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者

匿名者

　　塞壬

　　一、

　　2009年，我结束了在广东九年的漂泊生涯，一个叫塞壬的写作者，她是这段匿名生活的终结者。我记得那一天，世界仿佛被擦亮。像是有人在瞬间从我心里掀开了个帘子，哐啷一声响，突如其来的光，一下子无蔽地照向我。我没来得及适应在明处的生活，没来得及获得双脚着地的踏实感，在紧张、不知所措、挟裹着某种慌乱的幸福感中，我填写了一张东莞图书馆的入职表。但这次，我填写了真实的姓名、出身地、年龄以及最简洁干净的经历。我一笔一划地写着，饱蘸着力量，仿佛要把字刻在纸上一样，永不再改变。面对自身的真相，我竟然感到茫然，太陌生了，陌生到可疑。这得要追溯到多少年前啊，眼前定格在表格上的这个人——黄红艳，她已消失了多年。简历上，九年的漂泊生涯，起初，我想一句带过：2000年至2009年，漂泊于南方各城镇。严格来说，用“混迹”一词更为准确。这么写，我居然感受到一股让人受不了的炫耀成分，十分地矫情。最后，落在纸上的是：2000年到2009年，供职于广东省各类传媒。我有意模糊它，让它沉进最深的内心之狱底，然后封上封条。像过去的任何一次一样，我要删除过往，去刷新另一种生活，所不同的是，我不再匿名。

　　然而，我很快发现，重新续接2000年前的我是荒谬的。也是粗暴的。我如何能绕过那个“九年”去轻松面对以后的生活？在缺乏过渡的角色转换中，“轻松”实在是一个太沉重的词。我蓄意想删掉的这段历史开始不安份地打扰着我，它们以大量而密集的细节反复出现在我的梦境里，那么近，清晰，如同昨天才发生的一样，它让我长久地不安，惊悸。这咬啮性的烦恼，锥人。它让我觉得，如今有着真实身份的我更像一个笑话，一个假像。我对那九年下了如此定论，当然，听上去更像是在辩解：那是一种偷来的生活。仿佛长期穿着不合体的衣裳，篡改的名字，伪造的经历，被切割的时光、频繁地迁徙，生活的碎片被扔在各个城市的角落，面目全非——但它不属于真实的我。有了体面身份，似乎不太愿意承认这种生活曾属于我？在清点过往资料的时候，我打了一个包，一个我即将予以销毁的包裹。它可以证明那个匿名者曾经出身在上海、北京、或者广州；她毕业于不同院校、不同专业；它还证明了我，有时出生在七零后，有时出生在八零后，姓胡或者姓张，此外，我还有很多英文名字；我有时未婚，但有时还离过婚，有一个五岁的男孩留守在湖北老家，由我可怜的母亲抚养；我有各类职称及资格证书，其中有两个居然是药剂师和园艺师的资格证，我做梦都不曾预想我会从事这两种如此离谱的行当（我是学中文的）．．．．．．是因为不再有再次使用的可能我才迫不急待地去销毁它？还是因为，难以启齿的．．．．．．羞耻心？我觉得两样都像，却又不完全像。这个包裹，这个记录真相的可怕的目击者，我感到它无处不在，它像是一个不死的活物，长着有芒刺的眼睛时刻注视着我，滚烫而犀利，它提醒我，九年的匿名流浪生涯顽癣一般地真实，它混乱、落迫、阴郁、压抑还有疯狂，被厄运追赶，在困境中沉浮，无数次的谎言只是为了圆第一个谎，然后被它追赶、驱逐。这才是真正属于我的真实生活，它是一个强大而有力的存在！现在，它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境里，大块大块地影像在我面前晃动，我在逃离，仓皇的身影，瞳孔深处的哀伤。它们攫住我，梦魇般，让我长久地不安，无法忽略和剥离。销毁它们是容易的，付之一炬，但要彻底洗掉，要当它从未发生过，需要达到另一种人生境界。我还不愿意去达到那样的境界。

　　每年春节，我都要如期把自己送回湖北老家，让父母亲看到我还好好的，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爱我的人。我得告诉他们，我过得很好，有钱，有体面的工作，身体健康，笑容满面。出生地，是一个人所有秘密的源头，我可以摘掉面具，摊晾最原生的表情。火车一节节靠近故土，过韶关，入湖南，最后抵湖北境内，每一个地点的方向转折，这时光和空间的转折，在岔道口的拐角，身体被速度和风的方向撕裂。我在一层层还原，一寸寸清晰。回到湖北，我利索地说着方言，成为一个话多，时常大笑，不擦口红，不洒香水的三十五岁女人。谁都认识我，我活在明处。短暂的假期，我沦为一个客人，享受着客人所有的礼遇。今年春节在家，忽然接到一个中学同学二十年聚会的通知，二十年间，我在广东呆了九年，跟家乡的任何一个中学同学都断了联系，他们居然能找到我。被浅薄的好奇心驱驶，我去了。一个重工业城市郊区的中学，二十年前，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后来大多读了职工大学，继而成为这个钢铁城市的工人。聚会设在市中心的一个大酒店里，我一下子被认了出来，黄红艳，他们叫着我的名字，啊，这个名字在很多年里，尘封了一般。因为未婚，我被八卦的女生们围住。我先前读过不少关于此类聚会的文章，太多都是在说，读书时不起眼的人，如今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人物；漂亮的女生，她总会有悲惨坎坷的结局，无非造化弄人，世事无常。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样一个发展缓慢，相对闭塞的重工业城市，我的同学都没有太大的起落，没有人们想像的那样具有戏剧化的人生。他们基本上都还是工人：分厂厂长、车间主任，或者是技术骨干，也有一些小老板，仅有一个在国外。权贵、大富跟他们无缘。

　　饭桌上，我注视着这样一群人，显然他们在生活中都有频繁地往来，一起打牌，一起喝酒。有几个男生可能刚下班，工作服都没有换，他们把钢铁车间的气味带了过来，热躁、生腥，混着耿直的粗暴。我熟悉这样的气味，更熟悉他们身上特有的痞劲，大声劝酒，喧哗，炉火烤红了他们的脸，黄段子一茬接一茬。当年青涩的少年们，都成了粗壮、硬糙的汉子，那一张张脸，被钢铁和酒精打磨，发着红光，仿佛就是，天底下就他们过着一种最得意的生活，谁也比不了。女生，都成了别人的老婆和母亲，她们无所顾忌地大笑，跟男人一样叫嚣，她们肥胖而快乐，毫无例外地，秉性里单纯的良善在泼辣的言辞中，竟表现出贞洁的美，这么多年，劳动，赋予她们明净、利索而昂扬的气质。因为是聚会，我还打扮了一番，化了妆，围着昂贵的绣花真丝披肩，紧身小羊皮裙，长统靴子。这般刻意的隆重，比照女同学们大方、自然的作派，我反而显得特别怪异，这怪异让我别扭、局促，距离感就由此产生了。当我回答完他们问的所有问题后，我只得归于沉默。我无法融入他们，我和他们隔着太久远的时光，还有充塞在这时光里的另一种暗处的、不为人所知的隐秘生活。隔着时光，我在暗处注视着他们，他们在明处，透亮，裸呈，没有太大的秘密，彼此相知，甚至于，他们的未来都是预知的。真实的个体，响亮对应。啊，这原本也该是属于我的生活图景，实名、敞亮、平等中有理直气壮的身份认同，公开的喜忧，一览无余的命运，在平凡中拥有谁也管不着的自命不凡和自足——如果我当初留守钢厂，如果我嫁给了那个电工。

　　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我花了九年时间去苦苦追求我曾轻易舍弃的东西，在艰难地绕了一大圈后，生活又回到了原点。一位东莞图书馆普通工作者和一位湖北大冶钢厂电工的妻子，她们之间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区别，谁也不比谁高贵多少。从这一头抵达那一头，它不是一个递进关系，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变得更好。然而，这两个不同时段的女人，就因为她们隔着那个九年，她们才不再是同一个人。无视那个九年，就等于是删减了我人生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应该是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现在，我分不清，以塞壬命名的这个女人，她所从事的写作行当，是不是开启了另一种匿名生涯？

　　二

　　进来面试的是一个才二十二岁的女孩子，她叫李艺。我被她的简历所吸引，上面说：我的热情和潜能是未知的。我捂住它，它老在我身体里蹿动。我需要在一种类似自焚的事业中看清我自己，去弄明白，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这几句话，我一连读了两遍，直接的感觉是：似曾相识。自信藏在真诚的后面，略略地带点挑衅的味道。看上去，她对这样的面试表现出一种故意的漫不经心。当然，这种简历，在职场上相当冒险，因为人事主管看不出你能为他的公司带来什么样的效益——尤其在看不到文凭和经验这两个重要保障的时候。应该说，这个文学女青年在找一个赏识她的人。我笑了。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姑娘，长圆脸，嫩皮肤，一双大眼睛长满着钩子，忽闪闪的，露骨的表现出她的热情还混合着……某种天真的诱惑，扫到人身上，就印着一串串亮莹莹的问号。她梳了一个非主流的歪马尾，上身是镶亮片的白T恤，穿着一条满是口袋的迷彩垮裤子。湖北人？我拧高了眉毛，刻薄地对她说，以你的资历，专科，去工厂流水线当工人非常好，何必要到这种杂志社来碰壁？点到穴了，她满脸通红，撸了撸耳后的头发，咬着唇，但十分清晰地对我说，去流水线，二十五岁之后都来得及。她的两眼亮晶晶的，热切地望着我说，我得给自己机会，我得知道自己能不能干好某类工作。听了这话，我感到内心有一处隐秘的地方被微微地牵动了一下，此外，她终究没说出瞧不起流水线那类让人膈应的话来。她拿出一厚叠打印出来的文稿，笑嘻嘻地递给了我，说是平常涂鸦的。在她之前，我面试了两个乏味的女生，虽然她们有精致的发型、妆容及着装。中规中矩的简历，毕业院校，工作经历，薪金要求，所有这些就像是一个机器印出来的，毫无创意。标准的表格，内容惊人地雷同，包括笑容。看不到她们的内心及思想中那灵动的部分，铁板一块。一问，无非就是希望锻炼自己，学到更多的东西，实现个人价值等这类陈辞滥调，所有的回答更像是一场表演，事先就有了那标准答案。她们全都有一幅自我感觉良好的表情，这表情更多源自于她们对青春和容貌的自信。我一直认为，太多人，他们是没有内心的。盲目，从众。人群中，他们没有太明显的识别性。

　　我当然不能凭此就决定让李艺通过。面试最重要的一环是现场检验这个人的能力。作为一本时尚杂志，记者采访是为了广告，但采访本身并不暴露其广告目的。如何接近被采访对象就是一个最起码的技术问题。我给出几个公司品牌总监的电话号码，看谁能够做到预约采访成功，一般情况下，这类人对采访很谨慎、挑剔，不太容易约到。两个乏味的女生失败了。她们甜美的声音当场都被对方回绝说：对不起小姐，我最近太忙了，请把相关资料发到我邮箱，如我需要，再跟您联系。接着就盲音。李艺接通电话，在报名身份之后说道：我们编辑部做了一组新闻策划，我要把策划书递交给贵公司品牌部发言人，请问，具体交给谁？对方说，交给我。李艺答道：那好，我下午送来。她成功了。她的聪明在于把一个问题进行了方向转折处理。如果像那两个女孩子那样，直接问，我们要对您进行一个采访，请问您什么时候有空？对方通常会直接说没空。李艺把“何时有空”转为“应该找谁”，这样对方的答案将不可能是拒绝的。我看着她，虽然我不认为这个方法是她原创的，但至少她看了类似于营销方面的书。面试通过了，她看上去有点喜形于色。我告诉她，三天内会打电话通知的。用不用这个人，我只能提供参考意见，那要人事经理说了算。应该说，这么些年，我对广东太多的公司在用人制度方面感到失望。依然是唯文凭和经验这两种硬件论，此外，年龄、性别、籍贯也是三个很大的槛。但这个世界总会有那样一种人，啊，你知道的，就是那样的一种人，我无法说清，他们身上有一种迷人的不确定性，和多种的可能性，你只需要为他们开门，他们一旦上路，就会有令人眩目的飞翔之姿，他们很快就把你先前看好的那种有用之人狠狠地甩在后面。啊，总会有那样的人，比如……

　　最后李艺没有被录取，理由是，文凭略逊且没有经验，她还是个湖北人呢。人事经理那厚重的鼻音从来都有残酷的味道，我知道，跟这样的人多说一句都是没用的。在广东职场，我不明白为什么河南人和湖北人会如此地臭名昭著。河南人信誉不好，擅于骗术；湖北人太精，一旦上位就总想挤掉主管甚至老板，腹黑，不忠。这类说辞在职场广泛流传，竟成了真理。

　　本来，不录取就不必打电话。可是，心里有个东西老梗在那里，这个小姑娘让我有亲近感，她身上有太多的东西让我觉得“似曾相识”。我打给了她，可怜的孩子以为是录取通知，开口就问，几时报到，那声音听上去都发着光。我艰难地把事情说完，然后告诉她这是我的手机号，“我姓黄，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希望能帮到你……”是我先挂的电话。

　　我是在半年以后接到了她的电话，是一个傍晚。她说她刚从东莞回到广州，很想见见我。我们约在一个湘菜馆见的面。因为上次的事情，我老是觉得亏欠她什么，算是请她吃个饭吧。见了面，她瘦多了，削着脸，眼睛还是那样，忽闪闪的，仿佛是，肉身的灵魂就集在这对眼睛上了，它隐隐地回避我的注视，我觉出它盛满悲伤。对于过去的半年，她似乎不太愿意多谈。我把汤盛到她面前，叫她吃饱。她突然把筷子停在半空，急急地问道，黄姐，到底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进到你们这样的杂志社？

　　你的选择很多的，为什么一定要进这种虚伪、势利，跟文化沾不上边的破杂志？

　　我不甘心……

　　我哑默，低头吃饭。半晌，我吐出一句话：为了进去，你真的什么都愿意？她又用她那双发光的眼睛盯着我，愿意愿意，是陪男人睡觉吗？我残酷地笑了一声，鄙夷地看了她一眼，出来这么久，居然还相信跟男人睡觉就可以解决问题。我郑重地告诉她，李艺，你的那些文稿我看了，很不错，你在这种杂志社混个经历是必要的。

　　两天后，我带李艺出来跟几个人在大排档吃饭。这几个人，我有必要交待一下，三男两女，年纪跟我相当。他们全都没有正规的工作，但身份非常复杂，具体的底细，我也不太清楚，他们混迹在各行各业，做各类业务。印刷、户外广告、代理某健身产品、卖壮阳药材、代理红酒、保健品、办信用卡、办假证开假发票……他们是嫖客和妓女，骗子和混混，他们还是黄牛党和偷车贼。这些匿名在城市中的人，隐在暗处，他们活得旺盛而妖娆，拥有非常丰富的信息量，赚钱的点子多极了。我长期给他们提供各类软文并帮助接画册、平面单张的设计等业务。跟这样的人打交道，我是放心的，他们从来没有拖欠我一分钱。他们叫我“女秀才”，说我是个读书人（他们认为我的头脑没有那两个女的灵光）。啊，这么些年，我一直流浪，却也衣食无忧，当然是因为跟这样的一帮人混在一起，然而，我没有彻底地成为他们，我心里还有一点点没有完全怠尽的——梦和理想。如今的他们，都有钱了，身上的底层气已被洗净。饭桌上，男人们跟我开着玩笑：阿红啊，让我包了你吧，你一个女人写字赚钱太辛苦了。我笑着说，今天我带表妹过来给你们认识，多关照啊。那李艺倒大方，一个接一个地跟他们敬酒，说段子，一下子就跟他们活络了。我在那一瞬，忽然感受到别样的味道：我也许在帮助一只狼。这念头，迅速地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

　　我很快把两份证件交给了李艺。她现在叫易丽，（李艺倒过来）25岁，上海籍，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中文本科。我告诉她，要滴水不漏地圆好这个谎。她张着嘴半天没合拢，心里在嘀咕什么，我不想去琢磨。但是，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泄露了这样隐秘的事，并让她有了可以偷窥到我的蛛丝蚂迹，我感到浑身不自在，不，我感到糟透了。她果然顺利地通过了人事经理那一关，成为一名时尚杂志的采编记者。

　　不到一年，这个叫易丽的女孩子卷走了三万多块钱的广告款。杂志社无法找到她，我当然也推个干净。这个期间，这个女孩掌握了这类媒体的运作方式，包括广告品牌份额的分布，新闻策划的要点，品牌推广的策略，以及这种时尚类杂志的奴才本性：她几乎熟悉所有讨好客户的方法。她跟我如此相似，从中获益了，还要在背后骂这类媒体如何地贱。她的离开，当然是在无法取代我这个编辑部主任的绝望之后，好狠的小狼仔！成为一名体面的匿名者，李艺成功地走完了最重要的一步。她不会去做妓女和流水线女工（她们没有名字，以胸前的工号代替）那样的匿名者。几天后，她往我的账号打了三千块钱，然后给我发短信说她在深圳一家媒体。我看着短信叹道，这个小蹄子，果然翅膀硬了。这三千块钱是什么意思呢，感激吗？看透一个人太悲凉了，让人难受。我感到了孤独和一阵阵的悸冷。

　　《西游记》里，妖怪的主人在云端叫出它的真名，那妖怪就会吓得现形。古埃及的神话里也有记载，有一种巫术，说是你能说出另一个神的真名，你就能制伏他。李艺，在面对我的时候，应该是不自在的吧。在我的目光下，她就像被脱光了一样没有秘密，我掌握了她最初的密码。她不会在任何人面前提起我，我是她的秘密，她的羞愧，一个永远的结。（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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