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杂谈]令人担忧的中国产业状况

令人担忧的中国产业状况[安公公论文]

　　提要：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俨然已是产值大国，但却是利润小国，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在内，散、小、弱、差、乱成为各行各业普遍的现实。为提升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中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园区必须实施战略上的大转移，其意义并非仅止于入世后的行业大洗牌，关键则在于如何适应、如何统驭驱动21世纪快速发展的“三驾马车”——科学、技术和自由经济市场。

　　一、中国：360行行行出状元了吗

　　俗话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是，中国的360行，行行都没出状元。尽管，现而今已有11家企业入了世界500强，不管它们的排名或前或后，除却规模而外，也还是规模。因为它们和国内其他尚未进入500强的企业比较，也仅止规模上的优势而已。至于其他，尚未有国际上的比较竞争优势。

　　这里，有两张排名表可资证明。

　　表一：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发表的“世界竞争力排行榜”，近五年来，中国综合竞争力一路下滑。

　　20世纪 1998年 中国排名第25位

　　1999年 中国排名第29位

　　1920年 中国排名第31位

　　21世纪 2001年 中国排名第33位

　　2002年 中国排名第31位

　　表二：2001年世界经济论坛报告宣布，在全球25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增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国居第39位、“现时竞争力指数排名”第47位，均处在中下游位子。

　　以上两项综合竞争力指数排行榜，至少在下列两个方面对我们提出了警示。

　　其一，改革开放在过去了的23年中，国家的经济总量上升，列世界第六位，但是，综合竞争力却没有得到与之相应的提升。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外贸为例，1978年出口额仅为100亿美元，现已增长到2660亿美元。

　　其二，最近几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指数上升很快，而消费价格指数下行很快。事实上，自1994年以后，尽管物价并未一步跃到负运行上，但增长依然乏力，1999年，终于呈负增长态势。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同比下降0.8%，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再呈跃势——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

　　最近两年，从学界到政界，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一致看好，但是与良好的经济运行相悖的是，通货紧缩的信号却在加大，尽管还有相左的看法。

　　究其深层原因，一是“摸着石头过河”政策出台往往滞后于市场发展，在“双轨并存”的过渡期内，多数所谓成功企业往往是“用足政策”的幸运者、偶然的发迹者。这些既得利益型企业，大多没有战略目标、缺乏市场定位，以至二十多年宝贵的时间过去了，却未能诞生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接下来是，多数享用不到“优惠政策”的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在内，则瓜分“地方政策资源”。自90年代初中央与地方财税分灶吃饭以来，地方经济、或是曰“诸侯经济”、“割据经济”产生了大量的做“跟进生意”的企业，今年来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的假冒伪劣商品高据整个市场的45%左右。而中国的消费者约有八成的人“知假买假”。目前，虽然已经入世，但是，“制假 售假 买假”的市场已然形成。

　　最令人忧虑的是，大企业运行政策、小企业竭力跟进，俗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而当前是“十个萝卜一个坑”，大家扎堆比拼，萝卜的个头是越来越小，内涵是越来越少。其结果是上游企业热衷上市圈钱，RD投入低，创新滞后，从而导致出现“5低5多”的现象——

　　价格低 、利润低、 收入低、 投入低 、创新水平低。转向股市投机的多 、做广告的多 、跟风的多、 制假的多、 夭折的多。

　　在这个负反馈系统中，中国的产业结构不论哪个领域均呈现出“小、散、弱、差、乱”的基本格局。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按一、二、三、四类排序作一构勒。

　　中药 自神农吃百草开始，作为科学鉴证，类似《皇帝内经》、《本草纲目》这样的垂世之作足以证明，中药不论从哪方面来看，不仅是也应该是我们足以骄傲的产业。然而，打“九五”期间开始，中国中药出口连年大幅下滑，1999年下降了31.8%。全国中药年出口量只相当于日本一家中药企业的年产量。国际中药市场每年销售额约160亿美元，其中日本占80%，韩国占10%，中国仅占3%，且其中绝大部分还是原料初级品。

　　旅游业 作为吸纳就业人口众多、投资成本低、取自天然资源的旅游业，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得到蓬勃发展。作为世界旅游资源大国，不少地方把发展旅游业作为繁荣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来抓。各地旅行社竞相开张，在短短的十数年间从数百家发展到今天的8993家之多，然而销售额尚不及美国或日本一家旅行社的收入。以美国运通公司为例，去年的销售额23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943亿元，而国内近九千家旅行社，总营业额仅止467亿元人民币，不足对方的四分之一。

　　钟表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年均生产5.6亿块左右手表，包括香港在内我们的总产量在四亿块以上，日本大约生产5000万块，瑞士差不多是3000万块。尽管瑞士在数量上不占优势，可是从产值上看，瑞士却占据了市场上的最大份额。2000年全球交易总额为94亿欧元，瑞士拿走了其中的67亿欧元。谁是世界钟表第一大国？

　　陶瓷 它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传统产业之一，China即由秦瓷远播海外而扬名。中国的文明史有多长，它的存在就有多长，然而近二十年来，陶瓷器皿却是出口低档产品，进口高档洋货。以日用陶瓷器皿为例，在国际市场上，德国、英国、日本的产品，平均每件售1.45至2.28美元，而中国货平均每件仅售0.26美元。

　　钢铁 1996年我国钢产量超越一亿吨，2000年突破一亿四千万吨，无疑据世界第一位，但是，在国际市场钢铁交易中，我国的出口量仅占1%，处于20多位；人家一吨钢卖到500美元，我们只不过卖到300美元；再来看成本价，我们一吨钢的平均能耗几乎是人家的2倍，而高附加值钢材还是依靠进口，1996年进口钢材1440吨，2001年增加到1720吨。

　　服装 中国历来是纺织大国，纺织品出口量占全球的1∕7，占我国出口商品1∕4，而创汇总额却只有1∕14，单价仅为国际同类服装品牌的1∕3~1∕20。为何如此缺乏竞争力？中国目前服装企业4万多个，从业人员300多万名，绝大多数服装企业乃是自产自销的传统小作坊，他们的利润空间先是粗制滥造，再是压价叫板。由于自相残杀，出口服装每件还不到4美元。

　　小、散、弱、差、乱，从第一产业直至第三产业（服务业）莫不如此，作为当今国家最为重视的第四产业——新兴技术产业现状如何？其实一样。说到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不关注中国高新技术园区的建设与发展。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高新技术园区的跑马圈地可谓一浪高过一浪，现在已有国家级的高新区53个，而各地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已超过一万个！中国大中小城市仅660座，连同1200个乡镇，也还不到两千个，那意味中国平均一个城镇就有五个高新技术园区。如此雷同、如此竞逐，它会有多高，会有多新？事实表明，我们追逐的是量的增长而非质的提升。

　　美国是高新技术园区的始作俑者，至今也只有一个“硅谷”领衔主演。尽管今年来IT泡沫带来不利影响，硅谷仍然汲取了国内外风险资本的六成以上，它的市值是美国工业革命的摇篮底特律城市的四倍！硅谷——美国的“这一个”已经成为全球楷模。日本也有“这一个”，它叫筑波；以色列也有“这一个”，它叫特拉维夫；芬兰也有“这一个”，它叫诺基亚；连台湾也有“这一个”，它叫新竹。中国有“这一个”吗？以中关村为例，十数年来，作为中国信息产业的标志，虽然当局恩宠有加，其运作方式，其实力地位，与其说是高新技术产地，勿宁称之为产品技术集贸市场更为贴切。事实上，在这个技术产品集散地，尚有不少中外赝品假货充斥其间。

　　环顾中国高新技术开发及其园区建设，仍然徘徊在低档次的重复投资、无序竞争的阴影中。与一、二、三产相似，虽然起步甚晚，按“康德拉季耶夫产业周期波”理论推定，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尚在成长期，就有两类互为依存的投机者将之引入歧途。一种人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不惜宰杀明天商机的投机商，另一钟人是把发展地方经济当成自己政绩的官僚（类似安徽省副省长王环忠那样依靠“政绩”往上爬的大小官僚充斥各地）。此二者一结合，一方拿到了“优惠政策”、一方拥有了“上报项目”。据有关报道，安徽在国内率先提出建设省级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可历时11年，投入2000多万元，至今园内路无一条，线无一根。安徽省科委还建设了10个类似园区，农委投资建设的更多，但是均无建树。

　　统观1、2、3、4产业的现实状况，各地产业结构的趋同性正日益严重。据测算，我国中部与东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达93.5%，西部与中部工业结构相似率达97.5%。我们把东、中、西部划分开，它们之间仅仅由于投资力度的大小在规模上有所差异而外，从战略布局上来看，基本趋同。如果说三大区域在产业结构上还有所区别的话，那也只是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而非市场定位。显然，由于中国官僚阶层单一的思维模式和中国企业经营者急功近利的运作模式，正在导致一轮又一轮的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并且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二、期限：30年内成为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可能吗？

　　二十世纪是一个非凡的世纪，它以速度创造奇迹。

　　统计资料显示，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值，从1950年的5万亿美元提升到1997年的29万亿美元，增长了近六倍。仅是1990年至1997年间，总产值就增长了近5万亿美元，相当于从18世纪工业革命至195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换言之，7年等于工业革命200年！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看，今天人类的大脑结构与脑细胞容量与5000年前的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从历史长河的演绎中可以悟及，由于生物遗传基因的相对“保守性”，自然也仍然在按照达尔文的预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渐进。但是，翻开历史的一页，你会惊奇地发现，一个挎着纸尿布的18个月大小的幼儿可以在苹果机上创作图案，然后打印出来、绞下来、贴在电冰箱上自娱自乐……

　　事实是，从作坊时代到信息时代的演变，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了的平台上，从个人直至国家“人人”都可以创造奇迹。她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技术转让可以在瞬息实现，从而使变化的步伐加快。过去，一个国家采纳另一个国家的技术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现在，软件可以在加州硅谷制作完成，然后马上在孟买或北京投入应用。无论是就生产力而言，还是就社会结构而言，在全球化时代，千差万别的区域经济将会愈来愈彼此相似、至少在达到现代化的时间表上相差无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历表明，即使在20世纪末的条件下欠发达国家也只需大约30年便可达到先进经济水平。日本在1980年，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在1990年已经达到了这种生活标准。

　　专家的预见，除当今的非洲而外，凡是没有社会和文化痼疾的国家，也都将出现这个过程。在近几年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至少有15个新兴国家令人刮目相看，诸如芬兰、荷兰、新西兰、匈牙利、捷克、智利、巴西等国在不到30年的期限内达到先进经济水平。和前面的日本、新加坡、韩国相比，这些后来居上的新兴国家，它们成功的时限简直是在成倍的减缩。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众多国家掀起的经济体制改革浪潮，大大加速了全球化进程，由此，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共识，推动21实世纪快速发展的三大原动力：自由市场经济、科学和技术，它们互为因果必将成为统驭全球的“三驾马车”

　　芬兰故事：

　　芬兰是一个典型，但不是神话；芬兰突破“时限”，是必然，而非奇迹。芬兰只用了10数年时间而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在竞争力排行连续两年夺冠，正是统驭这三驾马车的必然结果。芬兰是人口小国、区域小国，但却是世界技术大国。是科技造就了芬兰吗？尽管它用了RD的投入全球首屈一指，回答却是否定的。资料显示，早在80年代初，世界上每一万人中科技人员最多的国家是芬兰，它拥有科学家和工程师446.5人，技师1551.8人。当时已经是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位列其后，科学家和工程师只有372人，技师1478.8人。然而，当时的芬兰只是前苏联的一个“加工点”、“附属国”，诺基亚公司从纸浆、轮胎，直至电视机五花八门什么都生产。芬兰只是北欧的一个资源贫瘠的小国。

　　前苏联的解体，芬兰被逼上了绝地。从1993年起，芬兰决定敞开国门，实施战略转移，大力吸引外国投资，成为欧洲最早开放电信业务的国家。芬兰外贸部长称：“当你同意在自己的国土上同别人竞争的时候，你的经济就开始具有了全球化。”显然，在全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引领下，芬兰从战略创新直至科技创新同时实现了比翼齐飞，在信息通讯产业中后来居上，独占世界鳌头。芬兰的成功，在于它统驭三驾马车的成功。

　　新西兰故事:

　　根据哈佛大学和世界银行的标准,综合了包括国家创造和经销技术的能力,以及它们在国内吸收并推广国外的创新技术和产品能力等34项评比因素,新西兰在2001年“新兴国家技术竞争力排行榜”上名列第5。新西兰在90年代之前，还知只是一个在英联邦卵翼下城市化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1990年，新西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小政府 大市场”的改革运动，仅止3-4年，新西兰就消灭了财政赤字，政府开始出现了财政盈余。

　　其实，与芬兰一样，新西兰也是被逼出来的。1973年，由于受西方石油危机的影响，以及英国加入欧盟而带来的关税优惠政策的结束，新西兰经济陷入危机。正是在此背景下，新西兰决定放宽政策、削减开支，在行政、税制、金融、贸易、私营化等方面实施全面改革。在这场断断续续，历时20多年的改革中，新西兰的人力资源水平、教育水平、高新技术基础设施水平、对外贸易水平、大学与企业联办水平，以及整个国家的创新水平均已全面得到提升。

　　爱尔兰故事：

　　爱尔兰倒的确称得上是一个奇迹。30多年前，它还是一个贫穷的、了无生气的、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发展前景一片暗淡。1922年才从英国独立出去的爱尔兰共和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强调恢复传统，限制英国的经济影响力，以保护本国经济。但是，自我封闭带来的只是落后。60年代末，爱尔兰从反思中清醒，政府决定“退居二线”打开国门，加入欧盟，为自由市场经济开道。新政府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人力资源的开发上。

　　从1968年起，政府为建立世界一流的教育系统投入大笔资金，如今就公共教育开支在国家收入中所占比例而论，爱尔兰在先进国家中居于第二位。现在，爱尔兰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向跨国公司提供的技术工资比也许是欧洲最好的。与此同时，爱尔兰降低关税，为外国公司提供了欧洲

　　上述故事，从拉美而欧洲而亚洲而大洋洲而演绎四方，以30年为期限，从发展中国家提升到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而是当今的一个普遍的现实。关键在于，该国是否有统驭这三驾马车的能力。科学、技术、自由市场经济原本是一个共生共荣、相互作用的孪生体。在这方面，亚洲的韩国更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1990年，韩国列世界经济大国之第11位，但是，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一夜之间把韩国摔到生死存亡的边缘，就像几经起落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现时正在危亡线上挣扎的情况一样。资本主义何以在发达国家成功，在发展中国家失败？这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驾驭自由市场经济。韩国的再次崛起，给世界提供了答案。

　　1997年圣诞节前夕，刚当选的总统金大钟宣布：“外汇已经见底，……一个月恐怕撑不了，不，恐怕一天也撑不住。”可是仅仅过了四年，韩国不仅是在亚洲更是在全球成了新的“英雄国家”。说到底，金大钟走的路就是“小政府大市场”之路。金大钟发誓要以撒切尔夫人为榜样，并且在私有化进程上比她走得更远。今天，民主化、法制化的韩国，过去那种专制的、逆来顺受、等级森严、仇视外来者的封闭的僵死的文化，已经让位于一种全开放的、个性化的、富有创造力的新文化。在金大钟垫起的这个自由市场的经济平台上，韩国把个人主义的创造和世界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结合起来。韩国经济危机前30年只有246亿美元的国外投资，在过去4年，却得到了52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今天的韩国拥有107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世界500强名单中，日本公司在缩减，韩国的公司在增加，类似三星、LG这样的跨国公司把高新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整合起来，正日益成为美、日等大国的强劲竞争对手。

　　回过头来看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算，理应在2008年这30年期限到来之前完成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但是，答案却是否定的。据全球著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统计，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厉行经济改革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了7倍，以现时的市场汇率计算，已超过了一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第六位经济大国。但是，高盛通过与亚洲7国对比认为，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经济规模却只是对方的四分之一。即便人口总数稍微小于中国的亚洲7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加总也比中国高，而贸易总额更是大幅超越中国。该报告还认为，中国在过去30年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从1970年的2%上升至去年的3.5%左右，增长非常缓慢。反观亚洲7国这个指标增长了5倍，日本更实现了10倍速的惊人增长。

　　如果说“三驾马车”是21世纪的原动力的话，从中国前20多年的实践来看，我们缺乏的是对这三匹马的驾驭能力；科学与技术之马不班配——科学的技术运用滞后；科学与技术这两匹马和自由经济市场之马不般配——科技的市场应用更是滞后。根据一般的看法，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还需20年；那就不是“原定”2008年的期限，而是延展至2021年。由于缺乏统驭三驾马车的战略眼光与相应的管理能力，我们将因此而多耗时13年！

　　三、战略转移：中国高新技术发展与产业园区的市场定位

　　1996年，总部设在巴黎，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国际组织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知识经济”这个新概念。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和旧经济之间的界划，至少有下列四个方面的特征：

　　1、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开发，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OECD国家的工商业科技研究中有70%的经费用在高新技术产业）；

　　2、信息和通讯技术在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美英等国对信息和通讯设备的投资占总投资的75%以上）；

　　3、服务业在知识经济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经济重心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换（即便像巴西、智利这样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服务业产值比重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已占到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4、人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新一代高技术产业、新一代计算机硬件和软件、通讯设备，以及高保真的视听技术的开发等，都需要高素质的人去胜任（美国在全球人才大转移、大迁徙中显然是个大赢家）。

　　以上四项，与其说是对新、旧经济之间的区分做理论上的界划，还不如说是对目前发达国家、新兴国家正在向新经济踊跃过度所做的实践的概括。事实上，从理论直至实践，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的国策，至少在中国正是如此。但是，与我们高屋建瓴的国策相比，现实的情况却不容乐观。作为产值大国，中国至少在一百多个产业中某些领域雄据第一，即如上述所提到的众多品种。然而，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即便是绝对值方面也排不上号。当然，论高新技术园区的个数，全球类似硅谷那样园区仅止900多家，而我国钦定的即为53家，全国园区早已超越万家，在这个绝对值上中国仍然堪称“全球第一”。

　　从软件业发展直至技术创新，有些硬指标、关键数据，我们是难以回避的。据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对世界28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综合能力的测试，美国、日本的信息能力总指数分别为72、70，澳大利亚为66，加拿大和新加坡接近60，荷兰、英国、德国、新西兰都在50以上，法国接近50，我国则为6。足见我国与发达国家、新兴国家之间的“数学鸿沟”十分明显。如果说我们在短时间内尚难以缩小“数学鸿沟”的话，而由于市场转换方面的缺陷，大学、企业、基础研究、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缺乏有机整合，我国的科技商业化水平也很低。据统计2000年在美国注册的14万项发明专利中，美国占了8.5万项，日本3.1万项，而中国仅有119项，连人口不及我国二十六分之一的韩国也有3300项。

　　中国尚需20年，亦即多化上13年的时间，方能完成新兴国家在30年期限内转化为发达国家的任务，这难道不发人深思吗？发展高新技术是一项基本国策，但是，有了战略定位，并不表示战略实现，在“定位”与“实现”之间更有一个严格实施与科学控制的过程。从我们这十数年已经走过的历程来看，战略定位在主体上已出现偏移。有两个极端的例子：一是软件业，现在“以硬挤软”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是高端产业低级做法的典型；二是科学园区，作为高新技术的产业归属之地，而今已蜕化成为享受优惠政策的中、低档技术产品的进出口的集散之地。以中关村为例，有贸易巨头、有制造垄断,而无创新机制，竞争活力。显然，中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园区已经到了必得实施战略转移的关键时刻。这个转移，或是说战略调整包含着从观念直至实施上的两大步。

　　而这两大步归并起来则是文化上的一大飞跃。统驭21世纪的三驾马车，核心不是技术，而是文化。科学是文化、技术是文化、自由经济市场也是文化；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种群体的行为模式；什么是群体的行为模式（包括人的外显与内隐的行为）？它是群体的思维模式的外化；而经过历史演绎、筛选然后凝结而成的观念，则是文化的核心；它既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又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是一场经济体制变革，也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变革。

　　中国的文化大变革可以归结为三大时期，尽管每一个时期时间段的长短相去甚远。

　　第一时期从孔夫子到毛泽东，是为小农经济时期。在这个长达两千多年漫长的时间段里，“一切向后看”是它的轴心原则。可以用8个字概括孔夫子、7个字概括毛泽东。前者是“述而不作”，“克己复礼”；后者是“六亿神州尽舜尧”。这个时期人们的理想是“先王先圣先贤先世遗风”，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画地为牢”。孙大圣为了保护师父，也遵从同一原则：在师父周围就地划圈。中国人就像唐僧，只要你遵从圈地原则，你不走出去，妖怪也进不来。在长达两千多年里中国人享受了保护，但是，也像唐僧似的自我封闭惯了，轻易离不开保护。

　　第二时期是邓小平开创的23年两大转轨时期。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二是从小农经济向宏观工业经济、继而从宏观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轨。这两大转轨的第一成就是中国人终于从“画地为牢”、“自我封闭”中走了出来。然而转轨艰难，市场开放度不论是官方宣称的65—70，还是中国专家论证的60，还是外国方面认定的50，……反正离开85%的市场经济开放度尚有相当的距离。显然，公开、公正、公平与黑箱、灰箱、白箱共存；地方经济、割据经济、制假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这23年里，人们从小圈走到大圈，总之，“圈”还是有的，人的视野还是短视的。所以各行各业繁荣起来了，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在内，散、小、弱、差、乱的现实也仍然不可避免，它导致中国各个产业及其企业竞争力普遍低下。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何以在发达国家成功、在发展中国家失败，传统文化（隐性的自我封闭思维模式）仍然是中国的痼疾。

　　第三个时期则是从去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开始，它的终止时间段大体应当设定在2021年。如果用比喻性的说法概括中国的这三大时期，就好比说第一时期中国人封闭在一个小圈里；第二时期则走进了一个大舞池里，跳着，虽然可以自由进出，然而那是有人伴你共舞，进两步还少不得退一步；第三时期，中国人从夜总会的舞池里跑向一个开放的竞技场，犹如跑一场马拉松似的，在阳光下，尽管参赛者位子有前有后，然后他们都将遵守同一个规则，介入一个开放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的竞争行列。

　　有了规则，有了方向，我们还得去除三个圈。

　　一个是政策的圈。前23年中国所以会出现“散、小、弱、差、乱”的产业格局，那是政策圈太小，体制性障碍愈来愈明显。圈小，格局小，只能是小改小革。因为圈小，圈就多，多则乱。中央政府圈小，套不住地方政府众多的圈；地方政府的圈多，势必造成天下产业大乱。如果中央政府去除这个圈，地方政府就无圈可使，市场的平台就可筑高做大。中国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关键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圈”圈住了企业的手脚。

　　一个是企业的圈。因为圈小，只套眼下的好处，往往为了今天利益而宰杀明天的商机。中国需要美国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出现具有战略眼光、雄才大略的企业家，就像皮尔庞特•摩根似的，他的力量不在于他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而在于能控制数以百亿计的美元。中国企业当前的多元化往往只是在“苍蝇叮鸡蛋”，我们需要皮尔庞特式的产业大兼并，资本大运作。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发展高新技术的前沿阵地、是孵化器，现在是已经进入“战国时期”。甭说有一万多园区，即使53个也太多！如果政府“退居二线”，不再放水养鱼干，中国真正的大型“孵化器”园区不出5年就会在大洗牌、大兼并中崭露头角。

　　还有一个中国老百姓的圈。美国经济增长约有80%源于技术创新，20%左右来自资本积累。无庸置疑的是，这个8:2开只有在一个开放的自由经济市场的平台上方始完成，而这个平台是由美国老百姓垫起来。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除了91年和最近有两次疲软外，一直都很强劲。除了他们抢占了高新技术的高地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是美国具有自下而上的企业家经营意识，美国老百姓在积极理财的同时，也善于花销。他们在“挣得多花得快 花得快挣得多”的循环中成长。而中国老百姓的圈套在上两个圈之中难以自拔，他们在“挣得少花得慢——花得慢挣得少”的循环中讨生活。索罗（Solow）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只有储蓄但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不可能实现永久增长。

　　入世，将逼使中国拿掉三个圈，当然，首先当是政府的圈，没有自由经济市场的平台，也就没有科学与技术的创造空间。新西兰、爱尔兰、韩国这些先行国家，包括印度在内，能在短时间内焕发“青春”，莫不是先去掉政府的这个圈。最近日本掀起“一日元”就可创办自己的公司的运动，更是一个惊世之作！拿掉了第一个圈，企业会加速改制；拿掉了第二个圈，整合“散、小、弱、差、乱”的产业格局将会成为现实；拿走了前两个圈，有了一个真正的大市场，中国老百姓可选择的“金融产品”就会空前丰富起来，又何苦一个劲儿从六万亿飚升到八万亿，同时吊在一棵树上？中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园区的发展，寄希望于中国社会快快拿走这三个圈，应当说这第一个战略转移，客观因素多一些，非操控性因素也多一些。但是，入世会逐渐剪除掉这些方面的消极因素，现在该是到了由老百姓创造“红头文件”的时候了。

　　比较第一个战略转移，中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园区的第二个战略转移则是完全“主观”的。中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园区所以会出现“散、小、弱、差、乱”的格局，除了宏观上的原因而外，关键是个园区及有关部门企业它们中的多数战略的主体定位不准。

　　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目前在国内从业界、学界乃至政界，似乎只听到一个声音。几乎可以说“异口同声”认定，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所以孱弱是因为缺乏核心竞争力，缺乏核心竞争力是因为缺乏核心技术。这只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中国人从来不惧怕深奥的真理，就怕闹不清常识。事实上，所有后发国家都不具备核心技术，但是，后来可以居上，芬兰在竞争力排行榜上超越美国，爱尔兰超越英国，日本以模仿起家成就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足见核心技术不等同于核心竞争力。

　　有专家诟病联想，尤其指出柳传志当初不做“汉卡”而搞科工贸，这也许反映了许多人的看法。今天从柳传志到杨元庆，从联想到神州，人才辈出，工贸齐飞，转制迅速。正因为柳传志不以技术为导向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方才在PC市场上叫板众多跨国公司、方才能在激打市场上抗衡HP、方才成为中关村最有活力的公司——如果中关村没有了联想，我不知道专家们还有何联想？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的市场转化率大为提速。比如说，无线电广播拥有5000万听众足足化了38年的时间，电视拥有5000万观众也花去了14年时间，而因特网拥有5000万网民才4年时间。今天，一个普通美国家庭拥有的平均运算能力要超过30年前全世界运算能力的总和。也正因为科技的市场应用大为提速，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时间较之先进的发达国家所花费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了。诸如英、美这些国家其工业化的时间，几乎是眼下新兴国家30年即可完成“时限”的二至三倍以上。

　　以20世纪与19世纪进行对比，科技长入经济并使产品更新的周期日趋缩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20世纪搭建起了加速流通的自由经济的平台。因而，“新窗”可能是科技上的新发现，也可能是重新安排现有的经济资源。戴尔的度身定做、麦当劳的快餐文化、沃尔玛的连锁经营、海湾战争后勤供应的企业化管理……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创新。一言以蔽之，核心技术并不等同于核心竞争力，而真正不可被取代的核心竞争力，只能是利用既有条件实施创新。柳传志不做“汉卡”而去做“科工贸”，这正是创新。

　　从目前中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园区的现实来看，必须摆脱“以技术论技术”的传统观念，实施管理创新，这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大转移。中国并不缺少王选那样的技术专家，却非常稀有皮尔庞特•摩根这般的企业经营大师。以技术而论，美国的模托罗拉、瑞典的爱立信，早先（也不过10年前），它们远领先于诺基亚，96年那会儿连收购诺基亚都不感兴趣，而眼下，在移动电话市场上，它们两家加起来的销售额还不及后者的一半！这与其说是技术较量，还不如说是一场战略管理的竞争更为来得贴切。

　　21世纪，人类将从时间、空间、质量、数量、范围和规模等六个方面扩大我们的管理权。统驭科学、技术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能力正是一种管理。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系统分析专家就曾对人类的知识系统加以重新划分，摒弃传统的二分法，代之以三分法。

　　第一类是环境知识：这是一种如何认识、控制并改造周围环境的知识，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科学”；

　　第二类是人的知识：这是一种如何理解、影响并变革社会的个体，乃至社会格局的知识，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

　　第三类则是对上述两种知识加以综合运用并推促其发展的知识，这就是今天所指称的管理知识。

　　科技作为一种商品，模仿是方便的，而推促科技快速发展的某种管理制度则难以拷贝。而制度的进步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知识经济时代的7年创造的财富足以相当于工业革命时期整整两个世纪，这在中国也得到验证，事实如此，50年前我们的人均收入与1700年亦无多大差别。当大量的投资和新技术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的时候，控制全球市场大流通的胜家，必定是赢得更多投资、更多新技术的管理战略家。硅谷的成功正在于它是全球化与技术创新的交汇点。

　　当我们的国家尚需化数万亿人民币、化一、二十年时间去普及中等教育的今天、当国家把几十亿几十亿的钱拿去搞重复建设、重复投资的时候、当全国的RD投入还抵不上美国或日本的一家大公司的投入的时候，我们的大批专家却在侈谈什么发展核心技术，这实在是一种时髦的幼稚病。

　　现儿今我们必须换一个角度来看世界，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看成是全球范围里的“打工仔”呢？只要把这些“硬件工程师”及其创意拿来，就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则是世界“软件管理”的首创者。我们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战略创新；在技术上要跟进，在制度上要放开，在管理上则要抢占全球战略高地。

　　中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园区两个战略转移，一是政策的、体制的、市场的，我们必须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接轨，创造一个由供給方与需求方独立完成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再交换与再结合的开放式平台。另一个转移则是确认“创新”既可以是科学上的发现、技术上的发明，也可以是如何尽快地把发现转化为发明、把发明转化为应用、把别人的化为己有，这才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战略管理创造。工业革命通过规模生产，尽可能多仅可能快地把有形资源制造成财富；信息革命通过创意想象，仅可能高仅可能新地让无形资源——文化的、知识的、管理的转换成财富。古人云，世界万物皆生于有，有生于无，是乃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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