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信进城

　　小信来到北京的那一段时间，我也在为工作闹心，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干什么都心不在焉。王林春打来电话，恰巧我在一家新公司里转悠呢。

　　“喂，似（是）习（石）头不？”很重的方言味。仿佛来自不同于这个星球的异域。

　　“错了！”我以为满世界都是普通话，满世界的人民，都像里屋那位干练洁净、衣着光鲜的女士那样——是２２世纪的白领。这个丫头片子，居然混上了人力资源部主管。到小辈人面前应聘，难堪和妒忌在体内开始疯长，接着逃之夭夭的念头就占了上风。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我，有几个惊奇的甚至还挪挪脚。我早都习惯了，这是鄙人的手机在响嘛，这就叫听觉优势，与众不同，是卖弄或炫耀的最佳搭档。在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要想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是件极费脑子的事。

　　“喂，似习头不，我似恁二哥，我似林春哥！”

　　习头？二哥？林春？

　　噢，噢，噢。

　　想起来了，原来我还有个老家，在老家他们都叫我石头，叫我石头的就有一个本家族的堂哥，王林春。这些东东，都有点上一辈子的意味。

　　我感到从思维到肉体都在被无形的东西拽开来，而且要拽断成两截，孤零零，谁跟谁都没有关系。

　　“我似习头！”

　　乡音无改啊，连自己都惊奇，怎么家乡话说来就来呢，好歹在外面混了十来年了，英语学不好，土话倒是念念不忘。

　　我得出去了，他们都拿异样的眼光瞄我，这眼光刺伤了我，尤其那个白领，这眼光无情地把我打入另一个群体，令我悻悻不已。

　　去你妈的公司，老子才不愿接受下一代的考问呢。扯乎。

　　二哥王林春说，小信到北京了，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保安。

　　保安是一个奇怪的字眼。保安保安，保一方平安，观音菩萨、土地爷也是保一方平安的，可见保安责任重大。公司单位，进进出出，都逃不了保安的法眼，即使挡住偶而步行的ＣＥＯ，也能振振有词啊，当年列宁也被卫兵拦过啊。这样的保安是好保安，理应得到嘉奖。当然，还有可能让客人能进不能出，会客条没签字，对不起，您得再回去一趟，再道声８８，甭管是谁的签字，聪明点您自己变着笔体也行，但这是规矩，既是规矩，您有吹胡子瞪眼睛的勇气也没用。瞧瞧，手里还有警棍呢。

　　这么斗气的保安自然是少数，但是较真的多了去了，有涵养的客人自然配合，牛气一点儿的可不干，什么？再跑一趟，你干什么吃的，不就是看门的吗？不让我出你让我进干吗，你有病是吧，闪边去，不然抽你丫的！

　　这搁谁头上都得气个眼红脖子粗，总不能打架吧，那就让开吧，反正有不少人看见了，不是咱不管，是咱确实一个小看门的乡巴佬，客人不高兴，主人也不高兴，两边不讨好，何必！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保安们在自尊与自卑的纠缠斗争中，在每天的早起晚睡中，在忍受寒风酷暑换来薄薄几张钞票的自我安慰中，将气力与年轻挥洒在这片大都市冰硬的土地上。

　　这群来自农村的棒小伙儿们，也是经过反复挑选的呀，缺胳膊少腿的，歪嘴巴斜眼睛的，蔫不叽总睡不醒或者结结巴巴说不出囫囵话的，光保安公司这一关就过不去，客户谁用这样的保安啊，关系到形象的，在中国总是头等大事。在单位门口一站，嗬，吊尔朗当，不是法国别纵队的，也是日伪方面的，还不如门口贴俩钟馗呢。尤其是进北京的保安，首都啊，看见天安门国旗班没，标准虽然低点，严上加严是没得说。所以，来北京当保安的小伙儿，不敢说都是高大帅气，但是拉出来一立，也得要个头有个头，要精神有精神，要眼神有眼神才行。在农村，这样的小伙子，都有资格挑媳妇，不是那种傻乎乎地咧嘴笑笑，中，是女的就行！

　　我是说，他们在家乡都是顶优秀的，因为种种原因还得呆在穷乡僻壤窝曲着，因为同一个机遇却能一下子来到共和国的首都——保安，保卫首都平安哪，就跟他们中很多人叫卫国一样。来北京是件容易事吗？对农民。当然不易，旅游的毕竟少数，多少北京人民也不高兴，外国朋友多了他们才高兴，有个感冒发烧，有个小撞车什么的，北京人都心疼得不得了，问路说得具体极了，上公交还会主动让座，就是上飞机了，哪哪位外国朋友涮羊肉吃多不消化，心跳被膻味刺激得猛跳了几下，又打了几个嗝，得，这飞机就得往回飞，老外又有机会吃涮羊肉了。

　　咱们中国人到国外去多不容易，服装城被烧，鞋店被砸，搞个打火机人家政府都出面抵制，咱呼唤的是人家的“国民待遇”——人家到了咱这儿——超国民待遇。咱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宁可自己受点委屈，也不能让外面人看了笑话。

　　对老外的态度，中国人在一百五十年内转了好几个大弯，清末开始是不屑，天朝上国嘛，后来是恐惧，痛恨，羡慕，妒忌，解放后，敌人（还想解放人家），改革后，眼红，一直到现在，眼不太红了，心态也平和些了，但还是仰视。难怪，人家是美元，一张顶咱们八张呢，我发的薪水，一个月就几张美元。当保安的小伙儿们，也就一张啊。从物质价值取向上说，这是对的。饭店里，谁有钱谁得到的服务越好，人家小费就顶你的饭钱了，小二能不好好招待吗？

　　我告诉你——是史学家说的，清末时，老外到中国人，开始普遍地自卑——中国，从政府到老百姓，普遍地鄙视他们——说他们不是人，顶多像人罢了。这是全民的共识，政府更骄傲，我中华帝国，文明泱泱，他们懂什么；老百姓干脆拿他们当怪物看，那眼神跟看耍猴马戏差不多，所以头一批大规模来传教的教士们，滋味很不好受，常常写信给亲朋友好友，抒发这种愤懑。你想，连林则徐都认为西方人腿不能打弯——他们能受到人的待遇吗？

　　所以，一看到公交车上有人给老外主动让座，而置身旁的国内老人于不顾，或是在火车上，车长哈巴狗一样颠来颠去给老外主动安排软卧，完事还合影什么的——我就极想跟北京人学学——抽你丫的。有次在首都机场，老外向我问路（我的听力很烂，猜的是问路），我就四面八方胡指，go there,go there！管他呢。你说我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是民族主义啊。日本德国都狭隘，人家该强大还是强大，挡也挡不住。

　　首都的保安，在保安队伍里的地位应该是最高的，而在首都的地位，可能是最低的。还有民工呢！民工有总理关心哪，不用上塔吊上耍大拿要工钱了，现在北京人都承认了，首都建设，亚运会奥运会什么的，有民工兄弟的血汗在里面，虽然，号称市民最亲密朋友的小报的记者们，在稿子不多奖金受到威胁时，就会拿着相机到马路上，看看，在隔离带的草场里睡大觉，又碍市容啊。最绝的是公交，人家说了，凡是携带与人同等面积的行李，无论背、扛、抱、挎何种姿势，都得购票同程车票一张。

　　连为奥运会出血汗的，受到总理关心的民工兄弟都得受了气，那些只是学学门柱子的保安们，受了委屈算什么呢？

　　扯远了。还是说说我的堂侄王小信吧。

　　确切地说，见到王小信是个把月之后。王林春充满自责语气的致电，在我的脑中盘旋片刻，随即无影无踪，我日日夜夜徘徊在更换工作的矛盾冲突之中，老婆已先我精神分裂了，我的唠叨和自言自语已混淆不清，就这样所谓的机遇渐行渐远，而我也就死了心，生活教育我说，她总在别处。

　　王小信的生活现在首都。

　　我很纳闷这个小伙儿怎么找到我的，王林春说，王小信在西客站附近一家行业报任职——任职可是原话，王老板是见过世面的。从西客站跑到朝阳我打工的公司，几乎斜穿北京城，委实不近哪。何况，我并没有告诉王小信乘车路线。

　　“二叔，我拿着地图咧，问报社的都说不知道，我就硬过来了，上午歇班。”道地的普通话。

　　“怎么不打个手机？”我半责备半得意。一旁老于头跟“粉红妹妹”刘倩倩睁大了眼，诺大一个北京城，一个比我高半头的棒小伙毕恭毕敬地喊我二叔？这帮伪小资们装做二十二世纪的新人类们，作不可理解状。

　　“你没开手机。”

　　“你叔从不开手机！”粉红妹妹抢答，“你叔就是开着手机，也永远不在服务区！”

　　“去去。”

　　粉红妹妹又发嗲了，“嗬，这小伙儿好酷！”

　　还真是。王小信在我的记忆里还是大夏天光着脊梁晒得黑不溜秋的小毛孩，而且总拿着根破竹杆捣来捣去，他妈见了就骂：“你捣捣捣，能把狗屎捣成金待（子）啊！”

　　眼前的王小信，虎背熊腰，浓眉大眼，灰不叽的保安服到身上，居然直挺舒展，透出股英勇雄壮气慨，虽然，唇上的绒毛还遮不住处世的幼稚与懵懂。

　　“老于，中午帮我订两份盒饭！”老于正要还嘴，我知道他要放什么，赶紧加了句，“要最高档次，二十块一盒的！”

　　王小信把盒饭吃得滴粒不剩，我估摸他没吃饱，再点已来不及，把我的一半分给他，人家也是顶天立地的小伙子了，不由生出些内疚，怎么我管的第一顿饭，就没让堂侄吃饱呢？

　　王小信抹抹满头大汗，看看我们都在细嚼慢咽，倒是手足无措，“叔，我吃饱了！”

　　我递过去根烟，他居然接了，那姿势一看就知道向来是偷着抽的。坐了一会儿，大家都没话，我倒是想问为什么要到北京来，虽然早知道了答案。我打开电脑的几个小游戏，小信眼中充满了惊慕，摸摸显屏，敲敲主机，晃晃鼠标，满脸通红，“叔，打字怎么打？”

　　我打开WORD，点到全拼，王小信只会用右手指，像压蚂蚁似的小心翼翼，还念念有词：“w-a-n------”说的是鲁西南味的拼音。

　　等我上洗手间回来，屏幕上冒出一串字：玩小兴来到北京了！

　　还有个感叹号，不简单。小信说，王云伍家买个电脑，还能用电话上网，可是王云伍太小气了，谁也不让碰，结果遭了报应，一弄就坏，一坏就打长途问他上大学的大舅，还听不明白，一来二去长途费比上网费还贵。镇上开了家网吧，去过两次，可啥都不会，白扔钱。

　　“我第一回打字！”王小信迸出了家乡话。

　　“不赖！”

　　“叔，有空你教我电脑吧！”王小信雄心勃勃。

　　“你想学什么？”

　　“有用的呗！”

　　“好，从打字学吧，我给你找本输入法先练练。”

　　“嗯。”似懂非懂。

　　临走时，我拿了几块公司发的香皂洗发水之类的给他，再三交待说：“回头到家坐坐！”送他出门后我又改变了主意。到家坐坐？俺家在通县呢，那是北京的农村啊，这要传回老家，不叫乡亲们笑掉大牙吗——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大件，全省给月供了。

　　掐指算算，我居然有近两年没回老家了，并不是有了小家忘了老家，而是平时太忙，假期又不想为车票挤破头，尤其是春节，那个冷，家里的传统就是死挨，从不想任何取暖策略，所以屋里屋外几乎一个温度，而且甭管穷富。出去的人其实都不愿春节回去，受不了啊，北京是冷，可有暖气，反而舒服。

　　平时倒是经常给父母打电话，说是经常，忙起来也有个把月不打，反正老大住在县城离得近，多尽点义务就是了。所以，老家在我心中的位置，粗细也就跟根电话线一样。

　　可这根电话线，就像红薯的藤蔓，表面就带着稀稀拉拉的几片小叶，可是扎到了土里，那里埋藏着沉甸甸、一串串的丰硕果实，那是记忆的宝藏啊。那是任何一个从土地走到水泥地的人都无法遗忘的阅历，由此产生的真理便是：我们越是想离开土地，便越是无限思念土地。

　　吾家，在鲁西南，鲁豫皖苏交界之处，远古称菏泽（应该是水乡，至少是沼泽），近古称曹州，现在还叫菏泽。此地出产牡丹，也产土匪也响马，是戏曲之乡，也是武术之乡。这些因素的综合总让我莫名其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此地民风刁蛮，其实就是势利——大凡文明发迹较早、如今人口膨胀资源相对稀少之地，民风多半如此，譬如河南。我倒有一个伟大的想法，应该把菏泽、徐州、商丘、阜阳、兰考这几个地区单独划为一省，因为在语言、风俗、经济上实在太过接近，划这么一个穷省，也免得脱发达地区的后腿，用乾隆当年评徐州的一句经典，叫“穷山恶水，泼妇刁民”。

　　“势利”也是人民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手段啊。人多地少，竞争必然激烈，脑子不活行吗？一个人守着一大片森林，吃穿取之不尽，用昨着势利吗？

　　人民总是没有错误的。风俗总有根由。

　　需要说明的是，俺们那地方可不穷。乡亲们不知道怎么发展起木材加工的产业，十几年了，家家户户，开厂的开厂的，打工的打工，多少都发点财，家里有个几十万十几万的，并不少见。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唯一感到愧疚的就是“焦裕禄种的那点儿树，都叫咱们砍光了”。如果你有机会走走菏兰公路，就能路过俺们那地方，村里到处堆着木板木棍，刨锯声哧哧啦啦不绝于耳，河沟里漾着泡木头剩下的黑水。你见不到年轻人，年轻人都到村外边的厂里干活去了，村里干点零活的都是中年妇女。最好你穿得体面些，省得乡亲们笑话你——城里来的嘛。

　　王小春是三月份来的。我到那个报社看他去是四月底，正是玉渊潭樱花热闹的时候，老婆说，再不去就没得看了。从玉渊潭出来，走到军博时，身旁溜过几个北京保安，我一拍大腿，想起了王小信就在西客站附近啊。老婆说，你说告诉过我啊。但是她对婆婆家的小侄子来北京当保安表示了莫大的兴趣，于是我们一同前往。

　　问了半天，终于找到了那家报社，两幢老楼，一个四层，一个五层，外面贴着土啦巴几的白条条瓷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装饰，如今多用于公共厕所了。虽是临街，但是另三面都是高层，中间就夹了这么一个小挫子，我们绕了两圈才发现，原来都走过了。在大象中间找一只蚂蚁，真不容易。

　　到门口我又停步了，老婆问怎么了，我说咱是当长辈的，不能空着手去啊。在附近找到个水果摊，一看是河南人开的，我就不想买，那个娘们干脆说：“这一片就我们卖水果。好几年了，敢骗称吗？”只好挑了四斤苹果。到了报社门口，一个黑脸高挑的保安一伸手：“找谁？”声音挺严厉。

　　“王小信儿。”

　　“谁？报社没这个人！”

　　“王小信！跟你一样当保安啊！”

　　“上班时间不能会客！”

　　“他现在在上班吗！你们就这一个门！”我动气了。“你亲戚找你你怎么办？”

　　他只好拿起对讲机，噪声大作中传来句，“现在不在！”

　　“在这个报社里吧！我进去找他不就得了！”

　　不容分说，我扯过会客单，“次拉”撕掉一半就往里走。保安硬是拦住我，“你不能进去！”

　　“为什么我不能进去！”

　　“王小信不在！”

　　我都被气乐了，“他不在宿舍，可是他还在这个单位里！”

　　“对不起我们有规定，必须通话后才能放客人进去！”

　　“你跟王小信是一个班吧！”

　　“是。”

　　“他在里面吧？”

　　“不在！”

　　“在这个单位吧？”

　　“是！”

　　“对啊，那我们进去找他！”

　　“他不在！”

　　我都快被气疯了。“你是在涮我吧？你跟我绕来绕去有什么意思？王小信怎么得罪你了！要不要我给你们保安公司打个电话问问究竟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

　　“我们有规定！”他面沉似水。

　　我才不生气呢，看看谁耗得过谁。我退后三步，大喊，“王小信！王小信！王小信！”

　　楼上的窗户次第打开，这个保安有些慌乱。老婆低声说别喊了，这样对小信也不好。我说这明明是欺负人嘛，他爹来了他也不让进吗？

　　最后来了个报社的人，好像是保安科的小头目，长得跟骡子一样壮，装模作势把瘦保安训了两句，说，“保安会客不超过半个小时。”

　　北京有许多这样莫名其妙的报社，大概由各个部委所办，在市面上，你根本找不到它们的影子，你也不知道它们跟这个社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即使是这些部委所产生的权威信息，也是由其他都市报乃至大党报所发布，所以，如果不经意碰见这么一俩份报纸，谁都会感到意外的惊奇，就仿佛在这个星球上看到了第六种肤色的人类。

　　不过，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报社，在我印象中，他们往往过着悠哉游哉的幸福生活，与世无争——也没有同类报纸可竞争，收入也保障，在搞点什么创收，加上丰厚的福利劳保，也不见得比那些天天叫嚣又累得孙子似的都市报挣得少。何况，在本部委中，报社也有一定的地位，我见过几个部委报的人，都骄傲得跟爷爷一样：什么？你不知道ＸＸ报？哼！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都诞生了！

　　这个报社看来也如此，虽然老楼破破烂烂，里面走廊顶端用钢管撑着，估计是当年唐山大地震的附属品。令我啧啧称奇的是楼墙皮，呵，斑斑点点，卷着翘着，乍看像干涸的河底的裂纹，越看越像脚气严重者的脚底板。有人拎着老式的铁丝网成的暖瓶，慢慢吞吞地走着，似乎这一上午上班的时间还不如都消磨在这打水的过程中更有意义。此景此境，真让我怀疑是否身处二十年前的中国旧式机关之中。

　　保安们住在地下室。

　　在北京住地下室是件好事，冬暖夏凉，虽然见不到太阳，不过北京的太阳也没什么好见的，夏天要烫死你，冬天要冰死你，春天更不用说，漫天飞沙，秋天好点，所以为了享受一个季节的太阳而忍受三个季节的太阳，确实不划算。

　　地下室好几个房间都空着，保安班六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上下铺的双人床，铁架子做的，桌子上搁着大个儿破电视，那种换台排键式；微波炉窝在地下；满屋绳子纵横交错，裤头袜子挂着；烟味屁味霉味说不清的杂货味，搅在一起，先把老婆熏出去了。

　　两个保安在睡觉，两个在发愣。我说明来意，一个驴脸的挺客气：“喏，那是他的床。”

　　床上居然还是三件套，有些发皱，九成新，看来洗过，收拾得还确实算张床。一会儿王小信来了，见到我很惊讶，脸都红了，毛手毛脚，找杯子倒水，说刚才看别人玩电脑去了。

　　我说，把你们班长喊来，我跟他聊聊。小信说，那上去办公室吧。

　　办公室其实还是门房，是个不开的旁门。小信说这原来才是正门，据说报社风水不好，才改了过去。

　　保安班长是个东北人，没穿制服，黄衬衣棕皮鞋，光鲜得很，块头挺大，有些吊而郎当，滑头得很，这样能文能武，正好震住乡下来的不安份的土蛋子们。

　　“班长一月能拿多少钱？”

　　“千儿八百的，不够花，他们更少，小信刚来，六百块，过两月能长上去。”

　　“到保安公司当差能拿多少？”

　　“没准啊，得有人，没人不行。”

　　“小信刚来，不大熟悉这边的规矩，您多开导，该骂就骂，就当自己的小弟。”

　　“没问题。大家都是兄弟，有啥事我都罩着他们。”

　　“改天我再来，请哥几个坐坐，喝点酒。”

　　“甭客气。”

　　小信说，班长属于保安中的“大款”，在旁边盘了个小卖部，把老婆接过来打点，跟报社保安科长关系打得火热。

　　我说，班长对你怎么样。小信说，还行。

　　其他人呢。

　　就那样。

　　小信，来北京都去哪了？

　　玉渊潭。

　　颐和园，故宫呢？

　　去了天安门，故宫贵，没舍得进去。

　　别着急，哪天我带你挨个逛。

　　告别小信。老婆在附近的街角公园溜了溜。问：“怎么样？”

　　我叹口气，“这小子，坚持不了半年！”

　　我不喜欢王小信。从他小时候我就不喜欢。可以说，我是看着这个小毛孩长大的。这小子非常顽劣而自私，恨不得把天下所有孩子的玩具都占为己有，得不到，就在地上玩命打滚，又哭又喊，闹得一街领居都恨不得跳河去，直到王林春无可奈何，在老婆的嘟囔声中咬咬牙掏腰包，仿佛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破产，要么儿子玩完。实际上他既不会破产，王小信更不会玩完。当年大家都穷，王林春是个老实人，除了地里刨食找不着赚零花钱的道儿，因此王小信的哭闹多半以悲剧告终，因为从大街东头滚到西头，再滚回来，大街是干净了，而王小信身上却沾满了各种家禽家畜的排泄物，并裹挟着树叶麦秸一类植物的零屑。悲剧的另一结果就是王小信他妈得没命地洗床单洗被罩洗衣服，它们都跟受到了牵连。早年农村其实用不起被罩，那就得把里面都拆线卸了，然后再重新缝起来，工程量委实不小。在我的记忆中，王二嫂洗被面跟王小信打地滚是紧密相接的。

　　农村人也爱孩子，不过王林春对王小信尤其溺爱，即使后者有了弟弟妹妹，在家中的尊贵地位未见改变，反而多了些霸气。王小信是那种不招人待见的小孩，我们都喜欢逗小孩，就是不喜欢逗他，长得愣头愣脑不说，说话死难听，跟头小犟驴一样，很不识相，弄不好摞你一撅子，下不了台，就很没意思。王小信就常常让他的远房亲戚下不了台，所以用今天的话说，王小信在街坊里人气指数极低。

　　王小信的爷爷比儿子更疼儿子的儿子，恨不得倒过来叫他爷了。其实老头儿是个十里八村既本份也好义气的老头儿。除了农民，老头儿有份光荣的兼职工作，就是当丧礼的傧相，普通话就是主持人，可见普通话比起方言来，的确没多少文化。我一直记得，老头儿的喊声抑扬顿挫，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就在他的吆喝声中行礼作揖，叩拜跪趴，程序严谨，气氛肃穆。许多年，我见过很多上档次大人物的追悼会，甚至国葬，心中也不以为然，比起王小信爷爷的那种操持功底，足令其自渐形秽。那是上千年流传下来的仪式，我怀疑就是孔老二所津津乐道并大加提倡的乐礼之道。要知道，俺们那儿离曲阜非常之近，孔孟之乡，把菏泽划进去，不会有人提意见。

　　我记得这老头儿每次总在喊一句“风调雨顺”，不知什么意思，好几次回老家，我都想跟老头好好聊聊这个丧礼，可惜，他已经聋了，最要命的是，他酷爱听收音机。

　　王小信小时候把老头儿折磨得很惨，甚至有时对他直呼其名，并破口大骂，一家人也是听之任之，反正也习惯了。

　　时代总是在前进。王小信随着时代的前进，已经发育完全，成为魁梧的棒小伙儿，这多少冲淡了原先他对我的印象。小孩子嘛，长大就懂事了。

　　我说王小信坚持不了半年是有依据的。因为，王小信根本就没有必要来当这个保安。

　　由于焦裕禄的努力，兰考的泡桐为乡亲们完成了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只要赚钱的道找着了，钞票就跟滚雪球一样，“椰风挡不住”，钞票挡不住谁不高兴呢？我不知道乡亲们存折上每笔变化意味着祖国的树木以多少量化地数目躺下，总之阻碍公民尤其是农民——如果农民属于公民的话——奔向幸福生活是上帝都不允许的事情，虽然俺们家乡的河流已经无一不散发着恶臭，家乡的耕田也越来越趋向于城市的公园绿地，发财才是硬道理。

　　其实俺的乡亲们已有一拨发过财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从南方进来眼镜架、眼镜片，然后家家都开眼镜厂，对外就一块牌子：大王庄眼镜厂。把片安到架上，就是成品眼镜，这活好干得很，然后卖到北方各个城市县镇的商店里，挣得是个加工费，加上赶上价格双轨制，眼镜本身就是暴利产品所以利润不菲。不过后来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因为老大前脚去送货，老二后脚就去取钱，反正是一个厂的公章和介绍信，商店有啥不相信的，何况还有回扣，其结果就是亲戚反目，邻里成仇，谁都别想赚钱。

　　木材加工是第二拨，靠得是诚实的劳动和稳定规范的市场。想投机取巧，门都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原料如此，成品也如此，除非你去偷去抢。当然，也有眼红的，合作不成，或是要不来钱，一把火烧了大半街，正好是木头，烧起来也旺。这毕竟是邪门，不象改革开放之初，脑子一活到处是金子，现在是微利时代，不付出血汗是不行的。

　　王林春就属于第二拨，第一拨他赶上了，可惜没发财，为此和亲大哥搞得十年不说话。王林春在亲戚的厂里当会计，这是文化人的活儿，老爹能主持上千人规模的丧礼，能喊出“风调雨顺”来，那是有墨水的，王林春学历不高，仅凭这点基因遗传和家庭熏陶，足够应付一个乡镇企业了。前几年据说王林春的月薪就到了一千五百块大洋，后来又入了股，那个厂子是个老厂，资本愈加雄厚，会计王林春的家底也愈加雄厚，比他晚几年的都买了私家车，王林春只是换了辆电动车，低调得很，所以有人说他是“闷着屁发财”。

　　王小信从小就是个少爷羔子的性格，如今真成了少爷，在家找个轻松的活儿悠闲过日子多享福，偏偏跑到京城来当保安，连个烟钱都挣不来，何苦呢？

　　王林春也搞不清这小子从何来当保安，为此俩人闹得父子反目，因为王小信是看了电视后，偷着去报名的，临走时也是偷着跑的，搞得王林春在家骂了三天老婆。老婆说，不叫他去他就去跳河。王林春说，河里早没水了。

　　不过，王小信的壮举成了村里的头磅新闻，大家都夸这小子敢闯，有出息，说得多了王林春也飘高了，说小信一去人家就相中了，二百多个小伙儿，第三个就点中了他，本来要送去中南海，但是一去就得签五年合同，中间不叫回家，那哪行，咱的孩子不能受那份苦。所以就到了报社，钱又多，活又轻。

　　王小信来北京头一个月，我的电话就成了王林春的热线，

　　“习头，咱家的孩待谋（没有）出去门儿，学（说）话干啥都不懂规矩，你教教他，别闹笑话。”

　　“习头，小信介孩待闷，别叫人家欺负他，也别叫他欺负人家。”

　　“习头，叫小信好好干，争取提个干，给咱也长长光！”

　　我说，二哥，你咋不直接跟他说。

　　“唉！他都跟我断绝父子关系了，俺俩不学话！”

　　我笑了，你管得这么严，他能不往外跑吗。

　　王小信是懂事多了。６月中旬来个电话，问我快麦收了，回不回去，要回去就给他爸妈带点东西。我说回不去。小信就很失望，原来他们不放假，连出去转转，都得请假。

　　又过两天，小信在话筒里很兴奋，说他抓住个小偷，偷自行车的，三四个人围都围不住，愣叫他翻墙跑了。小信翻墙就追，追了有一千米死活给抓回来了。公司表扬了他，报社还奖了五十元钱，结果大家起哄叫请客，五十块花完了，还倒贴了四十多。

　　我没表扬他，说，小信，以后这种事往后站，更不要去追。

　　小信迷惑了，怎么了二叔？

　　现在的人都比较狠，动刀子就不值了。

　　小信只是应付地“嗯”了声。

　　小信说他已经学会了全拼打字法，报社有排版工，有个还是老乡，也是初中毕业，他想学学这个软件，叫我找找有没有这样的培训班。

　　我心想，这小子，真是有眼光。

　　保安的生活极其无聊,至少我这么认为.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在乡下野惯了，到钢筋丛林里来，一个以消费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结构，免费看风景的心态很难是悠闲的吧。须知他们中绝大多数恐怕和王小信一样，厌倦乡下的平淡，以及父母的管教，包括风俗的制约，所以乘着年轻跑到城里来体验体验，打工毕竟艰苦，当保安有套行头，制服这个东西在中国有格外的魅力，它意味着成为某种制度的可操控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此，因此多少代表了点权力，即使戴袖箍的，包括黑箍，在国道上一站，拦住南来北往的车辆，甭管拖拉机还是大奔驰，一视同仁，也得给钱啊。

　　小伙子们有了一层“皮”，这表明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一份子了，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北京的深夜是属于他们的，还包括乞讨者、饭馆的打工者，以及小买卖者（民工早已睡去，劳累），当然这仅仅局限于街头，灯红酒绿的夜总会是另一拨夜游者的天地，他们并不在乎身在何方，哪怕在旷漠之中，只要能挥霍以及寻欢，地狱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方面也有代表，譬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中国的许多边城其开放或淫荡程度，其实远甚于内地及沿海。

　　小伙子就是要在深夜漫步于北京街头，才能获得一种久违的荣誉感，这是支撑他们坚守在这片梦想之地的最必要理由。机会总是有的，例如爱情。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上夜班，从租房处到公司步行约三十五分钟，其间见的最多的身影，是保安，他们往往在街角等着某一饭店的打工妹的到来，然后不过是短短半小时左右的幽会而已。我相信，这种爱情因为地域的隔离，十有八九成为分飞燕。当然，也许这并不重要，这个时代，一切事情都得看结果，婚姻或者叫做爱情的东西，被大家一致认为是个例外。

　　吾侄王小信已有婚约在家，所以如果发生爱情，反而多了反封建反压迫的壮烈色彩，不过小信至始至终也未有所突破，可能压根儿就没这打算，也可能没有此类机缘。我倾向于后者，因为俺们家乡的男孩子，看起来都很闷，一闷带三傻，这是没有女人缘的。如果很有钱，这是个优点，反之，就不如油嘴滑舌的小痞子招女孩喜欢。既受穷又无趣，比起既受穷而有趣，自然屈居下风，何况，即使是有钱而无趣，对于重直观感觉的女孩子也不见得有优势，这个例子就是泰坦尼克号。另外，你翻翻哈代的《远离尘嚣》，这三种男人的典型里面都有。当然，结局也很典型。

　　王小信当然不可能在脑门上贴一纸条，说“俺爸买得起小汽车”，他就是说了，人家小妹子也未必信，买得起车干吗还来当保安？小信更不可能说，我是来体验生活的。实际上这样说最准确不过，但是你一不是作家，需要积攒素材，二不是彼得大帝，师夷长技以强国，一个农民小伙儿，来到城市体验生活，的确匪夷所思，只有城里人到了乡下，才有资格这样说呢。

　　少爷王小信在那个墙皮龟裂无人知晓的报社里，生活很难说是丰富多彩，据我观察那个报社的女性多在四十岁之上，连道风景都没有。有台破电视，哪能跟王林春三十四寸的比，而且他们家还弄了个非法的信号锅，能收几十个外国台。王小信还有辆“嘉陵１２５”，没事还能飙飙车。在这个粗茶淡饭的地方,有人管着，没人宠着，相互间恐怕少不了勾心斗角，加上天天跟北京人呕气，实在看不出这样的生活有甚么乐趣。

　　王小信找到了乐趣。就是上网。不过他抱怨说，北京的网吧太贵，一小时要五块钱，比家里整整贵了一倍，如果一天上俩小时，那么就不要吃饭了。还好王小信只是处于打字阶段，他做的事情就是打开ＷＯＲＤ，敲拼音。

　　小信说，叔，我想报个电脑班，正规地学学。我说好啊。过两天他又说，叔，班长不同意，太耽误时间，别人有意见。我说算了，回头找两本书给你。

　　我这一回头又让王小信等了大半个月，他又来电了，叔，我买了一本初级入门，有空你教教我。我说没问题。他顿了顿，我说怎么了。他说，叔，一个电脑得多少钱。我说最便宜的台式机三千多吧，再便宜就不能用了。他又顿了顿，叔，你能借我点钱吗。我顿了顿，半天没反应过来，最后说，小信，你觉得弄台电脑放你们宿舍合适吗？

　　炎热的北京之夏来临了，我几乎对每天的长途往返充满了恐惧感，每当看到南方洪水的镜头，我都在恶毒地召唤着洪水的进京，也许北京变成了威尼斯，酷暑才会不复存在。

　　可恶之处在于，公司居然派我出差，石家庄、济南、郑州这些鬼城市，更是热得出奇，回到北京，倒觉得凉爽了。已是８月底了。

　　我差点又把王小信忘了，在这个都市里，我只记得老婆一个人，如果三天不照镜子，我也记不起自己长什么模样。

　　王林春说，习头，你忙不忙。

　　忙啊，二哥。

　　似那习头，你忙这回也得找你了，似那，小信病了。

　　小信得了一种怪病。腿疼。走路时不疼，跑操时就疼。

　　麻烦了。我想。

　　小信啊，你请个假，我们公司后面有个医院。其实那是个小诊所，我估计，要是到大医院，小信腿治好了，人得卖给医院了。

　　他来了，一脸愁容，走两步还真看不出来。

　　叔，一跑就不中了，酸痛。

　　我们俩到了医院。先外科，后抽血，再拍片，等到拿药时，小信没说话，钱不够了，我看真是没钱了，给掂了一百块。

　　小信说，叔，我会还给你的。

　　检验结果出来，虚惊一场，或者说，那个小诊所根本查不出来。总之小信从此后也没去过医院。因为我们的故事也给结尾了。直接点吧。

　　两个月后。

　　天气仍然炎热。一个星期一下午，临下班时，我正在昏昏欲睡，小信从天而降，满头大汗，气都喘不上来。我吃了一惊。

　　叔，我要回家了。他喝了口水，差点呛着。

　　怎么了？

　　不想干了，没劲，我跟一个老乡说好了，黑了就走。

　　家里知道吗？

　　知道。

　　小信把手伸开，递过来一张汗渍渍的百元钞票。我们俩推来搡去，最后小信把钱往桌上一丢，跑了。

　　他要是真的跑掉了反而好了。

　　一个星期后，王林春来电。

　　习头，小信被逮了。

　　王小信偷了报社一台电脑。

　　就是在他还我钱的那一天，王小信伙同老乡，经过精密策划，周日王小信值班时，将仓库里的一台旧电脑（其实一直没人用过）盗出，老乡将出租车开进院内，以取事先放在王小信那儿的箱子为名，将电脑放到车的后备箱中带出。王小信的辞职已于一周前提出，周一上午保安公司退了压金，小信本想和老乡在中午离京。这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因为仓库根本少有人去，就算有人去也不会细细查点，少台电脑本不易查觉。

　　小信的运气太差了。周一中午，仓库管理员偏偏去了仓库，取的就是备用电脑，因为报社来了几个新人。少了电脑，自然而然想到保安，即使小信提前一周辞职，但是仍显仓促。在下午报社跟派出所的人分两拨在北京站跟北京西站堵截，将两人连同电脑现场擒获。

　　如果小信在中午离京，事情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个老报社，根本不会有人在乎一台电脑，因为以前办公室里就丢过电脑，包括手机，最后都不了了之。

　　这些东西，是我去报社了解到的。

　　我对王林春说，我这个叔，没当好。

　　那一百块钱哪！

　　如果我大方一些，借钱给小信买电脑―――――

　　小信被判了两年刑。

　　三年后的春节，我再见小信时，他对我只是尴尬地笑笑，更不爱说话了，只是眼角残留着一丝掩饰不住的报复的凶狠，那凶狠里还带着几许绝望与无奈。

　　吾侄王小信已然成婚，媳妇是外地的，来我们那里打工，家里穷，长得也不俊。两人有了一个小男孩，王小信偶而抱着儿子到街上转转，大家都爱逗这个小孩，他爱笑，跟王小信小时候相比，大人缘好多了。大家看王小信时，都觉得他还只是个孩子，只是犯了个小错，仿佛这小错比起王小信幼时的恶作剧，更不值得一提。王小信看儿子时，那眼里多了层忍不住的温柔，还有希望。

　　王小信和老婆在家乡的木材厂工作，过着充实富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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