又和他的“冰美人”撞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渴了还是被酒味儿迷了，竟然一口喝干了杯里的香槟。

　　　　余下的时间里大家说着各种各样的佚闻趣事，吃着各种各样的干鲜果品。我的同学们开始崇拜我，并通过我崇拜邱雨寒。她们发现菜单上的价格表，知道吃一粒“泰国腰果”的价格相当于吃一个鸡蛋，吃一条“荷兰虾条”等于吃掉一个黑面包，她们还很少吃过这样的零食，而且是就着好喝的酒水吃下去的。我从她们的兴奋中开始觉察我们这样可能是接近奢侈了。

　　　　从普通的俄罗斯人或者莫斯科人中间，我听到的声音是“日子已经开始艰苦了”。我没有老苏联时期的参照，但我知道很多同校同班的女生生活很节俭。我知道今天的这顿热闹的饭菜会让我的同学们更加深了我是“有钱家的女儿”这个概念，也许会演绎出来莫斯科的中国人都是富翁的效果出来。但对于这些莫斯科城里和我一样稚嫩的人群来说，中国人在莫斯科做的如何辛苦艰难，的确不是什么有趣味的话题。我看到我的同学们眼睛里有羡慕的神色，但我自己虚荣不起来，我观察邱雨寒，他的脸上也完全没有虚荣。

　　　　俄罗斯民族对“羡慕”的表现比中国人明朗，这我知道。我喜欢这样的明朗，我的确不喜欢东方的“含蓄”，尤其是当“含蓄”到了“暧昧”的程度。

　　　　“很多钱吗？”我在吃喝间问了邱雨寒一句。

　　　　“还好，包间自然要贵一点儿。”他说。

　　　　“对您的女朋友可以，对我们这些学生您真不应该花这样的钱呢。”我像是很随便地说出来。

　　　　“也没什么嘛，这个女孩儿也不是我的女朋友，他只是我一个俄国搭档的女儿。”他说。

　　　　我可能是不胜酒力，感觉到热的很厉害，脸上一定红了。我注意看了看其他人，除了“冰美人”没有喝酒以外，大家的脸都奔放着红润。两瓶酒所剩无几了。

　　　　“真是疯了。”我说。

　　　　邱雨寒看了我一眼。眼睛里带着笑意。

　　　　我想多少也应该找些话来和他说，不然很不舒服了。

　　　　“你们家的生意好吗？”

　　　　“还好。”

　　　　“关了那么多中国人的生意，你们没受到什么影响吧？”

　　　　“多少影响了，酒店的中国人走了一半了。”

　　　　“老毛子整咱中国人干啥？都干的好好的。”

　　　　“是啊，人家说整就整一下，怎么说咱在这也是二等公民啊。”

　　　　“都走了他们就傻了，莫斯科人买衣服都得凭票供应！”

　　　　“问题是没有都走的可能性啊。”

　　　　“说是大使馆出面都不起作用呢。”

　　　　“要是人家就是反华排华，大使馆是没办法的，最多弄个严正声明出来。”

　　　　“真是晦气呢。”

　　　　“北方楼看来是保不住了。”

　　　　“人不是放出来了吗？”

　　　　“人是都放了，上亿美元的货没了！”

　　　　“又要有人跳楼了。”

　　　　“没有的。那句话怎么说的？哦，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我和邱雨寒一直用汉语说着话。“冰美人”看着窗外吃着瓜子，我的同学们讲着班里的绯闻。我说着说着上来了一阵无聊，心里着实的无聊。我没表现在脸上，只是没有了说话的兴致了，我胸口热，就把眼睛也移向窗外。

　　　　2004年的昆明巫家坝机场，邱雨寒比安娜姐先走下飞机仓门，我只看到了他的帅气，忘记了我曾经认识他。安娜姐走上来拉住我说，这是邱雨寒啊，你不认识他了吗？

　　　　我突然脸红起来，忙着说了好几句“不好意思”，把手递给他让他握了握。

　　　　我问安娜姐，他现在是你的男朋友吗？安娜姐说，别胡扯，我哪能高攀得上邱家公子？

　　　　邱雨寒到达昆明的第三天，我忘乎所以，迫不及待，问道，你没成家？那个冷冰冰的俄罗斯女孩没和你结婚？

　　　　邱雨寒对我苦笑。你觉得我们中国人能和老外生活在一起吗？你觉得俄罗斯的女孩子能胜任中国人的老婆？

　　　　你老大不小了嘛。我说。

　　　　有些事情需要等。十年前我们见过两次面，在你要回中国是我们是见的第三面。该来的，迟早要来，等等而已，急个什么？他说。

　　三　大选

　　　　1994年我怕来月经，我在每次来月经的时候都很难受。舒拉说痛经会在结婚后慢慢地好起来，我离结婚的年龄好像实在太远了，我还要忍受好多年这样月月的痛苦。

　　　　想的事多起来了。想知道爱情是个什么感觉，结婚是怎么个幸福。俄罗斯少女１６岁就可以嫁了，１７岁可以生个宝宝了。我脸红地想，我可以嫁了。如今中国人好像没有在这个年龄嫁的，我是中国人，可以嫁了也不能这样早地嫁的。

　　　　我曾找来了一些中国的爱情小说读，像舒拉一样用功地钻在文字里，但我的汉语水平却让我头疼。爸爸在家里保持着和我说汉语的习惯，我说出来的东西虽然正规，认识的汉字和对汉字的理解能力却连自己都想恼火一番。我决定在６月份开始的暑假里去找罗老爷，我认识的中国人当中只有罗老爷可以胜任合格的语文老师。不知道哪里跑出来的念头，我认为同样是一个内容的情书要是用汉语写出来就要比俄语写出来浪漫很多。我坚信我的根基仍然在东方，而不像安娜姐所说的我是“特种”，我仍然是地道的中国人。

　　　　我终于开始了向罗老爷学习汉语。六月份，莫斯科气压很低，闷热，罗老爷坐在太阳伞下看着摊位上花花绿绿的气球，给我从古诗词讲起来：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麒麟城”安装了卫星电视。看到中国电视节目的时候，我实在是兴奋了好一会儿。我呆呆地看着，上来了一阵想中国。那些中国房子的模样，看上都有点潮湿，有点昏暗，但温暖、安详。

　　　　米罗诺瓦小区有些树木，树上除了时常落些不知名的鸟，炎热里也会有蝉鸣。小区不像唐朝大街那样喧哗，很静。阳光直泻时，鸟叫蝉鸣都听得见。

　　　　蝉并不是进入秋季才开始有，蝉鸣最好听的时候往往在夏天。

　　　　大选那年的夏天的确是一个沉闷的夏天。刚开始了暑假我便感到疲惫，不情愿迎接这个悠长的假期。我对爸爸说，我在假期还是跟着罗老爷学习“之乎者也”。

　　　　我早晨起床后就站在窗口听外面的安静。舒拉走过来搂住我，对我说：

　　“我的宝贝，你心里很空吗？”

　　　　中国人都是商人，在俄罗斯，在莫斯科。但这些“外商”们在总统大选如火如荼的时候开始关心起“政治”这个东西了。大“商”还深沉些，小“商”们却不爱做作，不能无动于衷。可能是上半年莫斯科折腾中国人折腾得过于凶狠了，叶利钦和久加诺夫在电视上舞步跳得越激烈，市场上做生意的中国摊贩们越发没有了底气。我在罗老爷摊位上坐着，前来和罗老爷打招呼的中国人每天几十号人，罗老爷得和熟人们说上几十遍“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我以为是大家闲的无聊才喜好议论议论俄罗斯的国情国事，可我没用多久就听明白了众人的意思，原来大家的关心是真切的。

　　　　久加诺夫是俄罗斯唯一仍然抗着社会主义大旗的党代表，他挑战现任总统叶利钦，就意味着红色的苏维埃意欲再起东山，而这个红色会把几年前刚转变到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再变回去，那样，商品经济的萌芽会很快地被扼杀掉，中国几十万的倒爷会被痛快地撵回老家——这是个顺理成章的百姓观点。

　　　　我知道“麒麟城”的伊万是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可笑的矛盾中工作着，爸爸说他是在喊着列宁万岁的同时撅着列宁的祖坟。伊万手里时常摆弄一个赌博用的筹码，爸爸对他说过这个筹码在一名布尔什维克的手里，对世界的红白政治体制简直是嘲讽一样。伊万的谈吐全是工作，政治和信仰他可能是放在心里的，爸爸和他议论中国、俄国什么的，他笑一笑就算了事。

　　　　莫斯科在大选的日子里气氛是比较紧张的，从老百姓身上从电视屏幕上从街上巡警的数量上都能看得出来。

　　罗老爷给我讲解王安石的《残菊》：

　　　　“黄昏风雨打园林，

　　　　残菊飘零满地金；

　　　　折得一枝还好在，

　　可怜公子惜花心。”

　　　　罗老爷念了一遍后，自己坐在那里呆呆地想了一会，对我说：

　　　　“这个诗我怎么觉得写的像我们这莫斯科呢？”

　　　　“怎么会像莫斯科？”我问。

　　　　“我也不知道怎么像，反正像。”

　　　　“这个王安石不会是当年要竞选总统吧？”我呵呵地笑。

　　　　“可这个人当年弄过变法呀。”罗老爷说。

　　　　“罗老爷您也怕俄罗斯回到共产主义吗？”我问。

　　　　“什么主义倒是次要的，我怕咱中国人吃亏啊。”罗老爷说。

　　　　“反正怎么都是吃亏了，咱又不是老毛子，整咱们都快成家常便饭了。”我说。

　　　　“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可都是肥肉啊。一个北方楼就搂走上亿美元，莫斯科这样的中国楼还多着呢。”罗老爷说。

　　　　“还有集装箱市场呢，还有您这里，五一市场呢。”我说。

　　　　“人家美国的华人都有个什么组织啥的，组织好了还能参与当地的政治啥的，咱这里除了黑帮就好像没有别的了。”罗老爷自言自语。

　　　　“您组织吧，弄个什么同乡会就行。”我说。

　　　　五一市场上也有“拉选票”的了。没多久就能走过来一伙笑容可掬的人给过路的发放传单。我上前要了几份读，上面是些类似“施政纲领”的东西。叶利钦派的上面印刷着俄罗斯的三色国旗，久加诺夫派的上面印着老苏维埃的“镰刀斧头”。传单上都有头像，伟岸、庄严，我侧身能看到隔壁摊位上的电视，上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大选的广告，而广告上重复播放的是两个候选人为了亲和公众在台上和女人跳舞的镜头。那舞跳的很不平和，是可以随意发挥的“迪斯科”而不是优雅的“华尔兹”。

　　　　开始几天我刚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确实笑了。后来就可以每天看到这个俄罗斯电视人的经典创作了，我开始燥热，一看就从心里上来一阵浮躁。我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以为我一产生“燥”的感觉就是快来月经了，后来发现不是，是我无聊。

　　　　总统大选将在当年的８月份出结果。

　　　　我不知道，这个时间中国人当中真的也在“大选”，罗老爷也不知道。中国人的“大选”也是在８月份出来结果。叶利钦当选后在８月１５日任命了一大堆新干部，就在那一天，爸爸也接受了一个新的“官衔”——莫斯科华人同盟会“理事长”。

　　　　我这才知道，莫斯科的中国人有了个自己的组织，就像罗老爷希望的那样。我也知道了这个组织的“总统”是邱雨寒的爸爸。　

　　　　2002年我到了昆明，在2004年才开始有心投入自己的事业。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在不停地看世界：用我从前看到的来对比现在看到的，用中国以外的生活看真正中国的生活，用知晓的爱情看无法预料的爱情，用官员给我的很多投资资讯来看商人的所谓原则。

　　　　这段迷茫的时间里，我十分想念故去的爸爸，十分爱我找到的弟弟，他如今昏睡不醒，我依然爱他，爱得心疼。

　　　　还有，我厌倦生意场，而且，我厌倦和生意场有关联的东西——虽然我还没进入生意场。

　　　　2004年1月，全球的电视台都在关注火星。我在荧屏上看到了很多天文方面的图像，地球，火星，月球，它们在太阳面前，几乎都是一种表象：一半黑暗，一半光明。我把这个表象对应每个事物每个人。

　　　　一半阴，一半阳。

　　四 爸爸最后的话

　　　　1998年元旦的前一天，爸爸被袭击。

　　　　他的车窗玻璃上有7个大小不同的弹孔，轮胎被打爆了三个。

　　　　他的棉风衣上被打上了三个弹孔。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正好爸爸刚刚醒来。他身上看不见一点血迹，被厚厚的纱布缠裹着。医生说，子弹已经全部取出来了，但并没有脱离危险，还需要再做一次手术——他的肝脏严重受伤。

　　　　舒拉妈眯说，细艳，亲爱的，来和爸爸说说话，多说说。

　　　　爸爸躺再床上对我笑。他的脸一点也没受伤，看上去很光滑，好像比原先光滑。

　　　　爸爸说，细艳，说好了2008年和你一起回去看北京奥运会，看来是不成了。你回去替爸爸多看两场比赛。

　　　　爸爸说，原本打算在莫斯科建一个叫“龙墙”的建筑，纪念中国人在俄罗斯的业绩，今天刚刚从设计师那里拿来了方案，却中了枪。

　　　　爸爸皮包里的“龙墙”设计图完好无损，画得很精致很具体，墙檐上是一条龙，龙头和龙尾在墙的两端夸张地跃起来，墙面上是用甲骨文和草书拼接起来的花纹，远远看上去，里面隐藏着一个圆圆的图案——阴阳鱼。

　　　　爸爸说，细艳，其实爸爸设计了一个十分美好的结局。我们的生意就做到2008年，这个“龙墙”也在2008年竣工，那时是莫斯科华人在俄罗斯奋斗20年的纪念日，我那时就退休，和你回去，和你回昆明。

　　　　爸爸说，细艳，你不知道，爸爸现在告诉你，你在昆明还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弟弟。

　　　　爸爸的嘴角流出来一股鲜血，舒拉妈眯急忙用纸巾给他擦干净。

　　　　爸爸说，孩子，爸爸没有什么仇人，不是私人间的仇杀，只是华人同盟会刚成立不久，一些人看着我们的势力大起来，不想有一天输给我们。你不用去寻什么仇家，没有什么仇家。你需要做的，就是回昆明，不要再回来了。

　　　　爸爸说，舒拉妈眯我这里安排好了，她不会和你去中国，你去找你的弟弟，他还姓王，和你一样是细字辈的名字，王细波，弟弟小你两岁。

　　　　爸爸说，你要找到你安娜姐，她去了波兰，妈眯已经打电话给她，也许她能赶回来看看我。

　　　　爸爸不能再说话的时候，舒拉妈眯已经从“麒麟城”取回了一个小皮箱。那里面有三个纸袋被封得严严实实。一个上面写了我的名字，一个上面写了舒拉妈眯的名字，一个上面没有名字。爸爸示意把舒拉妈眯的拿出来给她，然后示意余下的两个给我。我想问问那个没写名字的纸袋应该给谁，爸爸却昏死过去了。

　　　　北方的初春很凄凉。4月，俄罗斯也有“清明节”，扫墓的人们拔掉上一个春秋留下来的枯黄，新绿还刚刚冒出土，往往叫满心怀念的人们无法留意它们在冢墓间的孕育。这些北方的新绿自由生长在死魂灵的家园里，是一种幸运。

　　　　我在父亲的墓前无声地呆坐着。我的身后不远处是安娜姐和舒拉妈眯。

　　　　安娜姐没靠近父亲的坟墓，也许是因为父亲和她没有机会解释上次的隔阂。舒拉妈眯也没靠近父亲的坟墓，也许是因为她与父亲更多的是婚姻而不是爱情。只有我紧紧抱住父亲的墓碑，我的深切是因为我失去了母亲后一直和父亲相依为命多年。

　　　　有人在远处点燃鞭炮，那是“麒麟城”的中国人和罗老爷与爸爸的朋友们。在空旷的郊外再响的鞭炮也能被风化，听上去就像是踩在碎玻璃上的声响，毫无震撼。我下意识地转头看向扬起硝烟的地方，并无新奇。

　　　　我再次转回头伏在墓碑上。我把亲吻印在青白的大理石上，双臂拥抱着那块冰冷。

　　　　我听到舒拉妈眯在那里说，父亲是女儿上辈子的情人。

　　　　我觉得，一个新的故事要从爸爸的死开始，在清明节的那天我体会到了一份生和死之间的交流，在一个嫩嫩的女孩子和一个作古的灵魂之间，把亲情和血缘无声地演绎成定格。这个定格给我太久的烙印。在那时我身体和心灵都有了一次颤动。那天晚上我回家后，我把自己泡在黑暗中，想，我是无根的生物。

　　　　我把亲人一个个失去了。

　　　　那个没有名字的纸袋被我带回了昆明，我对安娜姐说，姐，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纸袋应该是给你的，你打开吧。安娜姐说，细艳，我的直觉这个纸袋应该是你弟弟的，你应该替他打开。

　　　　我们谁也没打开那个纸袋。

　　　　我和舒拉妈眯的纸袋都是薄薄的，我想舒拉妈眯也一定和我一样收到了银行支票或者信用卡，而那个没有名字的纸袋却厚厚的，像是有一本书或者一本日记。

　　第六章 保 姆

　　一 昆都

　　　　在我接触的昆明人中，几乎没人能把莫斯科和昆明联系在一起，只有娜达莎是个例外。

　　　　娜达莎逛昆都，买了很多云南的特产，茶叶、蜡染、玉石，她说她要回俄罗斯一次，带几个新人来昆明，换下一个老队员。

　　　　这次要带来的几个姑娘中，有不会跳舞的，她们要来上学、打工。娜达莎说。

　　　　要是她们汉语过关，我的公司预定两个，用老外来包装“聆”，更有特色。我说。

　　　　“聆”需要这样的包装。邱雨寒说。

　　　　娜达莎回去不到一个月，用她的灵牙利齿、诸多的云南照片和特产，说服了一个又一个向往东方的俄罗斯女孩，她们早已经知道中国的发展比俄罗斯快很多，在中国做尝试做实习，对于她们是一次神秘旅行。

　　　　我对娜达莎说，你的业务开展已经很有国际化趋势了。娜达莎说，什么事情都是生意，大家都为生活赚钱，各求所需而已。

　　　　刚来昆明的四个姑娘并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学校，她们至少要能听得懂汉语才能读书听课，而这个学习汉语的过程，她们只能靠自己。

　　　　我的弟弟需要有人照顾。公司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忙，我无法分身。弟弟每天三次以上的鼻饲和擦洗需要找个称职的保姆来完成。娜达莎把一个新来的俄罗斯女孩介绍给我，女孩子只有18岁，她怯生生地听我和她说慢慢的汉语，诚恳谦虚地听我用俄语给她解释每句汉语，半小时下来，她已经满头大汗。我问她，能做好吗？我的弟弟是我唯一的亲人，这个，需要你必须做好。

　　　　姑娘使劲点头，她说，能。

　　　　我和娜达莎带着姑娘逛昆都。娜达莎已经熟知昆都的每个角落了，而新来的外国保姆却惊恐惊叹。她弄不清楚货币的比率，手里不多的美圆被换成了人民币后便不知所措，买日常用品花掉了不到20块钱，她说需要回去好好算算才能在脑子里有所感觉——她无法在两个小时里感受中国的价格。

　　　　我想起了我刚刚到莫斯科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这种样子怕是每一个初到外国的人的模样，谨小慎微。

　　　　我身边是两个外国女子，我们在昆都游走，引来了无数好奇的目光。我告诉她们流行在昆都的“分类”：昆都有两种女人，一种是说普通话的女人，一种是说本地话的女人。我说，第三种也许可能是说外语的女人，但昆都确实只有屈指可数的外国女人，暂时形不成“门派”。

　　　　娜达莎说，在昆明住久了，感觉昆都比昆明城的其他地方节奏快一些，压迫感也就重一些。她问我，在昆都开公司，有压力吗？

　　　　我不好回答。我的压力并不是工作，我的压力来自我卧床的弟弟和我自己的摸不着头脑的爱情。我不知道这个新来的俄罗斯姑娘能不能对弟弟体贴地照顾，也不知道邱雨寒对我的勇猛追求能不能让我放心去爱他。

　　　　十年前，我在莫斯科悠闲地坐地铁，多层多方位的地铁站我转得悠然自得，背得下所有的地铁站名和转车路线。那个庞大的城市和庞大的地铁没使我出现压力，而在昆明，只是一个小小的昆都，就能使我涌上来莫名的忧郁。昆都的方圆只有两公里左右，商家林立，街景繁华，是昆明的心脏。在我来昆明后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了解最多的就是昆都，甚至连报上的小说连载我也读——2003年，昆明的报纸上推出了小有轰动的小说《昆都的女人们》，我觉得，我是女人，我已经把公司地点选在了昆都，我要成为昆都的女人，我要找自己归根的感觉。

　　　　根，或者浮萍。我看到的人们都沾着这两个词。

　　　　我对娜达莎她们说，我在杰克西餐等你们，你们自己去逛吧，记得回来找我，我去喝咖啡。

　　　　把世界交给她们，就像爸爸把世界交给我。

　　二 私人招聘

　　　　俄罗斯来的女孩子并不胜任照顾我弟弟的工作，就算我给她双份的工资，她也没有伺候人的概念。她把电视开大音量学汉语，把弟弟的纸床一次再次弄湿，她闻不了床上浸满的中药味道，把鼻饲机的温度调错了好几次。

　　　　我对女孩子说，你，可以时常来我这里玩，做客，但，你不能当我弟弟的保姆。

　　　　邱雨寒把一个中年妇女找来，他说大婶伺候了很多年病人，对卧床不起的人很周到体贴，应该是能胜任的。可大婶看到躺在床上的弟弟时却说什么也不干这份工作，她说看到病人一动不动她就害怕，她的老伴就是这样一动不动死在床上的，连屋子里的中药味道都一样。

　　　　“聆”公司的招聘广告再次出现在报纸上。这次是“特殊工种”，待遇已经提高到了1500元月薪——按“聆”公司的员工待遇招聘。

　　　　前后有9个手持报纸的男女找到“聆”公司，邱雨寒一一过目并给来人讲解了服侍植物人的若干要素，结果只自动留下了一位。

　　　　新月，女，23岁，老家在四川农村，到昆明已经一年，无工作。

　　　　我对新月说，姑娘，这是我的私人招聘，工资和其他待遇一样不比在公司上班的员工差，只是需要你时刻呆在我的家里，你要吃住在那里，就像我们家里人一样。弟弟是个十分聪明的阳光男孩，我爱他，我要照顾他才对，照顾他，直到他醒过来。

　　　　大姐，他能醒过来吗？新月问。

　　　　能，他的大学还没有读完，他还没有谈过恋爱，他还没叫够我姐姐……我们相聚的时间一共才一年多，从前我甚至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个弟弟……我说。

　　　　我试试，大姐，我也有个弟弟，他正在读中学，我也爱他，我知道你。新月说。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神情，一闪而过。

　　　　邱雨寒说，新月的眼睛有些红肿，面色疲劳，他问过她在这之前是干什么的，新月始终没说出来。

　　　　“你要当心。”邱雨寒对我说。

　　　　“你要尽心。”我听见邱雨寒对新月说。

　　　　我看见了新月在我弟弟床前表现出来的恐惧和无挫，她不敢去碰弟弟，她问邱雨寒，弟弟的手和脸是不是冰冷的。我把新月拉到床前慢慢坐下，手拉着弟弟的手递在新月手里，告诉她植物人并不是死人，他只是休眠了，脑中的什么神经被损伤了，他只是自己不能动，生活无法自理，但他活着，和我们一样活着。

　　　　我们说什么他也听得见吗？新月问。

　　　　听得见！我说。我能感觉到他听得见！

　　　　弟弟的病我没间断过联系医生，通过各种渠道在北京和上海都打听了，甚至安娜姐帮我询问了莫斯科和波兰的医院。但结果几乎差不多——医生们都无能为力，他们找不到能直接促使植物人醒来的方法。手术疏通神经和电子疏通神经，醒来的希望也只有1%，而死亡的概率却超过30%。安娜姐安慰我，弟弟睡在家里本身就是一种安慰，一种温暖，没有办法让他醒过来，又何必冒险呢。

　　　　我说，安娜姐，他这样活着……和死有什么区别呢？

　　　　我在夜里端坐在床上祈祷，我说圣母玛利亚，我在充满对您信仰的国度生活了多年，我也是您的孩子，您给我的弟弟一些力量，让他醒来吧。

　　　　我的祈祷被外屋的新月听到了，她轻轻打开门，走到我身边。

　　　　大姐，您睡吧。

　　　　新月的眼睛里和我一样忧郁，我看了她好几秒钟，竟被她的这种忧郁打动了。我突然感觉我并没有比新月忧郁得深，我几乎是刚刚开始忧郁，从前我的眼睛里的表现就和娜达莎、和娜达莎领来的那个姑娘一样，那不是中国的眼神和感知——过去，我真得是个浮萍。

　　　　突然间我发现了我对亲情的渴望更胜于对爱情的渴望，因为为了爱情，我没祈祷过。圣母知道我吗？

　　三 弟弟的行李

　　　　大学派人送来了弟弟的行李，他被撞后一直没有回学校，学校总务处在重新整理学生情况时把他算做“特例”，暂时保留了学籍。肇事人赔偿和学校的保险金加在一起并没有够弟弟的手术、住院费用，我为弟弟特地开了账户，存进了30万元。

　　　　弟弟现在已经不很需要钱了，他的营养费比起住院的费用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记了。

　　　　大姐，你很有钱。新月说。

　　　　大姐的钱赚的不容易，搭进了我爸爸的命啊。我说。

　　　　大姐，你在国外是不是也曾经像我们打工的一样艰苦？新月问。

　　　　在国外的中国人都不容易。我说。

　　　　比昆明还要难吗？她问。

　　　　比昆明艰难得多。我说。

　　　　新月在收拾弟弟的行李，她把眼睛停留在弟弟的照片上。那是一张我没见过的照片，他站在银杏树下，把一个什么奖杯高高举过头顶。新月翻过照片，照片的背面写满了留言：

　　　　细波祝贺你，你是最优秀的！——高伦

　　　　祝贺细波，你是我们班的骄傲！——孙焕盛

　　　　希望你能成功！——皮皮

　　　　我看见了照片的最下角写了一行粉色的秀气的小字：细波，我爱你！并没有留下署名。

　　　　细波有女朋友吗？新月问我。

　　　　好像没有，至少他没和我提起过。我说。

　　　　弟弟的行李简单，干净。没有多余的书籍和玩具，没有我想象中的吉他或者口琴，也没有MP3或者手机。他的课本上没有卷曲没有污垢，笔记本上字迹工整，他使用的洗发精竟然是古老的“蜂花牌”，换洗的牛仔裤只有两条，T恤也只有两件，都已经旧得褪了色。

　　　　新月一件一件摆弄，把弟弟的东西折叠好放进衣柜。我坐在一边看着发呆。

　　　　几年前，刚刚去世的爸爸也留下了一些衣物，我把爸爸留在“麒麟城”的东西打包拿回家，在舒拉妈眯的面前一件一件收拾。舒拉妈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我收拾，眼中毫无内容，空空荡荡。她对我说，细艳，妈眯又失去了一次幸福，妈眯曾经在你爸爸之前有过婚姻和幸福，可那幸福只持续了不到半年，找到你爸爸的时候我以为能够持续长久，却没想到我又送了一次亲人。

　　　　我当时没有深想舒拉妈眯的话，我觉得舒拉妈眯对爸爸的死感觉并不冲动。在舒拉妈眯和爸爸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多数的时间爸爸在忙生意忙“麒麟城”，爸爸在家里陪伴舒拉妈眯的日子屈指可数。而舒拉妈眯更多是时间是在房间里读她的俄罗斯法律和历史。爸爸说，舒拉妈眯是天下最好的妻子，她走入一个境界，一个做女人的境界。我不敢评价爸爸的话，在最好的妻子身边他并不惬意，他还有了安娜姐。我把他理解为“走入了一个男人的境界。”

　　　　我以为进入“境界”的女人会把生死和感情置之度外，但我看到了在爸爸死后舒拉妈眯死一样的寂静，从心里的寂静，我便感到恐惧和震撼。

　　　　他们相处的时间或者说相亲相爱的时间并不长，但这不能等同于没有感情。

　　　　2004年，弟弟昏睡在床上，我失去了重心，感觉沉重和压抑。我和弟弟相识相处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我甚至不了解自己的弟弟，甚至没去过他的学校，几乎不认识他的朋友和同学，但我看着弟弟的衣物却呆在那里。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描述那种感觉，只是那种感觉一上来，我就无法忍住泪水。

　　　　一种责任自动地走进我心里，我觉得我要为弟弟做的什么事情里面有爸爸的那份责任，有妈妈的那份责任，甚至有舒拉妈眯的心意。

　　第七章 秋天是绿色的

　　一 “聆之灵”

　　　　邱雨寒在我创业的时候给了我绝对的帮助，他使“聆”公司运作起来，收效十分可观，也使我看到了前景。我对安娜姐说，雨寒是个天才。安娜姐说，你起步的时候，需要这样的天才，他这方面是长项。　

　　　　当年莫斯科“麒麟城”被查封的时候，年轻的邱雨寒就施展了他的天才，虽然他那时依仗的更多是他的家族的势力，但参与管理后来的“麒麟城”确实只是他一个人。他自己说，他善于单打独斗。

　　　　昆明的报纸上一幅24cmX12cm的彩色广告连续刊登了一个月，“聆之零”方案在这个还不发达的城市里被越来越多的商家知晓，街上繁华地段总能遇到兼职的大学生对行人进行“聆之零”的市场调查，公司开设了网站接受业务和反馈——这一系列持久不衰的运作都是邱雨寒一手制定和组织实施的。

　　　　不知不觉到来的2004年秋季我几乎没有觉察到。昆明的秋天依然是绿色的，一年四季都感受到的春意让我很充实。我在公司的投入已经开始回收，繁杂庞大的开销并没有使公司的经营时刻紧张。我对邱雨寒说，你的40万应该收回了，你已经是“聆”公司的灵魂，我应该给你更多的回报才对，不能在用你的投资了。

　　　　邱雨寒对我笑，他说小艳你多心了，我投入的时候没有想过什么回报，我只是给你信心，怕你在刚起步的时候产生退缩的念头。本来我之想在你这里干一年，现在才半年时间，我已经不想再走了，你留下我吧，嫁给我吧。

　　　　我租下了办公楼楼顶的一块面积，亲自设计了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就写着我创意的广告词：聆之灵。我终于用上了我早写好的那个“聆”字，我把它漆成了天蓝色。

　　　　安娜姐说，她喜欢我创办的这个公司，她说她想把国外的资产移回国内，和我一起经营发展这个广告公司，把它变成一个响当当的传媒企业。

　　　　十年前安娜姐离开爸爸的原因我至今也不知道，感觉中，安娜姐可能是为了什么利益做出了对爸爸十分不利的事情。但爸爸在没有安娜姐的日子里烦躁了很久，甚至在员工面前有几次脱口而出叫“安娜”——我知道爸爸对安娜姐的情意一直没消失。我想，留下安娜姐，让我和她在一起，也一定是爸爸的愿望。

　　　　我没有官衔，在公司，员工们很少有人叫我王总，都在叫我细艳姐，也同样叫安娜姐，只有对邱雨寒称呼为邱先生。这个年轻的小公司里体现更多的是人情味。我在公司刚成立后员工基本到位的时候和大家开了一次会，时间一晃过去了几个月，我很想召集大家再聚一聚，我想把很多话告诉大家，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公司是大家的。

　　　　我把全公司的员工请到昆都的“老粥庙会”吃饭。

　　　　我说，我有一个卧床不起是弟弟，他只有23岁，我心里挂念弟弟的时间甚至比挂念公司的时间都多——虽然我无法使弟弟醒来。

　　　　我说，“聆”能创业和发展，在昆明立足，几乎全部是邱先生和安娜姐在操作，是大家在操作，我更像是个顾家的小妹妹。

　　　　我说，安娜姐在不久有可能正式加入我们公司，她更适合做我们的老板。

　　　　我说，我不想搞什么股份制，我把我目前有的资金投入在公司里，大家运作起来共同创造财富，我就十分满足了。

　　　　我说，邱先生在公司里是管理和经营的全才，我希望他能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把公司发展扩大，真正在昆明乃至全国创造出一个新的传媒品牌。

　　　　安娜姐在吃饭后惊讶地对我说，细艳你怎么能放口把公司交给我？

　　　　邱雨寒在吃饭后醉意朦胧地对我笑，小艳，你应该在全体员工面前说，你要嫁给我。

　　二 夜深人静

　　　　弟弟的房间里又安放了一张单人床，新月睡在那里。这姑娘已经习惯了很多，对弟弟的服侍也很好。她从几夜的恐惧中安静下来，安心地陪伴和照顾着弟弟。我时常笑着对弟弟说，细波，你找着个好媳妇呢，新月就羞涩地笑。

　　　　邱雨寒和安娜姐都在昆都附近租了房子，但邱雨寒来我家的次数十分频繁。他几乎每次来时都会给我带一束鲜花，粉色的玫瑰，紫红色的玫瑰，黄色的玫瑰。昆明是鲜花的城市，但邱雨寒只送我玫瑰。我的房间里堆了两箱可口可乐，他每次来都要喝可乐，要喝两罐。

　　　　“老粥庙会”的会餐，邱雨寒大醉酩酊。我看着两个员工把他扶上车送他回家，但他却在半夜敲响了我的房门。

　　　　我想你。他在门外说。

　　　　我想你，你让我说实话。他在我开门后对我说。

　　　　我想你，我很想很想亲亲你。他在进了我房间后对我说。

　　　　你喝醉了，我们坐下来说说话。我说。

　　　　邱雨寒坐在沙发上把可口可乐打开，溅得满身满地。他一口气喝下一罐，又开了第二罐。新月披着外衣给他倒了浓茶，抬眼看着我，等待我的示意。

　　　　新月去睡吧，我们坐着聊天。我说。

　　　　这次邱雨寒没能带来鲜花，他说半夜了实在是买不到新鲜的玫瑰。我笑他痴情，他说，男人痴情是应该的，电影电视里表现的几乎都是女孩子在痴情，没人关注男人的痴情，幸好，你注意到了。

　　　　我也喝了酒，安娜姐在会餐上满满地敬了我一杯。我的头也有点晕。邱雨寒又打开一罐可乐给我，说这东西可以醒酒。

　　　　邱雨寒终于不胜酒力，睡倒在我的沙发上。我们几乎没能聊什么，他好像就是来这里睡觉。

　　　　我第一次如此近如此仔细地看这个男人。这的确是个英俊的男人。我心跳着看他熟睡的样子，心里涌上一股甜蜜。这样一个帅气的男人这样坚定持久地追我，那份虚荣让我眩晕。他的聪明让我一直钦佩，他的谈吐也一直让我着迷，我还弄不清楚我的感觉是不是真爱，但我知道我是真的喜欢。

　　　　爱情是什么？安娜姐说爱情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相互的心疼与和谐，这两样我都体会不到，却体会到了向往和心仪，这是爱情吗？

　　　　爸爸的“麒麟城”里设下了无数个赌局，他说，人活着每走一步都是在与命运相赌；弟弟在手术室外和我说的话也是关于人生的赌注。我一定有生来的赌性，我看着邱雨寒的脸，冲动着要去赌我的爱情。

　　　　这个夜晚太安静了。

　　　　我把脸轻轻地贴在邱雨寒的脸上，慢慢转着角度找他的唇。我小声问了一句，雨寒，你是不是真的爱我？声音小的只有我能听得见。

　　　　这是我第一次亲吻一个男人，我怕自己的头发搔痒了他，怕他一下子醒来看我，怕我的那句话被他听见而痛快第回答我，怕他知道我对他也同样着迷……我几乎不认识我自己了，心就要跳出喉咙，我连忙喝了一大口可乐，冲淡留在我脸上嘴上的男人气味。

　　　　我坐在邱雨寒的对面整理头发，想着他曾对我说过的话，他曾说，小艳，我和你一起照顾弟弟吧，我们成为一家人没有可能性吗？

　　　　这个安静的夜里，我的心无法安静。我把自己和邱雨寒关在屋子里，关闭所有的灯，在黑暗中听他的呼吸。我没有一丝睡意，心里交织了很多年以来的欲望，我不停地告诉自己，别胡思乱想，别放任自己，别走出什么误差，但还是控制不住内心的悸动。我索性走出房间，来到阳台上点燃一支香烟，让昆都的夜风给我些清醒。

　　　　丑末寅初的光景，昆都也睡着了，整个昆明也在沉淀白日的喧嚣。人民路上的霓虹灯跳耀不停，不知道是不是留给我这样的不眠人的风景。我想起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在失去爸爸的时日里我在深夜不止一次地这样站在阳台上发呆，我把眼睛转向郊外，隔着莫斯科河和爸爸说话，我告诉爸爸，我一定能走好自己的一生，我一定能找到弟弟，也一定能找到爱情。那时的心态还只是一个虚幻的轮廓，怎么也无法具体，现在，我为自己的爱焦急，忧郁，对真真实实昏睡在床上的弟弟毫无办法，这样现实的、具体的生活让我身心疲惫，无所依托。

　　　　我知道我动了春心，我满怀负担地动了春心，我可能在不该动心的时候动了春心。

　　　　但我怎么束缚自己？

　　　　我该不该束缚自己？

　　　　我回身要转向屋里的时候，邱雨寒的身影吓了我一大跳。他站在黑暗里，一动不动地把香烟吸了一口，黑影的上方是香烟头突然亮起的火光，虽然很小却很亮，亮得能照出他的眉眼。他的手里端着我的外套，看见我转身，他把外套双手撑在我面前。

　　　　夜里凉，穿上。他说。

　　　　我把已经伸向电灯开关的手抽了回来，我没有勇气打开灯让他看到我一定红透的脸，我没有勇气拢上我随意披散的头发，也来不及从容地掐灭手里的香烟，甚至没有勇气接过他递来的外套。

　　　　夜里的女人太脆弱，我脆弱得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

　　　　我猛然扑向邱雨寒，紧紧搂抱住他，在黑暗里，在他的身上瑟瑟发抖。

　　　　那是一场凌晨的战争，是我向往的、恐惧的、势必拥有的战争。它在我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刻爆发，我立即被硝烟蒙住了双眼。

　　　　我被他轻柔地抱在怀里，一步步走进屋子里的沙发上。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能看得清他闪光的眼睛和挺直的鼻梁。他坐在沙发上，我则坐在他的腿上，就和我曾经的梦境一样。他拿起我的手亲吻着，捧着我的脸亲吻着，在我的耳边不停地小声地叫着“细艳细艳”，我听出来他呼唤中夹杂着颤抖，生怕他这微弱的颤抖带出来我更深的颤抖，我伸手捂住了他的嘴。

　　我手心里，他的嘴唇滚烫着蠕动，舌尖在我的手心里划过，让我不忍心放下手来。我的脸埋在他的肩头，他的汗味让我眩晕，让我加重了鼻息。我并不会缠绵，只是在喘息中找到他的唇，狠狠地，疯狂地投了下去。

　　　　这个凌晨，我窒息在情欲里。我任由了他的狂吻，任由了他的抚摸，任由他解开我的内衣，任由他裸露在我面前。

　　　　在我的皮质的沙发上，我咬紧牙关把湿润献给他，那疼痛在这时我才知道，那疼痛不同于我想象中的痛经。那快感，也不像我想象中的只有快感而无牵无挂。

　　　　凌晨无声的战争中，我成为了女人。

　　三 婚姻

　　　　安娜姐说，再考虑考虑，不应该这样匆忙，结婚，是个大事。

　　　　舒拉妈眯说，结婚吧，结婚了就算有了归宿，有了相对稳定的爱情。

　　　　娜达莎说，什么都有了，该结婚了，嫁个自己愿意嫁的男人，是幸福的事情。

　　　　新月说，姐，怎么这么快？

　　　　从莫斯科带回昆明的，有一张我的老师的油画，它是我毕业的时候老师送给我的。老师对我说，学油画的过程有点像中国人所说的“修心养性”的过程，这张画画了很长时间，画成的时候，做画的和看画的都被净化了心境，送给你，它的名字叫“家”。

　　　　画面上是一张简单的桌面，桌上摆放着一罐牛奶、一盘土豆，一个男人的烟斗和一个女人的花围裙。背景里面有一张不完整的床。

　　　　我回头看了看弟弟，他依然安睡在床上，全然不知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全然不知姐姐要嫁人。

　　　　邱雨寒走过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唇上亲吻，在我的身上抚摸，我怕他又勾起我的情欲，我说，雨寒，我们把这个油画挂起来吧，这是我的老师心中“家”的概念。

　　　　我忍不住想我的爸爸和舒拉妈眯，他们只是简单地在教堂做了个仪式就结合在一起，新婚之夜甚至被我的任性搅闹得没能睡在一张床上。那是我唯一的一次“靠近”婚姻，那婚姻没有激情，没有喧闹，没有酒席和亲朋，甚至我没有看到缠绵和激情。

　　　　我也忍不住想爸爸和安娜姐，我撞见他们的幽会竟然没有惊讶，我看到爸爸赤裸的身体和安娜姐雪白的乳房竟然无动于衷，安娜姐说我是个“特种”，这样的“特种”竟然在如今要结婚。

　　　　无论如何，我不能把我的婚姻看得清淡，邱雨寒的激情让我想想都心跳，他的恣意和大胆让我无法抗拒诱惑，我想我是爱他，在那个凌晨之前我还不能肯定我爱他，在那场“战争”之后，我爱他。

　　　　你还没想好。安娜姐对我说。

　　　　我怕深想，我也再无法深想，事情这样发展了，我爱他。我对安娜姐说。

　　　　我见过，很多女孩子对他着迷的。安娜姐说。

　　　　姐，过去的事情我真的有很多不知道，我想我如果知道很多，我会有婚姻恐惧症的。我说。

　　　　是啊，你不知道，有的事情谁也不知道。简单，其实是福气。安娜姐说。

　　　　姐，你就当我们的主婚人证婚人吧，你就当我的妈眯。我突然说。

　　　　细艳，使不得。安娜姐说。

　　　　罗老爷当年教我汉语的时候，曾经讲解过“婚姻”这个词。他那天喝了点酒，有些信口开河，但却说得真情实意。他说孩子你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吗？老早年，婚和姻是两码事，是有先后的啊，婚，是结婚大礼，亲朋好友都来见证，都看见了、承认了这门亲事了，然后才是姻啊，姻就是联姻啊，是男女睡一个房子里，生儿育女，生活在一起啊。现在弄反了，都先有姻了，未婚先孕了，同居了，有了姻还不一定婚哩，变了变了。

　　　　那时我还没成年，听不太懂罗老爷的话。

　　　　现在我也先有姻了，和邱雨寒有姻了，我想婚，但我确实不想那种张扬的婚礼，我只想“家”的感觉。

　　　　我对邱雨寒说，雨寒，你打电话告诉你爸爸妈妈了吗？请他们来昆明吧，我不想办什么婚礼，但我想我们应该拜一拜老人。

　　　　邱雨寒的父母并没有来，他们发来了亲笔信，用特快专递寄来，为我和他们的儿子祝福。他们让儿子好好待我，珍惜这难得的婚姻。

　　　　我和邱雨寒端坐在床上，新月给我们端上了两杯酒，我们挽着手臂一饮而尽。安娜姐深情地注视着我们好久，走上前来紧紧拥抱住我们，泪水打湿了我们的头发。她说，雨寒，你要珍惜，细艳，你要珍惜。

　　　　昆明的秋天，没有成片的金黄色，很绿。

　　第八章 身体的日子

　　(以下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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