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行、刘永好及其兄弟：从饲料供应商到金融资本家
刘永行、刘永好及其兄弟
财富：83亿元
年龄：53岁，50岁
出生地：四川新津
教育背景：大学
主要公司：东方希望和新希望
总部所在地：上海，四川成都
首次证券市场融资：深圳(1998年3月)
主要行业：饲料
希望集团由刘氏四兄弟创建，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年销售达到83亿元。1982年他们从养鹌鹑、养鸡起家，9年后转向饲料生产，直到现在仍然是集团的主要行业。1995年，饲料业务按照地理位置分为两部分，东方希望由刘永行领导，总部位于上海;新希望由刘永好领导，总部位于四川成都。今天，刘氏兄弟也已经进入了房地产、电子产品、银行和保险等行业。
刘家兄弟善于利用知识解读国家的新政策。在“不得不变”之前，他们转变思路，先人一步，勇立潮头，辞掉“铁饭碗”，开辟一条“希望”之路。
1982年，在四川成都新津县古家村的一户农家门前，才回到自己家乡的4个年轻人正谈得热烈。这4个人就是后来名震四方的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和刘永好兄弟。
他们本来都在国家的企事业单位工作。老大刘永言在成都906计算机所工作，老二刘永行从事电子设备的设计维修，老三刘永美在县农业局当干部，最小的刘永好在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任教。
“农村正在进行改革，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人，应该投身到这场改革中去，千年不遇的大好时机，趁着年轻，趁着我们还有一股子拼劲，有不算笨的脑子，大干一场吧！可不能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啊！”心有灵犀一点通，四兄弟想到一起了。一声“干”，就把一个天大的决心砸在了家门前的黄土地上了！
他们选择的是养鹌鹑。
鹌鹑，他们过去大概只听说过，如今却要来养了。听说这小鸡儿似的东西营养价值可高呢，售价也很高，大批量地养大了，能卖出很好的价钱。他们把鹌鹑养起来。先是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养。养大一批后，看到市场上的价格果然很好，更来了兴头，决定扩大生产，在村里建起一个小型养殖场，再饲养良种鸡。
小小的养鸡场办起来了，投资不算太大，却也是一笔不小的钱。小弟刘永好听说成都那儿有家畜市场，也许可以去那儿出售一些呢。于是，兄弟几个就连夜劈毛竹削蔑片编竹筐子，然后由刘永好第二天一早骑自行车，驮到成都的家畜市场去卖。倒也不错，果然有买主来问价，到了下午，就把带去的小鸡卖完了。
这样，有了好开头，兄弟四个的眉头也就松开了些，于是再接着去卖。这样辛苦了一个月光景，愚公移山一般地把8万只小鸡一一出手了。
等到把最后一只小鸡卖出去后，四兄弟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还算好，算了算帐，辛苦了一两个月，也有了万把元钱的赚头。在那时，这就很不错了。
就在1982年底，他们终于建成了一个大型的育新良种场。但是，当他们把这个养殖场办起来时，却正值成都地区“鹌鹑热”急剧降温，许多原先养鹌鹑的专业户纷纷收摊不再养了。
有人劝他们不要再搞下去了，“连养鹌鹑的专业户都没有了。你们把这些小鹌鹑孵出来谁来养？”
可是这刘家四兄弟都有一个相同的脾气，那就是认准了路就死也不回头。他们认定，只有疲软的市场，没有疲软的产品。那些失败的专业户是因为养鹌鹑的成本太高，技术不过关，这才亏本搞不下去的。刘家兄弟自信地说:只要我们有技术，把成本降下去就可以搞出名堂来！
为了把成本降到每只鹌鹑蛋只要三四分钱，他们就大量地查阅资料，开动脑筋，找出最佳的养殖方法。此时，这四兄弟便把各自的看家本领都用上了。他们把电子计算机应用于饲料调配和育种选样，很快就摸索出一个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立体养殖方式。这种方式即：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粉养鹌鹑。这是一种新型的生态循环饲养法，由于这样的方法使得成本大大减少，鹌鹑蛋的成本就降到了与鸡蛋一样了，于是很快就赢得了市场。
刘家四兄弟为中国的鹌鹑养殖业在科学技术开发上做出了贡献，他们研究出了“鹌鹑红羽、麻羽杂交鉴别雌雄离种体系”，还有整套的饲养鹌鹑技术，这些已被列入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
在四川，或在中国的不少地区，有一个让他们心颤的事实，那就是，外国饲料已经在中国占据了很大的市场，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据统计，到1990年，全国兴建的中外合资饲料企业就有二三十家，几乎遍布了全国各大城市。仅一个跨国集团在中国每年就从饲料上赚去人民币数亿元。
这就是竞争。竞争是残酷的，这种状况让中国人心酸，还有谁来支撑起中国人的天棚？有谁来对那些外国人的饲料说一声：嗨，别猖狂，我来了！
有的，刘家兄弟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看到了外国饲料进入中国的一面，同时又意识到中国广大农村的饲料天地是广袤的。这里潜伏着更大的机遇和成功的机会！刘家兄弟看到了难得的创业机遇。所以，他们决定要在饲料上大做文章，大干一场！
1985年，刘永行投资200万元，创办了“希望科学技术研究所”，又拿出300万元建饲料厂，400万元搞科研，聘请了30多位专家教授任专职或兼职科研人员，又派出了不少科技人员到前苏联、美国、波兰、澳大利亚、法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考察，并邀请国内外专家访问交流。
研制新型乳猪营养饲料一般都离不开鱼粉。但国内厂家生产的鱼粉质量不过关，进口却需要大量的外汇，买不起。怎么办？刘永好想到了当地的一种东西——蚕蛹。这种东西在四川多得很，蚕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能不能代替一部分鱼粉呢？他与研制人员一起试着把部分蚕蛹干粉与鱼粉混用，经过反复试验，证明效果已接近全鱼粉，而且成本也降下一些了。
为了提高乳猪饲料转化率和日增重，刘永行先后投资了近5千万元的费用，广采精选，反复论证，筛选出了33个配方进行试验。
刘家兄弟的脑子很活，在试验中往往不断地想出办法，想出本地特有的一些代用品，以代替那些难以弄到手、成本过高的原料，而同时又能保证饲料质量不比外国的饲料差。
由蚕蛹，他们又想到了用奶品公司的奶液下脚料，用工业奶粉进行科学配方来提高乳猪饲料转化率，这一想法经过多次试验后，证明很有效。用这种原料配制生产出来的饲料，不但完全符合营养标准，大大提高了转化率，而且成本也降下来了，做到了价廉物美。
刘家兄弟试制出来的希望新饲料，经过几个试验点的试验，证明有多种优点。第一，省时间。猪仔从断奶到长成大膘猪仅需3—4个月，比传统的周期缩短5—8个月。第二，省力。这种饲料喂猪很省劲，一边放饲料，一边放清水，比传统的打猪草、切料、煮料这一系列手续省了将近90%的劳力。第三，新饲料不用煮食。第四，按料内比折算，用1斤希望牌饲料喂猪，可比传统饲料节约1斤粮食。如果按亩产粮食千斤折算，那么10万斤饲料节约的粮食，就相当于20万亩良田的产量！科技知识又一次显示了其强大的威力。
有了自己的希望牌饲料，刘家兄弟就可以与进口饲料比个高下了。
1989年初，憋了好几年气的刘家兄弟们投资了300多万元，购买了国产颗粒机等关键设备，自行设计，自行配套组装，不但节省了70%的资金，而且还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了一座年产10万吨，从技术到设备完全国产化的饲料厂。
洋饲料王牌就是正大饲料。这是打遍世界的少有对手的跨国集团，近年来在中国最走红。在经过了一轮轮的攻坚战与攻心战后，“希望”在市场上很快站住了脚，有了越来越大的阵地。在销售量与日剧增后，“希望”又迅速扩大生产能力，到1990年元月，饲料的月销量达到了创纪录的4000多吨，大大地超过了成都正大有限公司。
“希望”与洋饲料的大规模竞争，不光在这两家饲料厂起到了很好的促进技术与价格改进的作用，还启动了整个饲料市场向“质量、品种、效益”的良性循环方向演进。在这两家大饲料厂的推动下，其他原先档次与质量不过关的众多小饲料厂家，也纷纷改进生产工艺和配方，使销售额成倍增长。
中国的民族饲料工业在这一场竞争中得到了洗礼与壮大。希望牌饲料终于创出了名牌，站稳了脚跟，确立了自己在西南三省的饲料主导地位。
在竞争中大获全胜的成都希望饲料厂的销量自1990年的6万吨一直往上剧增，到了1993年达到了15万吨，一下子跃居四川省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第一位。
希望集团壮大给刘氏兄弟的事业发展带来无限生机。
1995年，刘氏兄弟产权明晰后，他们开始走出家族经营天地。刘永言主要从事电子工业;刘永美从事房地产;而刘永行、刘永好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分区料理”，刘永行主持“东方希望”，刘永好坐镇“南方希望”，各展身手，共同发展。
1997年，刘永好剥离南方希望集团中部分资产并追加投资，以1.6亿元注册资本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希望集团”。集团所共有的品牌“希望牌”饲料系列，以品质优良服务周到，风靡大江南北，占据全国饲料市场份额的10%以上，成为中国民族饲料工业的佼佼者。1999年，公司全年销售量增长14%，利润总额取得了历年最好的成绩。
应该说，刘氏兄弟完成了家族产业的产权明晰，这是向现代化企业转变的第一步。1997年初成立新希望集团，在产业分布上不仅以饲料产业为主，而且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资本经营和适度多元化发展上进行新的探索，这是第二步。1998年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这是新希望集团抓资本运营走出的第三步，也就是刘永好董事长经常说的企业经营的三步曲：“产品经营是一分一分地赚，品牌经营是一毛一毛地赚，而资本经营是一块一块地赚。”
1995年8月份，在刘永好等多位政协委员的努力下，中国民生银行正式成立。刘永好、李静、王祥林、张宏伟、李安民等人是第一批股金单位的成员，当时股金865万元。8月23日股金全部到位。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在北京正式挂牌。经叔平为董事长，刘永好为副董事长，李静为执行监事。
2001年，民生银行(600016)上市。在民生银行5年的发展历程中，刘永好及其家族坚持不懈地收购着民生银行的股份，至今共持有17%的民生银行股份。到2001年5月，刘永好持股达到1.38亿股，占9.99%;其女刘畅的南方新希望持股比例为4.7%，名列10大股东之末，而希望集团持有3200万股民生银行股份，刘永行也是股东单位代表。刘永好表示，民生银行的流通股上市后，新希望持有的股份就被稀释为7%左右。他说:“今后，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增持民生银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很看重民生银行，希望它能走得更好。”
刘永好除了入主民生银行成为第一大股东外，正在积极进入证券、保险等金融领域。1998年“新希望”在深交所上市。如今，已经过去3年，新希望上市公司净资产就有12亿，翻了10倍。由过去的4家公司，现在变成20家企业。而且“新希望”已经走出国门，在越南胡志明市办厂十分成功，受到越南政府的高度重视。
2000年4月，新希望集团与成化、国际金融公司(IFC)组建华融化工。此时，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成都湔江化工厂刚被法院宣告破产。厂长陈进为了安置数百名职工，希望找个大老板收购，于是悄悄派人给新希望送去了兼并方案。
9月下旬，刘永好在新希望董事总经理、华融化工董事长黄代云、副董事长王良骥陪同下，微服私访湔化。此行未惊动厂方，也躲过了彭州的官员，甚至连车间也未进，只在厂区转了半个多小时，刘主要是看闲置的土地。他发现湔化是个“意外惊喜”，因为这大片的厂区可以建设年产2万吨烧碱、3万吨高纯度氢氧化钾及高附加值的氯副产品。正是这次刘永好等人的微服私访，奠定了湔化的变局。事后，刘永好派出10多人的班子对湔化进行评估摸底。
6月12日，全国政协副 经叔平视察湔化基地。经叔平问新希望总经理黄代云：“这么好的工厂，原投资多少钱？”
“7300多万元。”
“你们收购用了多少？”
“2500万元。”
“这才叫资本运作。”这位商界元老赞赏地说。
在刘永好成功进行资本运作的同时，刘永行也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2001年10月27日，刘永行的东方希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东方希望集团欲收购郎酒集团。以此作为进入四川酒业的突破口，再对川内白酒行业进行整合。郎酒集团这个国有企业，目前总资产为15亿元，净资产达6亿元，去年郎酒集团的年销售额为6亿元左右，年利税高达2.5亿元。而2001年郎酒的销售额锐减，因此古蔺县委决定将其托管。
中国白酒企业一直没有引进外资，换言之白酒企业家底颇丰，所缺的恰是一些无形资产，如先进的管理模式等，此次郎酒集团之所以出现暂时的困难就是因为引入了外国专家而消化不良。刘永行投资白酒业的梦想由来已久，这次机会终于出现了。郎酒集团是有100多年历史的百年老店，“结合”对双方都具有极强的互补性。白酒行业的利润率比饲料行业的利润率高得多，介入白酒行业可以使东方希望的产业链得到完美的延伸……
新版首富刘氏兄弟显得非常平静。刘永行说，他并不欢迎这个排行，希望平静地生活，踏实地做事，对于他个人财富多少不重要，当下只是想去改变周围环境和其他人的生存状况。中国的老祖宗早就说过，富不过三代。钱多了没用，留给后人，让他们不思进取。在竞争的社会里，人若不优秀财富是不会持久的。
刘永好笑称，如今的他只把财富当作“符号”。他回忆起自己对于财富的“心路历程”时说，当一个人拥有10万元时，他对于财富的渴求最为强烈，钱对他的重要性也达到顶峰；当一个人的口袋里装着1000万元时，这时他的感觉就是“要什么有什么”，这一阶段，人最容易丧失进取的动力，幸好他自己没有在这里驻足;当一个人的财富增加到10亿，他会感到口袋里只有1亿元，其他9亿似乎已经与他无关，这一过程发生在新希望农业股份的快速成长阶段，资产也从1亿增值到10亿。今天的刘永好，已经与兄弟们分享着80亿人民币的财富，仅存量资产就远不止10亿。他坦言，再多的钱，在他眼中也只是“符号”而已。
尽管财富只是“符号”，但刘永好始终没有停止发展。他将其名下的增量资产放到了增值较快的房地产和金融业，并准备于近期迅速扩大在华东地区的规模，将华东运营中心设在上海。新希望在上海的楼盘集中于浦东新区，刘永好对这块“希望的热土”充满了希冀，据说筹划中的“台湾城”也有他的股份。
“财富对于我个人已经失去了意义，现在积累财富就意味着对社会的贡献。”刘永好解释着他如今的致富动力，“许多人在发财后就不思进取，忘记了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我不是那样的人。”
杨斌：财富黑马 鲜花拥吻
杨斌
财富：75亿元
年龄：38岁
出生地：江苏南京
教育背景：大学(荷兰,政治专业)
主要公司：欧亚集团
总部所在地：辽宁沈阳
首次证券市场融资：香港主板(2001年7月)
主要行业：沈阳房地产,旅游，花卉
杨斌曾经参过军，25岁的时候移民去了荷兰。在那里他做了7年的纺织品生意，之后回到中国，在沈阳他投资了2000万美元开始花卉经营。现在，欧亚农业正投资于一项高科技研究，提高其主要品种兰花及其他花卉的产出率。他还在沈阳投资开发了一个多功能的农业园区项目“荷兰村”。除此以外，还涉足旅游及房地产。虽然他具有荷兰国籍，但他在中国成长，且现在大部分事业也在国内。
杨斌一直游离于媒体和人们的视线之外，当他的财富得以呈现时，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他的足迹已经踏遍了全国，他的财富已经相当可观，而他扩张的步伐还在加快。名不见经传的他已积累起了9亿美元的身家，一下子冲上了中国富豪榜的第二位，与排名第一的刘永好兄弟仅有1亿美元之差—他被誉为一匹财富黑马。
去年的《福布斯》评选中国富豪中并未出现杨斌的名字，遍寻媒体也不见他的报道，这一切的出现仿佛在一夜之间，人们对这匹财富黑马充满了好奇。
很少有人知道杨斌的个人经历，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个人经历富有的传奇色彩。
杨斌5岁就成了孤儿，靠年迈的奶奶摆茶水摊和亲戚的接济才得以长大成人。因为家庭的残缺，小的时候他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童年对他来说充满着别的孩子所无法体会到的感受。回首过去，杨斌说，18岁之前他什么苦都吃过。
1981年，18岁的杨斌考进海军第二炮兵学院，本科毕业后学业优异的他顺利留校任教，他的面前像其他人一样开始出现了坦途。1987年，杨斌获得了去荷兰留学的机会。
在荷兰莱顿市，杨斌大开了眼界，他第一次深刻地领略了高度产业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也第一次看到了完全不同于中国农民的荷兰农民:在中国，说起农民，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面朝黄土背朝天，联想到贫穷和落后，联想到一个辛苦劳作却收入不多的群体;但在荷兰，农民人均家庭收入高达25万美元，农民意味着中产阶级和非常有钱的意思。看到这些，杨斌不禁感慨万千，他在心里对比着中国和荷兰在农业方面的千差万别，致富的念头于是开始萌生于杨斌心中。他要在中国构建现代化的农业，要让中国的农民也像荷兰农民一样富裕。
同许多留学生一样，杨斌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生活。这时，他敏锐地把握到了东欧解体、市场解冻所蕴含的商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往来于中国和欧洲腹地，进行棉制品、纺织品和成衣的进出口贸易。
由于对商机的准确把握、具备经商的天赋和勤勤恳恳的努力，短短的两三年内，杨斌的生意越做越大，总资产达到了几千万美金，杨斌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1990年，27岁的他在荷兰创立了欧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公司，一个崭新的天地出现在杨斌的面前。
1992年前后，实力步步壮大的杨斌开始了第二次创业，这是他事业获得飞跃性发展的重要一步。
杨斌凭借着他对荷兰农业的深刻了解，特色农业成了他选择的新突破口，而这一突破口的正确选择让他的事业得以快马加鞭。他的子公司和营销网络开始遍布全球客户，几乎涵盖了各大洲的所有花卉业巨头。杨斌说，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他当时的实力，根据中国花卉行业协会的统计，90年代初，中国花卉市场有70%的鲜花都是欧亚集团引进的。他说，因为自己是荷兰籍中国人，他的优势就在于沟通中国与西方，作为一个企业家，关键是要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因此回中国投资是欧亚集团的必然选择。
1994年，杨斌开始对国内投资，先后在沈阳、大连、成都、长春等地建设大型的温室与冷库公司，还在北京创办了全国最大的花卉超市。杨斌认为，相对于荷兰、美国、以色列三大农业模式，中国农业也应该有一个现代化的样本。他知道，荷兰的鲜花出口量占世界70%，被称为“欧洲菜篮子”，出口额20亿元以上的农业现代化集团就有400多家，而把这些大集团的农业生产模式带到中国来，则是自己在中国成功的钥匙。
实践再次证明了杨斌作为一个商人的秉赋与才干。
1998年，杨斌刚刚来到沈阳西北郊偏僻的小韩屯投资时，没有人对那片荒芜的土地感兴趣，谁也料想不到这么贫瘠的土地可能收获日后那让人艳羡的收入。然而两年过去后，这里典雅的哥特式建筑、大片盛开的郁金香和纵横蜿蜒的园内河渠吸引来了朝鲜领导人 、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欧共体领导人奇桑特以及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等人以后，杨斌作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商人，他的成功让人们赞叹不已，而杨斌的自豪之情自然也溢于言表。他说:“当时我只花了15亿从政府手中买下来这6000亩片土地，现在不算地上的产业，光这片地皮就价值30亿以上。”
杨斌并不是毫无挫折地就将自己的身家打造到了9亿美金以上。事实上，同所有的企业家一样，杨斌归国投资以后，也曾经一度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战略调整问题，而成功的资本运作在关键的时刻帮他打通了通往财富的道路。
杨斌一直很感激欧亚实业财务总监阎闯，他说:“阎闯为欧亚集团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阎闯原来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杨斌则是其国内客户。两人相识在杨斌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而又无计提升企业规模的阶段。那是1998年以后的事情。
当时杨斌的足迹已经几乎踏遍了全国，他开动的“欧亚战车”四处扩张，在国内的投资也有十五六家之多。但让杨斌苦恼的是，虽然各个分公司的营业额年年都在增加，但是却始终难以将企业做到理想的高度，没有实现他心中预期的目标。此时的杨斌意识到了分散投资的弊端，而阎闯对于杨斌的作用，就像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在杨斌需要集中经营的时候找到了资本运营这个杠杆，从而撬动了欧亚集团的规模发展。
1998年，国内投资已经初具规模的杨斌与他的合作伙伴—广东英豪科教集团总裁陈忠联合作，通过一系列的运作，已经成为沪市A股“广华化纤”(600672)的第一大股东，并在1999年1月将股票名称正式改为“欧亚农业”，欧亚集团买壳在国内上市，资本市场对欧亚集团豁然洞开。
然而，因为欧亚集团是外资，实际是“欧亚农业”(600672)第一大股东的杨斌在公司中始终只能是一个董事职位，不能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这显然与杨斌做大花卉产业的设想不符。无奈之中的杨斌只得选择了退出，于1999年将自己在四川的欧亚农业花卉公司以2亿元的价钱卖出，随后“欧亚农业”(600672)的股票名称也改为“英豪科教”。
阎闯也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候发挥了作用。在对集团的明天认真思考之后，他给杨斌的建议是，卖出一些企业和资产，将主业收缩到沈阳，集中精力做大荷兰村的项目，这是集团在沈阳投资开发的一个多功能的农业园区项目。此时的荷兰村项目得到了沈阳市政府的支持，规划已经成型，投资预算是18亿人民币，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于是欧亚实业在全国七八个分公司被出售，这其中就包括了用于买壳上市的四川欧亚农业。
由于荷兰村耗资巨大，出售公司的运作得到的资金依然无法满足荷兰村的资金缺口，而沈阳当地银行的贷款也迟迟无法落实，杨斌和阎闯同时想到了到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将欧亚集团的农业项目剥离重组，在香港包装上市。2001年7月17日，一只名为“欧亚农业”(HK0932)的股票在香港主板上市。因为欧亚农业上市属于国内现代化花卉产业首次走向国际资本市场，加上公司具有外资背景，欧亚农业在香港投资界大受欢迎，结果4亿新股以招股价的78倍被认购一空，“欧亚农业”募得资金6亿港币。杨斌的资金瓶颈一下子得到了缓解。
有了钱之后的杨斌显得壮志凌云，他说:“上市募集的6亿港币投入到农业中去，我们集团每年的花卉业务有4亿利润，温室和冷库项目也有7亿利润，全部用来发展荷兰村。”他将荷兰村的面积由3000亩增加到了6000亩，他乐观地说:“按照这样的滚动发展，我们完全有能力第一期开发40公顷，接下来再开发40公顷，最终达到100公顷的规模。”
杨斌的前进步伐是很快的。如今，他的“欧亚战车”还在轰隆作响。
荷兰村位于沈阳市于洪区，占地面积6000亩，这已经超越了原初意义上的农业综合生态观光基地的概念，其建筑的规模和布局简直就是沈阳的一座卫星城:玻璃温室花卉生产基地、农产品深加工区、花卉博览中心、16万平方米的室内海上沙滩……杨斌流连其中，就像一个国王。
目前荷兰村内的项目包括农业、旅游和房地产三大部分，杨斌给农业的估价是25亿元人民币，给旅游项目的估价是18亿元人民币。“我们目前的旅游概念非常之好，已经超过了迪斯尼，他们有的我全有，面积还比他们大得多，我们的计划是至少在明年将我们的旅游项目拿到国际股市的创业板去上市，或者是美国，或者是香港。”杨斌对于未来的雄心更显庞大。
对于《福布斯》所列的他的巨大财富，杨斌说，事实上，他们的数字比这个还要大。
系统地看看杨斌的资产构成吧:总部为设在荷兰的欧亚实业集团，下属的全资机构包括分布在全世界的十五六个分支机构和国内的六七个子公司，这些机构大多从事鲜花和花卉种苗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业务，而在所有的这些资产中，又以设在中国沈阳的欧亚实业有限公司为核心，其主营项目就是荷兰村。
“海外的资产目前很难统计有多少，单就荷兰村而言，目前的价值就在60亿人民币以上，如果最终开发完毕，荷兰村的总资产会超过250亿。”杨斌以数字回应了《福布斯》的评价。
仰融：并购高手 企业大鳄
仰融
财富：70亿元
年龄：45岁
出生地：安徽
教育背景：博士(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
主要公司：华晨控股总部所在地：上海
首次证券市场融资：纽约(1992年8月)，香港主板(1999年10月)，上海(1999年10月)
主要行业：客车，投资
仰融是中国最早的国际市场融资专家之一，他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华晨汽车1992年在纽约上市，这是一家由他控制的华晨和沈阳金杯客车组建的合资企业。1999年，华晨汽车又在香港主板上市。2000年，华晨汽车的销售达到7.6亿美元。最近，华晨投资了5亿美元生产轿车。
上海华晨集团董事长、金杯客车董事长、美国香港两地上市的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华晨控股董事长——仰融有数种身份。而在仰融的身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则是一个华晨的“迷宫”:冠以华晨之名的公司不知凡几，浮出水面者有在上海、香港以及纽约上市的公司，在水下者则无从测知全貌，已知的有分散在内地的浙江、四川、辽宁及香港乃至百慕大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公司。对于所有这些公司构成的庞大体系，仰融模糊地称之为“大华晨”，而“大华晨”的全貌和全部线索，可能只有仰融自己清楚。
对于仰融，媒体和人们知之甚少。能够了解到的仅有以下情况:他是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1985年5月至1992年1月曾任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在中国金融学院工作。仰融最让人瞩目的是，他8年内完成“三地上市”：纽约、上海、香港。
在新世纪，一直以香港作为办公地的华晨控股将其行政总部安静地迁回中国内地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而落脚点恰是刚刚由申华实业更名而来的华晨集团办公楼——申华金融大厦。集华晨在纽约、上海、香港三家上市公司董事长于一身，已掌控超过100亿元资产的仰融，在正式入主申华金融大厦时，只带了一块白色的写字板；这位博士头衔的“大老板”选择了一间可以俯瞰外滩和浦东的会议室作为自己在上海的办公场所。他要大写华晨，他要统揽全局步步为营，为华晨的发展制定攻守战略，让华晨的未来了然于胸。
如今，华晨接二连三地制造了一些大动静: 2001年3月20日，上海华晨集团(600653)受让中西药业(600842)26.41%股国家股，俟审批通过，将成为中西药业第一大股东; 3月14日，一汽金杯(600609)出资4.1亿元，认购广东发展银行3.43亿股股票，并出资4.4亿元参与设立民生投资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同日，上海华晨集团发布了几乎同样的公告; 3月中，德国宝马集团公司确认，正在与华晨集团共同准备一份项目建议书，两公司正在谈判组建合资公司在华生产宝马汽车的事情，而就在前不久，华晨生产宝马汽车已成定局……
1990年，就在华晨悄然注册到百慕大群岛后不久，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CBA)以第一家在纽约上市的内地企业而一举成名；1991年，“华晨控股”公司买下了沈阳市一家国有股份制企业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沈阳金杯”)的4600万股股票，成为该公司举足轻重的大股东之一，两年后沈阳金杯在上海股票交易所上市；1999年，还是这家企业，通过股份增发又成功实现在香港的上市。
与作风豪放相匹配，仰融可算得上是中国证券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有一位中国证券界资深人士曾指出仰融成就了好几个在寻常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故事:一是拿中国企业到美国纽约去上市，这在90年代初期时被人们认为是绝不可能的;二是从不懂企业管理到娴熟管理门道，从不懂汽车到学会生产制造汽车，将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管理成为当今中国最优秀的轻型客车制造厂;三是华晨声称要介入中国的A股公司，1999年3月以巧妙的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令同样具有传奇色彩的瞿建国让出了“申华实业”的头把交椅，华晨由此实现了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回归;四是作为中国第一家成功在纽约上市的公司又成为第一家在香港联交所二次上市的企业，华晨于1999年11月22日成功地在香港挂牌，融资6.5亿元港币。
这是华晨的“发家史”，但其根底却鲜为人知。
1992年赴美国上市的华晨显然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1992年6月9日，华晨在英属百慕大群岛完成公司注册，成为一家注册地在境外的中国内地公司;当年的10月9日在纽约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内地1949年之后在美国发行的第一只股票，此后3天，中共十四大在北京隆重召开；10月29日，从美国凯旋的华晨管理层在北京中南海受到江泽民的接见。
1992年上市初期，华晨的股本是1739万股，市值为2.8亿美元;到1999年11月，公司的股本已扩大到1.5亿股，市值达到6.5亿美元。
在仰融看来，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当看好上海，所以华晨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就已开始筹划将行政总部迁往上海。回归的方式有多种，而最佳的方式是入主国内的上市公司。
介入申华后，华晨曾有过将CBA资产注入的想法，但由于诸多方面的猜测而不得不搁浅该计划。如今，CBA的股价与市值却翻了几倍。
仰融手中的牌不仅仅是CBA。华晨旗下拥有一群经历过国际金融市场磨砺的精英人物，同时亦拥有一批行业跨度很大的优质资产。对于申华实业，也就是现在的华晨集团，仰融说，其未来的产业定位肯定有四个层面。一是生命科学和生物基因工程，华晨首创的合作研究机制，已使多个国外机构仅仅为获得参与研究的资格就先期认缴了将近1千多万美元，而明年的配股资金将会进一步完善其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二是电子商务网络，相关企业已注册完毕;三是汽车，未来将适度介入汽车的产供销体系；四是全新注入国际医院项目。
华晨未来究竟由什么产业作为主导？是偏重汽车，还是标榜高科技？仰融说，这中间没有一个主导产业，几个产业并行不悖、良性互动发展，从而在战略定位上使华晨集团保持“三无概念”的特色、品牌和市场形象。
大量持股沈阳金杯之后，仰融及华晨开始在这家本来规模不很大的地方汽车企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沈阳金杯最缺的是资金，因此仰融提议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去融资，而要拿出去的，就是当时集团最看好的项目—从日本丰田引进的海狮(Hiace)面包车。这在当时，是一个极为创新的想法。1991年7月22日，华晨控股与沈阳金杯联手创办了一家合资企业，这就是金杯客车。在合资公司，华晨控股以现金1200万美元入股，占股权40%；沈阳金杯以旗下生产丰田海狮面包车的资产入股，占股60%，总投资2998万美元。1992年10月9日在纽约挂牌上市，这也是仰融起家的资本。当时的金杯客车公司是交由一汽金杯进行管理的，由于大型国企的通病及市场变化的缘故，沈阳金客很快跌入低谷;在华晨股东的要求下，1995年起，沈阳金客开始由华晨行使管理权，沈阳金客得以起死回生。同时，华晨还在国内参股或收购了一系列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
令仰融欣喜的是，华晨藉此距离汽车产业更近，汽车也由此驶入华晨人的梦想。
1999年11月22日，CBA完成股份增发后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从而实现了CBA股票在纽约证交所和香港联交所的两地上市；资料显示，华晨在香港向社会公众股东发行217.5万股，同时通过国际配售发行1957.5万股，每股发行价为29.53港元，共计筹资6.5亿港元。
而在此之前一年，华晨曾于1998年11月23日，在香港收购了以室内和家庭娱乐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欢乐天地; 1999年1月，华晨已通过该公司配股集资1100万港元，用作在沈阳成立一家合资企业，生产汽车零件。虽然人们对华晨在香港融资的用途尚不甚了了，但有人士说，该笔资金将用于华晨心仪已久的一个“汽车项目”；至此，华晨上演的一系列“帽子戏法”，在大获成功的同时，也让观众看出了一些名堂，就是万变不离“汽车”。
或许，这正是华晨在多个金融中心城市悄然运作的“幕后名堂”。对此未置可否的仰融却答非所问地估算，华晨旗下在纽约、上海和香港的几家上市公司的市值已超过100亿元，相对于1992年的创业而言是“鸟枪换炮”，但“火力”尚嫌不足，他大胆放言：华晨在新世纪将要演出一场好戏。
也许，好事这就开始了。今年10月26日，宝马集团董事长约阿希姆·米尔贝格一行的到来，证明宝马与华晨合作在中国生产宝马轿车一事大局已定。而政府虽然还有一些担心，但也愿意极力促成这件美事。
宝马集团方面说，宝马的传统优势在高档车，属于细分市场的高端产品。在与中国的许多伙伴进行谈判后，最终决定与华晨合作，因为华晨与宝马的企业哲学、经营理念相吻合。宝马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不是生产规模，而是合作伙伴的理念要与其需求一致。宝马将与华晨合作在沈阳扩大厂房，共同生产高档品牌轿车——宝马轿车。
在中国生产宝马汽车，对宝马集团在中国这个大有作为的市场上的事业发展来说，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仰融表示，华晨的生产线将能够为合资公司所使用，而且厂房、设备、技术、质量等也会达到宝马的水准，华晨将置身于宝马全球范围内的合作网络之中。以此为契机，华晨希望在轿车生产上达到一个新的领域。
仰融的事业已展现出巨大的成就，但诚如仰融自己所言，华晨的作为太超前了，超出了寻常人们的想象。仰融在上海办公的地方，面对的正是浦东陆家嘴金融开发区的点睛之处，黄浦江与苏州河在此交汇，再往下游不远处就是浩瀚的大海。关于华晨未来的事业，仰融说:华晨迄今未发生重大失误，我们有信心过一条河，破一次舟。
有人说，华晨庞大体系的形成，最终归结于仰融和华晨“一开始就是搞资本运作的”。
荣智健：荣氏家族接班人
荣智健
财富：65亿元
年龄：59岁
出生地：江苏无锡
教育背景：大学(天津大学)
主要公司：中信泰富
总部所在地：香港
首次证券市场融资：香港(1986年2月)
主要行业：投资(通讯、航空、基础设施等)
荣智健出生并成长在中国大陆，他在36岁的时候移居香港。最初在香港他创办了一个电子公司，1982年他投资了一家生产电脑辅助设备的公司，这家公司次年在美国上市，4年后，荣智健加入中信泰富，中信泰富是他父亲荣毅仁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CITIC)的香港子公司。中信泰富投资了一些香港的蓝筹股，如香港电信、国泰航空等，因为公司业绩欠佳，中信泰富的股价今年有很大下跌。
1979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荣毅仁创办“中信”，借中国改革开放春风，荣毅仁运用荣氏经营家法，呼风唤雨，得心应手，荣毅仁与国家获得了“双赢”，“中信”成为荣氏财富的引擎。
荣毅仁祖籍江苏，父亲荣德生清朝末年已是企业界名人，人称“棉纱大王”，且与兄弟合办面粉厂，在中国是一颗耀眼的明珠。
荣毅仁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与杨鉴清结婚。其时，抗日结束，荣毅仁接掌家族在无锡的面粉厂，又先后任上海合丰企业董事长、上海三新银行董事长。1949年是决定荣毅仁及其长子荣智健一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因为在这一关键时刻，荣氏家族其他成员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中国，而荣毅仁决定留下来。
1957年，荣毅仁首次出任政府要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以老市长身份，为荣毅仁助选上海副市长，“因为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当选为国家领导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荣毅仁开始了新生。
1979年10月，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在北京诞生了一个新型企业——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这位20世纪30年代即投身民族工业的“荣老板”，独树一帜，创业伊始即大刀阔斧地开辟出一条令当时许多人费解的创业之路，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千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千多人次，在引进外资、技术、设备方面闯出一条新路来。
荣毅仁领导的“中信”既给中国改革开放开了一个窗口，也给其儿子荣智健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荣智健的未来之路是在他儿时铺就的，但他相信在后来的逆境中才真正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1978年夏，荣智健36岁，留下妻儿，持通行证，自己南下香港，努力学讲粤语，1985年即成香港居民。同年，中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在港成立。
“对于个人来说，我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荣智健曾多次这样说。
然而他承认，如果不受父亲身世的影响，假如没有中国的背景，或缺乏他人的援助，他在香港不会取得辉煌的成果。
对荣家，对荣智健，1949年是分水岭，是他们走向新生活的开始。
那时候，荣家上海大宅环境幽静如画，大厅典雅古朴，室内有红木家具和瓷器、古玩、盆景，当中高悬李可染的《江南渔村图》。
后来荣智健追忆青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送。”
他10多岁时第一次开汽车，那是辆红色皮座的敞篷英国跑车。
在国外的荣家亲戚都说，荣智健一家当时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也许还好一点。荣家境况的突变，是在荣智健上大学之后。
1959年，荣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适值父亲从上海副市长任上奉调进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
荣智健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但大学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上过课。
“当时我是职业棒球手，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练。”他说。
虽然荣氏的私人企业已全部公私合营，但即使是动荡的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荣家也非同一般，荣智健念大学初期，生活也显然优越于其他同学。“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荣智健回忆大学生活时说。
学校生涯结束后，他孤身到吉林省长白山区一个水电站实习。不久，“文革”爆发。“我觉得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我可以说是没有吃过什么苦。”
1966到1973年间，荣智健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一个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
那段日子，几乎什么粗活都干，抬路轨、搬大石、背烧焊用的氧气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装高压电缆等。
他回想那些往事时说:“8年下放，吃了不少苦，也得益不浅。人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有更多了解，对社会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单纯了。这些，使我懂得了许许多多深奥的道理，使我学到了顺境中学不到的知识。”
然后他调到北京参加电力系统研究工作。
“文革”期间，荣氏家族受到残酷的迫害，红卫兵搜查了他们的住所，砸毁古董、家具、瓷器等收藏品，没收家产，鞭打荣毅仁夫妇。荣毅仁“被逼成为‘无产者’，充当一年看门人”。
荣智健大学毕业后不久与任顺弥结婚，长子荣明结在他“下放”四川时出世。调返北京的第2年女儿荣明方出生，老三荣明棣1983年生于香港。
荣智健表示，他的子女应该是“信”字辈的，但“文革”期间，他觉得明白事理、明辨是非，比“信”更重要，“文革”对他的影响，可谓至深，所以都以“明”字起名。
1976年“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恢复了工作，政治气候不久稍趋宽松，在大陆的荣家，才得到一些关怀。
即使是生于荣华世家，没有宏大志向也难成气候。荣智健决不坐享其成，他要做出震惊世人的伟业，让荣氏家族焕发青春，更上一层楼。
1978年，荣智健的两个堂弟荣智鑫、荣智谦在香港经营电子生意，荣智健拿着“单程探亲”的签证，南下香港去闯世界。
父亲荣毅仁在香港还剩下一些资产，大都是纺织股份，如南洋纱厂、九龙纱厂等，股息近30年没有动用过，如此日积月累的资本也相当雄厚。
荣智健首先凭那笔本钱和两个堂弟开办电子厂，初时产品是电容器、电子表等，后来转而生产集成电器和电脑随机存储器。荣智健所占股本也由初时的1/3，后渐增为60%。
对搞过电力工程的人来说，电子厂的生产程度并不复杂，他发觉困难在于市场的开拓和财务的安排，除此之外，还有人际关系。但他知难而进，任电子厂总经理，由于他洞悉内地本行业的市场行情，产品都卖得出去，利润都投资在研究发展上，公司的资本不断增加，前景是十分可喜。
这个工厂后来让一家美国电子公司高价收购。荣智健于是用电子厂赚得的钱，在美国搞了一项创业投资。
1982年，荣智健出卖爱卡赚得5600多万港元。在他看来，5600多万港元在财阀成群、富豪遍地的香港，简直算不了什么。在他心目中，像李嘉诚、霍英东这样的世界级富豪，才是真正的富豪，才是他崇拜的偶像和英雄。他要像他们那样，做出让世人震惊的伟业出来，让荣氏家族重新焕发青春，并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荣智健又与几位原来在IBM公司工作的高级工程师合作，在美国加州的圣荷西(Ssanjose)合资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简称CADI。这是全美第一家专门从事电脑辅助设计软件的公司。荣智健的搭档Michael Feuer、林铭博士等都是全美著名的软件专家，负责公司的软件开发和产品生产，荣智健本人则负责开拓香港和内地的市场。最初投资大约是200万美元，荣智健个人占有60%的股份。
由于CADI公司产品新颖，质量优良，加上管理有方，市场前景看好，盈利丰厚。创建不到一年，即被美国一家生产电脑设计硬件的Mentor Graphics公司收购了28%的股份。1984年公司上市，是美国第一家上市的电脑辅助设计设备厂商。股民踊跃认购，价格一路狂涨，翻了40多番。
1986年后，荣智健加入中信的香港子公司中信泰富，1998年起正式掌管中信香港公司。中信泰富经营的主要行业是通讯、航空以及基础设施。中信泰富投资了一些香港的蓝筹股，如香港电信、国泰航空等，其财富一度名列中国富豪榜首，但今年因为公司业绩欠佳，中信泰富的股票下跌很大。
许荣茂：上海滩上的本色富豪
许荣茂
财富：60亿元
年龄：51岁
出生地：福建石狮
教育背景：MBA
主要公司：世茂集团
总部所在地：香港，上海，北京
首次证券市场融资：上海(2001年10月)
主要行业：香港、上海、北京、福建房地产
许荣茂是从纺织品贸易起家，在80年代后期进入房地产开发。现在世茂集团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之一，它们在福建、北京、上海以及香港等地都有重要的房地产项目。世茂集团现在最大的一个项目是投资60亿元在上海建造开发的世茂滨江花园，这将是国内高度最高的高级住宅区。
许荣茂的创业经历了去香港闯荡——回福建故乡投资——到北京地产市场淘金——在上海大展拳脚的过程。这一过程让许荣茂完成了巨大财富的积累，也让许荣茂完成了由“打工仔”向“亿万富豪”的蜕变。
有人说，事业开始都是不易的，然而一旦你在开始的时候就积聚起了潜力，那么你的事业将可能迎来了它的飞速发展。
年近30岁的许荣茂在70年代末的时候来到香港，这时，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打工仔”，和许多打工的人一样，什么行业都做过。常年累月的勤奋使他开始小有积蓄，但他并没有在这些一般性的行业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金矿，他仍然只是一个平常的寻梦人，神话般的成功并没有发生在他的身上。
后来，他介入了以前从未接触过的领域——证券市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有着敏锐的判断能力和过人的投资天赋，于是，他认定这一行业将是自己施展才华的天地。许荣茂由此开始书写他的发迹史。
就像装满了线团的一只桶，只要抽出了一个线头，整个线团就陆续地出来了。从此以后，许荣茂的小小积蓄驶上了迅速翻番的快车道，几年工夫的“买入卖出”使他获得了奠定后来事业基础的第一桶金。据后来推算，这桶金至少应该在5亿元左右。
当个人的资金达到一个特定的量时，往往会希望它会产生更多的收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许荣茂来说，守着这样一桶金，也许能够享用一辈子了，但他考虑的是怎么使自己的财富进一步增值。他意识到股市里的钱来得快，去也容易，于是，他决定抽身做实业，以更加稳妥的模式把钱“固化”下来。
想到就要做到。1988年前后，他在香港投资建立纺织厂。后来考虑到内地成本低，他又把超过5家厂建到了内地，地点选在深圳和兰州，都做纺织和成衣，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许荣茂的事业版图自此开始延伸至内地。
回到家乡，许荣茂并没有再做纺织和成衣，他决定投资房地产。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定，因为当许荣茂一只脚踏进这个与股市同样高风险的领域，就发现自己再也抽不出身了，有项目要费心，有规划要考虑，有资金要运作，有风险要预防……
80年代末，在石狮，许荣茂相继抛出一连串的开发计划，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国内形势的不确定因素，考虑到自身投资的安全，许荣茂也曾一度放缓在内地的这些项目，于1991年携妻带子东渡到了澳大利亚。
许荣茂已经无法不在房地产上倾注心思。在澳大利亚，他继续求证自己对于房地产的领悟，投入大量资金在悉尼和达尔文市搞房地产。这一次他又成功了，而且由于在澳洲华人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当地社会的突出贡献，他被授予了“太平绅士”的荣誉称号。
但是他的情结还是在国内，一待政策明朗，即又迅速卷土重来。1993年，在刚刚获得“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之称的福建武夷山，许荣茂以投标方式购得500亩土地，以2亿元资金投资开发旅游度假区。据称，振狮开发区的投资回报率超过了50%。
许荣茂的名字对一般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因为对于媒体和公众，许荣茂向来就是低调的，他认为所要做的，就是默默地做自己该做的和认定要做的事情。然而，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他又深深地知道政策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政企沟通的重要性。因此，对许荣茂有所了解的人都说，他最听政府官员的话，与当地官员的关系也最好。这莫非就是许荣茂的发财之道？
许荣茂在1995年房地产市场极其低落时期悄然杀入北京市场，当时北京的众多房地产商正愁眉不展，面对衰势不知如何是好。而许荣茂一出手就不凡，拿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10万平米的地块，开发当时“钱”景乐观的亚运花园。
1997年，再次引起北京地产界震动的“华澳中心”开盘，20万平米的项目在当时可谓大冒风险，但是许荣茂经营的楼盘的优良品质也着实让北京人开了眼界。房地产的冬天何时结束似乎还遥遥无期，但许荣茂的投资依然没有刹车的迹象。紧接着，16万平米的紫竹花园、20万平米的御景园相继上马，几个项目的累计投资额超过了40亿人民币。
此时的许荣茂，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投资理念，他在北京做的全都是高档外销公寓。依目前计算，许荣茂几乎占去了北京1/3以上的高档住宅市场。
投入30亿元打造333米高的兼有商场、办公和酒店的60多层高楼——上海万象国际广场的计划正在实施之中。实施这一计划的是“世茂投资”，而“世茂投资”的掌管者正是许荣茂。
2000年8月，业绩一路下滑的上市企业上海万象集团突然宣布正式变更第一大股东:上海世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接手占万象总股本26.43%的国家股。今年2月，万象集团更名为“世茂股份”，以恒源祥闻名沪上的老牌商业股从此变更为世茂股份，并将过去的主业由商业转型为房地产业。
随着事态的发展，“世茂投资”日渐明了于上海人的面前。注册资本3亿元、成立于去年3月的上海世茂投资公司，看似经营杂乱，实际上是冲着万象的一块宝地而来——位于南京路最繁华地段、上海市第一百货店对面的一块面积达14万平米的地块。在这里，万象与上海国投原本计划以55%和45%的投入比建造一座浦西第二高楼。随着世茂入主万象和后来世茂购买上海国投的投入比例，这个项目不知不觉间易手“世茂投资”。
今年中旬，当陆家嘴旁边一个名叫“世茂滨江花园”的楼盘预售引来争相排队的火爆场面时，人们才彻底看清，世茂投资彻头彻尾是一只潜入上海滩的“地产大鳄”。这个占地22万平米的楼盘预计投资将超过60亿元人民币，光拆迁费就花了18亿元。
现在，上海业内说起“高档住宅”必称“世茂滨江”，6幢超高层高档公寓和1幢60层的酒店式、70%的公寓绿化率充分展示了许荣茂的投资理念，这是目前上海市最豪华的楼盘。据上海市物价局估价，世茂滨江花园每平方米的建造成本和装修及室内赠送设备的总价为10037元人民币，预计销售时每平方米均价为1600美元。
面对外滩璀璨的灯火，与东方明珠塔、金茂大厦、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比肩而立，世茂滨江花园可谓地段极佳，一时间，许荣茂的眼光独到与神通广大成为业界议论的焦点。谁都知道，能拿到这样一个地段的市政旧城改造项目并非易事。而这也远不是许荣茂在上海投资的终了，在金桥，他又圈定20万平方米土地，计划投入近20亿元打造“湖滨花园”。
许荣茂家大业大，他在一些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可以同时进行多个投资，且都数额庞大。那么，如此多的资金从何而来？许荣茂之子许世坛说，这些资金大多是“自筹资金”，很少比例是银行贷款。
然而，许荣茂同时在北京、上海拉开的战线是很长的，光奥运花园、上海万象国际广场、世茂滨江花园和湖滨花园4个最近的项目就需要资金超过100亿元，怎么保证资金来源？不靠贷款行吗？
有市场人士认为，已经投入约11亿元，历经4年才完成地下三层建设施工的上海万象国际广场目前基本处于停工状态，由于该项目基本是通过银行贷款来进行开发的，目前在建工程项下已累计了3亿多元的利息资本化余额。因此，一旦项目工程转入固定资产并停顿下去，那么每年6000万左右的贷款利息和巨额的折旧将可能粉碎利润增长的幻想。
许荣茂必须再次发挥他的特长，他又杀回了香港证券市场，不过这次他不再是势单力薄的个体炒股者。今年9月18日，香港上市公司东建科讯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其52.04%的股权被一家信托基金所有的公司购买，受让价格为5800万港元。据了解，此信托基金的受益人正是许荣茂及其妻子儿女。
世茂集团最近又正与另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商谈，收购协议即将签定。可以想见，此举无非是借壳上市，通过把世茂集团在内地的几项优质房产项目注入香港上市公司，进而融得资金，推动项目的顺利实施。许荣茂要借资本市场为工程项目“造血”。
蓬勃发展的世茂集团，是一个“家族企业”：许世坛，许荣茂之子，1977年生，现为上海世茂房地产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许世永，许世坛的堂兄，“世茂投资”的最大董事之一，出资2.8亿元。许荣茂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女掌控的WMHui Family Trust信托基金拥有了海外投资集团的全部股份，而海外投资集团实际上正是现在的世茂集团的前身。
因为家族企业在中国的诸多说法，许世坛认为，世茂集团不是什么家族企业，它有很多上市公司，有很多项目，况且他并不因为是许荣茂的儿子才坐到这个位置。另外，工程总监等都是从香港高薪聘请，任用谁都要董事会投票，每个人凭自己能力到适合的位置。世茂集团早脱离了家族企业的窠臼，虽然表面上看它可能还是家族企业的形式。不管怎样认识家族企业，目前看起来许荣茂已经成功突破了家族企业的一些瓶颈，让自己的企业处于一种正常、有序的高效运转之中。
在房地产开发上，作为世茂集团掌舵人的许荣茂以严谨的态度和利落的大手笔书写着他事业的成功史。
陈丽华：紫檀王国里的女当家
陈丽华
财富：55亿元
年龄：60岁
出生地：北京
教育背景：高中
主要公司：香港富华国际集团
总部所在地：北京
首次证券市场融资：未上市
主要行业：北京房地产
陈丽华是一个满族后裔，她是我们排行榜上最富有的女企业家。她最初是做家具修理生意，1982年移居香港，从事国际贸易。在完成一定资金积累之后，陈于80年代后期回到大陆，在北京成立了长安俱乐部。富华目前正在北京王府井附近投资一条40亿元的文化街(仿古的北京老街)。从很小时候起，陈丽华就对紫檀木家具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因此在1999年，她耗费两亿元建造了一个紫檀木博物馆。现为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申奥成功，举国欢庆。作为一位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前来北京投资的香港实业家、中国著名的木雕艺术家、中国紫檀博物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的陈丽华，在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一刹那间，她带着两个小孙女在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奥林匹克情》大型文艺晚会上，向人们展示了一座寓意“敞开大门欢迎各国健儿和朋友来中国来北京”的紫檀木雕《国门》。她说，要在大喜的日子里，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向祖国表示一下小小的祝福心愿。为了做好这座《国门》，她特请故宫博物院的古建专家来设计，按照皇宫的宫门结构制作，门上的一砖一瓦榫卯结构都和故宫里的皇门一模一样，没用一根铁钉。用的材料也是十几年前风干的最好的小叶紫檀，多年不变形。她说，紫檀这东西是木中之王，“寸檀寸金”，过去只有皇宫里面才有，非常珍贵。《国门》是陈丽华女士领导的香港富华国际集团下属中国紫檀博物馆制作公司的100多名员工，用两年时间加班加点手工雕刻而成的。
陈丽华的名字与她钟爱的紫檀木雕一样响亮。
陈丽华是以房地产投资起家的，此次《福布斯》也是将房地产列为她投资的主业。
1981年初，陈丽华从北京来到香港，通过社会关系的帮助，从事房地产投资。但不到一年，她回到北京寻觅商机。直到数年后，她才在东长安街建国门附近拿到一块地。时间很快证明了她选择北京作为新一轮房地产投资的敏锐性。
与此同时，陈丽华在香港已小有斩获。她的第一桶金是在比华利买了12栋别墅，随后高价卖出。几进几出，陈丽华开始并逐渐完成了她的“原始积累”，并及时地向港岛外拓展投资。譬如，香港富华国际集团在澳州的房地产投资就可以说是大获成功。当港岛诸多地产商痛苦地发现自己的财富被金融风暴卷走近一半或一半以上时，陈丽华却有些欣慰地说，香港富华国际集团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这在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富华国际集团投资主业向北京的全面转移。陈丽华在东长安街边拿到的那块地，由于某些非投资因素的影响，居然建建停停用了近10年时间。但是，当投资5亿多元的长安俱乐部终于在1996年告竣的时候，仍然让许多人吃了一惊。直到现在，长安俱乐部在某种程度上仍是身份或财富的象征。
富华国际集团在北京拥有数家房地产企业，总投资已超过35亿元。即使是在巨贾云集的北京，除去香港几大地产大鳄和北京大型国有开发企业外，一个私营投资商能在10年左右时间里开发近130万平方米的房地产项目，似乎也不多见。
陈丽华已将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绝大部分事务交给了儿子赵勇，并不愿太多插手干预。
陈丽华一直难离紫檀贵气。陈丽华回归北京投资房地产，固然是出于商人的市场敏锐，本质上却也与故土情结有关。而迄今为止25年的紫檀投资生涯则更是与其家世渊源密切相关。
陈丽华是正黄旗世家出身，那拉氏的后裔。在紫檀家具的包围中，她在北京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一经历，或许再加上满族人的基因，对她的影响是惊人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陈丽华的奶奶和妈妈烧掉了族谱，将家里的紫檀家具上交了一部分，拆掉一部分，其余的则埋在了猪圈旁边的土里。打倒“四人帮”后，年景渐渐踏实了，已长大成人的陈丽华才把地里埋的东西挖了出来，她惊奇地发现，这些紫檀家具竟然丝毫没有坏，于是又擦又晾，又找木工。先是修老的家具，后来又到处找料或是买点旧的，大改小旧翻新。今天的“中国紫檀之王”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迈出了当时的第一步。
后来陈丽华到香港发展，成立了富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且事业大进。一天夜里3点钟，陈丽华把儿子女儿都叫了起来，说:“我脑子里有些想法，咱们现在就开个会。姥姥留下来的东西，咱们都修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中糟踏了那么多，想起这些我心里就不舒服。我就感觉民族的东西不能丢。我们尽一点义务留给我们的后辈，让他们了解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是了不起的。”
陈丽华接着对儿女说:“我想把资金投到做紫檀家具上，你们有意见没有？”孩子说:“我们都听您的。您喜欢您就花吧，我们有机会再做别的生意挣。”就这样，陈丽华重新回到了北京，因为只有这里的皇城仍然飘逸着紫檀的幽香。
陈丽华要按照皇家的定制，按照故宫博物院里家具的式样做。“要做就做宫廷工艺”，做极品是陈丽华的目标。这些年，陈丽华携带巨款8次率人奔赴缅甸。在 角她坐过汽车、电瓶车、摩托车，也骑过驴，不会骑就抱着驴脖子，甚至还坐过自行车后座。在山顶上，望着山下比火柴盒还小的汽车，她体会到了“什么可怕？最高时最可怕。”在草路边的洞里，蛇的目光幽蓝狠毒，陈丽华和她的手下只能颤颤巍巍地避让而行……
陈丽华的艰辛付出，终于结出了金灿灿的果实。中国紫檀博物馆终于奉献到了世人面前。她创造了一个举世无双的神话，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紫檀之王”。尽管她已无法算出到底付出了多少，尽管她的博物馆一个月才卖了1万块钱门票，还不够交水电费，但她还是不改初衷：“我20多年到现在没卖过1件，我从来就没想卖过。一个是我喜欢，再一个是我想做出成绩来，给后人留下，留给民间、留给国家。让大家了解我们的过去，了解老前辈留下来的民族文化。如果卖一件就会少一件。”
“真是藏龙卧虎啊！”
“每一道工序我都要管，从采料、挑料、开料，到加湿、干燥、画的审议。比如说湿度，一片一片开出来后，要用水泡，把它的木性给泡走，以后再风干，这一段最为关键。然后再挑料，阴面阳面、东面西面的紫檀，颜色都不一样。”陈丽华说：“挑料特别难，买100斤木头，可能只能挑出10斤8斤，一般也就10%到15%。每一朵花，怎么把它的活劲做出来，怎么才能非常有富贵感、民族感，我天天都在思考。”
一件件价值连城的民族艺术瑰宝被造就出来了，令参观博物馆的人叹为观止。
有个美国巨商，出价许多美元想买博物馆全部藏品，愿意先付款并让陈丽华女士展出3年后再拿走，但遭到陈丽华婉拒。一位香港富商，想出高价购买一个紫檀屏风，陈丽华宁愿送给另外的礼物而不肯割爱。
陈丽华女士钟爱紫檀已经到了虔诚的地步：“紫檀还是高级药材呢。在紫檀旁边坐着，就跟抽了大烟似的特别有精神。特别累时在紫檀边走一圈，什么头疼啊烦恼忧愁全都没有了。紫檀能通血，黄花梨能降压。”
她的一个工人在打磨时不小心碰断了一根龙须，陈丽华哭了，自己揍自己的嘴巴。那个工人吓坏了，工人们也都哭起来。从那以后就再没有折过一根龙须。
博物馆开馆不久，有个19岁的大学生在观看一幅紫檀画时，竟将上面的镂空船桨给掰断了。这是陈丽华16年前做的一幅珍品，陈女士真是欲哭无泪。老师同学认错、批评教育又怎能弥补这巨大的损失？最后，陈丽华反倒送给他们学校一个酸枝木的“骑摩托车的女郎”。目的是想让这些学林业本科的孩子们，见到这件艺术品，就想到要珍惜我们国家的民族艺术和森林资源，特别是那越来越少的木头。
这件残破的紫檀画现在就摆在大厅的一进门处，画边有个玻璃罩，里面放着那两根小小的残片。“这件我就不修啦，用来教育其他的人：你可千万别再掰了。”
已经独步紫檀王国的陈丽华，并没有停止她的脚步。她还要做北京的四合院，所有的牌楼和在“文革”中几乎被拆得一干二净的70几个城门，将来摆放在现在已经开工的博物馆二期工程里。“以前北京什么门都有，东直门、西直门、哈德门、崇文门，各式各样的门多了。‘文革’时我都去拆过，护城河也都填了，多可惜呀。记得小时侯坐着马车进东直门，到点不出去，城门一关就甭想出去了。”
在同样散发着紫檀幽香的工厂，一个车间里四合院的地基已经初具规模，工人们正在忙着制作四梁八柱。在另一个车间里，董法林主任正带领着工人制作“飞云楼”。他说：“这个在山西省万荣市的飞云楼可以说是天下第一楼。将来做好了，加上底座有3米多高，比那个故宫角楼还高。不过还早着呢。”这位50多岁的老木匠说:“我已经跟了董事长23年，我的儿子现在也在厂里上班，而且他也有儿子了。”来自河北涞水、月薪2000元的工匠牛庆吉对我们说：“板妈对活要求特别细致，不怕你时间长，做好了为止。”
“板妈”——年轻工人们都这样亲切地称呼他们的老板陈丽华。
陈丽华花在紫檀事业上的钱难以计数，但是她看重的是紫檀，和一刀一刀为她雕出紫檀王冠的工人。她的比喻朴实无华:“一年到头一天吃一头牛，365头牛能有多少钱？你有病了，黄金不能把你带去送医院，还得是人。工人也是一样，所以处理好人的关系是最关键的。把钱看得太重了，人人恨你，人人看不起你，不如没钱。”
一只手攥着地产，一只手攥着紫檀，陈丽华为自己开拓了金矿。
鲁冠球：财富常青树
鲁冠球
财富：40亿元
年龄：57岁
出生地：浙江萧山
教育背景：初中
主要公司：万向集团
总部所在地：浙江杭州
首次证券市场融资：深圳(1994年1月)
主要行业：汽车配件
鲁冠球于70年代末期创建了万向，他把当时的一个生产农业机械的小作坊，发展成为了中国第一个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提供零部件的OEM。去年万向集团的销售额达到68亿元，今年8月份万向集团用280万美元收购了UAI，这是一个有摘牌可能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叔叔是万向集团的顾问。虽然万向集团今天还没有股份化，仍被称作乡镇企业，但万向集团事实上已是一家民营企业。
在探求鲁冠球成功的奥秘时，有记者曾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你的名字叫鲁冠球。是否是从小就想当企业家，要誉冠全球？”他听罢开心地笑了：“不！我的名字是父亲起的。我记忆时曾想过当这个家、那个家，就是没想过要当企业家。我办企业是逼上梁山的。”
鲁冠球出生在浙江省萧山市宁围乡。鲁冠球的父亲在上海一家医药工厂工作，工资收入微薄，他和母亲在贫苦的乡村，日子过得很艰难。初中毕业，经人帮忙，鲁冠球被介绍到萧山县铁业社当了个打铁的小学徒。
3年的铁业社学徒生活使鲁冠球对机械农具非常熟悉，也使他对机械设备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当时宁围乡的农民要走上七八里地到集镇上磨米面，很不方便。鲁冠球想，如果在本村办一个米面加工厂，一定很受大家欢迎，而且可赚些钱。亲友们得知鲁冠球的这一想法后，都很支持，纷纷回家翻箱倒柜，勒紧裤腰带凑了3000元，买了一台磨面机、一台碾米机，办起了一个没敢挂牌子的米面加工厂。
然而，那样一个年代是禁止私人经营的，鲁冠球的米面加工厂被迫关闭。没过多久，鲁冠球又钻了“停产闹革命”的空子，在铁锹、镰刀都买不到，自行车也没有地方修的年月，收了5个合伙的徒弟，挂了大队农机修配组的牌子，在童家塘小镇上开了个铁匠铺，为附近的村民打铁锹、镰刀，修自行车，生意越做越红火。
1969年，宁围公社的领导找到了鲁冠球，要他带着他的伙伴，去接管“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这个所谓的农机修配厂其实只是一个只有84平方米破厂房的烂摊子。鲁冠球变卖了全部家当和自己准备盖房的材料，把所有资金投到了厂里，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了这个工厂的命运上。
鲁冠球接手的时候，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生产的万向节产品大量积压，没有销路，工厂有半年不能按时给职工发工资了。鲁冠球组织30多名业务骨干，兵分几路，天南海北，到处探听汽车万向节的生产销售情况，周旋于各地汽车零配件公司之间，为产品找销路。
当年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在山东胶南县召开。得到消息后，鲁冠球租了两辆汽车，带了销售科长，满载“钱潮牌”万向节产品直奔胶南。因为是乡镇企业，根本进不了场洽谈业务。鲁冠球说:“那我们就在场外摆地摊”。他与供销科长就把带去的万向节，用塑料布摊开，摆满一地，一连3天。那些进进出出的财大气粗的汽车客商，连眼也不斜一下。鲁冠球想着如何吸引顾客就派出几人到里面订货会上探个究竟。一打听，原来买方与卖方正在价格上“咬”着，谁也不肯让步。这时鲁冠球就测算着：“假若自己的产品降价20%，也还有薄利。好！那我们降价。”说着就马上要供销员贴出降价广告。这一下摊前顾客就蜂拥而至了，“钱潮牌”万向节质量不比订货会上的差，而且还比许多厂家好，价格要比其他厂家低20%，一下就过来了不少订货单、要货单。晚上，他们回旅社一统计，订出210万元。这一炮就打响了。
鲁冠球深有体会说:市场竞争，就是价格、质量、成本竞争。因此，他以后就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参与市场竞争。在原材料涨价时，别的厂都在提高价格，他就是坚持不提价，把原料涨价损失，用练内功、加强内部管理、降低消耗、提高工效来消化掉，坚持薄利多销，从而使“钱潮牌”产品牢牢占领了国内外大部分市场，创出了“万向节奇效”。
鲁冠球的目光没有停留在这些成绩上，他这时看得更远，谋得更深了。
1983年3月，为了获得自主创业、自主经营的权力，鲁冠球以自家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厂子。事实证明，鲁冠球的眼光和气魄没有错，承包的第一年就超额完成154万元，以后的1984年、1985年，年年都超额完成。他吃过许多没有自主权的苦，因而坚决主张在承包责任制中，只要经营自主权，不拿奖金。到1993年止，鲁冠球共放弃的承包奖金已达300余万元。
“现在我们厂是搞股份制了，办起了农场。养鳗场、蛇场、商场，工农商都有了，人均收入8000元以上，江南乡村是富了些。今后我厂要开始第二次创业，把现有的集团股份公司，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高、精、尖技术密集型大企业；要加快改革发展步伐，再扩大规模，向大西北进军。要把企业的部分资金投入到大西北去，到那里去办万向节厂，去发展经济。”这就是鲁冠球的胸怀，一代农民的胸怀。
鲁冠球认为一个企业要增强竞争力，必须靠人的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按经济规律办事。将利益原则和效益原则相结合，这是调动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关键所在。如何把利益和效益原则结合起来呢？他创立了一个“两袋投入”的概念，就是抓职工的“脑袋投入”和“口袋投入”。不断提高职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在厂内建立了一套激励型的结构工资制，即按劳分配、按效分配、按资分配的构造式——
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量分配，这包括基本工资和补贴，占总收入25%左右，这是福利性质的，只要按时上下班，就能得到这部分报酬。
按效分配，就是按劳动效益分配，即奖金。这部分是“大头”，占总收入50%以上。是激励型，全浮动的。有效劳动可给奖金，效益超高，奖金越高；无效劳动，就不给奖金；如果是有害劳动，不但不给奖金，而且还要受罚。按效分配合理地拉开了收入档次，如1992年有的职工年收入可达15933元，最低的只有668元。这种分配方法大大提高了职工劳动意识，极大地调动了每个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
按资分配，即按资金投入多少分配红利。为了体现投资的合理、鼓励职工长期为厂作贡献，他允许合同工、固定工向厂里投资，一年工龄投资1500元，平均工龄10年的，即可投资15000元，按分红率20.07%计算，一个职工即可分得3000多元，这部分占总收入25%，一个工龄15年的职工年总收入平均可超过1万元。这种分配形式，使职工更加关心集体利益，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鲁冠球深深懂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市场的竞争就是科技的竞争，但科技要人去掌握，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人才的竞争。有了人才，就能发财，就能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求贤若渴的鲁冠球宣布:以优厚的待遇从全国各地商调工程师和技术员，愿付出一定的“培养费”，向各大专院校争取分配大学生。同时他又在本厂、本乡、本市(县)甚至越出市(县)界招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进厂，送厂内职工进高等院校代培。他用这种“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多方招收、培养了一大批大专生。同时，他又向专家、教授发出聘书，组织一个厂外的专家顾问团，定期请到厂里向他们咨询请教。著名管理专家、浙江大学王爱民教授，是他的长期顾问。鲁冠球自己也报名参加了浙江大学举办的现代化管理学习班，每周星期三这天，他都从萧山赶到杭州市区的浙大参加学习。
他对发挥人才的作用非常重视。他说:对大学生、工程技术人员就要“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到他们厂工作的技术人员在物质待遇上真算得上是“一流”的，其工资都在原基础上向上加两级，奖金少的几百元，高的上千元以上，厂里把这些人的户口都落在县城。在使用上更是一尊重、二放手，让他们在技术方面自主负责。
为了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他又想出了企业里要造就一大批企业家的想法。他在厂内分小核算单位，对各车间、分厂实行独立核算，建立厂内银行，把市场机制引入到厂内，把厂内原来工人向仓库、向上道工序的领用制，一律改为买卖制，使人人讲究经济核算，同时，对各分厂实行承包经济责任制。在承包合同签字会上，他宣布:“凡有利于企业发展，有利于职工生活提高，对国家有贡献的事，你们都有权去干，自主地去闯。凡是企业有的自主权，你们都拥有，凡是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都可来集团总公司找我。”这样，他对各分厂大胆放权，让他们去闯，去发挥他们自己的才能。
人才有了，技术有了，质量问题就成了鲁冠球考虑的头等大事。鲁冠球在质量上有过深刻的教训。
一次，鲁冠球接到一封从安徽芜湖客户寄来要求退货的信，说发到那里的万向节出现了裂逢，鲁冠球拿着信纸，立即找来了供销科长，对他说:“我们厂的信誉最重要，你马上把合格产品连夜送去，换回不合格次品。”由此鲁冠球想:那些已发出去的货，其它地方是否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呢？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企业的信誉，不能有丝毫马虎。于是，他立即组织30多人，跑遍全国各地，走访用户，凡有不合格的产品，不管是本身质量问题，还是用户保管不善生锈、运输途中碰撞造成损坏或有病疵的，统统背回来，免费调换新的合格产品。这一背，就背回来了3万多套。鲁冠球把它堆在厂中间，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要大家对照次品找原因。原因找好以后，他就带头把这些次品装进麻袋，统统送进了废品公司，一合计，共损失43万元。工人们心痛了:“鲁厂长，这些产品再维修一下总可以用吧。”也有人发牢骚:“这几十万元钱，我们几百年也赚不了那么多呀！你太大方了。”但鲁冠球却铁青着脸说:“生产出这样的次品不仅是对‘钱潮牌’万向节信誉的损害，更是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一个厂的信誉是最重要的。今后凡是哪个人出了次品，就罚款，就砸饭碗。”这一来，谁也不敢对产品有丝毫马虎了。
鲁冠球在狠抓产品质量的同时，又在改进设备上狠下功夫。他将厂里的设备折旧制度，由15年逐渐改为5年，折旧率改为20%，将税后利润的80%用于更新设备，并从国外引进了最先进的检测设备和高精尖的机床，先后投入设备的资金达1500万美元。这样从制度管理、质量意识和设备上三管齐下，狠抓质量，使“钱潮牌”万向节质量不断提高: 1986年荣获全国企业管理优秀奖; 1987年荣获产品质量银质奖并成为全国同行中惟一的国优产品；企业于1990年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1992年被列为全国大型企业，还被评选为中国百家知名企业第43位，乡镇企业第一位。由于管理上、质量上都超过了国有企业，通过严格的检查、验收，机械工业部把杭州万向节厂列为全国3家万向节的定点生产厂之一。从此，“钱潮牌”万向节占领了全国60%以上的市场。
但鲁冠球看得更远，看到的是广阔的国际市场，他说:“单是会赚本国的钱，不算什么本领，有本领，就要去占领国际市场，赚外国人口袋里的钱。”
鲁冠球抓住质量、价格，以优质低价，把“钱潮牌”万向节产品打进国际市场，与外商打起了交道。他到处搜集国外万向节的市场信息，寻找一切机会，让“钱潮牌”万向节在外国人面前露面，广交会、泰国评选会，大的小的交易会都参加，200套、300套等小批量都卖。国际市场竞争是激烈的。鲁冠球和全厂职工憋着一口气，齐心协力开发出60多个新品种，凭自己的实力打开了日本、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前西德、香港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每年创汇在229万美元以上。不仅是万向的产品在国际市场拥有了一席之地，万向人在国际市场这个大“课堂”里，学会了如何提高服务意识和自身素质，同时也使鲁冠球认识到企业要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让企业走出去，在国外设立自己的公司。设立海外公司的地点选择在美国。鲁冠球认为，一则美国是世界经济强国，其市场辐射面广，只有取胜美国，方能取胜全球;二则美国拥有通用、福特、克来斯勒等代表世界汽车工业发展方向的最大型国际公司，万向的产品要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必须要进入最高领域。
经过多方努力，1994年，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万向美国公司在美国注册成立。这是集团创办万向美国公司时订了三大目标，第一在美国树立万向的形象，把产品打入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主机配套的领域;第二搜集市场信息，及时反馈给集团，以拓展新的领域;第三优化组合国际资源，尤其是要让国际资本为我所用。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懈努力，这三大目标最后都得到了实现。
鲁冠球带领万向集团终于叩开了通用公司之门，为其走向世界迈出了坚实而有力的一步。
展望未来，鲁冠球满怀豪情。万向集团在他的带领下又绘制了一幅中长期发展的美好蓝图:到2010年实现两个三级跳，由省前10位跻身于全国100强，世界1000强；由省级集团跨入国家级集团、跨国集团。鲁冠球和他的万向集团一定能够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吴一坚：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吴一坚
财富：40亿元
年龄：41岁
出生地：陕西西安
教育背景：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大学(西安理工大学)
主要公司：金化企业集团
总部所在地：陕西西安
首次证券市场融资：上海(1997年6月)
主要行业：医药和房地产
吴一坚的祖父是一个地主，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因此失学。他曾经在海军服役，1984年退役之后，在海南开始创业，最初生产电视机，后来转向房地产开发，然后在他的家乡西安开始进入医药行业。金花集团的主要产品是从动物体中提取蛋白质。虽然他们也开始投资于宾馆业、高尔夫球场和零售连锁业，目前医药仍然是金花集团主要的利润来源。他很自豪他的集团几乎没有贷款。现为全国政协委员。
苦难是最好的老师。吴一坚在苦难中颠颠摇摇，摇出了3亿元的最初资产。
吴一坚1960年12月10日出生在西安市。当过兵，做过工厂里的普通工人，1984年他毅然辞去西安一家工厂的工作，怀揣600元人民币只身到广州打工。1985年离开广州，来到海南发展，成为海南的第一批弄潮儿。
经过周密的调查，他着手筹建一座大型的电子工厂。当时，很多人无法想象他和他的助手们如何去干一件令省一级政府领导重视的大事:建一座年产20万台电视机的公司。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天方夜谭，当时的国家骨干企业年产也不过20万台电视机，而吴一坚这个27岁的北方小伙子搞这样大的工程被认为不是骗子也是神经有毛病。
然而，这正是吴一坚不同于他人之处。他了解当时整个中国市场电视机的紧俏和海南刚刚起步的特点。他认为一个人要善于了解周围的一切，这样才能调动周围的一切有利因素，用100元钱去赚1元钱，叫赚钱，用1元钱去赚100元钱也叫赚钱，但这两种赚钱的内含是截然不同的。经营，就要讲究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投入换来高速度与高效益。于是，他以“经营25年之后，厂房设备拱手让出”的方式圈地，又以“预交3%质量保证金”的方式将厂房建设工程承包出去，以“生产以后80%的电子元件由香港一家公司供给”的许诺，令其先投资。
为了联系全国大电子经销商，他亲自出马，几乎是一天24小时都在赶车谈判，饿了一瓶汽水、一块面包了事，到了晚上商店关门，他就只好饿肚子，常常饿得没办法了，只好拼命喝水。有几次，皮鞋跑开了帮，但因时间仓促，他用鞋带一绑竟又凑合了一个礼拜。上帝垂青于真诚的人，全国各大电子经销企业被吴一坚的真诚和执著所感动，纷纷交足预订款，提前预订10个月以后的产品，求人的事就这样变成了被人求的事。
外部环境理顺以后，吴一坚一头扎进了工地。工资未能及时支付时，工人们怠工，他一个个去解释，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发给工人。身上没有了钱便没办法吃饭，只好每天蒸点米饭充饥，一连10多天没吃菜，工人们知道后，许多人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吴一坚的真诚，使工人们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终于以超常速度建成了一座大型工厂。
那年春节前，工厂170万元的货发出以后对方未能按合同及时结算，而公司的职员们全都准备拿了钱回家过年，吴一坚为了职员们能过好年，到朋友处借，取出自己所有的存款，及时地发给职员。腊月27日，职工们都走完了，他却不能回去，爱人的电报、电话一个接一个:“结完婚6天你就去广州，孩子出生时你又在海南，我们女人一生中最需要男人的两个时刻，你都去忙事业了，这过年又回不来，我们怎么向父母交待。”听完妻子电话中的诉说，再坚强的男儿也会止不住泪水的，吴一坚强忍着泪水安慰了妻子和孩子，放下电话，从来不知什么叫悲伤的吴一坚才真正感受到了孤独和悲伤，他伤心地哭了。孩子的叫声和妻子的哭声时刻在刺激着他，他真想立即回到他们的身边，享受一下轻松和安逸，或者让他们母子二人到海南来共享全家欢聚之乐。但他不能这样做，他的身上只剩下50元钱，这50元钱要度过15个日日夜夜，而他的困难他又不能告诉家人，害怕给他们增添不必要的担忧。为了节省，他买了100个馒头，整整吃了15天，放假归来的工人们见到他时，以为他得了病，而他能说什么呢？只能笑笑。
第一批电视就这样在海南这块炙热的孤岛上“摇”出来了，时间满打满算只有10个月。投产后，公司资产由他最初怀揣的600元变成了3亿元(包括地价)。
而对3亿元的资产，有人只欣羡吴一坚发了大财，但其间的艰难有谁能知道？
发展功能，应变功能，“防疫”功能——所有这些，构成了吴一坚企业经营战略思想的精彩内容。
金花集团已基本完成了企业的理念体系、视觉识别体系。吴一坚强调重点建立企业的“有效防疫体系”，所谓“防疫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筑起金花企业全体员工心理上的防疫堤坝。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企业要发展，内部的团结，思想的统一，人心的稳定极为重要，这样才能同心协力，克服困难，度过危机。这里的统一意志，不是封建家长式的专制，而是高层次和形式上的意念统一。也就是说，把对金花企业发展的关注和爱形成一种员工的集体意识，以载体资源与单位智化的共同标准的协调一直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的共同追求，以达到载体资源与单位经历的统一，载体自律行为与单位意识行为的和谐，载体的冲动感应与单位的定力调节，载体的社会响应与单位的均力融合，载体的成本自然与单位的自然成本的回归，这样几个层面的和谐一致，使金花的员工能够经受风浪的考验而“痴心不改”。
另一方面，金花企业集团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进行主导企业、支柱产业的位移，争取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中先发制人，独领风骚，建立客观上的产业“防疫”体系，如加大对高科技项目的投资，介入高能电子、核工业乃至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生态工程的领域，健全金科贸易公司的机构及智能，完善内外贸易经营体制，扩展公司在金融领域的业务，扩大海外投资规模，选点建立融民俗、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金花文化世界等。所有这一切都增强了企业的发展功能、应变功能和“防疫”功能，使金花集团立于不败之地。
千年古城，绽放一枝光芒四射的“金花”。
千百年来大小雁塔始终是西安的标志性建筑，是古城的象征，但那毕竟是千百年前的辉煌，现代西安的标志性建筑又是什么呢？答案是一片空白，吴一坚有意填补这一空白，要在古老的黄土地上创造出无愧于世界的现代文明和具有独特风味的史诗性建筑。于是，他开始实施建造西安南门金花中心广场、钟鼓楼广场的宏伟的规划。他要以这一代表西安现代文明的跨世纪“标志性”工程让世界刮目相看。为此，吴一坚特意请来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十大设计师之一的张锦秋女士绘制蓝图，并调集数亿资金将这一庞大的系列工程在东南西北中同时展开:世泰思大厦，占地50亩，投资1.2亿，建成后，将明珠般撒下一片多姿多彩的楼群;占地77亩，投资3.5亿元的金花世界名牌住宅示范区，集商贸、教育、医疗、绿化和住宅于一体;南门外金花中心广场，投资2亿多，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高达60多米的写字楼、住宅楼交相辉映，建成后将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现代化的设施成为世界一流建筑，成为西安21世纪的标志;投资建设西安城市心脏——钟鼓楼广场。这一漂亮的外科手术改变了古城自明朝以来近400年的格局，展示出一个丰美、壮观、现代化的古城面貌，这一工程的规模和难度及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早在1995年底，金花集团的产业体系明显扩大，产业结构更加合理，集团总资产达4.2亿人民币，由中国最具权威的资信评估机构——中国诚信证券评估公司对金花集团的评估结论为:“金花企业集团人员素质较高，管理体制较为科学，经济状况良好，企业信誉优良。目前盈利水平一般，但前景看好，无长期债务压力，信用等级为A。”这表明，金花集团已当之无愧地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在西部开发中，金花企业集团还要投资3.5亿元人民币，其中金花中心广场6000万，钟鼓楼广场1.5亿，太白小区2500万，京都制药1500万，金花影视500万，金业投资200万，金科贸易700万，金艺公司2000万，福利楼1100万，安特卫普船务公司25万美金。
集团的核心企业陕西金花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全国妇联中华巾帼实业开发总公司、第四军医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陕西建设银行实业总公司、陕西金润物业发展公司等5家企业，投资组建了以生物制药、旅游开发为主导产业的大型股份集团公司——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6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这标志着企业的发展跃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使集团通过在资本市场中的融资，加快了高科技成果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步伐。1998年，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卓越的业绩名列《亚洲周刊》“1998年中国100大上市企业排行榜”第59名。
吴一坚本人的荣誉也纷纷而来: 199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1995年荣获陕西省新长征突击手标兵，1996年又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孙广信：让乌鲁木齐居者有其屋
孙广信
财富：36亿元
年龄：39岁
出生地：新疆
教育背景：大学(安徽军事学院)
主要公司：新疆广汇企业集团
总部所在地：新疆乌鲁木齐
首次证券市场融资：上海(2000年5月)
主要行业：乌鲁木齐房地产,石材，锅炉
孙广信曾在部队服役9年，并参加了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退役后他用3000元的安置费开创自己的事业：在乌鲁木齐开办了第一家海鲜餐馆，从东南沿海空运海鲜到那里。之后他迅速将业务扩展至娱乐业。在90年代初的石油勘探热中，孙广信转而从事石油勘探设备的贸易。他的公司也投资到房地产业，为1/4的乌鲁木齐人口提供了居所。倚仗新疆丰富的自然资源，广汇集团创建了专门的采石场。集团现有员工2万名。
孙广信从小就想成为一名将军，为了实现这个梦想，18岁那年他人伍了。但最终，他放弃了这一梦想，而是在另一片天空里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这就是创办了广汇公司。
孙广信走过的人生被划成了三个圈。学生时代、军营时代、商海时代。
他18岁进入军营，在部队呆了9年。当改革的大潮已从农村涌向全国，改革春风渡过玉门关，吹遍天山南北，也冲荡着军营。它迅速地改变着人们旧的思维轨迹，也重新校正着孙广信的人生方位。
80年代中期，上级领导派孙广信到某部修理所代任指导员，专门主管生产经营。孙广信带上七八台车从乌鲁木齐开往兰州拉运铝锭和其他物资，往返一趟八九天，半年内就给单位挣了五六十万元。
这件事深深地撼动了孙广信。经济王国无异也是一条辉煌的人生之路。脚踩在中华民族1/6的西部土地上，27岁的孙广信心中又升腾起了一阙更加雄壮的乐章:“我要用15年时间创办一个全国一流的企业。”
他要求转业没有获准，再次要求复员。几经波折，这位年轻的军官在1989年3月的一天，终于被获准复员，还领到了属于他的3200元复员费。
他用这笔复员费，同几个部队下来的伙伴，东借西凑弄了3万多元，在乌鲁木齐市创办了一个公司，取名叫“广汇”。意为“广纳百家之财，广交天下朋友”。从此，孙广信在商海中扬起了他生命的风帆。
公司1989年5月2日开业了。做什么？经过几个月的摸索，他想到了推销。此时，四川工程机械厂、青海推土机厂在新疆报纸上做的广告吸引了他。经了解，他得知，这两个厂在新疆的销售势头很不好，每年各厂仅在新疆售出5-6台机器。孙广信毛遂自荐，要求做两厂在新疆的推销代理。但厂方驻疆代表却认为他是个体户，靠不住。最后达成协议，孙广信协助推销，每推销一台推土机，付给他2%的佣金。
说干就干，他靠着自己学过机械专业的底子和当过一年多军事教员的口才，手上拿个全疆企业通讯录就踏上了征程。手上的通讯录是指南，1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是阵地。哪里有工厂，哪里有大企业，他的足迹就奔向哪里。为了节约钱，他背上半面袋馕，再背上一罐辣椒面、一瓶咸菜坐上交通车就上路了。到了吃饭的时间，旅客们纷纷进饭店，有的要拌面，有的要抓饭。他拍拍干瘪的钱袋，从面袋里拿出个干馕，就碗茶水，躲到一边吃上一顿，就上车了。晚上为了节约钱就住在旅店中几十人的大地铺上。有时公共汽车只通到县城，到乡下和团场没有交通工具，孙广信就搭卡车、马车、驴车，甚至步行前往。倘若在旅馆附近可以租个自行车，他便谢天谢地了。
他就这样风沙里来，雨水里去，折腾了半年，行程10万多公里。比红军2.5万千里长征还多4倍，掉了十几公斤肉，跑坏了几双鞋，被汗水浸烂了几件衣服。然而，他却说服用户订购了103台挖掘装载推土机。这个数量是这两个厂家在新疆10年的销售量，孙广信的能量让厂方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不仅即刻付给他60多万元劳务费，还将他聘为厂方驻新疆经销总代理，并给了他5台机械的周转额，即先放5台机械让他代销，待售完5台进第二批货时再把前5台的货款付清。这就意味着孙广信手中掌握了200多万元的流动资金。
孙广信没有成为将军，但他却有着将军的谋略，运筹帷幄，适时推出了“三大经济战役”，使广汇公司得以迅猛发展，并冲出国门。
孙广信在推销战场上初战告捷，并没有沉缅于暂时的喜悦，他又以一个军人的姿态谋划企业经济发展的战略。他首先抓住有利时机，向酒店、娱乐行业发起进攻。
1989年晚秋，乌鲁木齐一家以经营粤菜为主的广东酒家因经营不善，老板负债一逃了之。果断的孙广信意识到这将是“广汇”起步的一个阵地，他立即同副手找到原老板助理，经过一夜的分析测算，最后以67万元的价格盘下了广东酒家。并高薪从广州请来5位厨师，还从广州空运来活海鲜。
吃惯了羊肉、牛肉的新疆人，看到那些活蟹、活蛇、鲜虾之类，退避三舍，谁也不愿花高价就餐。广东酒家仅开业4个月就亏损17万元。无奈何，孙广信只得赤膊上阵，亲任前堂经理，并采取猛烈的宣传攻势，印刷了大量的宣传品，派人送到各大部门和公司。一时间，广东酒家前车水马龙，能否在广东酒家就餐成为表明高贵身份的象征。不到半年，67万元的债款如数还清。
接着，广汇公司又技术性地包抄、战术性地推进，相继投资创办了乌鲁木齐当时饮食娱乐业档次较高、具有代表性的“迪斯尼乐园”、“香港美食城”、“阳光大酒店”、“凯旋门娱乐城”等8个实体，将乌鲁木齐娱乐水平推上了新的台阶，取得了第一个战役的全面胜利，拉开了广汇公司经济大发展的序幕。
在担任广东酒家前堂经理时，孙广信曾默默观察分析常来酒家吃饭的人员结构，渐渐发现大户宴请的主宾常常是石油系统的人员。这不由激起了他的好奇。经过一番调查后方知，处于大开发中的新疆石油行业，每年都有几十亿的内外贸易要做，因此引来大量海内外客商。孙广信暗暗想，这些中外商离新疆如此遥远，我们就守在家门口，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呢？他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与这些石油系统的客商谈天说地，还常常亲自为他们买单，一来二去，便成了莫逆之交。最后，他们建议孙广信做石油生意，并主动给他通路子，找代理商。第一笔生意是进口一批石油钻井零配件。接单后，孙广信单枪匹马地跑了几趟北京，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做成了90多万元的生意，纯利润23万元。
小试身手后，孙广信迅速确定了“第二经济战役”的方向，抓住新疆石油贸易大发展的契机，努力跻身于国际大贸易圈。
与此同时，企业相应地成立了进出口贸易发展公司，并主动出击，与内地两家有进出口权的大公司——中国陆地石油科技开发公司和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结成伙伴，成为它们在新疆的分公司。1990—1991年初步发展，1992年发展迅速。仅进出口贸易便成交了8700多万美元，占当年新疆进出口贸易额的1/6强，相当于新疆外贸系统下属13家公司全年贸易额的总值。两年来，广汇企业的石油贸易成交额达1个亿，为企业的再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90年代初期，广汇公司以后来者居上的胆识，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展开了广汇公司“第三个经济战役”。他们以超常的规模和速度，并借用海外通行的办法，在西北五省首先推出5万平方米商品房跨年度分期付款的销售办法。如今，广汇公司已成为新疆房地产业的巨子。
待人们还未回过神来，还沉浸在铺天盖地的广汇企业房地产战役的硝烟中时，他们又调整了企业战略发展的重点，将企业集团从第三产业向第二产业全面推进，着手建设一个亚洲最大的花岗岩石材加工中心。
花岗岩装饰材料在世界上已有200多年的装修历史。但到今天依然是世界建筑行业最好的装饰材料，而且市场越来越大，但资源却越来越枯竭。而花岗岩在新疆的贮量却非常丰富，占全国贮存量的1/6。
1994年，广汇连续5年向石材产业投资4.3亿元，进行6期扩建，全套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5条生产线，先后开发出具有结晶细、花色匀、强度高、颗粒小等特点的石材品种20余个，其中“新疆红”、“天山翠”。“雪山青”、“紫云星”等13种拳头产品被誉为“西部瑰宝”。它以极强的市场冲击力短时间内在国内树立了北京阳光广场、上海申华大厦、广州美国银行中心、天津明华国际大厦等用量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样板工程30余座，成为建设部评定的“中国建材行业质量达标上榜产品”中惟一的石材品牌。
广汇集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立足高起点，追求跨越式发展，以“大、优、精、新”取胜，以签大单、供大板、抓大工程为主攻方向，与南京建行一次就签订了9000万元的供销合同。北京、深圳、上海浦东三大国际机场的投资者，在众多石材商家中确认了广汇石材。在追求卓越中，广汇集团成为新疆石材产业的龙头，自身也得到迅猛扩张，年生产能力达百万平方米，成为集开采、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企业，设备、规模、质量、销量等诸多指标均居全国石材企业的前列。目前，广汇石材公司已被批准上市，他们计划用3年时间，将生产规模扩大到年产量150万平方米，实现利税3亿元，使新疆成为亚洲最大的石材开发基地。
6年，对于历史来说，只是短短的一瞬，对于孙广信来说却那么不可思议。他从3000元起步，在西部边陲，转瞬建起了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私营企业，并以咄咄逼人的气势，继续向全国进击。
荣海：书生意气 商贾本色
荣海
财富：25亿元
年龄：44岁
出生地：陕西西安
教育背景：硕士(复旦大学),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主要公司：海星集团
总部所在地：陕西西安
首次证券市场融资：上海(1999年6月)
主要行业：IT，饮料，房地产
因为荣海曾任教于西安交通大学，他家乡的人都称他“荣老师”。1991年，荣海取得了康柏电脑的销售代理权，而后自己成为低端计算机的生产商。如今，集团业务已扩展到房地产、果汁饮料、零售业和医药等行业。2000年，集团销售额达到46亿元。荣海现为全国人大代表。
在苦难丛生的20世纪70年代，知青的岁月无疑是灰色的，但也许正是这种单调的灰色，才使生活中的有心者的金色之光更加辉煌。
1974年，16岁的知青荣海在写血书下乡的第二天就学会了喝酒。那天，他们去40里外的山上砍柴，下山时实在是没有力气了，就连人带柴滚到了山下。刚好滚到山脚下的一个杂货店旁，就打了酒解乏。当时的酒价荣海记得很清楚:“l两酒7分钱。”
由于荣海年龄还小，不太会过日子，做饭用粮没计划，出现过一天农活干下来，回来时却发现无粮做饭的窘境。于是，只能扛着锄头，返回地里晒太阳。有了没米做饭、没油点灯的日子垫底，今后再面对任何困难，荣海也会泰然处之：“大不了，没饭吃，饿肚子。咱们饿过。”
知青生活培养了荣海性格中的坚韧和吃苦耐劳，使荣海为人没有很张狂的一面，并教会荣海懂得了什么叫宠辱不惊。知青时期的荣海是个文学青年，他写诗和小说，是所在地区小说研究会的成员。海星集团这个名字，就脱胎于荣海后来在复旦大学参加的“海星星”诗社。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使当时极有希望被继续提拔的荣海意识到此时上大学会有更好的发展。紧接着的一个抉择是，尽管荣海当时是个文学青年，但他没有选择中文系，而是选择了计算机系，这个选择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硕士毕业后的荣海到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做了8年的教师。因此哪怕是在创办了海星公司之后，荣海还是喜欢他的手下称呼他荣老师。
荣海后来着力抓了规范化的企业管理。但真正使荣海感觉制度之必要的，还是1990年年底公司经历的那次巨变。
1990年，西安的冬天特别冷，冷得让荣海终生难忘。年底，当一直在深圳忙着跑生意的荣海风风火火赶回西安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公司3个副手趁他不在的时候早已酝酿成熟的瓜分公司计划。就因为荣海在创建公司时曾经说过“海星是大家的，大家都有份”，他现在就要为这句话付出代价——“公平分割，各得一份”。尽管当初创立海星时，3个副手没有投资1分钱，所有的投资是荣海投的3万元，但荣海还是很君子地恪守了自己当初的诺言。
就这样海星几年来积累的100万自有资金被瓜分一空，剩下的只是海星这块牌子和一些旧机器，公司核心层4个人走了3个，大部分客户也被带走了，普通员工20人走了一半。
尽管遭过人算计，但海星要发展事业就必须依靠人才。所以荣海感慨，现在企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找不到真正合适的人才。”
荣海吸引人才的策略分三个层次:对一般的员工主要是考虑以各种保险为主的福利;对中层，给他们比较好的收入和住房;对高层管理人员，在解决前两个问题以后，再解决股份。
1990年事件没有使荣海一蹶不振的原因，荣海认为是“有知青那段艰苦生活垫底”。
既然垮不掉，那就有崛起的可能。海星的真正崛起在于成功地代理了康柏电脑，就在荣海1990年底伤了元气的5个月以后。
1991年5月，康柏代表来到西安，希望委托一家国营计算机公司开拓西北市场，而这家公司迟迟不能决策，康柏最后抱憾而去。荣海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当即乘飞机追到深圳，与康柏代表接触。
出于对海星信心不足，或出于想把荣海吓回去的考虑，康柏提出了非常苛刻的代理条件，且寸步不让:第一，只允许海星做地区性代理;第二，拿货的价位比其他代理商高3个点，全年完成1400万美元销售额后，才返还那3个点;第三，首次现款吃进110万美元的货。
刚刚经历了公司动荡，荣海到哪儿弄那11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啊？但荣海回到西安时却丝毫没把自己的焦虑挂在脸上，而是精神抖擞地告诉他的员工:海星已经成为康柏西北地区的惟一总代理了，公司马上要在兰州、武汉设立办事处……荣海知道他的员工现在太需要激励了。
荣海最后和银行合作赢得了做康柏代理的权利。接下来的6个月，荣海做了1300万美元的销售额，公司盈利800万人民币。
代理康柏使荣海走向成功。而技术出身的荣海当初在车库里成立海星计算机控制与接口技术研究所的时候，靠的是自己的技术，之所以敢成立这个海星研究所也是出于对自己技术的自信。因为在此之前荣海参与研制的光笔图形显示器曾经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荣海放弃技术做贸易的原因是，做工控制周期长，工程费不高，很难很快完成公司的原始资本积累。
在贸易上挣了钱以后，荣海又做起了自有品牌。尽管现在对海星来说，做自有品牌和代理品牌的利润额差不多，而且海星现在只有20-30%的利润来自于自有品牌，但荣海还是要坚持做自有品牌。这是因为不做自有品牌，未来就失去了很大的主动性;只做代理品牌，全部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上，人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一切都是人家说了算。做代理已经硬起来的荣海现在给各地分公司的规定是:“在代理品牌上，我要的是利润。而在自有品牌上，就是补贴都要让分公司做，分公司只要做成一定量，我就给补贴。”这是荣海过人的地方，他是所有做代理起家的公司中第一个做起自有品牌PC的，比今天才出PC的一些公司整整早了一年。有了早一年打下的基础，相比新PC厂商准备年销售1万台PC探探路，荣海已经要销售7万到8万台了。
做自有品牌使荣海没有像一些康柏代理商那样“成也康柏，败也康柏”。
“多元化”曾经是一个令企业界人士谈虎色变的话题，但荣海却以其独特的手段骑在了这只“老虎”上，并因此使企业有了更快的发展。
海星没有像其他康柏代理商那样“没落”，与海星多元化经营的成功有密切关系。
史玉柱的失败，使业界许多人认可“多元化是个陷阱”的说法。而荣海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多元化是没有政治背景作为靠山的民营企业在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下的一种自卫行为，是民营企业寻求一种三角互相支撑结构的尝试。
荣海自认为在信息产业界做了9年还没有垮掉，正是自己多元化经营成功的结果。除了电脑，海星这些年来还做了房地产、饮料、制衣等行业，以至于现在虽然海星的计算机业务还是营业额最大的一块，但它已经不是利润最大的那部分了。
巨人集团的失误不在于它的多元化选择，而在于史玉柱没有做好多元选择的很多准备。史玉柱在用人以及资产的投向上出现了问题，多元化没有做好。如果他把多元化做好了，就不是当初那个结果。
所以，“多元化经营不能说它坏，也不能说它好，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定”。荣海认为，现在企业真正应该警惕的不是多元化，而是“那些盲目的东西”。“中国一夜之间冒出那么多自有品牌，多少人对PC市场有把握？有准备？其中，又有多少是为了做形象，想上市的？本来也知道巨额亏损，但也没有办法，只有继续往下做，做到有一天能够有一个转机，以摆脱这种困境。又有多少不是在做游戏呢？为了做出一种产业给政府看呢？”
所以，荣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在市场不成熟，市场经济尚不规范的环境下，多元化经营是民营企业在特定发展阶段的理智选择，因为在不成熟的市场里有很多空白领域，给新的进入者留有很多机会。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竞争不规范，竞争环境不公平，存在很高的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
荣海领导的海星集团走的是“一业为主，多元经营”的道路，这使得海星可以较好地规避风险。海星指导方针是“高科技+多元化+名牌产品”，发展方向向信息产业和食品两大领域集结。荣海强调:多元化经营要想成功，特别是海星现在走的“非相关多元化”的路子(即涉足IT、食品、房地产、连锁商业、现代生态农业和生物工程及制药等多个从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到市场销售均无关联的产业)，必须要强调产业之间的投资组合。荣海认为，几个产业虽然各不相关，但“从长期投资项目和短期投资项目的收益互补、高风险项目和低风险项目的成长替代看，它们之间的价值运行、资金调度、产品生命周期的互补性是显而易见的”，他所关注的是“多个产业项目的利润积累互补。产品周期互补、市场风险分散”。
或许正是这种多元经营的模式，使荣海带领海星走上了成功的巅峰。如今，海星集团的固定资产已逾10亿元，海内外直属子公司18家，二级公司40余家，产业横跨计算机、饮品、房地产、高效种植行业，被誉为“西部奇迹”。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